到农村创业去

对于身处农村的小人物来说，成功的底线大约是“跳出农门”。就像出生农村的笔者一样，从小就被父母灌输莫要当农民的思想。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辈，在长期与贫困的斗争中，已经心灰意冷。他们已经无法离开农村融入城市，但他们不愿意后代再重复他们的故事。

长期的城乡二元化管理，造成了我国城乡之间的巨大壁垒和差距。城乡之间的人员流动，遵循“人往高处走”的定理，从来就是农村人往城里挤。而如果有哪个城市里的工人犯了错误（如违反计划生育），则会被“贬”回农村作为惩罚。

刘永行四兄弟是令乡下人羡慕的城里人，都先后接受过高等教育，有着各自稳定的“铁饭碗”。这几个城里人，居然自愿“下放”到农村去，这在20多年前显然是惊世骇俗的。最初提出到农村去创业的，是老大刘永言。1982年，在成都电机厂工作的老大刘永言提出兄弟几个联手养鹌鹑。刘永行便在阳台上先试养了几十只，并研制人工孵化器。借助于过去当无线电修配工的技术背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后成功研制出了人工孵化器。

1982年年底，根据老大刘永言的建议，兄弟四人开始合办育新良种场（希望集团的前身）。由于缺少资金，兄弟们不得不设法筹措。刘永行曾这样回忆那时的艰难：当时，为了办企业，我们四兄弟卖掉了手表、自行车和自己装的电视机，凑了1000元钱。城里有正式工作的工人到农村去创业，到现在都不多见。刘永行兄弟几人到乡下去创业的行为，貌似逆潮流而行，实则是颇具眼光与智慧的决策。

每一波潮汐，都是大自然有形的呼吸。可是，在这潮起潮落之间，或许就孕育了一场生命的大躁动，完成一次历史的大跨越。刘永行的成功，与30年前的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是分不开的。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正是百废待兴的一个黄金创业时期，城市里有城市的创业机会，比如做刘永行一度想开的音响厂，但由于资金等问题无法解决而不得不放弃。农村也有农村的创业机会，例如农村的养殖业就正在以“专业户”的形式登台亮相。刘永行兄弟利用自己研制的人工孵化技术来开发禽类育种市场，无疑迎合了当时急剧增加的“专业户”对于禽类种苗的批量需求。

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过去了30年，30年前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长江南北，30年后的今天，新的一轮针对农村的改革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除了这几年中央连续以1号文件的形式对农村进行政策上的倾斜外，更大的改革已经呼之欲出。如一度欲出台的“土地流转”政策，虽最终未出现在2008年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公报上，但由此反映出中央对农村问题的看重。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中，农村这片广阔的天地，无疑是大有作为。

在近20多年里，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农村生产者越来越少，而城市消费群体在不断扩大。据估计，农村自改革开放以来为城市消费人群贡献了3亿多人。他们不再是农业的生产者，而成为农产品的消费者。这样一增一减，农产品的供需矛盾就会倍增。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农村进城的人群，相对都是智力或体力上的优势人群。留下的则是所谓的“389961”部队（指女人、老人和孩子），就是农村人口萧条的一个缩影。

上面所谈及的人口结构的重新分配，导致农村形成了一个空档：首先劳动力减少；其次就是农产品的生产也相应减少——这是导致近期粮食和肉蛋等农产品价格上涨，进而形成目前新一轮价格波动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人口分布的格局对国家的整体发展其实是不利的，而国家也看到了这些问题，并且连续四五年都出台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包括国家在内，各个地方政府部门都相继出台了扶持去农村创业的条例法规，努力给创业者提供合适的创业土壤。

此外，近年来城市消费人群对食品质量、食品安全的期待不断提高，这给绿色安全的农副产品提供了很大的发展空间。而相对来说，来自城市里的人（包括从农村来到城市里的人），对于农产品市场的需求更为敏感，在农产品经营上也有优势。

综上所叙，鲁冠球认为：“‘下乡创业、进城就业’，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大趋势和政策引导的着力点。”刘永行则坚信：农村在一段时间的沉寂后，正迎来第二次创业的高峰，现在的农村存在着丰富的创业机会。

在某公司当副总经理的彭焕新，有广西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年薪20万元。同在公司工作的妻子年薪也达10万元。但他却于2007年年初和妻子双双辞职，回到湖南长沙县金井镇沙田村种红薯。当然，他种的不是普通的红薯，也不是种三五几亩地。他种的是售价为18元／公斤的“迷你”型红薯，而且一种就是3000亩。而在陕西宝鸡市凤县秦岭山脉的大森林里，一位养猪的猪倌却是留美肄业博士。同样，这位名叫陈声贵的“海归”，他养的也不是普通的猪，而是野猪。现在，种红薯的硕士与养野猪的“海归”，虽然都还没有“大富大贵”，但事业都在平稳地壮大。

下乡创业的方式其实是多种多样的，可以采取“公司+农户+市场”的种养、加工、销售一条龙方式，在农产品的初加工、深加工以及综合利用上做文章。现在此类型的公司很多，而且大多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还可以开办生态旅游农业园，利用农村优美的风光，吸引城市游客来此体验耕种的乐趣、垂钓的悠闲。还可以直接开办养殖（种植）场，用现代经营理念来运作。自己有养殖的专业知识当然更好，如果没有，聘请专业人士协助自己也未尝不可。

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国人经历了三次致富的绝佳机会，但因此而致富的只是极少数。多数人是如何失去机会的呢？第一次是1980年代中期的下海经商，因为摆脱不了过去“投机倒把罪”的阴影，或者摆脱不了传统重工轻商的思想，以及对于经商前途的不看好，大多数人都错过了；第二次1990年代初期的股票，认为是“资本主义”的糟粕或其他原因而错过；第三次是新世纪初期至今的房地产，在一路飙升中总是充满怀疑而错过。到头来一看，结果不是我们的想象，却正相反。

这一次对于农村的政策上的倾斜以及可预见的深化改革，将会是催生第四次致富的良机吗？

——说实在的，笔者不能给出百分之百的肯定答案。生于这个机会迭出的时代，是所有小人物们的幸运，也是挑战。如果你有眼光、有胆量，就会看准并抓住机会，一举成名。伴随时代的步伐加快，机会会来得更加频繁与迅速——但同时也会去得更频繁与迅速。每一项新政策的出台，或新技术的出现，都有可能颠覆原有的商业格局，造成财富的重新分配。看每年的财富英雄榜上名单的更新，你就知道发财与出局是何等剧烈。你要在这一场场洗牌中抓一副好牌，不能光凭运气，还要凭眼光与智慧。

每一波潮汐，都是大自然有形的呼吸。可是，在这潮起潮落之间，或许就孕育了一场生命的大躁动，完成一次历史的大跨越。生于这个机会迭出的时代，是所有小人物们的幸运，也是挑战。如果你有眼光、有胆量，就会看准并抓住机会，一举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