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与风的幅面
——从福州，到泉州
去海边，往福建的海边。那里，海与风有更宽阔的幅面。
临上路前，我正在中国的另外一端，西部高原。
大多数时候，我都在亚洲内陆的高原上穿行。高原上，风横吹，山脉不动，荒野却在汹涌。荒野上面的草、树，还有沙尘，相互征逐。然后，是夜的降临:星光淅沥，寒气下降，一切都凝结，霜花闪烁，星星点点。连水都静下来了，一条条奔流的河，泻入内陆的咸水湖，静止，凝结，如酥酪，如硝盐，如水成岩。水成岩，就是水中物质凝结成的石头，只剩下一个人，在时间的深渊旁，思绪明灭，犹如星光。居住在高地上的人们，相信自己可以俯瞰世界。换个角度看，也可说很容易被封锁在一个难以突围的世界中间。难以逾越的雪山，参差在四周。在当地语言古老的修辞中，这些雪山被比喻成栅栏。栅栏是人类基于防范的发明，别人进来不易，这物化的东西竖立久了，即便作为物质的存在已然腐朽，化为了尘，却依然竖立在灵魂中，别人进来已无从阻挡了，但那东西的影子毒刺一般立在自己心中，反倒成了自我的囚笼。
离开高原前的某个夜晚，我一个人站在高地上那些四围而来的奇崛地形中间，一半被暗夜淹没，一半被星光照亮，脚下是土层浅薄的旷野，再下面是错落有致的水成岩层——那是比人类史更长的地理纪年。以千万以亿为单位的地理纪年告诉说，脚下的崎岖旷野，曾经是动**的海洋。间或，某个岩层的断面上会透露出一点海洋的信息，一块**石，或者一枚海螺的化石。但是，从这化石中已经无从听到什么了。一枚海螺内部规律性旋转的空间也填满了坚固的物质，那是上亿年海底的泥沙，已然与海螺一样变成了石头。本来，从一个空旷的海螺壳里，确实可以听到很多声音回**。我相信那是海的声音:宽广，幽深，而又动**。
因此，我总向往着要去海上旅行，或者需要不时抵达那种可以张望海洋、听得见海潮鼓涌的地方。
那些有腥膻海风吹拂的地带，和中央高耸、四围无际的陆地大不一样。在那里，陆地只是一个开敞的狭长的地带，濒临着宽广与魅惑的海洋。那里通行另外一组词:信风、洋流、异国、远航——即便是帆已破碎，却未能抵达目的地的远航。那里的陆地也会对海洋采取防守的姿态:用岩岸，用盐沼，用红树林，用长长的防波堤。同时，那里的陆地也向着海洋敞开。在每一条河流的入海口，在那些三角洲上，大陆向着海洋敞开。那是内陆社会以外的另外的壮阔景观:港口、船、潮水，还有灯塔，口音奇异的人群，他们依靠另外的词汇交谈。他们站在陆海的交接线上劳作交谈时，远处，水天相连，浑茫无边。
我这个骑马民族的后裔，虽然已经告别游牧，坐在书房，因为海洋经验的缺乏，只能在生起海洋之想象时，以别人的诗章浇自己的块垒。我想起聂鲁达 《大洋》中的诗句:
这不是最后一排浪，以它盐味的重量
压碎了海岸，产生了
围绕世界沙滩的宁静；
而是力量的中心体积，
是水的伸展的能量，
充满生命不能动摇的孤独。
我愿意直接从高原上下来，越过那些深陷于山间平原与丘陵间洼地的内陆省份，直接就落脚在腥风扑面的狭长海岸线上。航空业为这个愿望的实现提供了可靠的支撑。当飞机越过深陷的内陆时，我昏睡。临近海岸时，我醒来，凭窗俯瞰。曲折的海岸线，孤悬的岛，与大陆藕断丝连的串珠般的群岛，蓝色海洋，用波浪、用沙滩给每一座岛镶上一道飞珠溅玉的花边。
我还想起一本古代的阿拉伯地理著作中关于海浪的描述。在这本地理书的修辞中，把海浪说成 “海水在膨胀”:“海水在膨胀如大山之后，它们又落下去如同深谷一般。但这种海浪不会碎成浪花，从来也不会覆盖如同人们在其他海中发现的那种泡沫。”
正是这样起伏的海浪构成了海洋与陆地截然不同的富于张力的表面。也是因为这张力，使得阳光下的海以及向海敞开的河口，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
飞机在降低高度，那大河的出口越发清晰。
陆地沉黯，水，闪闪发光。越发开敞的河流闪闪发光。浩渺的海洋更加闪亮。
事前细读过地图，知道现在机翼下缓缓流向海洋的水流是闽江。在自身造就的小平原上，闽江舒展开了身子，一分为二，造出一个岛，还在岛的两个对岸造出更宽广的土地，让人们在河流即将入海的地方造一个城。这座城叫作福州。然后，再合而为一，流向海洋。而在即将入海的地方，又一分为二，再造出了一个大岛和若干小岛。所有那些迂回曲折，是要造成一些深水区，让向往海洋的人们营建港口和船厂。
走出机场，车上高速公路，木棉花盛开，台湾相思树树冠华美，凤凰树羽叶飘摇，看不见海，东南风吹送，充满我鼻腔的已是来自大海的味道。当天晚上，在福州城，朋友请茶。茶自武夷山来，那里是闽江源头地区。饮茶的深夜，我想，这时，闽江正浩浩****奔向海洋。在它的入海处，某一处港口，正有一艘大船，解开了粗缆，发动了轮机，正缓缓起航。众多的货物中，有一宗最古老，也最新鲜，还带着初春山林气息的货物，叫作茶。密闭在集装箱里，要随船去往异国，去往他邦。在异邦的另一条河口，某个海港，已经有茶叶抵达，巨兽般的吊车启动，把东方的货物环抱上岸，而某一家高鼻深目的主妇，正在准备合适的桌布与瓷器，来迎接中国的神奇树叶。因为这些茶叶，还有丝绸与瓷器，一本古老的阿拉伯地理书的作者揣测说:“流经中国的河流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一样大。”那位古代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一定认为，没有浩大的有航行之便的河流的驱动，人类就不会航向海洋。没有大河的驱动，人类就不会想到，要从没有陆地的海上，去寻找另外陆地上的国家与城邦。尽管我们早已知道，仅仅只是流程短促的闽江，就可能比那些在阿拉伯沙漠中流淌的河流更加水量丰沛，却又不能不承认，是他们早于我们开始对与水相关的世界的探索与想象。那个叫马苏第的古代阿拉伯人早在公元十世纪就写下了上述所引的文字。据说，他曾经从巴格达出发，穿过印度洋，直到马来群岛，到达过南中国海上。
这次福建之行，几乎所有的参观项目，都与海洋相关，更准确地说，是与中国人如何走向海洋密切相关。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得打乱一下参观路线上时间与空间的顺序，为的是，不必让那些历史相互交叉的线索过于夹缠。
福船博物馆在福州著名的三坊七巷。博物馆坐落于一个重门深户的古老民居中，套叠数进的传统院落，正好构成一个递进的关系，成为一个以空间展开时间的场所。在这里，我们看见了濒海的人类建造船舶的历史。从简单的独木舟，到深谙流体力学的，状若展翅飞鸟，下有分隔的水密舱室，上面耸立楼层的曾经远航到大洋之上的福船。我们既直观地看到造船工艺的演进，更可以想象一代一代的弄潮人，怎样驾着这些船，驶向远方广阔的海洋，在一条条陌生的海岸线上，靠近一个又一个远方的岛屿与大陆。博物馆中还陈列着来自异邦的船舶。我注意到，解说员不断强调，以福船为代表的中国船，采用的是飞鸟的造型，而西方的船舶采用的是鱼的造型。船舶的航行，凭借的是风与水两种动**的流体。福船那飞鸟展翼般的造型，显得更轻盈，其中既包含对自然之力的充分理解，更体现出中国人审美中一以贯之的飘逸之感。我恍然看到现在停靠在博物馆、被精心布置的灯光所照亮的福船，正在海上航行。那姿态仿佛一只正拍击着翅膀准备从水面起飞的大型海鸟，开展而上翘的船头犁开海面，激起浪花，又压碎了浪花。季风到时，顺着洋流，那船是怎样轻盈地飞掠在宽阔的洋面。
中国的文化本来是多元的。在大河的上游，高原上游牧的民族，也以马背为舟，席地幕天，即便身处蒙昧，也追求着一种宽广的生活，而在河的下游，向着海洋敞开的三角洲，也哺育出另一种更具冒险精神的文化，**被未知的宽广所激**。如果中国一直以这样多元的文化相互激发，而不是日渐以河流中游农耕文明哺育的文化一统天下，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
航海人去向远方，往南，是南洋，过了南洋，再往西，是印度洋。
航海人去向远方，往东，是台湾，过钓鱼岛等一系列岛屿，是琉球，是更为宽广的太平洋。
当一个族群总是去往远方，远方的族群也会来到你的面前。
在福州城里，就有一处专门招待 “远人”的所在。那里，老榕树笼罩的阴凉隔绝了近处大街上喧哗的市声，也庇护着一座古老的建筑:柔远驿。这是一座始建于明代，又在清代重建过的驿馆。据当地有关海洋交通的史料，那个时代，正因为有了福建所造那些适于远航的福船，明中叶之前，琉球群岛和中国大陆间的交通以直航福州港最为便捷。加上从事中琉贸易的人很多是明代初叶移民到琉球的福州河口人，因此前来中国的琉球人，无论朝贡还是通商，往往先在福州港靠岸。于是，当时福州官方便在城东南建好廨舍，专供琉球人驻足盘桓，福州民间称之为琉球馆。明朝成化八年 (1472年)，正式设立怀远驿以接待琉球来往人员，其地址就在原琉球馆附近。明朝万历年间，怀远驿更名为柔远驿。其意取自 《尚书》中的“柔远能迩”，寓意优待远人，以示朝廷怀柔之至意。
现在，柔远驿四周高楼林立，出了树荫浓重的小街口，市声沸腾，但远方来人也早绝了行迹，已经改造成一座博物馆的古老馆驿静寂无声，只有一些经历了历史上重重劫火而得以存留的文物在顽强证明中国古代也有过何等开放的文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在中学课堂上照本宣科过中国历史。那些历史教科书中，有一个不容置疑的结论，那就是封建王朝的闭关锁国。其实，那时才是重门深锁后国门初开。我们在意识深处只是从一道门缝中好奇地向外张望，而没有想过要超越一元论史观，全面地打量自己国家历史更复杂的局面。这种影响，在国人思维中其实一直延续至今。所以，当我在柔远驿改建的博物馆中看到两张记录道光十六年 (1836年)和道光十七年 (1837年)琉球和福州间往来商品的详细记录时，心理感受要说是 “震动”也是毫不为过的。
所以，我愿意不避文章的冗长将这物品清单抄录在这里，因为，很长的历史时期以来，我们总是急于对历史进行意识形态的定性，而对于丰富的细节以及包藏其中的意味过于忽视了。
道光十六年琉球使者从海路输送到福州港的主要物品:
海带菜，一十五万七千余斤；海参，二万三千斤；鱼翅，七千斤；
鲍鱼，二万九千余斤；目鱼干，五千二百余斤；
酱油，五千三百斤；铜器，九十斤；
棉纸，一百二十余斤；刀石，一千余斤；
金纸固屏，二架；白纸扇，一千把；
木耳，一百余斤；夏布，三百二十匹。
道光十七年从福州港输往琉球的物品更加丰富多样:
绒毯，三千六百斤；药材，二十一万余斤；砂仁，八千四百斤；
茶叶，七万二千斤；粗瓷器，三万五千余斤；白糖，六万五千斤；
沉香，八千三百斤；徽墨，八十斤；线香，一万一千余斤；
锡器，一千一百余斤；玳瑁，一千一百斤；甲纸，二万零五百斤；
虫丝，八百斤；棉花，三千五百斤；粗夏布，三千四百匹；
油伞，九千把；毛边纸，十一万六千余张；
针，二十五万根；织绒，六十匹；油纸伞，二万二千余把；
大油纸，三千四百张；篦箕，八千个；漆茶盘，六千个；
哔叽缎，二百丈；中华绸，二百九十余匹；绉纱，二百三十四匹；
小鼓，二十余面；旧绸衣，二百余件。
愿意不厌其烦，抄录这张贸易物品清单，因为这是历史生动而丰富的细节。从这张清单上，可以揣想那个以外邦藩属朝贡、朝廷赏赐为主，民间自发贸易为辅的贸易体制的面貌。也可以从这份清单看到中国以精细的农耕和手工业技术为核心而对周边藩属之国保持的延续了上千年的技术优势。中国的商船扬帆出海，周围的藩属之国还在从陆上、从海上络绎前往中央之国。但是，这时已是道光十七年，大清国正在从其天朝大梦中滑向迟暮之年。与此同时，那些比传统外邦更加遥远的殖民帝国正四围而来，鲸吞，或者蚕食由朝贡体制维系的中国周围的藩属之国，将他们改名换姓。正如 《剑桥插图中国史》所说:“当世界力量的平衡慢慢移动时，没有任何中国人给予足够的关注。”乾隆皇帝在答复英国国王要求通商的信中是这样说的:“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远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这是以朝贡羁縻藩属之国而得到的经验。上述的物品清单正是这种意识的有力支撑。道光十七年 (1837年)，在福州，与琉球的海上贸易还在进行，琉球的使者与商人还出入于柔远驿中。但更大宗的与正在兴起的海上殖民帝国的贸易却被朝廷限定在广州。“中国人不按欧洲商人希望的数量购买其羊毛、刀子和钢琴”，而对欧洲人来说，工业革命后，购买力增加，不但传统的丝绸与瓷器需求更加强劲，新的消费习惯又形成对于茶叶的需求。“山雨欲来风满楼”，柔远驿里进出的人们感觉到了风暴的来临吗?中国的中央朝廷感受到了这种危机的迫近吗?那些琉球的朝贡使与商人感到他们最终将像脱离了引力的陨星被更强悍的引力场所虏获吗?我想，末梢神经总是敏感的，总是会感受到危险的迫近。只是，把这些信号传递给中枢的途径已被阻塞，又或者，那个本来拥有多元文化信息来源的中央大脑，早已习惯于接收与处置陆地农耕文明的信息，而将本国文化中本就具备的源于海洋文明的传来的种种信息顽固地屏蔽了。如果没有工业文明的兴起，没有西方列强的次第东来，那么，看看张挂在当年的柔远驿墙上中国输出物品的清单，就知道，那一切，对于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来说，似乎真的是不需要什么了。那些物品，是足可以维持一种稳定而且雅致的生活了。
但这时，一套由西方人制定的游戏规则已经在全世界运行，“他们希望中国放弃朝贡贸易，通过特使、大使、商约和已经印行发布的关税率处理与他国的关系”。但这样的声音让依然以为自己处于世界中央的大清国朝廷没有听见。读书人还在书斋里背诵孔子的语录:“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是的，周围的藩属之国总还要从海上，从陆上络绎而来。但三年后的道光二十年 (1840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他们都要日渐疏离了，失去这些藩属屏蔽的中国，漫长海岸线上所有通向内陆的河口都将在强力的驱迫下，不情愿地敞开。
一个悲情时代正在到来。
在福州，很多纪念性的处所，都是温习这段悲情的课堂，但我不想花太多时间去重温那些悲怆。我更愿意重温中国人，至少是东南沿海的中国人频繁而自信地出入于海上的时代。也是在柔远驿，和当地朋友交谈时，听到了番薯如何进入中国的故事。当地史志中记载:“按番薯种出海外吕宋。”其实，番薯和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很多食材，如:辣椒、玉米、西红柿、马铃薯等来自更遥远的美洲。番薯也是一样，先是被殖民者带到欧洲，再传到吕宋，然后，被明万历年间到吕宋进行海上贸易的福建人陈振龙发现。他见当地遍植番薯，并了解到此种作物耐旱、高产、适应性强，生熟皆可食用。一本欧洲人所著的叫作 《改变历史的贫民美馔》的书中说:“甜薯，是牵牛属的一种蔓性植物，在哥伦布登陆海地之后，便跟着他回到了西班牙。”“自1493年开始，西班牙的船只从海地及其他地方陆续回到欧洲，并引进了甜薯。”最初的欧洲人并没有充分认识这种植物的食用价值，而是被西班牙国王作为观赏植物栽培在花园中。后来，他们又将这开花植物赠送给英格兰国王。这个国王是亨利八世，“也非常喜欢甜薯，却是为了一个终将让他失望且沮丧的理由:他以为这是一种**”。这个甜薯，就是福建人口中的番薯。我们已不知道此种作物又如何传播到吕宋诸岛，却确切地知道，恰恰是在番薯进入欧洲的一百年后的1593年 (明万历二十一年)，陈振龙将番薯从吕宋引种到了家乡福建。我们还知道，那时番薯的经济价值已经被殖民国家充分认识，所以，其种苗和种植技术不是自由传播的。陈振龙是靠把番薯藤编织在船上所需的众多的索具中，才避过了出境检查。他经过七昼夜航行回到福州，随即在住宅旁的空地上开始试种。这时正逢闽中大旱，五谷歉收，陈振龙促其子陈经纶上书福建巡抚金学曾，报告吕宋番薯可以救荒。金巡抚允许试种，俟收成后呈验。当年，试种成功，金巡抚即于次年传令遍植闽境，解决荒年缺粮问题。闽人感激金学曾推广之德，一时间曾将番薯称为金薯。今天，中国凡气候适合之地，已遍种此物。并在中国不同的方言区中有了更本土的名字:比如地瓜，比如红苕。今天人们不仅食用其淀粉丰富的块茎，其藤叶，也成为一道餐桌上常见的健康食品。这次行于福建沿海，有虾蟹鱼蚌的餐桌上，也总有一盘嫩绿的薯藤在丰富的动物蛋白中加添几缕植物疏淡的清香。今天的贸易的主流，是技术与资本，而在古代，从陆上丝绸之路到海上丝绸之路，来自不同方向的众多的外邦植物改变了中国的农业与中国人的食物结构。
一个番薯故事，足可让我们体会到开放与贸易带给人民的福祉。
所以，我更愿意先来写写此行在曾经因开放而繁盛了好几百年的泉州的所见所感。
十来年前，去过一次泉州。唯一的原因，就是从书上看到这座城市曾经的一个名字，刺桐。字是中国字，词是中国词。但不知为什么，却觉得那是一个异国风味十足的名字。和读历史中那些用非汉语的字眼对音而成的地名一样有着别样的风情。那些引起我同样兴趣的地名是汗八里，是花剌子模。是暹罗，是占城。那是中央朝廷还没有动不动就兴起海禁之想的时代里流布于汉语典籍中的名字。
刺桐，这种春天开满红花的树木和番薯一样，也从南洋而来。这种极具观赏性的高大乔木，至少在唐代，就已经完全改变了一个中国城市的面貌。读过一本写中国古诗中植物的书，说刺桐在唐诗中已经大量出现。
海曲春深满郡霞，越人多种刺桐花。
那时，阿拉伯人早已从海上来到过中国。
前面说过，生活于十世纪的那个叫马苏第的阿拉伯人在他的地理学著作 《黄金草原》中，已经有了关于中国的描述，他说，从阿拉伯出发，要经过七个不同名字的海，“第七海是中国海”。那似乎也是他们向东航行的极限，“在中国已远，于大海下侧既没有已知的王国，又没有已被描述过的地区，惟有新罗及其附属岛屿例外”。
《黄金草原》作为一本古代的地理书，大部分篇幅说的是海，是船，是海路，和海路通往的那些传说般遥远的国家，却偏偏命名为草原。把海洋当草原，游牧其上，那人内心里鼓**着的是怎样一种浪漫精神!这位地理学家甚至用阿拉伯语给中国的皇帝重新命名。比如奈斯尔塔斯、比如阿温、比如艾赛敦。他还记述了一位他命名为赫拉丹的中国皇帝，“该王令人建造了大船，让那些负责出口最为典型的中国产品的人登上了船，以前往信德、印度、巴比伦等远近不等和通过海路可以到达的地区。他们必须以他的名义向这些地区的君主们奉送珍奇的和价值昂贵的礼物。在他们返回时，又为他带来了在食品、饮料、衣服和毡毯方面最为珍贵，甚至是最为罕见的物品。此外他们还负有致力于了解他们曾参观过的所有民族的政府、宗教、法律和风俗习惯的使命。”
这些文字记述的大约是唐代时的中国。陆疆与海疆都高度开放的中国。但是，今天已经很少遇见唐代的文化遗存了。在泉州游走，总是会跟郑和劈面相逢。在地面上，一座面海的山丘，还竖立着一座高塔，传说郑和下西洋前，屡上此塔眺望海上浩渺的烟波。在地底下，前些年出土了一座被海边的风潮掩去的寺院。在这座重见天日的佛寺中，循例该有的佛教众神殿中的那些佛菩萨外，还有妈祖和郑和雕像，作为那些时常去往无边的海洋上闯**的泉州船民们的庇佑之神，与佛教的偶像一起在同一座大殿中享受香火。郑和的先祖是中亚细亚人，从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了中国。到郑和从中国海航向阿拉伯海的时候，除了伊斯兰信仰，他已经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中国人了。泉州当地史志中还有关于率船队扬帆远航前到灵山圣墓行香的记载。
灵山圣墓，坐落于泉州城东灵山南麓。唐武德年间，即公元七世纪初叶，伊斯兰教初创，即有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门徒四人随商队东来中国传教。正如 《古兰经》经文所说:“船舶在海上带着真主的恩惠而航行。”这四位伊斯兰贤人到达中国后，三贤、四贤便在泉州居留传教，并在此终老落葬。这两座并排安卧于泉州的伊斯兰式墓葬，就是在整个伊斯兰世界看来，也是现存最古老、最完好的圣迹之一。
郑和下了西洋。他的航迹最远处究竟抵达何处，在今天的世界重又成为人们热心争论的话题。
这其实并不十分重要。
要紧的是他们的行为方式与目的，带着那么强烈的中国文化印记，正如马苏第在 《黄金草原》中的记述:“他们还负责激发外国人对宝石、香料及他们祖国器械的热爱。大船分散于各个方向，在外国靠岸并执行委托给他们的使命。在他们停泊靠岸的所有地方，这些使者会以他们随身携带来的商品样品的漂亮程度而引起当地居民的赞赏。”于是，“大海流经其疆土的国家的王子们也令人造船，然后载运与该国不同的产品而遣往中国，从而与中国国王建立联系，作为他们获得该国王礼物的回报也向他奉献贡礼。这样一来，中国就变得繁荣昌盛了……”
唐代或更早前的中国人如何扬帆去往海外，从中国的典籍中已经很难寻觅翔实的记载，但在这些早于郑和下西洋五六百年的记述中国人航向世界的文字，仿佛正是对郑和们所做功业的详细描摹。
至今，在泉州当地还有遥远的锡兰王子因故不能归国，而长留泉州，其家族世代繁衍而最终化入中国的美好故事。
漫步泉州城中，四处都有海洋文明所带来的多元文化的遗存。
伊斯兰教的清净寺创建于北宋，据说是仿照了大马士革著名的礼拜堂的形制。如今这座寺院已基本损毁，但有着鲜明阿拉伯风格的门楼依然高耸。倾圮的礼拜堂有了更中国化的名称:奉天坛。但四围的墙壁仍在，其西墙正中还有拱形的壁龛。内壁上镌刻的阿拉伯文仍清晰可见。专家告知，这些文字都是 《古兰经》中的警句。今天，信众们的礼拜之处是屡塌屡修的明善堂，已然是一个中国风味十足的砖木结构的建筑。
浓重的树荫背后，开元寺双塔雄峙的身姿缓缓从天际线上升起。
眼前情景正合了李太白的诗意:“宝塔凌苍苍，登攀览四荒。顶高元气合，标出海云长。”不由不听了主人的导引去往开元寺。
刚刚来到庙前，我的目光便被一块石雕所吸引。这块花岩石雕砌入了廊下的石阶。那狮身人面的雕像显然不是佛教众神殿中的造像。其强烈的风格让人想起印度教万神殿中的造像。然后，在这座佛寺中，我们又相继见到了多个印度教风格的神像和建筑构件，它们或者单独陈列，或者已经作为建筑材料嵌入了佛寺的整体构造。就是这样一些物件，透露出生动的文化气息:在这座佛寺建立之前，印度教也曾在这块向着海洋敞开的土地上传播，并构建过自己敬奉众神的神庙。活跃在这个城市的外邦商人，兴许也有接受了这种宗教的当地人，在这里以香花敬神，以歌舞娱神，以猛烈的祈祷求得神灵的佑助。有史料显示，唐代的时候，随着贸易的人流，从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也有世界各地信仰坚定的传教者们络绎不绝的身影。他们带来了伊斯兰教、犹太教、摩尼教、祆教、景教，在泉州开元寺，我又看到了印度教也曾到访，并试图扎根中国的确切物证。印度教当时流行本地的景况已渺不可考，却想起撰于唐代的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文字，想必也可大致构想当时印度教流布的情形:
“或重广法堂。崇饰廊宇，如翚斯飞。更效景门，依仁施利，每岁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备诸五旬。餧者来而饭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清节达娑，未闻斯美。”
今天，景教与印度教在中国土地上几乎断绝了踪迹，但同样自西而来的佛教依然在中国大地上香火旺盛。熙熙攘攘的信众，正依了佛经的教导，“见佛塔庙，作礼围绕”。
出得庙来，在佛寺之侧，我见到高过殿檐的几株菩提树，微风过处，那些有着七到八对明晰叶脉的绿色叶片便敏感地振动起来，发出细密的声响。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就是在此树庇荫下悟得佛教精义，因此，菩提树在虔敬的佛教徒那里也是圣物，风动振叶，所发声音，亦可当成是梵呗之音，有称颂礼赞，有消除业力的无边功德。我辈俗人，不是阿难，不是迦叶，也仿佛听见佛所教导:“谛听!谛听!汝当谛听!”
我静心谛听，不是佛教徒，未感受法力的加持，却似乎从历史深邃处看到文化强劲的光亮。
那天，还在树下发现数茎结构简约精巧的蓝色小花，如星光闪烁，这花的名字，也包含有远方消息，名字唤作阿拉伯婆婆纳。
终于到达海边了，去寻访马可·波罗出海处。立在泉州海边，退潮时分，夕阳西下，有长桥通往烟水迷茫处；身旁，在坚固的水泥码头上有起重机举着集装箱在轨道上徐行。
恍然看见中国风的福船正在扬帆出海，看见阿拉伯风格的船正在靠岸，水手们正在徐徐地落下一面面风帆。
脚前因退潮而**的滩涂上有小生物在匆匆奔忙，山脚前，刺桐和芒果树正在开花。芒果树以结果为要，花虽繁密却又朴素至极。但是刺桐，不着一叶，却以苍劲的枝干高擎着一簇簇艳红的花朵。仿佛为了表明来自异邦的身份，那一枚枚花朵都采取了弯曲的象牙的形状。又仿佛为了表达与这片土地的亲和，每一朵花，都闪烁着丝绸的质感。
我来到这里，还因为这些滩涂上淤积的泥沙中，曾有一艘古船重见天日。然后，我在泉州海上交通博物馆中见过了那艘发掘于滩涂泥沙下的漂亮的大船。
那是一艘宋船，船的前半部尚还完整，果然是在福州听人介绍福船时状若飞鸟的形象。果然如古典的记述 “上平如衡，下侧如刃”!船的尾部已不可见，船上的桅、桅上的帆亦不可见。馆内也没有风，只有冷光源静静地照耀。
有宋一代，也许由于陆疆逼仄与局促，反倒激发了海疆的开放。高超的造船术之外，还发展出一整套的关于远航海上的知识与技术系统。
晚上翻看得自当地的 《泉州古代海外交通史》，那些与航海知识与技术有关的文字真让人生出旷远之想。
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惟望日、月、星宿而进。
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
以针横贯灯心，浮水上，亦指南。
今既论潮候之大概于前，谨列夫神舟所往岛、洲、苫、屿而为之图。
每暑月，则有东南风数日，甚者则旬月而止，吴人谓之曰:“舶舻风。”
船舶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来以五月六月，就南风。
其实，航海业的发达，除了航海技术本身的发展，还有更深刻的原因。
北宋时期，泉州一带兴建许多水利工程，并从越南引进占城稻种，大面积种植。同时，棉花、甘蔗、茶叶等经济作物也开始大面积种植，并发展出成熟的种植与加工技术。更重要的还有蚕丝织造与造窑烧瓷技术的发展。唐宋时期，中国社会经济重心与人口渐渐南移。有资料表明，早在公元742年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中，中国南方人口所占比重就由一百年前的四分之一，增加到了接近一半。
“产自南方的茶叶不再被当作药材，而主要用于提神。全国各地的人都开始饮茶，从此茶叶成为主要商品，随着中国东南沿海及东南亚一带的海上贸易激增，广州、泉州和福州等南方港口城市发展起来。”《剑桥插图中国史》中说， “宋朝成立之初，就鼓励对外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朝廷官员出使东南亚地区，怂恿他们的商人来中国，中国商贾也主动出击。在宋朝，载着中国商人航行在南海上的中国船只，取代了南亚和西南亚的商船……各省城市的增长速度也是前所未有的……福建北部的建康是个内陆城市，居民可能有20万之多。福建南部的沿海城市泉州更大，其知州在1120年声称，该市加上乡村有50万居民。”
元代，泉州港繁盛的剧目还在继续上演。
所以，马可·波罗到达泉州时自然要发出赞叹:“运到那里的胡椒，数量非常可观。但运到亚历山大港供应西方世界各地需要的胡椒，就相形见绌，恐怕不过它的百分之一吧。”
所以，十四世纪来到元代中国的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会留下这样的文字:“我渡海到达的第一座城市是刺桐城……该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
只是，西方人所说的作为 “世界中心”的中国的黄金时代行将落幕了。
明朝皇室对待海洋似乎有一种奇特的态度。
一方面，有郑和率官方庞大船队七下西洋的壮举。另一方面，又出台种种限制海洋贸易的措施。原通于万国的泉州港此时被规定只能与琉球通商。于是，当官方限制或禁止民间的海上贸易时，逐利的商人成为走私者，甚至成为海盗。在大明朝廷开始封禁海疆之时，日本的海盗，以及从事殖民贸易的荷兰人、葡萄牙人已经相继前来叩击关门了。而支持郑和七下西洋的朝贡贸易体制，终归因入不敷出，而被廷议所中止。海禁的时代到来了。
终于，随着主管海上贸易的官方机构市舶司迁往福州，泉州湾中，那些曾经帆樯如林的港口，被泥沙渐渐淤塞。还看到过一则史料，刺桐城的衰落，还与农耕时代过度开发造成植被破坏，严重的水土流失导致那些深水港被泥沙淤塞有关。总之以刺桐之名获得世界性荣耀的城池，火红的刺桐花终归是渐渐凋零了。
刺桐花谢刺桐城。
泉城已渺刺桐花，空有佳名异代夸。
所以，在福州城的柔远驿中，我知道，那张道光年间与琉球间通商物品的清单，已是辉煌落日中最后的一道余晖了。那时，中国的船队不再远航，那些不断前来朝贡的藩属之国，也行迹日疏，如陨星般一一消失了。1871年，琉球国被日本吞并，1875年，日本政府命令断绝琉球与中国的朝贡关系。今天，再看到琉球的消息，其名字已是非常日本化的名字叫作冲绳。连从福州去往琉球海路上的中国的钓鱼岛也被声称为 “日本的领土”了。
也是在道光年间，继荷兰人、葡萄牙人以后，英国人和法国人又相继出现在中国的海岸。传统的丝绸、瓷器之外，中国的茶叶，特别是产自福建的红茶，使得这些殖民者对于闭锁海港的中国欲罢不能。这时来到中国人面前的欧洲人，不但一如既往地具有殖民者的野心，更重要的新兴的英法等国经过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革命的技术与制度革新的双重锻造，比那些老牌的殖民国家更加强大。“因为中国不愿意按照欧洲的模式组织贸易，而英国有力量迫使它接受自己的条款。”这一结果，当然是鸦片战争。西方历史学家说，这场发生于道光二十年 (1840年)的战争，“为后来的战争定下了调子，而且逐渐给中国带来了重大的象征意义”。那位叫伊佩霞的美国历史学家说，这样的战争成为 “一个鲜明的例子，说明国际上的以强凌弱和把不同的道德取向强加给那些试图做正义事业的人。这种道德尺度反过来使中国人很难看清自己应从西方文明中吸取什么”。
对照当时中国泛道德化的知识界主流的声音，对照当时朝廷中枢的种种反应——无论是出于国族自尊而义愤高蹈的主战派，还是因不知世界格局剧变而震愕，而懦弱，不得不在不平等条约上签字的投降派，西方历史学家的这种论断确乎道出了某种历史的真实。
中国文化中向来具有多元的基因，只是一直占据上风的大一统思想对于边缘的声音总是忽略的。中国地域辽阔，地理与官僚机构的设置总是使陆疆与海疆的声音显得微弱而遥远。在世界剧烈变化的时代，首当其冲的海疆总是更加敏感，而中枢的反应却疲惫而迟缓。
海上台风迫近，当然是身在海边的人首先感受气压的变化，首先看见天边的乌云翻滚。那时候，宋元时代曾航行天下的福船已然折戟沉沙，直面海疆危局的人，从帝国梦中惊醒，首先想到的自然是 “师夷之长技”，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制造坚船利炮。
于是，左宗棠、沈葆桢这些直接面对海疆深重危局的地方大员，才要首倡设立船政局，引入西方的新技术来武装自己，力挽颓势。
我们去到马尾，当年船政局首开西法造船的地方。在博物馆中，看到左宗棠上奏朝廷，请求自欧洲 “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设局试造轮船”的奏文: “窃维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其中的见识，并不是一般的应急反应，而是在 “防”之外，还看到更深远的“利”。所以，制造新式战船，武装水师，不是单一的防守，而是“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而要达此目的，“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制监造轮船不可”。而要施行这些措施，非得改变一些陈旧的意识，“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于无也”。
回顾唐、宋、元时代，中国尤其福建一带海上贸易的繁盛，一来自是开放的襟怀，背后更有当时领先世界的造船技术和发达的农业与手工业作为的可靠支撑。
古老的罗星塔，曾是当年频繁的航海活动的见证，当福船的风帆落尽，塔下的江湾中，又一轮试图振兴的努力开始了。虽然左宗棠创立船政局不数月，就被调往伊犁捍卫西部陆疆，但他的继任者们确实做出了不小的实绩。1866年，船厂开建。1869年，中国第一艘千吨级机器轮船万年清号在马尾下水。1872年，当时远东地区自制的最大兵舰扬武号首航。
船政局还充分意识到 “船政根本在于学”，设立船厂外，还设立船政学堂，学制五年，用法国人和法文教材训练制造人才，用英国教师和英文教材培养驾驶人才。
1866年，船政学堂初开，一个出身于当地中医世家的年轻人考入学堂，学习海船驾驶。这个人就是在中国近代促使中国人思想开放方面有大功德的严复。在马尾船政学堂学习五年期满，严复以优等成绩毕业后在军舰上开始其海上生涯。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朴次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翻译出版了赫胥黎的 《天演论》和亚当·斯密《原富》等思想性著作。相对作为洋务派的左宗棠们，严复辈对中国的自强之道有更深的认知:“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有西方历史学家说:“严复一度认为，中国的困境只有百分之三十是由洋人引起的，大部分都是由自己的毛病造成的，故而可以通过中国自己的努力得到补救。”正因为有些识见，严复归国后即在天津创办以英国 《泰晤士报》为范本的 《国闻报》，传播新知，呼吁改革。
在那个危机重重的时代，中央王朝以及内陆的官员与学人们大多仍囿于陈规旧识，但在那些面向海洋的地方，“一个更加积极的地方精英阶层正在形成，他们渴望参与政治秩序的重建”。日本历史学家菊池秀明在 《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一书中指出:“近代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从南方开始复兴之路的时代。” “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等改革运动以及新思想、新文化的接受与创造，亦多由南省出身的人物担任骨干，或以在此时代发展起来的南方边地城市作为其衍生发展的舞台。”
这些日子，在福建的沿海游走，一直听当地朋友说两个字，也许是因为是那个简化的词组对我而言还过于陌生，也许是因为当地朋友的普通话总有些闽人特别的口音，直到行程即将结束，我才恍然大悟，他们不断重复的那两个音节是 “海丝”，即海上丝绸之路的缩略的表达。从语言学的角度看，简洁缩略的表达方式的出现，意味着这种表达所指称的事物被普遍认知，或者这种表达所指称的观念已成这个语言群落的共识。
当年，面对老大帝国的重重危机，中央与地方，官员与学者，曾有 “海防”与 “塞防”之争。其实，国家安全首先就是领土与领海的完整，所以，当年左宗棠得离开刚刚创办的马尾船政局，从东到西，横穿了整个中国，率军收复伊犁，巩固陆上边疆。而今天的中国，开放自沿海口岸始，三十年后，已经是海陆边疆的全面开放。所以，“海丝”之外， “一带一路”，这个缩略语的流行，也显示了开放观念在今天已是如何深入人心。
突然想起，去年，我曾有海上岛国斯里兰卡之行。所带的枕边书，是法显的 《佛国记》。法显是东晋时代的僧人，公元399年，以六十多岁高龄从长安出发，经陆上丝绸之路去往印度取经学佛。后来，他由印度乘商船到狮子国 (今斯里兰卡)，居留两年，再乘商船东归，中途经耶婆提 (今苏门答腊岛或爪哇岛)，再换船北航回到中国，成为有史可考的中国同时游历了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人。在斯里兰卡期间，我常去海边徘徊，寻找当年法显东归的登船处。当然，确切的地点自然已无迹可寻了。但是，在科伦坡，面海的长堤尽头，一个崭新的港口正在兴建。港口的兴建者，是一家中国公司。港口建成后，持有该港口相当股份的中国公司还将参与海港的管理与运营。
是的，今天距福州城中柔远驿的关闭已将近一百五十年，距离严复先生在福州辞世也近一百年。面临大海的中国，在开放与禁锢中又犹疑过、摇摆过，但终于还是向着世界敞开了所有口岸，所有向着海洋的三角洲都成为新的出发地，成为新的文化与经济思想的发生地。
看哪，这无边的大海，
有一只船起航了，
张着所有的帆，
甚至挂上了它的月帆，
当它疾驰时，
航旗在高空飘扬，
它是那么庄严地向前行进，
——下面波涛竞涌，恐后争先，
它们以闪闪发光的弧形运动和浪花围绕着船。
只是现在，那些船都去掉了帆，而采用了更可靠稳定的机械动力。机器的心脏，每一次转动，都输出强劲的脉动，驱迫着沉重的钢铁躯壳钢铁骨骼的船舶，去往远方。重新航向世界的中国船来到了海洋之上，带着历史晦暗或光辉的记忆，来在了海上的中国船已经日益稔熟于洋流与信风，前方徐徐展开的前景，扑面而来的海与风，正是中华复兴理想最舒展的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