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愈
1970年10月18日，星期日，在哈特菲尔德圣路加教堂给医生和护士所做的演讲
借此机会，我希望能表达一些想法和感受——这些想法和感受人皆有之。
在此并不涉及内心体验的宗教，这不是我的专长，但会涉及我们作为医生的哲学，这种哲学也是一种外部关系的宗教。
在我们的语言中有这样一个词：治愈。如果允许这个词讲话，它就能讲一个故事。词汇有这样的价值，它们有词源，它们有历史，就像人类一样，它们有时也在努力建立和维护自己的身份。
“治愈”一词表面上指的是宗教和医学实践中的一个共同点。我认为，治愈在本质上意味着护理和照看。大约在1700年，它开始退化为一种医疗手段的称谓，如水疗。又一个世纪后，新含义出现：病人恢复健康，疾病被消灭，恶魔被驱除。
让水和血
成为罪恶的双重治疗
这两行诗已经不仅仅喻示了“治愈”的词义是从照顾到疗法的过渡。我在这里要考察的就是这一转变。
在医学实践中，人们会发现在使用这个词时有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距。治愈，在救治的意义上，意味着成功地根除疾病，今天往往将治愈视为护理。医生们一直在进行一场斗争，以防止这个词的两个含义彼此间失去联系。可以说，全科医生知道护理，但必须了解救治。相比之下，专家则被诊断和根除疾病的问题所困扰，他必须努力记住一点：护理也属于医疗实践。在这两个极端位置的其中一个位置上，医生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他几乎是在为宗教牧师所提供的水塘中钓鱼。在另一个极端位置上，医生是一名技术人员，无论是在诊断，还是在治疗方面。
这一领域太宽广了，以至于实现某种形式的专业化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作为思想家，我们得尝试一种整体方法。
作为医生和护士，人们希望我们做什么？当我们自己不成熟、生病或年老时，我们希望同事做什么？这些条件——不成熟、疾病、年老，带来了一种依赖性。因此，对可靠性的需求随之而来。作为医生、护士和社会工作者，我们被要求在人性上（而不是机械地）可靠，在我们的整体态度中建立一种可靠性。（目前，我必须假设我们有能力识别这种依赖性，并根据我们发现的东西做出调整。）
关于有效救治的价值是没有争议的。（举例来说，我将我不是瘸子这个事实归功于青霉素的诞生，我夫人也将她能够继续安度余生这件事归功于青霉素的诞生。）医学和外科实践中的应用科学被视为理所当然之事。我们不太可能低估具体疗法的价值。然而，从接受这一原则开始，观察者和思考者就有可能继续进行其他考虑。
可靠性遇见依赖性是本次演讲的主题。很显然，这一主题会带来无限的复杂性，因此需要设立人为的边界来划定讨论的领域。
你马上就会发现，这种谈话方式将以自己名义执业的医生与为社会执业的医生区分开来。
如果要我来批评医学专业，那么我应该指出的是，自从50年前获得行医执照以来，我一直为成为该专业的一员而感到自豪，除了当医生之外，我再也不想做其他任何事情。这一事实并不妨碍我看到我们的态度和社会主张中明显的错误，我向你们保证，我对那些瑕疵都了然于心。
也许只有当我们是患者时，我们才最容易看到同事身上的缺点。与此同时，我们可能会发现，只有当我们生病并最终得到康复时，我们才最清楚我们欠了医疗和护理专业什么。
当然，我指的并不是错误。我个人犯了一些我不愿去想的错误。有一次，在注射胰岛素之前，我曾经不假思索地遵循上级的指令，结果害死了一名糖尿病患者。这个人无论如何都会死的事实并没有让我感觉好受些。我还做过更糟糕的事。幸运的是，年轻的医生在同事中建立一定的地位以帮助他度过灾难之前，没有被暴露出无知的一面来。他仍是快乐的，但这些同事将会目睹他经历一系列灾难。这一切其实都在走老路。我们接受了易犯错这件事，并把它作为拉近彼此关系的事实。
当我们表现良好，未曾体会过悔恨时，我希望看看你和我从事医学、手术和护理的方式。
我能如何选择？对我来说，有必要借鉴我在精神分析和儿童精神病学实践中的专业经验。从精神病学到医学实践中，有大量潜在的反馈可被提供给医疗工作者。精神分析不仅仅是在解释被压抑的无意识，它更提供了一个专业的信任环境，只有在信任中，这样的工作才能开展起来。
我个人逐渐从一名面对孩子及其家长的精神科医生转变为一名精神分析师。精神分析（如分析心理学）与一种理论以及对少数自选和挑选的个人的强化训练有关。培训旨在提供达到无意识动机的心理疗法，在本质上利用了所谓的“移情”等等。
我将阐述我和我的同事在工作中产生的一些原则。我选择了六个描述性类型：
1.等级。
2.谁病了？依赖性。
3.护理-治愈处境对我们的影响。
4.深远影响。
5.感恩或安抚。
6.抱持、促进、个人成长。
第一，等级问题。我们发现，当我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与一个男人、女人或孩子面对面时，我们只是两个地位平等的人。层级消失了。我或许是一名医生、护士、社会工作者、寄宿家庭的家长——或者，我可能是一名精神分析师或牧师。这都没什么区别。重要的是人际关系具有丰富而复杂的人类色彩。
等级制度在社会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在临床冲突中却无迹可寻。
第二，从这里开始，我们向这个问题迈出了一小步：这两个人中，谁病了？有时这只是一个与便利相关的问题。有价值的是，对疾病和生病的理解带来了即时的缓解，因为它使依赖性合法化了，而成功声称自己病了的人会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受益。“你生病了”这件事很自然地让我成了一个对需求做出反应的人，也就是说，要满足需求、关切病人，并要具有可靠性，以及在照顾的意义上治疗病人。医生、护士或任何人都会自然而然地对患者采取一种专业态度。这并不会带来优越感。
生病的会是二者中的哪一个呢？有人大概会说，假设治愈的立场也是一种疾病，只不过它是硬币的另一面。我们需要我们的病人，就像他们需要我们一样。德比的市长最近引用了圣文森特·德·保罗的话，他对他的追随者说：“祈祷那些穷苦的人原谅我们帮助了他们吧！”我们可以祈祷生病的人原谅我们对他们的疾病需求做出回应。我们谈论的是爱，但如果爱是由专业人士在专业环境中提供的，那么这个词的含义必须得明确地表达出来。在本世纪，是精神分析学家在做这项工作。
第三，现在，我们可以看看这种“关心者”角色的假设对我们自己、付出关心、护理和治愈的影响。我们可以关注五个主要的方面：
（1）在护理治疗师的角色中，我们是非道德主义者。告诉病患者生病是邪恶的，这无助于患者。把小偷、哮喘病患者或精神分裂症患者归为道德主义者也无济于事。病人知道我们不是来评判他的。
（2）我们极其诚实，坦率地说，我们说不知道就是真的不知道。一个生病的人无法忍受我们对真相的恐惧。如果我们害怕真相，那我们就不会做医生了。
（3）我们只能通过在我们的专业中工作的方式，成为一个可靠的人。关键是，通过（以专业化的形式）成为可靠的人，我们可以保护患者免受不测，他们中的许多人正遭受着这种痛苦，作为人生模式的一部分，他们受到了不可预测的影响。我们决不能就此屈服。在不可预测性的背后是心理混乱，在这背后可以发现躯体功能方面的紊乱，即无法想象的身体焦虑。
（4）我们接受患者的爱和恨，并受其影响，但我们既不挑起爱和恨，也不希望在职业关系中获得情感上的满足（爱或恨），这本该在我们的私人生活中，在个人领域或内在心理现实中，抑或当梦境显现出各种形态时得到解决。（在精神分析中，这作为一个基本因素得到了研究，而“移情”这个名称是指患者和分析师之间产生的特定依赖关系。从事物理疗法和外科的医生可以从精神分析中学习很多。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如果医生出现在既定时间，他会体验到患者对他巨大的信任力，这不仅可以减轻病人的痛苦，而且还可以促进其躯体的康复，甚至是身体机能的复原。）
（5）我们假设并且很容易同意这样一种假设：医生或护士不是为了残酷而残酷。残酷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在我们的工作之中，但我们必须在职业关系之外的生活本身中，去寻找沉溺于残忍的机会。专业工作中并无报复的余地。当然，我可以说出医生们施行的暴行和恶行，但我们在此发现，不难把这种渎职行为放在正确的位置上。
第四，为了进一步了解我们对疾病的认识以及患者的依赖需求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必须考虑更复杂的人格结构问题。例如，心理健康的标志是一个人能够富有想象力而又准确地了解另一个人的思想、感情、希望和恐惧，并且也允许其他人对我们做同样的事。我认为，通过自我选择，护理医生和医生会很擅长这类事情。但驱魔者和治疗者并不需要它。
有时，能很好地使用交叉认同可能会是一种负担。然而不知何故，在选择医学生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特征（如果可以测试的话）肯定是评估我所说的交叉认同的能力，即能够站在别人的立场上，也允许别人站在他的立场上。毫无疑问，交叉身份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所有体验，而那些在这方面能力较差的人发现自己很无聊，对其他人来说，他们也很无聊。此外，他们在医疗实践中无法获得远超技术人员的功能，他们可能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造成很大的痛苦。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最近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发表讲话时提到了基督徒忘记提及的罪行：不察觉之罪。我可以在这里补充一点对于妄想交叉识别的说明。这些确实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混乱。
第五，接下来，我会回到感恩的问题上来。我在引用圣文森特·德·保罗的话时提到了这一点。感恩看起来非常不错，我们喜欢这瓶威士忌和一盒巧克力，这是患者表达感谢的方式。然而，感恩并没那么简单。如果一切顺利，患者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只有在出现疏漏的情况下（例如遗落在腹腔内的拭子），他们才会去投诉医生。换句话说，大多数感恩（当然，它们往往是夸张的感恩）都是一种抚慰：有潜在的报复势力，所以最好能平息它们。
病人躺在**思考着该送出什么样的大礼，以及遗嘱中需要添加些什么，但医生、护士和其他人都很高兴的是，在出院后，悲伤的病人很快就忘记了这些过往（或许这些过往也刻骨铭心）。我想声明的一点是，医生和护士反复体验着这种哀悼。我们职业生涯中的一个危险便是，我们可能会变得冷酷无情，因为患者的来来往往使我们警惕着不要喜欢上新来的病人。尤其是护理患病婴儿的护士，或是接管留在电话亭里的婴儿，又或是照看在维多利亚车站失物招领处的手提包中被发现（如欧内斯特一样）的婴儿。
乡村医生可能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因为医生就和病人住在一起，这当然是最好的为医之道。医生和病人都会一直住在那里，但这种事只是偶尔发生。
对于执业医生来说，从那些专门从事护理治疗的人（而不是驱魔师）那里能学到很多。
第六，有一件事特别需要反馈到医疗实践中，我将就此作为结尾。那就是照顾和治疗是抱持概念的延伸。它从子宫里的婴儿开始，然后是怀抱中的婴儿。丰富的抱持来自婴儿的成长过程，母亲使之成为可能，因为她知道自己生下的这个婴儿是什么样子。
促进性环境促成了个人成长和成熟进程的这个主题，必须是对于双亲照顾的描述以及对于家庭功能的描述，这会引入整个民主制度——作为家庭促进的非政治延伸的建立，因为成熟的个体最终会根据其年龄和能力参与政治以及政治结构的维护和重建。
随之而来的是个人身份感，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在每个个体身上，人格同一性只会在足够好的母性照料，以及在个体成熟的各个阶段提供了多样化抱持的环境下实现，仅靠成熟的过程并不能使个人成为一个个体。
因此，当我从护理治疗的意义上谈论治疗时，我们会看到医生和护士有着满足病人依赖性的自然趋势，但现在，我们要从健康的角度来阐述这一点：我们是从不成熟个体的自然依赖性的角度写下这些的，这种依赖性唤起了抚养者去提供条件来促进个体的成长。这不是治疗，从治疗的意义出发，更像是一种护理治疗，这是我演讲的主题，它可以成为我们职业的座右铭。
就社会疾病而言，护理治疗在世界上可能比补救治疗更为重要，所有诊断和预防都遵循通常所说的科学方法。
在这里，我们与社会工作者站在一起，他们的术语“社会工作”可以被视为“抱持”一词的高度扩展，以及护理治疗的实际应用。
在专业环境中，如果给予适当的专业行为，患者可能会找到个人解决情感生活和人际关系复杂问题的方法。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促进成长，而不是采取干预治疗。
护理治疗对临床医生而言是否太过强人所难？从要求更高的费用方面来看，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似乎失败了，它破坏了公认的等级制度的地位体系。然而，合适的人会很容易学会照顾和治疗，而且它会带来更多的满足感（比感觉自己很聪明还要多）。
我建议我们在专业工作的照顾和治疗方面找到一个应用原则的环境，这些原则是我们在生命之初学到的，那时我们作为不成熟的人得到了足够好的护理，可以说，最好的预防药物就是尽职的父母。
当发现一个人的作品与整个自然现象、普遍现象以及我们期望在诗歌、哲学和宗教中找到的最好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时，这是一种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