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理想与现实1
在薛岳发起万家岭围歼战时，冈村之所以像个后娘一样，对援救第106师团的行动表现出一种近乎残酷的冷漠，说到底，还是为了第11军的西进行动着想。
原本指望第106师团能顺势把他的南下计划执行下去，却不料鸡飞蛋打，自己陷进去不算，还得抽调其它重兵，而无论抽调金泽师团还是第27师团，都意味着西进行动可能搁浅。如此一来，哪边都没着没落，这怎么能行。
冈村当时的真实想法是，第106师团完就完了，只要西进能够成功，舍小取大，我也情愿。
通过岷山之战，他发现薛岳兵团所在的南战场很强，而张发奎兵团所处的西战场却相对虚弱。
于是，冈村把长江南岸以金泽师团和第27师团为核心的第11军主力，全都投到了西战场。最初的推进情况，也让他惊喜莫名，金泽师团一马当先，越跑越快，在赛场上快要成为唯一主角了。
棋逢对手
第11军司令部又热闹起来，不过参谋们的脸上不再是气急败坏的表情，冈村耳边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好消息，不是“进展顺利”，就是“锐不可挡”。
一激动，冈村就连一招一式，你来我往的耐心都没了。他发布追击令，让冲击力最强的金泽师团闭着眼睛追，以最快速度赶到湖北咸宁。
咸宁是粤汉铁路上的一个重要站点，往北是北伐时著名的贺胜桥，再往上去即为武汉。
占领咸宁，就截断了粤汉铁路，也就等于就近抄了武汉的后路。这条进军路线连冈村最初预想中的小包围都算不上，只能说是小小包围，可被时势所逼，看上去颇有远谋的冈村也不得不变得急功近利起来，他就盼金泽师团能跑得越快越好。
别管路上的什么障碍物，你就当那是浮云。
金泽师团快马加鞭，追着追着，追到了鄂赣两省交界处，过不去了。
迎面挡着一座大山，大山不是栏杆，不是你把马缰一拉，可着劲一跃就能跳过去的。
此山名曰幕阜山。与庐山相比，幕阜山的名气要小得多，可是打仗嘛，又不是画画写生。这座界山成了挡住金泽师团的一道天然屏障。
更不容小视的是，山上还立着一位大将，手中兵刃冷森森让人胆寒，一看就非等闲之辈。
有时候，小看人是不好的习惯，冈村小看了张发奎，他就得为此付出代价。
从九江开始那一段，铁军军长确实表现不咋的，不管上看下看左看右看，都瞧不出北伐时代那种横扫千军的气势。不过张发奎自己的总结也不是没道理：给我的部队太差，做军长的就是再铁又能铁到哪里去？
所谓否极泰来，当初李宗仁的五战区够一穷二白了吧，可是撑到后面，汤恩伯来了，腰杆马上就跟着硬朗起来，一个台儿庄大捷惊煞个人也羡煞个人。
关键还是你得撑到那时候。
依靠薛岳这个小老弟在南战场又拖又拉，张发奎也撑了下来，而且真的迎来了汤恩伯。
汤恩伯原来被安排在南昌以南，属于机动部队。他属于那种要么不出手，一出手就能放出点雷霆手段的战将。
早在金泽师团进至岷山时，身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已经发现张发奎兵团据守区域太过薄弱，一个金泽师团现身之后，竟然是想到哪里就到哪里，谁也挡不住。
就位置而言，张发奎兵团的身后就是武汉，如果任由日军**，可想而知，战局发展下去会有多么被动。
再不调汤恩伯上来，很危险。
壮汤带部队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别人都是越打越少，他却是越打越多，如今已由汤军团扩展成汤集团军（第31集团军）了，而且指挥起来得心应手。
莫非他会传说中的吸星大法？
汤恩伯自有一套，他是能者升之，劣者驱之。
编进他部队里的，只要你真正能干，就不怕没有升迁的机会。一般的军队将领都是自己升上去后，再回过头来提拔下属，汤恩伯却是自己还没换乌纱帽，就先想到了下属。其中，像王仲廉、张轸等人由于仗打得不错，升得尤其快，几乎就是半年一次，一会就由师长跳到了军长。
对于那些因功可以升官，而自己军中已经额满的人，汤恩伯也尽可能不让对方失望，一有机会，就想方设法将其推荐到别的部队任职。这样一来，大家干活自然就分外起劲。
有能干的，必然有不能干的，而不能干的往往更是牢牢把持着手下那点军队不放，犹如自己的私家武装。汤恩伯的办法是首先尝试将军事主官调开，如果不行，就索性来个釜底抽薪，将原先的中下级军官撤掉一部分，另外换上一批人，结果造成不能干的那位被一下子架空，再也不敢恋栈。
汤恩伯扎营幕阜山，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向自己刚刚编组而成的集团军灌输山地战意识——
第一，要占领制高点，这叫脑袋，可以用以完全控制整个阵地。
第二，要占领制高点两旁的山头，这叫左右手，可以起到侧击的效果。
金泽师团以为自己是传说中的铁甲连环马，没想到从山林里伸出来的，却是一支支钩镰枪，用水浒语言，叫做“但见马到，一搅钩翻”。
一座又一座山头的苦斗，令金泽师团疲于奔命。所谓的追击令，渐渐已沦为一纸空文，从出发地到咸宁直线距离大概有一百多里，金泽师团平均每天“追击”不超过两里，这真是要了人命。
与此同时，第27师团在摆脱第18军的“纠缠”后，又在公路上遭遇了“汤式运动战”，其后续辎重部队经常被伏击，一时间顾前难顾后，顾后难顾前，本就不高的进攻效率直线下滑。
第11军负责西进的两支主力都因此变得蔫头耷脑，基本上一天才能占领一座山头。冈村坐在第11军司令部的作战室里，每天用颜色铅笔将山头标注下来。在地图上，幕阜山像一件衣服，而这些攻占的山头就象衣服上的碎点花纹，只是它们太细小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冈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尽早把点连成线，但汤恩伯作战的特点是，你攻击他一部，他必定会亲自率军进行反击，这样就把点连成线的机会降到了最低点。
整个幕阜山战场处于一片混战之中，日军刚刚击退一股中国军队，另一股中国军队又很快会冒出来，或者日军虽然嵌入汤恩伯的正面防线，但其左右两侧仍然纹丝不动。
汤恩伯毕业于陆士18期，冈村宁次则毕业于陆士16期。看起来是一个学校教出来的，上下仅相差两届，但在陆士的中国学生是分别设班，与日本学生不在一起，而冈村执教过中国班的前几期，所以严格意义上应该算是汤恩伯的老师。
这场师生间的决斗煞是好看。冈村精通正面进攻，汤恩伯熟悉山地防守，冈村懂得迂回抄击，汤恩伯亦擅长运动歼敌。如此，双方就只能打到难分难解。
通过以前的南口之战和台儿庄大捷，冈村对汤恩伯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可是当真正交手，他才知道对方名不虚传。
当然，如果汤恩伯没有幕阜山为凭依，也不可能令冈村如此头疼。
老冈村不再有闲情逸志画画了，他写条幅，言道：敌非敌，地形是敌，征战我不爱山水。
你不爱山水，山水还不爱你呢，谁让你跑我们这里来杀人放火的？
一个更比一个强
除了进攻受阻外，冈村还面临着另外一道难题：酷暑来袭。
冈村年轻时在武汉呆过。据他自己的体验，这一带并不是每年都很热，也有不热的年头，但让他头大的是，此次旧地重游，却正好碰上了一个好年份，华中地区特别热。
日军官兵在作战时不得不赤膊上阵，尤其是那些长满络缌胡子的老兵，脸上生出痱子，胡须之间的痱子化脓，满脸象开了花一样，真是又恶心又滑稽。
前线变得苦不堪言，在日军野战医院里，躺满了各式伤病员，几乎人满为患。当冈村看到那么多伤兵被用担架抬下来时，他的眼泪也忍不住要掉下来，巡视时几次都试图把目光挪开，以免被自己的部下看到。
老天，华中作战怎么会这么难呢？
此次受命向武汉发起总攻的部队，不仅有冈村的第11军，还有原“华北方面军”第2军。相对于第11军，第2军重新集结和出发的时间都较晚，一直到8月中旬才从合肥启程，其进攻路线是跨越安徽、河南、湖北三省，从大别山北麓绕到武汉。
兜这么一大圈子，当然是因为花园口决堤，便捷途径被切断了。假如当初能横跨豫东大平原，从郑州南下，则不须大部队，光动用坦克战车和骑兵组成的“快速挺进队”即能达到目的。
由于沿途公路桥梁已遭到破坏，第2军原先准备的近2千辆汽车全都派不上用场，成了废物一堆，各师团不得不徒步行军。
走着走着，大家就开始咒骂起来，像第11军一样，他们骂的也是“鬼天气”。
对天气因素，日本统帅部不是完全没考虑到。
先期出发的熊本师团2千多人患疟疾的事实，曾把参谋本部吓了一大跳。要都这么着，岂不是还没怎么打仗就得大量减员了，8、9月份正是南方最热的季节，就算不“打摆子”，官兵也可能中暑，因此陆军竭力主张将进攻武汉的时间推迟到10月份再说。
可是海军不干。
长江又不是一年到头水都是满的，还就这两个月是丰水季节，江面又宽，浅滩又少，我们的军舰才能溯流而上，若是到10月份进入枯水季节，船能不能开到武汉都难说。
海军成天坐在船上，养尊处优，陆军在山林稻田里过的是什么日子，他们才不管，而这一回陆军还不得不听海军的：你没船，长江沿岸的第11军总得靠人家接送啊。
事实上，参谋本部的担心不是多余的。8月份的天气，对海军或许有利，对陆军而言却是一场灾难。
在大别山北麓，除第一天下了点雨外，接下来几天全是烈日炎炎当空照。气温一度高至摄氏43度以上，官兵走着走着就一头栽倒在地，中暑晕了过去，甚至还有打仗时热得受不了，被送去急救的。
此后熊本师团的厄运也毫不意外地袭击了第2军。除了虐疾，还又加上了霍乱，第2军前后因霍乱、虐疾和中暑而缺员的，达到2万5千人，超过了一个师团的规模，中间致死的接近9百，则已相当于一个大队。
更奇特的是，第2军连沿途的遭遇都和熊本师团差不多，对手变得越来越强，自己则越来越亏。
遇到的第一个强敌是宋希濂。宋希濂把德械师的残存人马都集中起来，一个富金山阻击战，阻击第13师团达十天之久，使其折损过半，逼得第2军先后五次为该师团补充兵员。
第2军司令官稔彦眼见大道艰险，打算另走捷径，顺着小界岭翻过大别山，可是孙连仲又发起了小界岭守卫战。
小界岭战役被称为“第二个台儿庄战役”，或称“小台儿庄战役”，极言作战场面之激烈。当前线出现危急情况，已身为兵团司令长官的孙连仲竟然都拿起一支手提机枪，带着卫兵亲自冲了上去。
台儿庄大战时的敢死队队长仵德厚曾经说，小界岭战役是他从军生涯中所经历过的最激烈也最残酷的战役。一个近3千人的团打到后面，连炊事兵和抬担架的加一起，才剩下3百人不到。在仵德厚的记忆中，小界岭甚至比台儿庄都更令他难忘。
经此一战，在南京屠城中野蛮凶悍程度可与熊本师团并列的京都第16师团被打得丢盔卸甲，第2军也始终没能够走捷径翻过大别山，一直到中国军队撤离武汉，这里都固若金汤，连只苍蝇都飞不过去。
无奈之下，稔彦只能重走大路。
第三个对手也十分了得：张自忠。
张自忠如今几乎是第五战区的万金油，李宗仁和白崇禧觉得什么地方可能虚弱了，就把他部署到什么地方。
当时张自忠的部队也正饱受疟疾的困扰，到了后来，连张自忠本人都打起了摆子——他在治军方面素来以身作则，当兵的啃山薯喝生水，他也啃山薯喝生水，只要不是神仙，同样都有中招生疟疾的机率。
可是抱病之下，他仍然率部以强行军的速度赶到前线，据潢川以阻姬路第10师团（即台儿庄大战时的矶谷师团）。
在潢川，张自忠连遇险境。先是在城外遭到日军骑兵联队的突袭，只差几分钟的工夫，东洋马就要冲进大帐了。接着，他又在姬路师团包围潢川城的情况下，冒死进入城内督战。
最险的就是日军用炮火轰塌城墙，蜂拥进来的时候，张自忠大呼而起，亲自组织敢死队发动反冲，将城墙上一度被撕开的缺口重新封了起来。
为了这么一座小小的县城，双方连战十二个昼夜，所谓“倭尸累积，濠水尽赤”，连旁边的淮河水都快被鲜血给染红了。
整个姬路师团在潢川至少被打掉3千人马，主力联队从合肥出发时，尚有2800人，等潢川一战打完，已只剩800，伤亡之重可以说丝毫不亚于台儿庄大捷，乃至于连第2军自己都不得不在广播上承认：“皇军在潢川曾遭遇到从来没有的劲敌，致蒙受巨大之损失。”
武汉会战的实际情形跟以前的淞沪、南京战役，甚至于徐州会战都有不同。以前中国军队很难俘虏到鬼子兵，即使有个把两个因受伤而被俘，起初也大多是死了的鸭子嘴还硬，脖子梗梗的，怎么骗都不说一句话。你非得等老长一段时间，还要好吃好喝招待着，他才肯吐两三句毫无价值的屁话出来。
可是由于战争中损耗了太多老兵，日本除不断地组建新编师团外，连主力师团的补充，也不得不大量使用新兵。这些新兵来自日本国内的各行各业，没像老兵那样被洗过脑，从内心上来讲，也根本不想跑到如此遥远的国度来打仗，因此作战能力和意志都很薄弱。比如抓到的姬路师团俘虏兵就有问有答，十分配合。其中还有一个大学生，哭哭啼啼地从怀里拿出一堆家信和相片来给审讯者看，并且凡是他知道的军事秘密，你需要什么，他答什么，唯一的要求就是留他一条性命。
第2军里面，说说都是老牌主力师团，可是一路过来，无一不被打得东倒西歪，与其兵员组成已发生微妙变化有很大关系。
司令官稔彦急得没法子，只得拉出最后一个压轴师团——名古屋第3师团，同时频频使用特种武器中最神秘也最为人所不齿的毒气弹。
你有压轴，别人也有压轴，而且也几乎就是最强的。
胡宗南在信阳牵头组建豫南兵团，里面不仅包括各路步兵精锐，还有杜聿明第200师、独炮团等特种部队。双方就算单拼火力，也还有得一拼。
毒气弹这东西，属于一回生两回熟。第一次见它可怕，见得多了，知道了防御办法，不过那么回事。时间一长，中国军人甚至都学会了拿毒气弹开玩笑，一见阵地前沿烟雾缭绕，便相互打趣，这个说，要不你上去闻闻，试试看是不是毒气。另一个则答，去也可以，给只防毒面具先。
觉得毒气弹在眼前散来散去总是扎眼，胡宗南索性发动了一次短促反击，端掉了名古屋师团的毒气弹仓库，光缴到的毒气罐，就装了满满几大车。
汉谋无谋
9月中旬过去了，9月下旬也过去了，一转眼10月中旬都快到了……
可是一北一南，第2军司令官和第11军司令官仍然只能大眼瞪小眼，伙计看老板，都不知道究竟该如何打破僵局。
稔彦是皇室成员，含着金匙呱呱坠地的，人家打仗打好了能往脸上贴金，打坏了也没人说他，没有功劳尚有苦劳。冈村就不同了，前线迟迟没有进展，等于要了他的老命。
能救他命的，看来只有“日本第一强大师团”了。
对熊本师团期待如此之高，是因为经过这么多天的作战和对比，冈村发现了一个“三百米定律”。
如果地形低于三百米，特种部队尚有施展空间，日军的优势几与平地无异，但倘若地形高于三百米，则不但特种部队难有用武之地，步兵还得仰着脸往上冲，进攻难度就要大得多。
同样是山连着山，如果不算大别山腹地的话，长江以北大部分是三百米以下的丘陵地带和稻田，反之，长江以南的山地则一般都要高于三百米。
按照“三百米定律”，冈村认定熊本师团更有把握第一个杀奔武汉，因此他让人给熊本师团参谋长重田德松大佐带去一封信，信上明确要求该师团尽快组织新的进攻，时间为10月17日。
对冈村的这一“苛刻安排”，从师团长稻叶到重田本人，都感到难以接受。
前面虽然占领田家镇，稻叶等人的心情却一点也轻松不起来。经过田家镇之战，熊本师团别说进攻能力，就连防守能力都没有了，若无新兵补充是绝难再战的。
拿着冈村的信，重田又去催问了一下，说是已经有3200名补充兵赶来了，不过还在长江上轮船里，需10月20日赶到——就算来了，你还不能让这些新兵即刻上阵，总得编组一下吧，这样即使最早，也得到10月23日才能开赴新的战场。
10月17日进攻，第11军司令部那些猪头到底是怎么想的？
奉命制定作战计划的重田参谋长“悲愤地流下了眼泪”，心里面满满当当地只有一个字，那就是：堵，三个字：堵得慌。
可是他又不敢不执行冈村的命令，平时在老家伙面前耍点态度，对方诚惶诚恐，不知道要怎么惯着你捧着你才好，说来说去，还是因为要用你。现在你说不肯去打仗，那张老脸可就要拉下来了。一不高兴，没准还会把“日本第一强大师团”的牌匾转手送给金泽师团。
做“第一”做惯了，后面这件事才是重田和他的师团长最不能接受的。
重田至此每天晚上爬到附近的丘陵上去，一边眺望对面李延年所设阵地，一边苦思冥想，那模样犹如孟姜女哭长城，沮丧着个脸，就希望敌方阵地能自动倒掉才好。
一天，两天，什么办法都没想得出，阵地也没倒掉。该死的，这可如何是好？
还是侦察机给稻叶和重田带来了新的希望。
情报显示，中国军队已准备放弃武汉，各路人马正交替掩护，陆续从战线上撤离。
有飞机在上面看着就是好啊，胆子立刻壮了起来，熊本师团随即展开“迅猛追击”。
中国统帅部之所以决定这个时候弃守武汉，与广州失守有非常直接的关联。
负责保卫广州的是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但前线军事由副司令长官余汉谋实际主持。
当初发生两广事变，余汉谋是第一个揭竿而起造陈济棠反的。此后他虽然在名义上坐了陈济棠的交椅，然而陈老大的风光再也享受不到了，广东的党政军权基本被蒋介石一手掌控。
“老谋子”（余汉谋）没有陈济棠那样占山为王的野心，他情愿像小媳妇一样在广州蹲着，而他这个小媳妇的能力又是与野心成正比的。
粤军最辉煌的时期是东征北伐，那时候的广仔们都有一股子创基业打江山的劲头，因此张发奎、薛岳、吴奇伟、叶挺等一流战将才会不断涌现，也才能创出第四军“铁军”的名号。
不过从这之后，粤军就渐渐开始走下坡路了，基本上是一搭不如一搭，表现在当家人身上，就是陈济棠不如张发奎，余汉谋又不如陈济棠。
追究原因，毛病却是出在当官的越来越有钱了。
余汉谋的基本部队是第一军，按其流脉，也是从第四军里分流出来的，但这个军早在江西时就通过经营钨矿做生意赚钱。到了广州，余汉谋把赚的钱往下一撒，团长以上的军官都成了大富翁，几乎人手一套洋房汽车，生活十分奢靡。
知情者评论说，“老谋子”的军官一般都有三套衣服，一套部队里应场面的军装，一套白天逛街的洋装，一套喝花酒的丝绸长衫。此风一开，连以前形象正派的军官也近墨者黑，成天和商人混在一起经商走私，所以第一军几乎成了“广东商团”。
傅作义曾有句名言：“军人不能有钱，有了钱就怕死”。粤军在战略战术上并不比别人强到哪里去，当初之所以能够击败北洋军，完全靠的是一股不怕死的狠劲，现在天天躺在温柔乡里，骨头都酥了，如何还能打仗。
与之相比，桂军就不一样。李白等人数十年如一日在清苦中生活，所以人家的“钢军”仍有寒光，广东“铁军”细看去却早已是锈迹斑斑。
虽然已经不能打仗，偏偏第一军的还看不起其它粤军。他们自居为余汉谋的嫡系，认为“江山是老子打下来的”，变得一天比一天骄纵。
俗话说得好，骄兵悍将。“兵骄”并不一定是坏事，有志气才能干大事业，也才能成就“悍将”。遗憾的是，第一军骄归骄，打仗却并不“悍”。
从淞沪会战开始，蒋介石就陆续抽调部分粤军出省参战。余汉谋舍不得把自己的第一军主力派出去，只派出了一个叶肇，其它都是“非嫡系”的李汉魂、邓龙光。后面这些人属于张发奎的老部属，这也是李汉魂等人与叶肇素不相能的原因之一。
论武器装备，粤军在全国属第一流，德械、捷克造武器不少，有的甚至超过中央军德械师，加上调出去的部队风餐露宿，吃苦精神虽不能与“老四军”的前辈们相比，但比留下来的那些公子哥又要好上不少，因此之故，他们走出广东后还都干出了点名堂。
家里剩下的只是病猫，“老谋子”却还不知道去把家门口的篱笆扎扎紧。
10月4日，中国统帅部发来情报，告知余汉谋，日军已在台湾集结了两个师团，还有大量海军舰艇，看样子是冲广州来的。
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情报，然而“老谋子”仍然做若无其事状，未做任何防范。
老虎仔正在万家岭跟鬼子打得死去活来，这种时候，日本哪里抽得出兵来广州，再说了，小日本再猖狂，敢得罪“大英帝国”吗？
历史上，广州与香港联系紧密，后者是英国殖民地。日本攻击广州，必然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到其与英国的关系，这就叫投鼠忌器。
日军大兵压境，“广东商团”的各级官佐还在广州甚至香港游玩，毫无一点要打仗的紧迫感。
直到10月10日，余汉谋得到报告，日本海军舰艇已云集于广东大亚湾海面。这下他才慌了，知道对方是要动真格的。
赶紧打电话。不是打到部队驻地，而是打给各地电影院老板，让他们赶快打出字幕，要求翘着二郎腿看电影的兄弟们尽快回防。
真正的电影马上开始，战争片，一边倒的那种。
10月12日，第21军在大亚湾登陆。
第21军包括三个师团，其中两个都是新编师团，只有一个广岛第5师团算老的常备师团。
广岛师团也就是从前在华北吆五喊六的板垣师团，这个师团曾经也带着“日本最强师团”的光环，不过那得追溯到南口之战或太原会战的时候了，到台儿庄大捷前后，它顶多能跟矶谷师团坐一条板凳，甚至还有不如。就这样，它的主力还来不及参战，只能先送一个联队过来。
没办法，兵就这么多，武汉那里都不够用，能在广州凑出一个组合已属相当不易。
这是考验余汉谋本事的时候了。无奈“老谋子”早已沦落为身后跟着一群病猫的老猫，其能力和魄力别说与薛岳相比，连李汉魂都及不上。
蒋介石远在武汉，广州这边怎么打仗，他还每一步都要请示老蒋。这样身上的责任是小了，战机却统统都贻误掉了。
日军从惠阳打到广州，所以广州战役又称惠广战役，对于余汉谋来说，当时当刻，最要紧的是赶紧把尽可能多的兵力集中到惠阳。可是“老谋子”犹犹豫豫，明明有两个旅七八千后备部队可调，却一直毫无动作。
等到惠阳失陷，余汉谋才真正着急起来，这时惠广战役却已接近尾声，第21军离广州不远了。
赶紧开会商讨，余汉谋的参谋长在会上献策，提出了一个“球状战术”。
所谓的球状战术，其实就是口袋阵：日军不是来了吗，正好入吾觳中。
参谋长说得头头是道：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口袋，是皮袋，等鬼子进来，你踢我踢他踢，四面八方踢，结果袋子踢破，小鬼子自然也完蛋了。
等他眉毛色舞地说完，差点笑场。
还“你踢我踢他踢”呢，用来扎口袋的那些部队都不知道在哪里。这位参谋长提到的几个部队番号，都在溃退中，就这种状态，你还踢人家，自己不被踢个大跟头就算不错了。
余汉谋脑子再糊涂，也知道这是在纸上谈兵。
商讨来商讨去，还是且战且退为好，因为当时日军距离广州还有两百多里路，估计守上三天没有什么问题。
说是说还要守三天，结果第二天凌晨余汉谋自己就跑了路，连后勤机关都没通知。武将一失踪，剩下来的文官更慌了神，时任广东省主席的吴铁城、广州市长曾养甫全都跟着走了人。
从第21军登陆大亚湾到进入广州市区，满打满算，不过九天时间。广东百姓和侨眷对此十分不满，遂给三位封疆大吏集体编了一个顺口溜，曰：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没甫（通谱，不靠谱的意思）”，念来倒也琅琅上口。
整个广州战役，只有一个叫钟芳峻的旅长，在兵败之后拔枪自杀，不失为一条汉子，而他也为广东粤军这支曾名震全国，打响北伐第一枪的“铁军”翻开了悲凉的一页。
广州失陷，是10月21日的事，当时邓龙光第64军、叶肇第66军已奉令回调，可惜为时已晚。
广州一失，粤汉铁路就被切断了。蒋介石认为经过长达四个多月的连续苦战之后，充分消耗日军有生力量的目的已经达到，再孤城困守已无必要，遂决定放弃武汉。
吸取南京保卫战的教训，中国统帅部此前已对武汉撤退做了充分动员。能走的都走了，凡军事政治机构也一律搬迁。
后来当冈村进入武汉，他所见到的情景是连大街上商店的门窗都被砖头堵得死死的，想翻点值钱的东西也翻不到。他的第11军司令部设在湖北省政府大厅，去时里面空空如也，看上去，似乎搬家公司都没搬得这么干净彻底。
此谓“焦土抗战”。这玩意看上去激动人心，实际上很危险，一着不慎就容易烧到自己。
10月24日晚上，作为最后一批撤走的军政要员，蒋氏夫妇坐飞机离开武昌，不料中途仪器出现故障，飞机竟然迷失了方向。
给元首开飞机的飞行员都是优中选优的好手，他借助沿途地形标识，又摸了回来。到了武昌机场上空，低头一看，好家伙，下面正在搞“焦土作业”，破坏机场跑道哩。再过一会，座机想降也没得降了，岂不险哉。
此时耳边已能听到日军的隆隆炮声，座机就在这种气氛中，经过加油和检查修复才得以重新起飞。
由于所处地理位置不同，中国军队的撤离也比南京保卫战时要轻松从容得多。
白崇禧是随第九战区撤的，他坐着一辆德制吉普，没曾想走到半途，汽车还抛锚了。正在着急慌忙的时候，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坐着汽车赶到。周公手一扬，上我这边来吧。
那时候正是国共合作最融洽的时候，两人在车上还着实吹了一会老牛。白崇禧开玩笑说，内战的时候，幸好你们共产党没到广西来，算是放了我们一马，鄙人还不知道怎么感谢才好呢。
周公也是很风趣的人，随即接话：你们广西发动民众，我们很赞成嘛，所以就不用去了。
10月26日，熊本师团率先进占武汉。
终于由自己拔得头筹，冈村心里的一块石头算落了地。
占领武汉，等于熊本师团坐稳了“日本第一强大师团”的位置，而他冈村自然也是继板垣之后的“日本第一名将”。
各方贺电贺词雪片一般飞来。畑俊六吹嘘他有“疾风扫落叶”般的威风劲，国内的参谋总长载仁亲王也不吝赞语，一再夸其“统帅有方”。
既然冈村“统帅有方”，那就没稔彦什么事了。后者返回国内，第2军司令部也予以撤消，归其指挥的师团全部编入第11军。
表面上，冈村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其实他内心不仅不高兴，还很沮丧。
为了攻占武汉，日军劳师远征，死伤累累，但并没有能够消灭中国军队任何一支主力精锐，最后该跑能跑的全都跑了，在军事上等于是一次失败。
外交新星
对于占领武汉，要说不高兴，也就“第一名将”冈村有些不高兴，大部分日本人都还是很开心的。
10月28日，天皇裕仁在皇宫里召见了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和海军军令部次长，表示“朕对此深感欣慰”。
其实自攻陷南京之后，裕仁已不止一次召见他的这些王公大臣，“欣慰”也不止一次，不过，他有理由认为这次应该是到头了。
四个多月前的御前会议上曾经讨论过，要是把武汉和广州都攻下来，中国政府便将无路可走。现在两个目标全部达成，就等对方自己摇白旗了。
可是那个政府从“南京政府”降到“武汉政府”，又从“武汉政府”降到“重庆政府”，怎么看，都没有一点要摇白旗的样子。
对此最交待不过去的就是首相近卫，当然他交待不了差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刚刚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作为对手”的声明，马上就来了个台儿庄大捷，说明跟双方的角斗才刚刚开始。现在好，你想谈都抹不下这个脸了。
近卫怨天尤人，把外相、陆相都给恨上了。
这个没谱的广田弘毅，为什么不拉着我一把呢，弄得我覆水难收，处境如此尴尬。
那个挨刀的杉山元，当初打仗数你叫得最凶，说是要“一个月解决中国事件”，这都一年多了，仍然是什么都没解决。
于是早在武汉会战之前，近卫便一发狠，实行内阁改造，整整换下来四个阁员。其中，继任外相是宇垣一成，继任陆相为板垣征四郎。
宇垣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非外交官出身的外相。近卫起用这样一个军中老前辈，也无非是想压一压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军内少壮派。
当近卫找宇坦谈话，要他担任外相时，宇垣坚持说我进班子可以，不过你得答应我，不能拿你那个“对手声明”套着我，否则这个外相没法干。
对于发“对手声明”，近卫自己都有些后悔莫及，当然是一个劲地点头。
不过宇垣所称的“对手”却绝不是说的蒋介石，他是指孔祥熙等其他要员。
近卫把宇垣和板垣同时召进阁，其用意是双管齐下，即宇垣负责通过外务省诱降，板垣负责通过军部诱降，大家齐头并进，但最后的结果，就像是日本海陆军一样，彼此互补谈不上，天天拆台扯后腿倒绰绰有余。
宇垣的重点是盯牢孔祥熙，可还没等他弄出什么眉目，板垣那边却已经把台子都搭好了。
军部计划成立一个“对支院”，用以对中国“开展工作”。这个机构摆明是要抢外务省的饭碗，宇垣自然要反对，由此导致两个部门的关系十分紧张。
近卫改来改去，把自己夹到了中间。军部是什么力道，给板垣和多田骏合起来一逼，他只好同意设立“对支院”，宇垣也以黯然辞职收场。
宇垣下了台，军部要独自搭台唱大戏，而军部的诱降跟外务省并无任何区别。他们并不是真的要跟你进行什么正式谈判，而是要与军事进攻相辅，从内部进行挑拨离间和分化。
日本人爱耍花招，蒋介石却也想借机打探一下虚实。因为那时武汉会战才刚刚开始，正面交涉的门窗又被关死，这种时候，了解对方在幕后到底想些什么，做些什么，自然十分重要。
高宗武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政法系，虽然学的是政治外交，起初却根本进不了外交部（“政治学西洋，军事学东洋”嘛，他把次序弄错了），回国后只能在大学里教教书，写写文章。
这个时候的高宗武，相当于还未受过什么挫折的大学毕业生。刚刚才进入人生的跑道，年轻力壮，精神抖擞，纵然一时未得机遇垂青，可对美好未来始终抱有着无限期望和充足信心。
高宗武有非常扎实的日语功底，据说留学东瀛八年，连日本人都以为他是正宗本国人。在此基础上，他开始进一步研究日本政坛动向，曾在《外交评论》上一连发表十四篇论文，篇篇内容不离日本问题，让一度对日本国情不甚了了的国人大开眼界。
人们开始悄悄议论，那位年轻的日本问题专家究竟是谁？
只有奋斗，才能收获好的结果，小高你快要有戏了。
到了1933年，由于日本退出国联，中国国内普遍对国联和英美外交感到了巨大的失望，“日本通”日益受到重视，高宗武身逢其时，接连受到国内军政两界的顶级人物蒋介石、汪精卫的接见。蒋介石甚至还亲自把小高老师请到家里，聆听他的见解。
1934年，高宗武被调到外交部，此后没多长时间就从一个普通科员，升为亚洲司科长、副司长。第二年又一跃成为亚洲司司长，参与对日重大交涉。
引人注目的是，这一年他才三十岁。高宗武曾经说过，他年轻时从来没有缺过钱，要花那也是大把大把地花，花钱如同流水一般，正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三十岁，我们没准连做房奴、车奴都还没有资格，可能是一个公司的小职员，一个工厂的小工人，一个商店的小店员，……，反正大多脱不开一个“小”字，可人家却已是堂堂司长了。
高君固然有才，然而命运也实在是够厚待他了。
高宗武在外交界的得意之作，是1934年以外交部特派代表的身份赴北平参加通邮谈判。当时日本方面想通过实现关内外通邮，来迫使南京政府事实上承认伪满。高宗武在黄郛的帮助和指导下，一方面拖延了时间，另一方面又在解决通邮问题的同时，巧妙地绕过了政治障碍和陷井。
在那次谈判中，年轻的高宗武表现出了一定的勇气和外交智慧，但他身上的毛病也就在这时慢慢显露出来。
谈判过程中，高宗武曾一度对日方代表直接说“不”，结果导致了谈判当场破裂。走出谈判会场后，他还认为自己当天的表现是成功的，黄郛会因此夸奖他，未曾料想后者摇了摇头，大有不以为然的意思。
在黄郛这样的外交老手看来，谈判场上，作为弱国代表，不能只图自己一时痛快，直接谈崩是很冒险的，因此高宗武之举，实属“小孩子”才有的冲动。
黄郛看着眼前这个愣头青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倒是他旁边的殷同嘀咕了一句：这种谈判是出不了英雄的。
我们不能因为殷同后来真的成了汉奸，就完全否认他当时代表中方立场且争取国家权益的努力。实际上，从他负责的谈判来看，此人称得上是精明无比，仅谈判技巧一项，就远非初出茅庐的高宗武所能及。
用黄郛的话来说，大家来进行这些谈判，就是为国家“唱戏”的，仅仅是戏唱得好不好，够不够水平的问题。
可是高宗武并不愿这样理解。自己勇敢地对日本人说出了“不”，不仅得不到上级和同僚的肯定，反而还挨了批评，心里面真是又委屈又窝火。黄郛老前辈的资历和身份在那里，他不能明顶，对殷同就不客气了：你不是笑我想当英雄吗？告诉你，我离开南京之前就没想过要做英雄，更不会靠日本人来当铁路管理局局长。
殷同当时担任北平市铁路管理局局长，这句话明着就是讽剌他的，亦可见高宗武之年轻和不顾场合的意气用事。实际上，若没有黄郛后来的及时补救，通邮谈判是难以继续进行下去的，高宗武亦不可能凭此取得成就和声名。
我们也许会希望，在人生旅途的每个时段，旁边都有这样一位仁厚而高明的长者相助，或者都有这样允许你改正的机会，那就好了，可惜不是。
走麦城
1936年，中日展开了一场马拉松式的政治谈判。在这次谈判中，已升任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只是参加预备会议的配角，但由于担任主角的外交部长张群表现强硬，因此日本人反过来大力吹捧和抬高这个年轻人，说是以后遇到事情只会找高宗武谈。
似乎任何时候都是如此，老外说谁行，大家都会侧目而视，认为这个人可能真的行，何况还是人人都见之发怵的谈判对手。
高宗武的自信心由此达到了爆棚的程度，他甚至觉得当亚洲司司长都算屈才了：我对事务性的工作没有兴趣，我的愿望是使中日关系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以实现东亚历史性的变革！
人就是这样，狂起来真个是没边没沿，你以为你是联合国秘书长？
“七七事变”后，高宗武加入了“低调俱乐部”，但是蒋介石坚决抵抗，日本人也铁了心要进攻，都是枪来枪往，刀来刀去，没卖嘴皮子的人什么事。自近卫内阁发表“对手声明”后，双方召回大使，搞外交的更是只能做看客了。
由一个成功者突然变成赋闲者，那种心里空****的感觉真是太让人难受了。
不行，我绝不能这样无所事事。
于是，高宗武便通过同为“低调俱乐部”成员的周佛海向蒋介石进言，表示愿意请缨去香港剌探日方情报。
高宗武年少得志，多次在蒋介石面前夸下海口，似乎中日交涉，舍己再无能人。可是外交场本来就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江湖，在里面混的人肚肠子都要绕无数个圈，高宗武几次往返香港，均徒劳无功，而且找到的人无论在外务省还是军部都说不上话，更不可能让你掏到什么机密情报。
按照蒋介石的安排，秘密剌探和交涉的事关系重大，来不得半点差错，每一步都须其亲自授意，然而几次碰壁之后，这个“外交新星”开始浮躁起来，脑子一发热，做事也豁了边。
在蒋介石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竟然在日本人的怂恿下独自去了东瀛，而后又非常出格地提出了一条打破僵局的危险思路：拥戴汪精卫，取代蒋介石，以向日方谋和。
外交实际上是个非常严谨细致的工作，作为外交官的高宗武身上却充满着太多的自由空气。在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他一直认为“蒋先生冷酷，汪先生温暖”，所以早就有倚汪谋和之心。正好这时的汪精卫由于自己的主张在政府内部受到排斥，也正准备通过高宗武发起“和平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