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你是不尊重我还是不尊重中国人？

2000年9月27日早晨，何颖、谭斌（来自广东省公安厅）、尼克（马来西亚人）和费舍（纳米比亚人）一行四人，上了一辆接站警车，前往巴巴那若警察分局报到，该地与帝力相距160多公里。何颖、谭斌都是东帝汶中国第二批维和警察。

何颖是一个典型的“长沙伢子”，豪爽勇敢爱交友，而且，多才多艺爱文学。行前，他在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工作。当时，正是而立之年，血气方刚，**洋溢。车上的同伴，在颠簸的山路上，都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只有他毫无倦意，颇有情调地欣赏着沿途海光山色，后来，他以细腻的笔触描述道：

这里的风景是很难想象的。本来应该是蓝色的海，被朝阳一映，变得一片金黄，但又不是全部的金黄，随着海底大陆架的深浅不一，海面上极为清晰地划出几大片的异样色调，加上偶尔翻出来的白浪，这一大片海便成了尘世间最为简练而奇特的一种关于色彩的印象。本来应该是白色的沙滩，这里却是连绵而去的一溜黑色，只是被海水浸过的那一部分，在海水退去后，才不情愿地反照出一片银光；本来应该是一片绿色的咖啡林，中间却奇特地点缀上一丛丛的鲜红——那些热带的繁花，以最热闹的心态将这片绿色搅得不安分地摇动着；就连海里也有着不甘寂寞的一族，离岸不远，一群群的海豚与飞鱼不时地跃出海面，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将海砸出一片碎玉；更远一点，则会有巨鲸喷出一道道水柱，随着海风传来低沉的吼声，一直将本来安静伫立在一旁的群山也惊动了，远远地靠海的悬崖将扑过来的海浪击得粉碎，涛声雷动……

巴巴那若分局，规模很小，只有5名维和警察：3个白人，2个黄种人。分局局长的名字，让人很容易联想到一种风行世界的丹麦啤酒：嘉士伯（Carlsberg），他来自非洲西南部的纳米比亚，是纳米比亚警队的核心人物。该警队声名远播，是东帝汶任务区中最为团结的警队之一。

在巴巴那若，许多经历，让何颖终生难忘，而最为难忘的只有一件事情。回国后，何颖动笔创作了一部十多万字的《东帝汶维和亲历记》，故事真实，文笔生动，很有特色。但由于工作太忙，加上其他一些原因，至今尚未联系出版。“虽然心里一直有些遗憾，但对个人来说，能用文字留下这样一段记忆，已经足矣。”在接受采访中，他一再表示“感谢您对宣传维和警察精神做出的贡献”，还十分大度地拿出手稿，让我参考、引用。为了原生态地保留、传播何颖的创作成果，我特意选用了其中的一段：

一天上午在办公室里做每星期例行的犯罪统计报表，约旦人拉米推开门冲了进来，瞪着眼睛满脸惊奇地看着坐着不动莫名其妙的我，问道：

“副总警监来了，现在在局长办公室，你还不去看看？”

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维和民事警察副总警监，中国派驻东帝汶维合民事警察大队长廉长刚同志来了。他曾在美国留学四年，一口流利的美语再加上国内某市公安局副局长及警官大学教授的身份，使得他到东帝汶仅一个多月，就直接升为警局总部的第四把手——行政总长，后来又进一步被任命为副总警监。他是东北人，说话非常快，思维跳跃也很大，反正我是常常听不太懂他的话，后来不得已找他“提意见”，请他见面干脆说英文得了——这样交流起来，反而更加清楚一点。

我匆匆跑到局长办公室，廉总与另一名新加坡人已经在那里，奇怪的是，嘉士伯并不在场，而且看上去廉总好像在发火。

不管怎样，进去再说。我推门进去，立正敬礼。在家里见面老廉与大家都在一起随随便便，不分彼此，但当着其他国家的警察的面，他就是高高在上的副总警监了，其他国家警察见他的面都是毕恭毕敬，公开场合，我们自己中国警察可不能缺了礼数。

一见到我，老廉的脸由阴转晴。

“Oh， My Chinese CIVPOL （哦，我的中国维和警察）！”这是他惯用的在其他国家警察在场时的英语口头禅，“怎么知道我来了？”

“刚刚约旦人告诉我的。”心里很奇怪，为什么他来之前没人通知我？

“你们局长呢？”

“不知道。”

“他人怎么样？”

什么意思？我心里有点犯嘀咕：“It seems OK（还不错啊）。”尽管是说英语，但还是用了一个中国人惯常用的模糊语言。

“知道今天怎么一回事吗？”老廉的脸又由晴转阴了，“我作为副总警监到这里来，事先已通知了你们地区，结果到了机场后，一个迎接的人都没有，我们等了足足一个多小时，最后不得已拦了一辆当地车，途中车子坏了，我俩只好下来推车。你们局长以为他是谁？是不尊重我这个副总警监还是不尊重中国人？”

嘉士伯就在这个当口，傻呼呼地闯了进来。情况不妙，走为上策，我拔腿溜了出去。出门时，我没有忘记回头看一眼，老廉早已指着嘉士伯的鼻子，劈头盖脑地开始训话。

我知道，廉总一直对嘉士伯很不满意。平心而论，嘉士伯的工作态度实在没什么可挑剔的，只是作为一个边境地区的警局局长，他也有的确有一种占地为王、天高皇帝远的思想，一方面在地区内因为工作作风得罪了一些人，另一方面对总部总是抱着一种爱搭不理的态度。

就这件事来说，起因是发生在巴巴那若的一起前印尼士兵返乡越境的事件，在情报队工作的菲尔·杨没有及时上报，也没有与侦察队等有关部门联系，自作主张没有采取什么安全措施，就将这名士兵给放了；向帝力报情况时，也没有报告清楚。这样，廉总才决定一大早亲自赶过来了解实情。事先，电话通知肯定下达过，但后来一直也没搞清楚，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纰漏，嘉士伯根本没有接到通知，导致廉总到后在机场晒太阳的尴尬场面。

我远远地隔着玻璃，看着屋子里面廉总与嘉士伯激烈地争论（实际上完全是廉总在训话，听不出嘉士伯多少声音）。我感到有点六神无主，一个是我警局的顶头上司，一个是中国警队的大队长，谁也不能得罪。我该怎么办才妥当呢？

不管怎样，这么热的天老远而来，又在机场等了一个多小时，现在又滔滔不绝地在训话，怎么说也该口渴了吧，先去买几瓶可口可乐，送过去再说。主意已定，我随便找来台车，跳上去就往我新搬不久的中国商店开，只有那里有冰箱，有冰箱才有冰镇的可口可乐。

我拿着可口可乐，战战兢兢推开门，走进办公室，里面一下子沉默了下来。我也管不了许多，硬着头皮将可乐塞到他们的手中，廉总对着我，笑了一下，用中文问了一句：“你从哪里弄来的冰镇可乐？生活还不错嘛。”

“边境地区，条件就这样艰苦，也没有别的可招待你”，我谦虚了一句，说着就溜走了。

中午时分，我办完公事回来，先到家中安排好中饭，再回头到办公室。刚走到门前，恰好廉总与嘉士伯肩并肩走出来，两人谈笑风生，简直就是一对相识多年的好朋友。

“何颖啊，我可是大老远过来，是你的客人。怎么样，中午在你这儿吃顿饭？”廉总并没有管我惊呀的眼神。

“早就准备好了，以前上你哪里吃了那么多好吃的，这次该我表示表示了。”我想了一下，又小声试探着改用中文问了一句：“怎么样，他（局长）参不参加？”

“当然！”廉总对我的问话显然认为十分多余。

后来，廉总还提起过这件事。他说：“那天本来想狠狠治一治他（嘉士伯）的傲慢，看到满头大汗送进来可乐，才突然想起，你和谭斌还要在他手下工作，不能太不给他面子，免得他给你俩小鞋穿。所以，我看他认错态度很诚恳，就放他一马，没有再做深究。他也知道自己做得不妥当，怠慢了上峰，向我赔礼道歉。既然这样，我俩又和好如初了，还是维和警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