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辽太宗

萧燕燕的外祖父即辽太宗耶律德光。

耶律德光字德谨，契丹名尧骨，生于唐天复二年（902年）。传说耶律德光出生时神光异常，狩猎者连获白鹿、白鹰，时人皆以为是尊贵征兆。等到他长大后，相貌堂堂而性格宽大仁厚，多得人誉，甚受父皇辽太祖的器重，故军国之务多所咨决。天赞元年（922年），辽太祖任命耶律德光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统领六军向南略地。耶律德光抄掠蓟北，攻下平州，破降箭笴山胡逊奚人；随后又率兵南攻镇州（今河北正定）、定州（今属河北），守军皆坚壁龟守而不敢出战。天赞三年（925年），耶律德光从辽太祖北伐、西征，击破阻卜、于厥里诸部，定党项，取回鹘单于城（今蒙古国哈喇八喇哈孙）等，所在有功。次年，耶律德光又从辽太祖东征渤海，与诸将围攻渤海忽汗城，迫使渤海王出降；五月，又率兵讨平降而复叛的渤海南海、定理二府。天显二年（927年）十一月，在其母述律后的全力支持下，耶律德光力压其兄皇太子耶律倍，被推举为皇位继承人，行柴册礼即位，号嗣圣皇帝，是为辽太宗。

辽太宗继承皇位后，为显示其继承辽太祖遗志，故继位后未曾按封建王朝之惯例改换年号，仍然沿用天显年号，同时一面继续完善契丹政权制度，巩固其统治；一面又继续对外四出征伐，扩张其疆土。

由于耶律倍对失去皇位甚为不满，契丹贵族中也意见不一，而耶律倍治下的东丹国辖有原渤海国大片领土，物产丰富，有相当之独立性，可自建国号、年号，宰相以下百官可自行除授，有权直接遣使与周边其他政权交往，成为耶律倍借以抗衡辽太宗的重要砝码，所以辽太宗对此加意防范。他即位之初，即着手巩固自己的权位，“阅近侍班局”，“阅旗鼓、客省诸局官属”，“阅北剋兵籍”，“阅南剋兵籍”，“阅皮室、拽剌、墨离三军”等，强化对诸军的控制。天显三年（928年），辽太宗一面屡屡“幸人皇王第”以示安抚，一面于年底趁耶律倍留居皇都之机，采纳东丹国相耶律羽之的建议，迁东丹之民以居东平，并升东平为南京，在防范渤海民众为乱的同时，亦削弱了耶律倍的势力。此后，不堪忍受的东丹王耶律倍浮海投奔中原后唐政权。辽太宗为掩饰自己逼走亲兄的恶名，决定仍让留在契丹的东丹王妃即耶律倍之妻主东丹国事，但随即于南京设置中台省，以强化辽廷对东丹国事务的直接干预，从而基本消除了来自东丹王耶律倍的威胁。

在稳固内部的同时，辽太宗积极向南拓展势力。契丹自建国以来，乘中原战乱，北边无备，遂不断蚕食沿边郡县，掳掠大批汉人与财物。辽太宗也采用辽太祖惯用的手段，即应中原某割据势力之邀，出兵援助一方以与另一方对抗，以收取最大之利益。天显三年（928年）三月，辽太宗即位未及半年，后唐义武军节度使王都因无视朝廷，而遭到后唐明宗发令讨伐，王都遂向契丹求援，辽太宗立即抓住这一机会，命奚秃里（相当于“太尉”）铁剌率军前往援救，并陆续派兵增援。但因后唐明宗在位期间，统治比较稳定，军力颇强，故契丹军马未遂所愿，屡屡失利，兵士战死和被俘者数千人，将领被俘数十人。十一月，辽太宗亲率大军进攻后唐以报败军之耻，但仍未有好的结果，只得与后唐通和，班师而回，伺机而动。

形势的发展，果然给辽太宗提供了进入中原的良机。数年后，后唐明宗死，其养子李从珂发动兵变，自立为帝，使后唐陷入内乱。后唐河东帅石敬瑭、幽州帅赵德钧皆欲借契丹兵马夺取后唐政权，各自遣使者来求援。石敬瑭的条件是：事成之日，称臣于契丹，以父礼事辽太宗，并割卢龙一道及雁门以北诸州郡给契丹，每年贡帛三十万匹。辽太宗得知后，喜出望外，答应“倾国赴援”。但由于此前多次南下作战失败，不少契丹贵族反对用兵中原，其中述律太后更是持否定态度。于是辽太宗借神道立教，对述律太后言：“吾尝梦石郎召我，而其使者果至，岂非天意耶？”述律太后便召巫师来卜吉凶，巫师言“吉”，契丹人信萨满，敬天神，述律太后只得同意出兵。天显十一年（936年，后唐清泰三年）九月，辽太宗亲率十万骑兵入雁门（今山西代县）赴援，一战全歼围攻太原城（今山西太原西南）的后唐军队。辽太宗封石敬瑭为晋王，并宣称自己“三千里举兵而来，一战而胜，实为天意也”，答应立石敬瑭为“儿皇帝”。十一月十二日，辽太宗正式册立石敬瑭为晋帝，建立晋国（史称后晋），并定契丹与后晋为“父子之邦”，即石敬瑭要尊称比他小十岁的辽太宗为“父皇帝”。不久，后唐将帅杨光远、赵德钧、赵延寿等纷纷投降，契丹兵会同晋军南入洛阳，后唐末帝李从珂自焚，后唐亡。十二月，辽太宗自太原引兵北归。

会同元年（938年，后晋天福三年）十一月，“儿皇帝”石敬瑭遣使奉表上尊号：述律太后为“广德至仁昭烈崇简应天皇太后”，辽太宗为“睿文神武法天启运明德章信至道广敬昭孝嗣圣皇帝”；并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这燕云十六州又名幽蓟十六州，即幽、蓟（今天津蓟县）、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北）、涿（今属河北）、檀（今北京密云）、顺（今北京顺义）、新（今河北涿鹿）、妫（今河北怀来东南）、儒（今北京延庆）、武（今河北宣化）、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寰（今山西朔州东北）、朔（今属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西南），其辖地以今北京市、山西大同市为中心，东界至河北遵化，北逾长城，西至山西神池、繁峙、宁武地区，南至河北保定、河间一带。由于燕云十六州作为中原地区的北大门，其为契丹所占，使整个华北平原门户洞开，无险可守；而契丹不仅扩大了疆域，其势力得以伸入华北平原，而且从此还可以此为南下之据点，在战略上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因此，辽太宗得到这十六州后，即以此为契机，对契丹统治制度作出了相当大的调整，以适应形势的发展。

燕云地区归入契丹是辽朝历史上一件重大事件，对契丹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辽太宗自即位后一直沿用辽太祖的天显年号，但接受后晋所上的尊号及正式奉献燕云十六州后，即改当年为会同元年，以志纪念、庆贺。

诏令定都城皇都为上京临潢府，升幽州为南京，改原南京为东京辽阳府，合称三京；改新州为奉圣州，武州为归化州。上京居于契丹各游牧部落之中，而南京、东京并列为两大地区行政中心，主要治理当地汉人与渤海人，尤其是作为契丹政权在华北的政治中心，其地方长官即南京留守大体皆由皇族或权贵重臣出任。三京的设立，为日后辽朝分境内疆域为“五道”奠定了基础。

升治理游牧部落民为北、南二院及乙室夷离堇为王；以主簿为令，以令为刺史，刺史为节度使，二部梯里已为司徒，达剌干为副使，麻都不为县令，县达剌干为马步；置宣徽、门合门使，控鹤、客省诸机构，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判官、文班牙署、诸宫院世烛，马群、遥辇世烛诸职，以南北府、国舅帐郎君官为敞史，诸部宰相、节度使帐为司空，二室韦闼林为仆射，鹰房、监冶等局官长为详稳等。为适应统治燕云汉人地区的需要，辽太宗参用汉制以局部调整官制，将管理汉人的机构扩展为南面官，因其俗而治，最终发展成为甚具特色的契丹北、南面官制。而辽太宗将北、南二院和乙室部首领由夷离堇改为大王，以提高北、南二府和乙室部地位。辽太祖时期，为笼络归附的奚族贵族，曾设奚王以统领奚人各部，后奚王也为萧姓，与耶律氏通婚。辽太宗还以皇太后父族及母前夫之族二帐并为国舅，置尚父统领。由此使得作为契丹权力核心部族，皇族为长官的北、南二院，与耶律氏所在的迭剌部关系密切的乙室部，二国舅帐，奚王府，相互之间互为制约，即以二院皇族设王府以抗衡二国舅帐，乙室部建王府可牵制奚王，有利于契丹皇帝对契丹内部各强势力量的控制，而集权于上。

会同五年（942年，后晋天福七年）五月，石敬瑭去世，后晋少帝即位，反对向契丹称臣的大臣当政，于是后晋对契丹的态度有所变化，上表只称孙皇帝而不称臣，引起辽太宗的不满，双方战事重起，互有胜负。会同八年（945年，后晋开运二年），辽太宗亲征，被晋军杀得大败而归。次年八月，辽太宗再次御驾亲征，与后晋军队夹滹沱河对阵。晋帅杜重威惧敌不战，契丹分兵合围，断其粮道，晋军粮尽援绝，陷入困境。十二月初，辽太宗以杜重威当傀儡皇帝为诱饵，诱使杜重威率晋军二十万众不战而降。辽军长驱南下，占领后晋都城东京开封（今属河南），后晋少帝奉表迎降，后晋亡。

会同十年（947年）正月初一，辽太宗用中原皇帝的仪仗进入开封城，在崇元殿改穿汉族天子的冠服，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自辽太祖到辽太宗，皆有直接统治中原的意图，今百战取之，当然就以中原皇帝自居：“诏晋文武群僚，一切如故；朝廷制度，并用汉礼。”并任用汉臣张砺为宰相，后晋降臣李崧为枢密使、冯道为太傅，于是后晋藩镇大臣争相上表“称臣”。二月初一，辽太宗改契丹国号为“大辽”，改年号为“大同”，升河北镇州为中京，以灭晋功臣赵延寿为中京留守，打算久居中原。

但是，契丹传统习俗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中改变。辽太宗一面抚谕中原百姓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惧，会当使汝曹苏息。”并宣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战马，轻赋省役，天下太平矣”。但其所推行的却是野蛮的掠夺政策，故激起中原百姓的激烈反抗。契丹兵初入开封城，即肆意杀掠，大臣张砺谏劝道：“今大辽始得中原，宜以汉臣治之，不可专用国人（此指契丹人）及左右近习。如若政令乖失，则人心不服，虽得之亦将失之。”但辽太宗不听，并以犒赏将士为名，搜括诸城士民钱财，“自将相以下皆不免”，不从者严刑相逼，民不聊生。由于契丹军队无辎重粮饷，所到之处，纵兵马四出掳掠，称之为“打草谷”，使得开封四周数百里间，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于是民心尽失，内外愤怒，各地百姓纷纷揭竿而起，多者数万人，少者不下百千，攻杀辽太宗派往各州县的官员。二月间，原处观望之中的后晋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趁机在太原自立为帝，建立后汉政权，与辽相抗，于是已臣服契丹的中原州县又纷纷归附刘知远。面对汉地军民的反抗，辽太宗无力稳定其在中原的统治，只得无奈地发出了“我不知中国（中原）之人难制如此”的感叹。为免于被纷纷起兵反抗的中原百姓断绝归路，深感力不从心的辽太宗不禁眷恋起北国游牧生活，遂将在中原搜括来的财物等北送契丹故乡，于四月初一任命国舅萧翰为宣武军节度使，留守开封，全权负责中原军政事务，然后率部属及后晋降臣仓皇北撤。

是月下旬，辽太宗在回军途中病死于栾城（今属河北）杀狐林，享年46岁。这杀狐林当作杀胡林，因中原人称契丹人为胡人。又辽太宗病死归途，时当炎夏，为保存尸体，其左右侍从便采用草原传统方法，剖开辽太宗的腹部，内实食盐数斗，然后载之北去；当时中原人戏称之为“帝羓”。所谓羓，是指经过加工的大块干肉。因中原人与契丹人对敌，故有意将经过防腐处理的辽太宗尸体称作“帝羓”，以为调侃。有传说称，在辽太宗在栾城得病之日，辽上京西面八十里凤山山中，有一猎人看见辽太宗乘白马追逐一只白狐，一箭射杀之。那猎人很惊讶，因为皇帝南征未还，怎会在此？忽然间已失去皇帝的踪影，只留下死狐与箭在地。不久，凶讯传来，验证其箭，正是辽太宗所御用之箭，而辽太宗身边箭囊中已失一箭。于是契丹人在此地建立祀堂，内塑白狐，上供御箭，名之曰白狐堂。此后在堂侧建立辽太宗陵，名怀陵，并建怀州以主祭祀。这当然出于附会，但为神化其事，九月中，辽太宗即被葬于此地。辽圣宗统和时，上辽太宗谥号曰孝武皇帝，辽兴宗时增谥曰孝武惠文皇帝。

辽太宗死于途中，使得镇守中原的萧翰等辽军将士军心动摇，纷纷擅自北归。后汉兵马趁机自太原挥师南下，进入开封，先前被辽军占领的原后晋州县，除易州（今属河北）外，尽为后汉占有，辽太宗统治中原的愿望终成镜花水月。因辽太宗南下中原遭到惨败，且自己身死异乡，故有鉴于此，此后辽朝皇帝虽然仍与中原政权作战，不断出兵南侵，但却以劫掠财物与俘掠中原百姓为奴隶的“捉生”为主，再无为中原之主的雄心了。

对于南下中原失败的原因，辽太宗于北撤途中反省、总结说：“我此行有三失：纵兵掳掠粮草，一失也；括民私财，二失也；不早遣诸节度使还镇，三失也。”其前二失，是指不该在汉地强行实施落后的草原掳掠行为，第三失是说不该不用后晋降将降臣去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中原军民的抗辽行动，抵制了辽太宗欲在中原地区推行野蛮统治的企图。因此，辽太宗自失败中得来的教训是：“推心庶僚、和协军情、抚绥百姓。”其关键在于用汉臣治理汉民，保持汉地原有的封建制度，如此才能维护契丹贵族的统治稳定。但天不予其时，病死归途，而未能将其经多年征战与认真思索总结出来的治国方针付诸实施。不过此后辽朝用“因俗而治”的政策统治燕云地区，显然与此关系甚大。

辽太宗的皇后萧温为述律太后之弟萧室鲁之女，即辽太宗的表妹，但由于室鲁之妻质古为述律太后之女，即辽太宗的姊妹，如此则萧温又为辽太宗的亲外甥女，二人实属甥舅相配。萧皇后死于天显十年（935年）正月，追谥曰靖安皇后。此后，述律太后又让其侄女萧氏为辽太宗之皇后。《辽史·皇子表》云，萧皇后生有二子，长子即辽穆宗耶律璟，次子罨撒葛；辽太宗之妃萧氏生有三子，第三子天德、第四子敌烈、第五子必摄。但据《辽史·太宗纪》等记载，耶律璟生于天显六年（931年），敌烈生于天显八年（933年），罨撒葛生于天显九年（934年）；而天德已于会同三年（940年）奉帝命出使中原后晋，是年耶律璟仅十岁。可见《辽史·皇子表》所述辽太宗诸子之次序有误，当以天德、耶律璟、敌烈、罨撒葛、必摄为顺序。

天德，字苾扇，作战猛悍勇捷，辽太宗死，护送灵柩北归上京，辽世宗时因谋反之罪被诛。

敌烈亦写作“提离故”，字巴速堇，多力善射，辽景宗初封冀王，乾亨初年与宋军作战失利，与其子哇哥一起阵亡。

罨撒葛亦写作“阿钵撒葛里”，会同年间封太平王，辽景宗时封齐王。

必摄，字箴堇，辽穆宗时为侍从，辽景宗时封越王，病死。

《辽史·地理志》载辽太宗还有一子名只撒古，早卒。又辽太宗有二女，其母不详：长女吕不古，嫁北府宰相萧思温，即萧燕燕的母亲；次女嘲瑰，辽穆宗应历初年嫁北府宰相萧海瓈，不久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