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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科举出身的旧官僚，为何能在短时间内转变观念，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办学模式呢？这与孙家鼐博学多思、与时俱进有直接关系。他在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说：

臣昔侍从书斋，曾以原任詹事府中允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一书进呈，又以安徽青阳县知县汤寿潜《危言》进呈，又以候选道郑观应《盛世危言》进呈，其书皆主变法，臣亦欲皇上留心阅看，采择施行……⑶

《校邠庐抗议》、《危言》、《盛世危言》，都以不同的篇幅，深入探讨了教育改革。特别是郑观应，他在《盛世危言》中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国强，必须重视西学，发展教育，注重掌握西方天文、地理、人学的新式人才的培养；按古今中外各国立教养之规，奏富强之效，厚本首在学校。并设想：“设于各州县者为小学，设于各省会者为中学，设于京师者为大学。”这些思想，对于孙家鼐富有启发意义；

强学会创建前后，孙家鼐与康梁等人交往较多。康梁派对于教育改革一直是大声疾呼。康有为认为：“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梁启超指出:清廷官吏“不学兵旅而掌兵，不懂会计而掌财，见洋人栗栗变色”，“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文廷式在《读〈海国图志〉书后》一文中，深刻地总结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学西方”的历史教训，指出：西方“富强”的“根本”并非在“枪炮舟车”，“立议院、兴学校”、“达民情、教人才”才是“立国之大本”。这些言论，对于孙家鼐开阔视野大有裨益；

身为朝廷重臣，孙家鼐清醒地意识到，国事日危的重要原因是“中外间隔，彼己不知，仓猝应机，动多舛误”，他希望能够“洞中外之情形，保国家于久大”。因此，他利用各种机会与外国人士广泛接触，当面了解西方政治、科技、军事、教育等实情。光绪二十一年九月（1895年10月），英国传教士、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到达北京，专门拜访了李鸿章、翁同龢、孙家鼐等人，广泛宣传他的变法主张。他见到李鸿章，送上自己撰写的小册子《现代教育》，并说：为了进行教育改革，中国政府每年应该投入一百万两银子。李鸿章听后一愣，冷淡地回答：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啊。李提摩太解释道：这是“种子钱”，以后会带来成百倍的收益。“什么时候才能见成效？”“需要二十年。”李提摩太回答。李鸿章冷笑说：“噢！可惜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李提摩太拜访翁同龢，他建议，中国的改革要做到四点：一是教育变法，废除八股，兴办学堂，引进西学，让更多的人接受现代教育；二是经济改良；三是对外要睦邻友好；四是提出道德教育。翁同龢十分赞赏，并表示要向皇上推荐他，委以重任。

在拜见孙家鼐时，李提摩太特意请他帮忙，将自己翻译的（英国）麦肯西著作《泰西新史揽要》和自著的《现代教育》一起呈送给光绪皇帝。离开北京时，孙家鼐送了他一对精美的花瓶，一只是紫色的，另一只是金黄色的。孙家鼐给李提摩太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年以后，在回忆录《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李提摩太写道：“改革维新派强学会得到了总署大臣翁同龢与皇帝的师傅孙家鼐的同情和支持”，孙家鼐“是所有中国官员中最有教养、最具绅士风度的人之一”。这些接触，对于孙家鼐了解近代世界高等教育的现状和走向，无疑是雪中送炭。

孙家鼐提出的京师大学堂筹办计划，深得光绪皇帝的首肯，但恭亲王奕訢和军机大臣刚毅等人，却以经费困难等为由，主张缓办，使筹办工作被束之高阁。光绪二十三年春天（1897年4月），翰林院编修熊亦奇在给孙家鼐的信中颇为无奈地写道：“设学堂事大且繁，非书局所可容纳。……学堂一节，则以小试无益，大办不能，是以屡次筹商，不得不迟迟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