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边城告急
度宗皇帝急迫地宣贾似道进宫，这回倒真是有关军国大事。
度宗登基之时，北方的蒙国帝国已经征服了除南宋区域外的亚洲大部分地区，东至太平洋，西至中东欧和西亚广大地区，北到西伯利亚，南到长江、淮河一线，尽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尤其四川、云南也正在蒙古人的征服进程中，忽必烈的亲哥蒙哥就是在征战四川的过程中去世的，忽必烈已在多年前消灭了云南的大理国，局限于欧亚大陆东南一隅的南宋早就在蒙古帝国的虎视之下。
最为严重的事情是，自成吉思汗晚年以来，北方的许多汉族地主或知识分子已经投效到蒙古政权的网罟之中。河南大儒许衡，不仅受忽必烈之命教授蒙古人中华传统习俗与文化，还给忽必烈上书，陈时务五条，提出“汉法”建议。
忽必烈召许衡议中书省事，许衡上陈时务五条，提出：
其一，“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
其二，“中书之务”“大要在用人、立法”；
其三，为君之道，在于“修德、用贤、爱民”；
其四，圣君之责，在于“优重农民，勿扰勿害”；“自都邑而至州县，皆设学校”；
其五，民志定则天下安定。
书奏，忽必烈嘉纳之。
忽必烈何许人也？
他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帝王，是蒙古帝国的最后一位大汗，是大元帝国的第一位皇帝。
他是成吉思汗的四儿子拖雷的四子。
拖雷受父亲成吉思汗宠爱，作为成吉思汗的嫡子中的幼子，继承了成吉思汗的统治区域和全部财富，虽然成吉思汗去世后，大汗之位由拖雷的三哥窝阔台根据成吉思汗的遗训继承，拖雷与他的长兄术赤家族结盟，在经历了窝阔台一系两代大汗之后，汗位转到了拖雷一系，先是拖雷的长子，也就是忽必烈的大哥蒙哥，被蒙古勿里台大会推举为大汗，蒙哥取得汗位后，一直想创造功绩，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提高自己的声誉，积极推动消灭南宋的战争。蒙哥在攻打四川钓鱼台时发病去世，发生了忽必烈的四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斗争，最后，忽必烈在他身边的汉族知识分子帮助下，得到蒙古主要势力的支持，夺得了汗位，成为成吉思汗以来蒙古帝国的第五位君主。
忽必烈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称为大蒙古国的末代可汗，同时也是元朝的开国皇帝。
1260年3月，忽必烈在部分诸王的推戴下，即汗位于开平，建元中统。此为蒙古政权采用汉法建元之始。
中统五年（1264年）七月，阿里不哥投降，忽必烈地位稳固，遂于八月十六日下诏改中统五年为至元元年。诏曰：
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莫如实惠。朕以菲德，获承庆基，内难未戡，外兵未戢，夫岂一日，于今五年。赖天地之畀矜，暨祖宗之垂裕，凡我同气，会于上都。虽此日之小康，敢朕心之少肆。比者星芒示儆，雨泽愆常，皆阙政之所繇，顾斯民之何罪。宣布惟新之令，溥施在宥之仁。据不鲁花、忽察、秃满、阿里察、脱火思辈，构祸我家，照依太祖皇帝扎撒正典刑讫。可大赦天下，改中统五年为至元元年。於戏！否往泰来，迓续亨嘉之会；鼎新革故，正资辅弼之良。咨尔臣民，体予至意。
忽必烈继承乃祖遗志，一统天下之雄心正赤，消灭南宋，正是蒙古帝国君臣的既定国策，而南宋君臣却沉湎于君臣之防的物议之中不能自拔。
如果没有阿里不哥争夺汗位这件事，扼长江天险的襄阳，或者早已被蒙古军队攻下，亡宋的步子或者会更快一些，由于阿里不哥与忽必烈的汗位之争，使得原本亲自攻打襄阳的忽必烈不得不北返，处理自己家里的汗位之争。
阿里不哥的降服，标志着蒙古帝国内部的暂时统一，这个时候，消灭南宋的计划便重新摆到了忽必烈的面前。
从成吉思汗至忽必烈的这五代蒙古大汗有一个共同特点，皆想用自己的功勋来证明自己是当仁不让的君主，因而，都热心于开疆拓土。
忽必烈北返期间，蒙古军队对襄阳的围困一直都没有放松。
襄阳被蒙古军围困三年之久，近期蒙古人攻打襄阳的势头越来越猛，襄阳一旦失守，不仅收复大宋旧河山无望，而且蒙古人可以趁机顺长江而下，直捣临安城！
这不仅是关系到大宋江山的问题，还关系到临安城里度宗皇帝自身的安危啊！
就是再无动于衷的人也不能坐视不理！尽管度宗知道贾似道在半闲堂日日笙歌，但认为解此危局者，唯有贾似道而已，是故连下了三道圣旨到葛岭。
他很清楚，一道圣旨贾似道完全有可能不理会，这是他意料之中的事，边城告急，可是天大的事情啊，因而连发三道，使其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才能引起重视，才会入朝。
说到这襄阳被困三年之事，还要从宋与蒙古人之间的恩怨说起。
大宋立朝以来，所面临的周边环境与汉唐完全不同，在宋的北方先后出现多个少数民族政权，而且这些政权的文明程度都很高，先有辽，后是金、西夏，继而蒙古帝国兴起。
蒙古人最初是在金国的统治之下，随着金国的衰弱，蒙古兴起，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漠北诸部，于斡难河（鄂嫩河）建立大蒙古国。当时蒙古的宗主国为金国，金国与西夏走向衰落，蒙古先后于1227年和1234年攻灭西夏和金国，占领中国北方。
随之，蒙古帝国与宋的矛盾开始激化，理宗朝，蒙古军队从四川、陕西、湖北至淮河沿线，甚至一度打到长江边上的建康，全面发动南侵战争，由于蒙古帝国内部的权位之争，才不得不将南来的军队北撤，主动退出了一些已经占领的长江沿线宋朝城池，这也让贾似道等当时曾带兵作战的人据为己功而向朝廷邀功，当时的吕文德集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同时给临安君臣造成一种误觉，认为蒙古军队是不适应江淮地区的江湖水域而被迫北撤的。
但蒙宋边境冲突时断时续，一直没有停过，理宗皇帝也曾一度兴起趁蒙古人灭金之机收复旧河山的梦想，可是，蒙古人是不会把从金人那里夺得的城池交给宋朝皇帝的，更何况蒙古人还想一统天下呢。
宋蒙合力灭金之后，曾一度议和，忽必烈与南宋议和后返回开平府。
1260年3月，忽必烈在汉人地主阶级及部分蒙古宗王的支持下称大汗，1264年，也就是宋理宗归天度宗皇帝继位的这一年，忽必烈在许衡等北方汉族诸大儒建议下推行“汉法”。
忽必烈的军帐之中，有许多汉人作谋士，这些人大多都是不满大宋朝政之腐败者，有些最初则是为了帮助蒙古人灭金而投到蒙古人的军帐之中的。
蒙古军队南向的势头甚至曾一度让理宗皇帝产生了逃离临安的想法。由于蒙古国内部的纷争，蒙古军队不得不暂时调整南向的策略，与宋军在湖北襄阳至淮河沿线形成对峙，这样，由理宗到度宗皇帝，才有了在临安继续安定下来的局面。
问题还是出在贾似道身上，理宗皇帝景定元年（1260），忽必烈继蒙古国汗位，派一位叫郝经的谋士到南宋出使，一是向宋朝告知忽必烈继位的事，希望宋朝能以国家名义派个使臣前来祝贺，以巩固忽必烈在蒙古内部的地位；二是希望两国构和，给忽必烈一个暂时安定的国家建设国际环境。
贾似道和理宗皇帝完全在状况之外，没有领会到蒙古国派使者前来的真正用意。也正是因此，为元军南侵埋下了祸根。
郝经（1223—1275）是位汉族读书人，初名儒。字伯常，祖籍泽州陵川（山西陵川），生于许州临颖城皋镇（河南许昌）。幼遭金末兵乱。金亡后迁居河北，家贫好学，被守帅张柔、贾辅延为宾客，教育诸子，得读两家藏书。曾从学赵复，研习程朱之学。蒙哥汗三年（1253）初，应召对忽必烈言治国安民之道，深得赏识，留在王府。九年，随忽必烈攻鄂州，建议与贾似道议和，北返争取汗位。中统元年（1260）以翰林侍读学士充任国信使，奉诏使宋。郝经深得忽必烈信任和重用，常常谈论天下古今之事，讲论安邦治国之策。与忽必烈本人建立了深厚私人感情。
当时贾似道正在外带兵抗击蒙古军，打了几次小胜仗，便自以为了不起，把以使者身份前来通和的郝经扣留在真州，贾似道领兵打的这几个小仗还真算不上什么胜利，实际上是蒙古人因为北方内乱而主动撤兵北返的，这便给贾似道以错觉，以为蒙古人和他们的祖先一样，只是来抢些财物便逃往北方去了，是不可能长期侵占南方的，更没有想到，忽必烈派郝经以国使身份出使临安，是真的希望有一个修生养息的和平时期，这是郝经给忽必烈策划的更为远大计划的一部分。
郝经看到蒙古人与宋军队在淮河一带往来冲突，没有大规模战争，但老百姓却长期遭受战乱之苦，长期生活在战争笼罩的不安氛围里，而蒙古人刚经历了内部的权力争夺之内乱，如果要真正一统天下，那就需要一个休整期，而不是**宋国境内，郝经是个儒家思想很深的人，对程朱理学很有研究，他一方面希望自己能帮助忽必烈建立一统天下的奇功，同时又希望蒙古人在征战过程中不要给老百姓造成太大伤害，这就是他主动要求以国使身份出使宋国议和的背景。
贾似道和理宗皇帝对此毫无领会和理解，盲目沉浸在重燃收复大宋旧河山的美梦之中。贾似道公然地违背国家间使臣往来的一般通则而扣留郝经，就是这个原因。
一个没有底气和不自信的政权与人一样，一有所得，必张狂至极，一有所失，便完全失去了自我。为政为人，古今皆可为鉴。
同时，蒙古内部也有人想破坏忽必烈在郝经谋划下的议和政策，故意唆使一个叫李璮的人投降宋朝，其实这个李璮本来就是宋朝将领，贾似道和理宗皇帝不了解当时复杂的情势，在忽必烈已经派使者议和的情况下，还要接受李璮的投降，引起蒙古人极大的不满。这又给后来蒙古军队南侵留下了第二个借口。
贾似道扣留使者本来就是失信的做法，又加上接受了李璮的投降，这样，南宋军队与蒙古军，兵连祸结，摩擦不断。襄阳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蒙古军围困了三年。
在蒙古人围困襄阳的过程中，有一个叫刘整的人发挥了关键作用，刘整原来是宋军中的一位猛将，曾在抗金战争中立有战功，理宗时曾任潼川府路安抚副使兼知泸州，由于看不惯贾似道的专权和阴毒，害怕受到贾似道迫害，以所领15军、州、户口30万向忽必烈大汗（元世祖）叛变，使宋朝方面丢失大半个四川，战争形势急转直下。
刘整叛降后，把对贾似道的满腔怒火转化为效忠忽必烈的动力，尤其是刘整对宋军的战守情况非常了解，对那些驻守各地将领的能力、才华及与贾似道的关系都了如指掌，知道从什么地方更易攻破宋军，在从四川顺长江东下的过程中，刘整为先锋的蒙古军队也遇到了激烈的抵抗，为此，刘整向蒙古人献策，绕过长江、嘉陵江上易守难攻的山城重庆，改从襄阳中路突破，直指南宋行在临安城。
刘整出的这一招可狠毒了，这襄阳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汉江中游平原腹地，处于中原核心地带。襄阳因地处襄水之阳而得名，汉水穿城而过，分出南北两岸的襄阳、樊城，隔江相望。两城历史上都是军事与商业重镇。蒙古军一旦攻下这座城池，那就从整体上撼动了宋室固守的东南半壁江山，将还处于宋军控制下的部分西北、西南领土完全切割开来，对长江以南广大区域必定造成震动，如一把锥子直插宋室当时疆域的心脏。
襄阳城的守将是襄阳知府吕文焕。吕文焕何许人也？他就是吕文德的弟弟。
这个时候，吕文德任荆湖宣抚使，是吕文焕的直接上级。在蒙宋边境和平时期，蒙古人派人送了一条玉带给吕文德，提出在襄阳城外建立榷场，吕文德起于草民，现在身居高位，拥有了富贵与权力，便变得异常的贪婪，收了蒙古人行贿的宝物，便把国家安全与利益置于脑后，认为只是两边军民做生意而已，没什么大事，也就同意了，这样一来，蒙古人在襄阳城外越聚越多。这蒙古军队也就趁机在附近建起了城寨。
吕文焕知道哥哥中了敌人的计谋，写信劝阻吕文德，一定要立即阻止蒙古人再在襄阳城边建楼立寨，吕文德反而对吕文焕说：“你不要自以为是，就是蒙古人在襄阳城外建了城池，那又能怎么样，你作为襄阳守将，不知道襄阳、樊城，城池坚深，储粟可支十年吗？如果刘整带领的蒙古军真要想攻襄、樊，你们只要闭城不出战，他又能奈何得了你？你只要守到明年春天，江水一涨，我派人从汉水上游顺江而下支援你，还怕灭不了刘整？”
吕文焕面对这位兄长加上司的吕文德，知道不能依靠外力支援了，于是缮城兴甲，做好长期坚守襄阳的准备。
襄阳被蒙古军所困之事，贾似道其实早就知道，可是，他一门心思都在营建自己那西湖边葛岭上的半闲堂，将关于襄阳的战报全都压住不向度宗皇帝报告，因为他很清楚，即使报告了，度宗皇帝还得要问他这个师臣怎么做，对于这些战报，贾似道认为没有涉及到蒙古人大规模入侵，只是边城的正常摩擦，算不得什么大事，由着守边将士自己想办法就是了，可是，他没有想到，这样反倒累积了边城将士对朝廷的不满，对此贾似道是不在乎的，因为在他看来，不管怎么做，总会有人不满的，顾不了许多，因而也就有了他那“半闲”的心态。
这个时候，朝堂之上，还有一个名义上的右丞相叶梦鼎，度宗皇继位后，原有的左、右两丞相只有贾似道一个人，参知政事江万里外派后，朝中更是缺乏掌朝重臣，这贾似道一人专权也不安心，于是，想到一位前朝旧臣叶梦鼎，这个人一向名望很高，虽然已经以参知政事的身份退隐归田，但影响还在，为了借重叶梦鼎的声望，贾似道特别向度宗皇帝推荐了他，叶梦鼎对朝堂之事大概也有一本账，知道贾似道不过要自己出来撑个门面而已，再三推辞，这贾似道就让度宗皇帝反复下旨劝慰，叶梦鼎只好就位。
作为左丞相的贾似道天天在西湖葛岭的半闲堂歌舞升平，而作为右丞相的叶梦鼎只好日日与群臣早朝面见皇帝，实际上什么事情都得由那不上朝的贾似道说了算。
有一次，一位前朝官员的子孙要求朝廷按惯例给予恩荫，这本不是什么大事，叶梦鼎一查对相关政策和往例，觉得都合理，就批给了。可是，这事被贾似道知道后，认为这样的好处不是出自自己之手，让叶梦鼎做了个好人，心有不快，他不好直接把矛头对着叶梦鼎，因而找些理由，把吏部那几个经办小官给处理了。叶梦鼎心想，自己已是退休之人，何必再出来蹚这浑水呢？坚决要求解职归田。
这事被贾似道的母亲胡氏知道了，贾母知道自己的儿子为人偏狭，把贾似道叫到跟前，怒斥道：“你身为左丞相，皇帝那么信任你，这叶丞相原本在家休养，你要人家出来做事，这倒好了，你天天在这西湖边上醉生梦死，叶丞相与众大臣掌管朝纲，你倒要事事掣肘于人家，你这样做是什么意思？我看你迟早有一天要惹下灭门之祸的！你的所作所为我都看不下去，这叶丞相的事你不好好处理，你看还有谁愿意与你同朝共事。既是这样，我宁愿绝食至死，也免得到时候受到你的牵连！”
贾似道就是再混账，对自己母亲的话也是听得下去的，于是恢复了那几个被他处理的吏部官员的职位，亲自找到叶梦鼎挽留，叶梦鼎虽然暂时留了下来，但他的心中去意已决。过了一些时候，叶梦鼎听说襄阳报警的消息都被贾似道压在了半闲堂，感到这宋朝皇家的气数真是已尽，无人可救了，甚至连辞职的奏章都懒得写，便静静地在一天晚上离开了临安城。
又只剩下贾似道一个丞相了，他不知道自我反省，反而更加明目张胆，不把度宗放在眼里。
襄阳被蒙古兵围困的消息终于传到度宗皇帝那儿，度宗自己并不知道襄阳被困有什么危险，但看到叶梦鼎不辞而别，而满朝文武一听这消息都吓得面如土色，知道是大事不好，可襄阳守将是谁，襄阳到底在哪里，离临安还有多远，这事他不知道，都得问贾似道才行，于是连发了三道圣旨到葛岭的半闲堂宣贾似道入宫议事。
度宗皇帝甚至还一度生出自己驾临半闲堂的想法，但被看不下去的朝臣拦住了，因为那样做就实在太过分了，前次发生“君拜臣”的事还在人们心中留下了阴影呢。
贾似道来到朝堂之上，只见度宗皇帝坐在那里一脸惊慌，朝臣们一个个立于阶下，个个垂头丧气，倒身下拜：“罪臣贾似道拜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度宗皇帝走下帝座，双手扶起贾似道：“师臣平身！”
贾似道：“皇上不必多虑，罪臣听说蒙古人派那刘整作先锋，围困襄阳，这襄阳位置重要，我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
度宗皇帝：“师臣，你没看到襄阳送来的战报吗？一日比一日急啊！这如何是好？”
贾似道：“刘整逆贼，他不是将矛头对着我吗？这样好了，陛下把我给免了，让他找不到攻打襄阳的理由！”
群臣一片**，本以为度宗皇帝是要他来商讨如何解襄阳之围，提出抗敌之策，没想到他首先想到的却是这一策，虽说也算是有些自知之明，可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呀，尤其对于这个度宗皇帝，几时可以少得了贾似道呢？
蒙古人让刘整作先锋攻打襄阳，那可是蒙古人要统一天下的整个计划中的一个内容，哪里就真的如刘整说的是因为要整一整贾似道呢？那不过一个由头而已，是刘整给自己降蒙找了个理由。
作为一国之决策，是贾似道的人头重要，还是大宋江山重要，孰轻孰重不是很清楚吗？这贾似道也真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到了这个时候还以辞职来要挟度宗皇帝。群臣们的惊讶，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因为皇帝对他人都不信任，那些能说上话的，比如叶梦鼎，不辞而别了，有些则外派到外地了，比如江万里。
留在朝中的多是些混官位的人，他们对自己的分量都把握得准，决不多言，不招事，不惹事，只求官位平稳，家人荣耀。
贾似道望了望刚才还**了一下而立即平静下来的满朝文武，内心升起一股很是得意的感觉，因为他这话虽是说给度宗皇帝的，又何尝不是说给这些同僚们听的？言下之意，我知道很多人对我不服，可我并不留恋这个位置，我只想过自己清闲的生活，可这皇上需要我呀，你们说我专权，这可不是我的错。
这一次情况非常不妙，原来刘整练得七万水军，自白河口，围攻襄阳，大有一举而下襄阳之势。
度宗皇帝自己回到宝座之后，正要坐下，听到贾似道说出这么一句话来，怔了好一会儿，听得群臣一片惊乱，他反倒冷静下来：“师臣，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你是很清楚的，我一连三道给您下旨，要听的不是要你来让我免你的职，是要你来一起商量如何解襄阳之危，保我大宋江山的。”
贾似道这个时候，也感到事情的严重性了，望了望自己的同僚们，然后故作镇静地说：“襄阳的情况，我是知道的，其实没有大家传得那么急，守城将士的忧心可以理解，他们希望我们增派援军，增拨钱银，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度宗皇帝：“可大家都说，襄阳一旦有危险，那就要危及我临安的百姓了，这可不是小事，边城将士在这个时候断不会为了银钱而谎报军情吧。”
群臣一听，都默默地点头，以示皇帝所言不假。
贾似道：“皇上圣明，所言甚是。但我可以告诉陛下的是，两湖地区有吕文德任宣抚使，襄阳守将是吕文焕，吕文焕是吕文德的亲弟弟，兄弟同心，正是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一方面，吕文焕在襄阳经营多年，襄阳城池坚固，城内军粮储备充足，而且襄阳扼汉水入长江要冲，蒙古人虽从汉水上游进兵，但要攻打襄阳并不容易。再说了，吕文德虽起于草莾，但长期征战在外，有协同各方的才能，更何况守襄阳城的是他亲弟弟呢，他一定会集中湖南、湖北的全部力量支援襄阳的，难道他不清楚襄阳失，两湖危，临安不安吗？故而陛下大可不必惊慌。身为天子，不能一遇边城告急，就六神无主，要做到泰山崩于眼前，其目不眩，猛虎追于身后，其步不乱。一个襄阳告之事就惹得陛下如此惊慌，那还如何做到心怀天下呢？”
听了贾似道这一席话，度宗皇帝点了点头：“既然师臣对襄阳这么有信心，朕也就可以安心了。”然后，心神狐疑，坐到宝座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