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比兴传统

作为《诗经》的表现手法，“赋比兴”三者在中国文学发展中产生了重要影响。比与兴在《诗经》中常常合用，并有错综复杂的关系，两者都可以产生含蓄蕴藉的艺术效果，因而常常并称为“比兴”。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成为后代诗人使用最为频繁的表现手法，也成为后世评论家所推崇的创作法则。

《诗经》所建立的比兴传统指的是运用形象化的思维，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构成情景交融、含蓄蕴藉的艺术境界。其具体的方法有以下几种。一是由物及情，即欲言情先说物。二是借物而言志，即不言志只写物。三是借景抒情，作者通过物象来表达情感。这三种方法都可以产生意在言外的含蓄美。因而，比兴传统对中国诗歌影响最为重要的是创造出含蓄蕴藉的诗歌意境。古人对于含蓄蕴藉的诗歌意境颇为重视，并给出了不少精到的解释。如清人叶燮在《原诗》中指出了“含蓄”的内涵，并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妙，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旨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引人人溟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

含蓄指的是“可言不可言”“可解不可解”“言在此而意在彼”，就如我们今天所说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含蓄乃诗歌的最高境界。

《楚辞》继承了《诗经》的比兴传统，并有了进一步发展，“香草美人”成为比兴的代名词。如王逸在《楚辞章句》的序言中指出：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

王逸明确指出，《离骚》中众多带有寄托意味的物象描写源自于《诗经》的比兴传统，“《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并分析了各类物象具体所指。从王逸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楚辞》对《诗经》的传统是有所发展的，即表现的诗境更为含蓄。

《楚辞》之后，不管是汉乐府民歌，还是建安诗歌，以及唐代诗歌，“比兴”一直为诗人所重视。直到宋词，比兴也是重要的表现手法，如辛弃疾的词常常借助香草美人、山水风月、花鸟虫鱼等来表现其愁苦、悲愤的精神，表现了他对国家、民族的忧虑，塑造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形象。

比兴在诗歌中的运用所产生的主要作用是借景抒情。由此，外物被引入诗中，诗歌的组成因素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诗中除了情还有物，客观物象与主观情感融合在一起，即情景交融、情景相生。情景交融、情景相生的物我合一就是诗歌最引人注目的境界——“意境”。较早提出“意境”一词的是相传为王昌龄所作的《诗格》一书：

诗有三境：一日物境，一日情境，一日意境……意境三，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

这里将意境作为评价诗歌的最高标准。在此之后，意境理论有了较多的发展。如司空图的韵味说，严羽的兴趣说，王士祯的神韵说，以及王国维的境界说。这些理论都是强调诗歌应该以追求意境为妙，都可以追溯到《诗经》的比兴传统。

作为中国文学的源头，《诗经》留给我们的财富当然不仅仅是以上三点。系统挖掘《诗经》这座宝库，也远远不是我们这本小书所能做到的。《诗经》的价值，需要广大读者一起来慢慢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