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赋诗言志”——《诗经》的外交功能

从《诗经》的编订过程中可以发现：采诗以观风俗，献诗以颂功德，删诗以合于乐，《诗经》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从文献记载来看，《诗经》成书后，其主要功能已经由观风俗、颂功德转向诸侯外交，“赋诗言志”成为《诗经》最为重要的功能。《论语》中记载了孔子对一种人的批评。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有些人学了很多诗，甚至把《诗》三百篇都熟读了，却不会用。让他处理政事，他不能顺利完成；派他出使外国，他也不能合理应对。这种人，虽然《诗》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呢？

孔子的话，道出了《诗经》在春秋时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使于四方，不能专对”指的正是诸侯外交中的“赋诗言志”。所谓“赋诗言志”，“赋”就是朗诵，或者歌唱；“志”就是内心的思想或感情。“赋诗言志”，就是通过朗诵或者歌唱《诗经》中的篇章来表达自己心中的思想或感情。《左传》中记载了许多诸侯外交中赋诗的故事，赵衰辅助晋公子重耳与秦穆公的会晤，就是其中经典的成功案例。

晋国内乱，晋公子重耳流亡在外，在狄居住了十二年后，欲返回晋国，重振大业。但那时他的力量还很薄弱，所以要先去求助于诸侯。重耳游历了卫国、齐国、曹国、宋国、郑国、楚国，最终到达了秦国。秦穆公设宴接见重耳，依据当时外交礼仪，宾主要进行赋诗。

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赵衰曰：“重耳拜赐。”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重耳所赋《河水》，据前人考证，应为《诗经·小雅》中的《沔水》。其诗首句是“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重耳将自己比喻为流水，将秦穆公比喻为海，既表达了此时会面的感激之情，又暗含着若能返回晋国，也当朝事秦国之意。诗中又有“嗟我兄弟，邦人诸友。莫肯念乱，谁无父母”的句子，重耳借以表现他遭亲友背弃、流落在外的悲惨境遇，以赢得秦穆公的同情。所以说，重耳赋这首诗，是非常合适的。重耳赋诗之后，秦穆公赋《六月》应答。《六月》也是《诗经·小雅》中的一首，诗中歌颂了尹吉甫辅佐周宣王征战、匡扶王国的事迹，有“以匡王国”“以佐天子”等句子。秦穆公赋这首诗，表达了自己对重耳的看重，相信重耳重返晋国，必能建立一番功业，成为辅佐周天子的重要人物。在春秋时代，若是说辅佐周天子，就意味着能称霸诸侯，成为盟主，这可以说是诸侯之间最高的期许了。同时，秦穆公赋诗也表明了自己态度，他肯定会支持重耳。所以，重耳的陪臣赵衰会说：“重耳拜赐。”在重耳行过隆重的降阶拜稽首之礼后，赵衰又庄重地说出行礼的原因：“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表明完全领会了秦穆公的意思。

赵衰的表现是非常关键的：外交赋诗中，必须真正领会对方的意思，并做出与之相应的符合礼节的行为，才能赢得对方的尊重。所以在重耳赴宴之前，子犯会推荐赵衰。当时，子犯是重耳身边最重要的辅臣，本应在宴会上陪同，但他请辞，理由就是，赵衰更擅长文辞，也就是更精于《诗经》和相应的社交礼仪，所以这么关键的场合应该让赵衰陪同。而赵衰，也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后来，重耳在秦穆公的帮助下回到晋国，果然成就了一番大业，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

当时，如果不熟悉《诗经》，或者不能用好《诗经》，在外交中表现不当，就会被人耻笑，甚至还会招来灾祸。我们先看齐国大夫庆封被人耻笑的例子。

齐庆封来聘，其车美。孟孙谓叔孙曰：“庆季之车，不亦美乎？”叔孙曰：“豹闻之：‘服美不称，必以恶终。’美车何为？”叔孙与庆封食，不敬。为赋《相鼠》，亦不知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庆封是齐国的大夫，有一次他出使鲁国，鲁国的孟孙和叔孙接待。孟孙跟叔孙赞叹庆封的车漂亮，叔孙说：“使用过于豪华的服饰车马，与本人身份不相称，最终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叔孙设宴招待庆封，庆封表现不敬。叔孙赋《相鼠》讽刺，庆封也不知其深意。

《相鼠》是《鄘风》中的一篇，全诗作：“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简短有力、辛辣地讽刺了无礼无耻之人。这首诗诗意浅显，叔孙在宴上赋诗，相当于当面骂庆封，而庆封竟然不能听出其中的意思，难免会被人耻笑。

从上面的记载可以看出，庆封是一个骄奢无礼，又不学无术的人。庆封在齐国做了不少坏事，最终也罪有应得，落得个灭族的下场。可以说，叔孙赋的《相鼠》这首诗也算是应验了。

庆封出使鲁国，只是自己遭到了耻笑，而在他之前，齐国大夫高厚歌诗不当，后果就严重了许多。

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荀偃怒，且曰：“诸侯有异志矣。”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于是叔孙豹、晋荀偃、宋向戌、卫宁殖、郑公孙虿、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讨不庭。”（《左传·襄公十六年》）

当时，晋国是诸侯的盟主，宴会诸侯，鲁、宋、卫、郑、曹等国的国君都来参加，唯独齐侯没有来，派了大夫高厚做代表。在宴会上，晋侯让在座诸大夫舞蹈，舞蹈的同时歌诗，并且设置了规则。这也是诸侯宴会中的一种仪式。各国的大夫的诗都合乎规则，只有高厚的诗不合乎规则。晋国大夫荀偃发怒，认为齐国有异心。晋侯让大夫们与高厚一起盟誓，高厚却逃走了。于是各国大夫一起盟誓，要共同讨伐异心者。

《左传》中记载的这个故事有些语焉不详，没有说大夫们歌诗的内容，也没有说清楚高厚为什么逃走。可以说，齐侯没有参会已经引起了晋侯和其他诸侯的不满，所以高厚“歌诗不类”，很可能是诸侯迁怒于齐的一个借口。虽然根本原因不一定在于歌诗本身，但是，仅仅“歌诗不类”就可以作为认定齐国“有异志”，进而成为共同讨伐齐国的名正言顺的理由。由此可见，诸侯外交中《诗经》起到的重要作用。

“赋诗言志”是诸侯外交中的重要仪式，所赋的有时是整首诗，有时也可能是一首诗中的某一章。不管当事人所赋的是整首诗还是某一章，往往都是选取能迎合当时情形的特定的字面意义或者比喻义，并不一定要完全符合原诗作的背景和主旨。所以，这种赋诗也被后人称为“断章取义”，也就是说当时的赋诗主要是借用《诗经》的语句来表达个人观点，它并不完全遵循诗句的本意。这里将《左传》记载的著名的“断章取义”式赋诗摘录下?来：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笫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曰：“或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

从诗的本意来说，这里只有子西所赋《黍苗》是赞美召伯的功劳，子西借召伯之功来赞美赵孟之功，符合《黍苗》原意。《小雅·黍苗》：

芃芃黍苗，阴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劳之。

我任我辇，我车我牛。我行既集，盖云归哉。

我徒我御，我师我旅。我行既集，盖云归处。

肃肃谢功，召伯营之。烈烈征师，召伯成之。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则宁。

《毛诗序》中指出：“《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泽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职焉。”郑玄在《郑笺》中指出：“陈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群臣废此恩泽。”也就是说，诗篇的作者通过召公的功劳来讽刺幽王。因此，以召伯之功来比喻赵孟之功是合适的。

但是，其他几首诗就明显不合于诗篇的原意了。如子展所赋的《草虫》：

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夷。

《毛诗序》曰：“《草虫》，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认为《草虫》赞美的大夫之妻能够坚守礼教。朱熹《诗集传》曰：“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独居，感时物之变，而思其君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认为《草虫》是一首大夫行役在外、妻子思念的诗歌。但是，不管从哪种角度理解，都不适合用来表达子展对赵孟的情意，而仅仅是文字略有所合。其他几个人赋的诗也是这种情况。

不过，“断章取义”的赋诗方式并不妨碍《诗经》在邦交中作用，当时的人对此也是认可的。《左传·襄公·襄公二十八年》记载：“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这说明，断章取义式的“赋诗言志”是得到认可的，人们赋诗和引诗都是从字义或者其中的某一句出发，如果符合自己的需要就可以加以利用，而不需要细究诗篇的本来意义。

总的来说，“赋诗言志”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具体的外交活动中，“赋诗言志”有一定的规则，要从外交中的政治需要出发。这种用《诗》方式迈出了《诗经》经典化的第一步，对孔子的“《诗》教”和孟子“以意逆志”等都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