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采诗”“献诗”“删诗”——《诗经》的编订

作为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作品出自不同人之手，既有普通老百姓，也有当时的士大夫等贵族。这些众人制作、最后汇集成一部的诗歌总集，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根据相关文献记载，《诗经》成书，有“采诗”“献诗”“删诗”等说法。

（一）采诗

采诗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采风。根据古人记载，周代有专门采风的官员，称为“采诗官”，负责到民间采集社会上流传的诗歌。如《汉书·艺文志》记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采诗就是将老百姓的日常歌谣收集起来，上呈给天子。采诗的目的是让天子知晓民间现实，也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实况，由此让帝王知道自己是否得民心，是否需要加以改正。《汉书·食货志》也记载：“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汉书》的记载具有很强的画面感。春天来了，蜗居了整个冬天的人们从家里出来了，三三五五地在田地里边唱歌边干活。这时候，“行人”，也就是采诗官，敲着木梆子来到了田野边，将人们劳动时所唱的歌搜集起来，随后，将采集来的诗歌交给掌管音乐的机构，并由乐师配乐，最后演奏给天子。而天子听乐并不是为了娱乐，而是通过这些诗歌了解天下之事，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百姓生活、民间疾苦。由此可以知道，由采诗官采集来的诗歌的作者是当时普通老百?姓。

虽然关于采诗的记载不是特别详细，但采诗说应该是可信的，也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肯定。如汉代设立的乐府机关，负责采集和编纂民间诗歌，也进行创作和配乐演奏，它的主要目的就是恢复先前的采诗制度，起到“观风俗，知得失”的作用。

采诗制度也得到古代文人的追捧。直到唐代，元稹和白居易等新乐府诗人仍在呼吁恢复上古时期的采诗制度，并创作出了“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新乐府组诗。白居易《采诗官》就用直白的语言表达了对远古时期采诗制度的向往、对采诗制度不存的批判，以及恢复采诗制度的美好愿望。

采诗听歌导人言。

言者无罪闻者诫，

下流上通上下泰。

周灭秦兴至隋氏，

十代采诗官不置。

郊庙登歌赞君美，

乐府艳词悦君意。

若求兴谕规刺言，

万句千章无一字。

不是章句无规刺，

渐及朝廷绝讽议。

诤臣杜口为冗员，

谏鼓高悬作虚器。

一人负扆常端默，

百辟入门两自媚。

夕郎所贺皆德音，

春官每奏唯祥瑞。

君之堂兮千里远，

君之门兮九重闭。

君耳唯闻堂上言，

君眼不见门前事。

贪吏害民无所忌，

奸臣蔽君无所畏。

君不见厉王胡亥之末年，

群臣有利君无利。

君兮君兮愿听此，

欲开壅蔽达人情，

先向歌诗求讽刺。

白居易认为周代灭亡以后，采诗制度就不存在了，其带来的严重后果是人们作诗时只知道歌功颂德，老百姓也不敢说实话，君主听不到百姓的声音，长此以往，必将亡国。白居易将采诗制度看得非常重，认为它是巩固统治的有力手段，朝廷应该加以采用，让百姓有表达心声的渠道。

总的来说，采诗之说虽然只存在于文献中，但是统治者的认可、文人的追求，说明这种说法应该是存在过的，并且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社会起过一定的作用。

（二）献诗

《诗经》作品的另一来源是公卿贵族的“献诗”。《国语·周语》记载：“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献诗”是天子广开言路的重要方式，献诗则是“公卿至于列士”参与政治的重要途径。“公卿”“列士”是当时的贵族，也是当时的主要知识阶层。“献诗”是士大夫等知识阶层的重要责任，也是他们身份的象征。与采诗官的“采诗”不一样，“献诗”是由知识阶层呈报给天子所献之诗，即不是从民间收集的，而是由公卿、列士写作，呈报给天子即最高统治者的。献诗者属于知识阶层。献诗有具体的场合，如祭祀、宴饮、出兵、狩猎、朝会等重大典礼，所以内容以歌功颂德为主。

（三）“删诗”

采诗官采集来的诗歌和知识分子献上的诗歌是如何编订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诗经》的呢？自汉代起，有孔子“删诗”说。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

司马迁认为古时候诗有三千多首，到了孔子手里，孔子对其重复的篇章进行了删减，仅仅剩下了合于礼义的诗歌，并对留下的诗歌进行了配乐。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继承了司马迁的说法。到宋代欧阳修又进一步发展《史记》《汉书》的说法，总结出删章、删句、删字的删诗三原则。

但是，历代学者如唐代孔颖达、宋代朱熹、清代方玉润等，对孔子删诗说均持怀疑态度。如方玉润在《诗经原始》的序言中说得很清楚：

且孔子未生之前，《三百》之编已旧，孔子既生而后，《三百》之名未更。吴公子季札来鲁观乐，《诗》之篇次悉与今同。（惟《豳》次《齐》，《秦》又次《豳》，小异），其时孔子年甫八岁。迨杏坛社教，恒雅言《诗》，一则曰“诗三百”，再则曰“诵诗三百”，未闻有“三千”说也。厥后自卫反鲁，年近七十。乐传既久，未免残缺失次，不能不与乐官师挚辈审其音而定正之，又何尝有删《诗》说?哉？

方玉润通过文献和史实的梳理，认为孔子不可能完成删诗的工作。吴公子季札到鲁国时，乐工演奏了《诗经》，其中的十五国名和风、雅、颂的次序与我们今天所见的《诗经》基本一致。也就是说，吴公子观乐时，《诗经》的篇次已经固定了，音乐也配上了。而那一年孔子才八岁。八岁孩童怎么能完成“合于礼义”的删诗之重任呢？这成为否定“孔子删诗”说最为有力的证?据。

那么，孔子在《诗经》的成书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根据现有材料，一般认为：在孔子时代，《诗经》已经编订完毕，并已经配上了音乐，但孔子进行过正乐工作。正如《论语·子罕》记载，“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总的来说，根据古人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的有两点。首先，《诗经》中的作品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民间，即采诗官采集而来的，这些诗篇多保存于《国风》中，它的作者是普通老百姓。不过，这些采自民间的诗歌需要经过乐官的配乐，才能演奏给天子听。或许老百姓的诗歌也是有音乐的，但也需要经过乐官的调整，因为音乐是身份的象征，天子乐和民间乐是不一样的。《诗经》作品的第二个来源是当时的公卿贵族创作的诗歌，这些诗篇主要见于《雅》和《颂》，其作者是贵族知识分子，它们的最后成形需要经过乐官配乐。

其次，《诗经》的编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采诗官采诗、公卿贵族献诗，这些诗歌经过乐官配上音乐之后，最后都将演奏给天子听。从采诗观风俗的目的来看，所采之诗必然是非常多的。采集来的诗也不是直接演奏给天子听，还必须经过乐官配乐，乐官在《诗经》的成书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视。但是，采诗、献诗及乐官配乐所定的诗歌，在流传的过程中可能产生了讹误，孔子在教授的过程进行过某些正乐工作，从而有了孔子“删诗”之说，至于孔子究竟是删除整首诗，还是删除某句诗，或是删除某些文字，具体情况不得而知。

总之，经过采诗、献诗、配乐、正乐等漫长的发展过程，《诗经》成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三百一十一篇。其中有六篇是有目无辞的，包括：《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伍》《由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