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1895年7月），康梁等人开始筹备组建强学会，六月二十七日（8月17日），《万国公报》（后来改名《中外纪闻》）作为学会的“喉舌”率先发行。对于强学会改为大学校的经过，梁启超于1912年10月31日，在《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里，回忆道：

时在乙未之岁，鄙人与诸先辈感国事之危殆，非兴学不足以救亡，乃共谋设立学校，以输入欧美之学术于国中。惟当时社会嫉新学如仇，一言办学，即视同叛逆，迫害无所不至。是以诸先辈不能公然设立正式之学校，而组织一强学会，备置图书仪器，邀人参观，冀输入世界之智识于我国民，且于讲学之外，谋政治之改革，盖强学会之性质，实兼学校与政党而一之焉……强学会，遂能战胜数千年旧习惯，而一新当时耳目，具革新中国社会之功，实亦不可轻视之也。……及至戊戌之岁，朝政大有革新之望。孙寿州先生本强学会会员，与同人谋，请之枢府，将所查抄强学会之书籍仪器发出，改为官书局。嗣后此官书局，即改为大学校。

康有为在《上海强学会序》一文中，形象地指出，庞然大物骆驼、大象、骡子、马和牛，形体比人大几倍，然而却任人宰割，其原因就在于它的“弱”和“愚”。我们中国土地面积相当于整个欧洲，人口比欧洲多一倍，“可谓庞然大魁巨矣，而吞割于日本”，原因就在于“散而不群，愚而不学之过”。因此，中国要摆脱愚弱的状态，必须自强，要自强就必须学习和团结。“学则强，群则强，累亿万兆皆智人，则强莫与京。”

强学会成立之日，得到了朝野的大力支持，李鸿藻、翁同龢、孙家鼐、王文韶、刘坤一、张之洞、张荫桓、王鹏运等朝廷重臣的加入，使其名重一时；文廷式、陈炽、沈曾植、沈曾桐、李玉坡、张孝谦、袁世凯、徐世昌、张权（张之洞之子）、汪大燮、丁立钧、熊余波等有识之士的加入，给强学会注入了勃勃生机。在孙家鼐的关照下，安徽会馆为强学会提供了办公场所；翁同龢送来了印刷机器，还“利用职务之便”给强学会下拨1000两白银作为活动经费；王文韶、刘坤一、张之洞每人捐银5000两，袁世凯也捐银500两予以资助……

可是，就像一潭死水突然被人抛进了一块巨石，强学会一经成立，马上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更成为顽固派攻击的“靶子”。

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七（1896年1月21日），御史杨崇伊上疏弹劾强学会，称：“去年倭事，台馆诸臣，遇事生风，往往联章执奏，遂至兵事日甚一日……于后孙公园赁屋创立强学书院，专门贩卖西学书籍，并钞录各馆新闻报，刊印《中外纪闻》，按户销售，犹复借口公费，函索外省大员，以毁誉为要挟，请饬严禁。”慈禧太后震怒，让光绪皇帝“特旨交巡城御史，查明京师强学会流弊，严行封禁”。当天中午，张孝谦从军机处探得消息，火速跑到安徽会馆，让大家赶紧搬迁，分头躲避。梁启超、汪大燮提议同仁们联名奏请皇上收回成命，却无人响应。仿佛是大难临头，人们顿时乱作一团，丁立钧一边哭着，一边要将书籍、仪器缴还同文馆；熊余波要去找杨崇伊，请求他对自己口下留情；更有甚者，有的人跑去向李鸿章献媚讨好……李鸿藻当时在京外出差；翁同龢得知这是太后的意思，便“嘿不一言”，“见人推之两邸”；只有孙家鼐对“有利无弊”的强学会被查封，十分不满，毅然“请假数日，意欲请开缺……有以去就相争之志”。不久，光绪皇帝私下向他询问强学会的来龙去脉，孙家鼐造膝密陈，“力言其诬，且谓事实有益”。光绪皇帝终于明白了事实真相，“意乃解”，并“悔行之不当”。强学会又有了新的转机。在关键时刻，孙家鼐不计个人进退、安危，赢得了广泛的好评，汪大燮称赞道：“此次寿州难得。”

十二月十五日（1月29日），李鸿藻返回北京。期间，御史陈其璋奏请普开学堂，文廷式奏请编洋务书籍，御史胡孚辰又上《书局有益人才请饬筹设以裨时局折》：“……此次封禁，不过防其流弊，并非禁其向学，倘能广选贤才，观摩取善，此日多一读书之士，他日即多一报国之人，收效似非浅显。”于是，孙家鼐联合李鸿藻、翁同龢等上奏，建议将强学会改为官书局。2月4日，光绪皇帝让总署议复。次日，总署上报的意见是，按照八旗官学成例，将强学会改建为官书局，派大员管理官书局事务，聘请通晓中外学问的洋人担任教习，专管选择书籍、报纸，教授西学。总署每月拔给1000两银子作为经费。李鸿藻有“请派管学大臣，意且在己”的用意。可是，光绪皇帝下达谕令：“总署奏，新设官书局请派大员管理一折，著派孙家鼐管理。”这说明，孙家鼐力保强学会，深得光绪皇帝的信赖，从而让强学会死后复生。而且，这一次，是皇上自做决策，并未看着太后的脸色行事。

注释：

⑴龚心铭编：《太傅孙文正公手书遗折稿》，宣统元年（1909年）出版，线装本，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