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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孙家鼐是管理沟渠河道大臣兼顺天府尹，日常政务、河道修护、赈济灾民等非常繁忙，管理官书局事务大臣只是一个临时差使，干多干少，没有指标，更没有任何酬劳。但是，他却秉承自己一贯倡导的“为政之道，不在徒托空言，而在力行实政”，按照《官书局章程》规定的七项职能，一项项抓落实。其中，他“虑夫中人之习西法者少也，爰饬有司博征中外著作，自算学以下列为十八类，初得书二百数十种。其间有译文冗杂、体裁失当，与夫辞旨支离、名称乖敓者，复遴通材为之修纂删订。凡原文存七八者仍其名，损益过半者易之都目七十有六。于是义之晦者豁焉；词之芜者隽焉，将俟度支稍裕，汇而编之，以牖海内之士。”主持编辑、出版了《续西学大成》丛书68卷，全面地介绍了西学成就， 对于人们学习西方科技知识，开拓眼界，增强“穷则变，变则通”意识，具有较好的启蒙价值。

在序言中，他坦陈了自己编书的初衷：

自泰西互市而洋务兴，稍识西人语言文字。乘时会以邀利达者不可胜数。然而语制造则无其工，语训练则无其将，语格致则无其师，语折冲则无其使。

国家休养数十年，春秋贡举千余士，何真材若是之难耶？无乃上之所以教非下之所以学；下之所以学非上之所以用欤？且夫中国固数千年诗书礼义之国也，其纬度，温带；其人民，聪秀；其土地，腴厚；其物产，富美。海内诸国无与比伦。乃三十年来，世变日岌，竟使属地沦，商途塞，税约亏，使权失，华工禁，民力竭，此有志之士所为痛心扼腕，而必欲发愤自雄者也。是故穷则变，变则通。时至今日，天心人事若逼以不得不兴西学之势。西学一日不兴，即人才一日不出；人才一日不出，即国势一日不振……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1896年5月），梁启超带着《奏请推广学校折》，从上海来到北京，并把它郑重地交给妻哥、刑部左侍郎李端棻（1833—1907，字苾园，贵州贵阳人）。李端棻十分赞同。五月初二（6月12日），李端棻以自己的名义，上报朝廷。光绪皇帝阅读后，批转总署议复。

李端棻上的《奏请推广学校折》开门见山：“臣闻国于天地，必有与立，言人才之多寡，系国势之强弱。去岁军事既定，皇上顺穷变通久之义，将新庶政，以图自强，恐办理无人，百废莫举。特降明诏，求通达中外能周时用之士……然数月以来，应者寥寥……夫以中国民众万万，其为士者十数万，而人才乏绝，至于如此。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之道未尽也。”解决的办法是“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京师大学，选举贡监生年三十以下者入学，其京官愿学者听之。学中课程，……惟益加专精，各执一门，不迁其业，以三年为期。……如此，则人争濯磨，士知向往，风气自开，技能自成，才不可胜用矣。……既有官书局大学堂以为经，复有此五者以为纬，则中人以上皆可自励于学，而奇才异能之士，其所成就益远且大。十年以后，贤俊盈廷，不可胜用矣。以修内政，何政不举？以雪旧耻，何耻不除？”

但是，七月十三日（8月21日），总署接到光绪皇帝的批示后，采用了“足球”战术，一脚踢开：“臣衙门于去年十二月议复御史陈其璋推广学堂奏内，请旨饬下沿江沿海将军督抚，于已设学堂者量为展拓，未设学堂者择要仿行，……该侍郎所谓推广学校励人才而资御侮之意，业经奉旨通行各省遵办在案。……至该侍郎所请于京师建设大学堂，系为扩充官书局起见，应请旨饬下管理书局大臣察度情形，妥筹办理。”⑴

接到总署踢过来的“皮球”，孙家鼐未发任何牢骚，也无丝毫迟疑。不久，一向“最称拘谨”、见事就谦让、推辞的孙家鼐就明确表态：“学堂……亦即官书局分内应办之事。”他“与在局诸臣悉心筹议”，清醒地意识到泰西各国“凌抗中朝，荤荤群才，取之宫中而皆备，非仅恃船坚炮利为也”、“非有人才，不能自立”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他对中国旧式的“国学”教育体系和洋务派推行的浅尝辄止的“西学”体系大声说不，并用推倒重建、再造人文的大胸襟、大气派、不手笔，提出了创办京师大学堂的全新构想：

若云作育人才，储异日国家之大用，则非宽筹经费，分科立学不为功。

独是京师建立学堂，为中外通商以来仅有之创举，苟仅如官学、义学之例，师生授受以经义帖括猎取科名，亦复何裨大局？即如总署同文馆、各省广方言馆，斤斤于文字语言，充其量不过得数十翻译人才而止。福建之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学堂、南北洋各省水师武备学堂，皆囿于一材一艺，即稍有成就，多不明大体，先厌华风，故办理垂数十年，欲求一缓急可恃之才，而竟不可得，盖所以教之之术固未尽善也。此中国旧有之学堂，均不能仿照办理者也。

泰西各国近今数十年，人才辈出，国势骤兴，学校遍于国中，威力行于海外，其都城之大学堂规模闳敞，教法详明，教习以百数，生徒以万数。广设中学、小学，以次递升，与古者论秀书升之制暗相符合，敷奏明试，实事是求，不取浮文，不徇情面，故能争雄竞长，凌抗中朝，由其人才奋兴，非仅恃船坚炮利为也。但各国分科立学规制井然，而细绎其用心，致力之端，终觉道器分形，略于体而偏于用。虽励精图治，日进富强，而杂霸规为，终未进于三代圣王之盛治者，亦其学限之耳。况西国学校经费充裕，千狐之腋，非一日所成，骤欲一蹴而几，安能有此财力？此外国学堂亦难概行仿办者也。

外国的洋学堂、中国旧学堂都不能仿办，那么，新创办的学堂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孙家鼐胸有成竹，娓娓道来，提出了详实、具体的规划：

臣与在局诸员悉心筹议，深知此事定制之难，创始之不易。顾当此事变日亟，需才恐殷，为惩前毖后之方谋，蓄艾卧薪之计，亟宜采各处学堂章程，以育真才而切实用。窃谓中华堂堂大国，立学京师，四海观瞻，万邦属目，一或不慎，必致徒招讥讪，无补时艰，反为远人所窃笑。是以早夜筹思，周谘博访，欲立法美善，以期仰副圣明，谨将现在筹办情形胪为六事，为皇上缕析陈之：

一曰宗旨宜先定也。中国五千年来，圣神相继，政教修明，决不能如日本之舍已芸人，尽弃其学而学西法。今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经，西学为纬；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立学宗旨也。以后分科设教及推广各省，均须抱定此意，千变万化，语不离宗。至办法有必应变通尽利者，亦不得拘泥成规，致失因时制宜之妙。

二曰学堂宜建造也。书局初立，为节省经费起见，暂赁民房，规模狭隘。今学堂将建，则讲堂、斋舍必须爽垲宜人，仪器、图书亦必庋藏合度。泰西各国使馆密迩，闻中国创兴此举，皆将相率来游，设湫溢不堪，恐不免为所轻视。拟于京师适中之处，择觅旷地，或购买民房，或赏给官地，兴立学堂，以崇体制。先建大学堂一区，约容生徒百人。四围分建小学堂，四区约各容生徒二三十人。仍多留隙地，以备日后扩充，设立藏书楼、博物院之用。

三曰学问宜分科也。京外同文、方言各馆，西师所教，亦有算学、格致诸端，徒以志趣卑庸，浅尝辄止，历年虽久，成效甚稀，不立专门，终无心得。今拟分十科，以专肄习：曰道德科，曰天文科，曰地理科，曰政事科，曰文学科，曰武备科，曰农事科，曰工艺科，曰商务科，曰医术科。此十科者尤以道德为先，实贯澈于九科之中，而不可一时离九科中专精一事，而又道德深纯者，是为才德兼全，可资大用。否则，才胜于德，只可小知。又中学惟道德一途最为纯备，文学尚称博雅，此外各科皆当以西学之专精，补中学之疏漏。凡算学、化学及一切格致、律例、兵法、语言、文字诸学，均分附于十科之中，而各以类从焉。以此教学，不分畛域，主善为师，总古今、包中外、赅体用、贯源流，理索于虚，事征诸实，立格以待豪杰，开箧以致瑰奇。风会既开，英才自出，所谓含宏光大，振天纲以收之也。虽草创规模尚烦开拓，而目张纲举，已足致广大而尽精微。他日并包六合之机缄权舆于是矣。

四曰教习宜访求也。大学堂应聘中西总教习数人。中国教习应求品行纯正，学识渊通，洞悉中外大势者，不通西文可也；西教习须深通西学，兼习华文，方无扞格，丰其修脯，致其礼敬。中西一律从同，此燕昭筑黄金台以待贤士之意也。小学堂四所，每所延中西教习各一人，亦须学粹品端，足胜师表者。西师所教，主以英法方言，如能兼习德俄，尤利翻译，届时察酌办理。

五曰生徒宜慎选也。大学堂生徒以二十五岁为度，以中学、西学兼通者为上等，中学精而粗通西学者次之，西学精而粗通中学者又次之。由同文、方言各馆调取，内外各衙门咨送举贡生监曾习西文者，自行取结投考，第其优劣，分别去留，仍须性行温纯，身家清白，方能入选。入学后薪资奖赏，届时再行酌议。

小学生徒以年十五岁为度，便于学习语言。额数无多，暂由京师满、汉各官子弟中报名投考，其籍隶京师及寄籍京师，确系清白身家，有切实保结者，亦准与考。考取入学，自备薪水，不出束修，数年后能精通各学者，升入大学堂，再给薪水，以示鼓励。

六曰出身宜推广也。学而不用，养士何为？用违其才，不如不用。中国素重科甲，不宽予以出身之路，终难鼓舞人才。今拟参酌中西，特辟三途，以资奖劝。一曰科举。光绪甲申，礼部议覆潘衍桐摺，请立算学一科，以二十名取中一名为式，历届人数均不满额。拟援此例，请立时务一科，包算学在内，乡会试由学堂咨送与考。中式名数定额宜宽，俟规模大定之时，再行奏明请旨办理。二曰派差。学生应试不中者，由学堂考验，仿西例奖给金牌文凭，出学咨送总署，发交中国使署，派充翻译随员，分布南北洋洋务、海军、船政、制造各局差遣，以资阅历，较之出身猥贱、黑白不分者，倜乎远矣。三曰分教。泰西各国有所谓师范学堂者，专学为师。京师大学堂学生不愿应举为官者，考验后，奖给牌凭。各省设立学堂，皆令向京师咨取教习，庶师资有赖，俯仰无忧，京外各学堂，亦隐可联为一气。其有益于学业，非浅鲜也。

此六事者，准今酌古，原始要终，集中外之专长，而虚怀翕受，无偏私之陈见，而满假自矜。至以后详细办法，及应行推广事宜，再当博采群言，随时奏明办理。⑵

在办学宗旨上，他提倡“因时制宜”：“中国五千年来，圣神相继，政教昌明，决不能如日本之舍己芸人，尽弃其学而学西法。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一切均应抱定……语不离宗，至办理章程，有必应变通尽利者，亦不得拘泥迹象，局守成规，致失因时制宜之妙。”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的“不废中学，兼通西学”“中体西用”的原则，实际上也是对这一指导思想的继承。

在基础建设上，孙家鼐妙笔勾画了一幅壮丽蓝图：“先建大学堂一区，……四周分建小学堂四所，……堂之四周，仍多留隙地，种树莳花，以备日后扩充建设藏书楼、博物院之用。”

在学科设置上，他坦言：“不立专门，终无心得。”

在教学管理上，他建议：“大学堂内应延聘中、西总教习各二人。”在学习激励上，他破除了国家出资、学生免费求学的传统做法，规定：“四小学之学生，……考取入学，自备薪水，不出束修，数年后中西各学俱通，升入大学堂，始给薪水，以示鼓励。”在学生出路上，他特别强调：“泰西各国，有所谓师范学堂者，专学为师。大学堂学生，如不能应举为官者，考验后，……任为教习。”这一主张，是中国师范教育的最早理论发动之一。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议覆开办京师大学堂折》的文尾，孙家鼐虚怀若谷、谦虚谨慎。他感到创办京师大学堂事关重大，需要破除门户之见，朝野集思广益，以求减少内耗，使大学堂办得更加完善：“学校之教法，科举之制度，国家二百余年相沿未改，今以时艰孔亟，议变章程事关重大，非臣一人所敢建议，拟将筹议各条交军机处王大臣、总理衙门王大臣及廷臣公同定议，驳臣言所未当，补臣虑所未周，期于尽美尽善，然后请旨施行。”

“在戊戌维新时期，孙家鼐与当时的士大夫一起，顺应时代潮流，要求施行变法。他创立京师大学堂，力图从教育方面为维新打开一个缺口，培养改革人才。孙家鼐积极吸取西方先进教育思想，订立《大学堂章程》，建立分科教学体系，并且在出身上为学堂学生谋划，以少有的魄力将学堂学生与当时的官僚体制相融合，为维新培育人才。”（任翔：《孙家鼐与晚清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