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蜀中三将
在苏州河相持不下的同时，日本政府一面拒绝出席“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一面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为中介人，试图与中国进行“秘密和谈”，
中日的各自要价相去甚远，蒋介石看了心里自然很是不爽。何况朝也盼暮也想的国际会议已经召开，胜负未分，如果这时候就答应了你那些过分要求，我怎么向国民交待？
在召见陶德曼时，他让德国人转告近卫内阁，要谈可以，但必须到会议上大家三堂六面地公开谈，这样偷偷摸摸地肯定不行，而如果日本始终不愿恢复战前状态，那也是没得可谈的，要打，我们奉陪。
一方要“秘密和谈”，一方要“公开谈判”，说不拢，作为中介人的陶德曼只得怏怏而退。
当天，日本派出的第四批援军——第10军悄悄抵达金山卫附近海面。
分崩离析
第10军由从北方抽调的熊本第6师团等三师一旅团组成。组织第10军进攻上海，说明日本已准备在上海投下最大的赌注。
这一天是11月5日。
拂晓，海上正好起了大雾，视线不清，监视哨无法观察日本军舰的运动情况。
早已虎视眈眈的第10军突然组织滩头强攻。
在金山卫防守的仅一个炮兵连和一个步兵营。炮兵发现敌情后，立即进行炮火阻击，无奈第10军登陆的远不止一个点，轰了这里，就打不了那里，陷于顾此失彼的境地。
等日军接近时，炮兵连甚至不惜动用出膛即炸的零线子母弹拦击，可是潮水般涌来的鬼子兵，岂是几门炮就能挡得住的，金山卫阵地遂告失陷。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大叫起来，日本人最擅长迂回抄击，难道就不会防着一手，多置些人马，五年前“一二八”会战的亏还没吃够么？
说得没错，中方将领也并非不知兵。本来在阵地两侧，从浏河至南京，从浦东至杭州湾，都摆满了警戒兵团，以防备日军迂回，但是很快这个格局就被逐渐打破了。
原因其实还是出在力不能支上面。
在淞沪战场如火如荼之时，中央阵地常常入不敷出，后面又无兵可调，救急如救火，只好临时从两侧抽调兵力。
此举意味着什么，从蒋介石到陈诚都很清楚，那就是巨大的风险，但是你不从那里抽人救急又怎么办，不管北战场还是南战场，若无援兵不断接力，防线也许立马就跨了，两侧就算全是人，还不一样会输得很惨。
一开始还想得挺好，抽出来多少人，等后方来了部队后，马上再补进去，这样就没事了。可没想到的是，凡是从后方来的，管他多少人，有没有战斗力，前线都能一个不剩地照单全收，否则阵地就会丢失或出现空隙。
你要说这是在饮鸩止渴也没什么不对，可倘不如此，淞沪会战早就可以宣告败局收场了。
同时，中方对金山卫的防守也确实松懈了一点。战前，中国统帅部曾多次组织对金山卫一带的地形进行考察，但都认为这个地方水浅涂深，船只靠岸很困难，绝对不是一个理想的登陆地点。
等到上海派遣军从川沙口、吴淞登陆，并将守军逼至苏州河南岸后，大家又本能地认为，日军由北向南打得顺风顺水，就算要再次登陆，也一定会选择长江南岸。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看上去最难攻的地方往往却是最薄弱之处，第10军登陆金山卫，为中国守军败走上海一锤定音。
这再一次证明，日军在进攻战尤其是迂回包抄方面确有其独到之处。
今天，当我们遍查所有的回忆录和资料，虽然时见怪你怪他之辞，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谁都没能准确地预见到对手会登陆金山卫，甚至连德国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都出现了判断上的错误，他认为日军企图在江浙各处再次登陆，只是佯动性质，其目的在转移视线，分散中方在上海的作战兵力。
这个世界，总有那么多的意外。
惊悉日军登陆金山卫后，陈诚连抽两个师前去堵截，然而都挡不住第10军的凌厉冲击。
这时蒋介石打电话给陈诚，问他：怎么办？
陈诚那么一个从不肯服输的人，也看到了大势已去，只得回答：为今之计，只有赶快撤出上海，退守国防线。
陈诚所说的国防线，重点是指吴福线（苏州到常熟福山），当时号称“东方马奇诺防线”。
蒋介石整整思考了半个小时，同意了陈诚的意见。可是考虑到“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才刚刚开了没两天，如果此时就退出上海，中国将可能会在会议上颜面扫地且无功而返，于是让陈诚再坚持三天，三天后再撤到国防线上去。
显然，这又是一个以外交牺牲军事的例子。三天，黄花菜都凉了。
11月9日，陈诚下令全军总撤退，向吴福线转移，可是已经太迟了。
趁你病，要你命，这是一切坏人的必然思路。
第10军指挥官柳川平助见江南道路狭窄，全军掩杀尚有困难，便以熊本师团为先锋，一头朝京沪铁路上的昆山直插过去，从而切断了上海守军与后方的联系，撤退部队因此一下子陷入混乱之中。
由于无法完全堵住各条道路，柳川又遣出多支小规模挺进队，轻装前进，绕前袭击，更是加剧了这种混乱。
有如四年前长城抗战后期的“滦东大溃退”，本来有秩序的撤退也开始演变成无秩序的“溃退”，只是规模更大，场面更惨。
溃退，几乎已成为中国正规军队的一种难改痼疾。白崇禧曾经拿他在北伐时期的经历作比，说那时候的南方部队就是如此，典型特点是宜攻不宜守，攻则气盛，大家哇呀呀叫，不顾性命地往上冲，可是守则气绥，都挤在一条道上争相跑路，每个人都不管他人，只求自己能早一点逃出被围歼的厄运。
不可否认的是，淞沪一战，前期确实过于惨烈，尤其是退到苏州河南岸的，大部分都被打残了，可以说已达到消耗的极限，再相互一裹卷，皆失再战之心。
在溃退中，各级指挥官都相继失去了对自己部队的有效掌握，将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将，纷乱的模样令人瞠目结舌，甚至连一干大将们都出了糗。
胡宗南在苏州河畔的司令部，首先遭到日军的偷渡袭击，司令部参谋人员及警卫连死伤殆尽，才保得胡宗南一人只身逃走。
另一位倒霉的是薛岳。他那时正发高烧，乘着小汽车往吴福线撤，路上却遭到日军挺进队的机枪扫射，司机和卫士当即中弹身亡。
薛岳是给先总理当过卫队长的大内高手，即使是生病当中，也保持着一种职业性的敏感。见情况不妙，他一脚踢开车门，然后纵身跃入路旁的水田，又仗着水性不错，连游五道河沟脱险。如果这位那时就战死上海，以后长沙会战的绝活我们也就别想看到了。
在整个淞沪会战中，牺牲将官职务最高的是东北军第67军军长吴克仁中将，而吴克仁就是在大溃退中遇难的。
淞沪战场是各支军队争取荣誉之地。吴克仁在上战场前就对部属说，不管别人怎样，我们东北军绝不能再被人家戳着后背脊梁骨，骂我们只会叫嚷抗日，实际打起仗来却是草包一个。
可是吴克仁也没有想到仗真会打到如此惨烈。看着旅团长在眼前一个个倒下，他虽然嘴里说“马革裹尸，乃军人最光荣的归宿”，然而却一边说一边流泪，内心伤痛至极。
更想不到的是出现大溃退。
从一线撤下来时，身边仅剩了几个随从。吴克仁不由摇头苦笑：想当年曹操败走华容道，曾是何等狼狈，不意吾辈竟还多有不如。
江南沟壑纵横，北方人又有很多不会游泳，在遇到一条深水河流时无计可施，侥幸的是随从在附近找到了一块门板，这无异是一块救命的木板。
正要倚板而渡的时候，一个当地政府的文官也凄凄惶惶地跑到了岸边，比之于军人，他更为无助。
吴克仁在问明他的身份后，不由长叹一声：我们军人打了败仗，已有愧大家，若再只顾自己逃命，那就更是惭愧万分了。
这块木板，你先拿去用吧。
文官怀着感激的心情渡过了河，却再也没有看到将军现身。
有人说，吴克仁是在过河时被日军机枪扫射而死的，还有的说他是在中弹后伤势过重淹死的。
包括吴克仁在内，东北军在淞沪战场上共阵亡将级军官5人，重伤3人，团长伤亡超过一半，到最后突出来时5万编制的一个军，只能勉强缩编成一个师。
11月12日，上海完全失守。
哼哈二将
在第10军登陆金山卫后，日本统帅部决定成立华中方面军，由松井石根兼任司令官，以统一指挥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
按照其原有计划，是“在上海打，在南京谈”，但无论松井石根还是柳川平助，作战区域都已大大超出上海及其近郊范围。
柳川平助，毕业于陆大24期军刀组，与土肥原、香月清司、谷寿夫是陆大一期同学。
他最擅长的其实不是步兵，而是骑兵，由于一直指挥骑兵作战，所以对长途奔袭这一套特别来电。不过柳川的命不好，本来官当得好好的，却因为卷入帮派争夺而曾遭遇厄运。
当年日本陆军内部有两大对立派别，一为皇道派，一为统制派，两派经常争得你死我活。柳川和松井都属于皇道派，或被认为是皇道派，结果统制派得势后，就双双得到了被中途扫地出门，编入预备役的下场。
靠边站的日子不好过啊，柳川在以泪洗面的同时，天天幻想着有出头的一天。
淞沪会战打响，前线高级将领稀缺，柳川被重召上阵，他一蹦老高，杀人立功的心情比松井都来得迫切。
松井从太湖北岸进行正面追击，奔袭专家柳川就沿太湖南岸进行迂回绕击，中国军队撤退时的极度混乱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第10军所造成的。
在太湖北岸，尚有“东方马奇诺”可以据守，太湖南岸则几乎无险可守，只有不惜代价地派援兵进行堵击。
11月11日，陈诚紧急调用百余辆卡车，将第二批广西桂军——第7军送至太湖南岸的吴兴战场。
第7军有“钢军”之称，他们以伤亡一半的代价，顽强阻击作为第10军主力的熊本师团，并坚持到11月24日，才因伤亡过重而不得不撤出吴兴，转而以川军接替。
如果说桂军第7军算一流选手，在陈诚走马换将之后，柳川也将熊本师团暂时撤下休整补充，以应付后面的更重要战事，替换上来的同样是二流选手——第18师团。
第18师团是新编师团，若论战斗力和凶悍程度，远不及熊本师团，可说句实在话，川军跟桂军也不在一个档次——哪怕是川军中的佼佼者。
与第18师团对阵的川军是唐式遵集团军。
刘湘出川抗战的两大集团军，北上参加娘子关战役的是邓锡侯，东调救急的则为唐式遵。
唐式遵是刘湘的嫡系，虽然所属人马也是单衣草鞋，但比之与邓锡侯部，不管武器装备还是实际战斗力，都要强上很多。
随着陈诚颁下军令，郭勋祺、刘兆藜双双杀出。
在川将之中，郭勋祺最为耀目，有川中第一名将之誉，成名之作为内战时期的土城战役。
那还是长征时期，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后再次执掌军权，第一件事就是想在土城打一场漂亮仗，以重振久败之后的红军士气。但是这一仗却没能旗开得胜，原因之一就是遇到了郭勋祺这个猛张飞。
土城战役，中央红军主力尽出，却仍被郭勋祺突破阵地，直逼军委指挥部前沿。千钧一发之际，若不是我们的主席把干部团都拿出来拼，几指挥部不保。
是役，红军伤亡多达3千之众，而郭勋祺作战之猛，也使人们彻底改变了川军战力低下的印象。
在前往吴兴的路上，郭勋祺一直捉摸着怎样才能把出川以来的首仗给打好，他开始对陆续向南京转移的后撤部队感起了兴趣。
当然，这个兴趣点是有聚焦的，焦点所在，就是其中的一个炮兵团。
川军一门重炮都没有，想想看，要是咱手里也有大炮，该是怎样一种情形。
一打听，炮团的团长是四川人，跟郭勋祺手下的一个旅参谋长不仅是同乡同族，还是黄埔的同期同学，两人关系铁得很。
听说还有这么一层关系，郭勋祺赶紧拉炮团团长吃饭（自然只能是便餐了），并让这个旅参谋长在一旁猛敲边鼓，意思就是希望对方能留下来帮忙。
但是人家听后直摇头：我这个炮团奉令退保南京，军令如山，如果因留下耽误了布防时间，那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
眼见对方起身要走，郭勋祺又歪嘴又挤眼，刘兆藜带着他的一干旅长们及时冒了出来，这些人里面，有的还跟炮团营长是结拜兄弟。见面之后，一把鼻涕一把泪，兄弟这就要有难了，你能见死不救，拍拍屁股扬长而去吗？
炮团营长坐着不动弹，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的团长。
里应外合，内外夹攻，这么多人情扑上来，团长也招架不住了。
川人最重乡情，一跺脚，也罢，就让营长留下吧。
这里说的留下，可不是一直留下，那是要违反军纪的，只能留四天。至于为什么延搁了四天，可以对上面解释为该营是后卫，反正只要炮团有人先到南京去报到就可以了。
经过联袂围攻，终于有一个炮营可以留下来了，大家喜不自胜，可是接下来却差点吵起了架。
那就是如何分蛋糕的问题。
刘兆藜说，要不是我拿兄弟感情去争取，事情差点就黄了，所以这个炮营应该归我。
刘兆藜一脸憧憬状，那样子，仿佛炮营的大炮已经在他的阵地上一字排开，咣咣地将日军炸飞了。
然而在郭勋祺看来，这场戏，他才是总导演，刘兆藜充其量不过是他请来的一个“托”，怎么到头来，好事还全归了“托”。
不行不行，你看看我的防守阵地，南面要防，东面要守，既要注意正面，又要留心湖上，能缺了炮兵吗，这个炮营还是归我比较妥当。
争来争去，刘兆藜始终不肯相让，哪怕三七开也不行，最后双方按五五分才得以成交，也就是把炮营拆开来，一边配两个炮连。
三国重现
郭勋祺防守的阵地靠于太湖岸边，此地称为夹浦。
我曾经去过夹浦，那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浙江人很会做生意，愣是把当地改造成了一个度假村，以致于每户人家几乎都成了一个小型的饭店兼旅馆。
在那么多漂亮的小洋楼中间，独有一间土屋，仍是泥墙青瓦，炊烟袅袅升起，一位老妪在门前搬凳闲坐。
这样的土屋，当年一定随处可见。
善良的人们本不奢望太多，只求可以宁静地生活下去即可，但战争却无情地打断了这一切。
夹浦之战异常激烈，第18师团的步兵主要汇集于这一路。
在步兵推进的同时，日军大炮进行掩护，炮弹呼呼地从头顶掠过，但郭勋祺一再不让机枪和大炮开火，仅用手步枪御敌。
最有力的武器，必须到最有把握、最有效的时候才能使用。在此之前，就得熬着。
郭勋祺是名将，他的部队里也不乏牛人，比如一个连长，他的脑袋被鬼子的三八大盖给打中了，子弹从耳边进去，脸上穿出，这位兄弟竟然还能自己稳稳当当地走着下来，而且言语自若，跟常人无异。
随着作战过程的不断推进，郭勋祺在估算距离。
等第18师团到达守军阵地千米以内后，他下令轻重机枪齐射，以打乱其前锋阵脚。
见日军队伍开始出现松动，郭勋祺才要求炮兵连开火，并按1500米的距离进行连续轰击。
前后两个火力覆盖面一出，日军的攻击阵容陷入一片混乱。
与此同时，太湖方向也出现了险情。
除第18师团外，柳川又另外组织了一支由海军陆战队为基干的混合支队，驾着汽艇和小木船，准备从东面横渡太湖，以便对川军形成夹击之势。
如果事先没有考虑，沿岸守卫部队本能的反应就是朝船上的人瞄准。郭勋祺说你们不要急着打，让他过来，靠近岸边再打，而且不要零零散散地打，得跟用排子枪。
注意，不要打人，得打船！
船目标大，比人好打，一旦洞穿，进水即没。
指挥当兵的打仗，就得这么细致，别光来口号那些虚的，这一点，也很能看出郭勋祺身上的名将本色。
见无机可乘，第18师团只得在日暮时分悄悄撤退。
郭勋祺认为他这一仗打得不错，可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另一位打得比他还要精彩。
郭勋祺的难处是要两头兼顾，而刘兆藜的困难则是承压最重，他的阵地横守京杭大道，最适宜于第18师团的坦克快速部队行进。
不过刘兆藜对此早已成竹在胸。
四川蜀地，那是五虎上将发布榜单的地方，诸葛孔明运筹帷幄的场所，之前，川军钻在窝里面自个玩玩家，大小仗少说点四五百场打过，有点灵性的都能上路。
刘兆藜是一个有灵性的人。论名气，他不及郭勋祺，但那是没给机会，给了机会一样能闪光。
看《三国演义》，我们会发现，孔明用兵，最擅两项，即诱敌伏击和夹路火攻，出山后的第一仗“火烧博望”便是二者的最佳结合体。
在与郭勋祺争炮兵时，刘兆藜曾当众夸口，说他早在阵地前沿布置陷井，敌不来则罢，若是来了，必叫他陷入我天罗地网之中而不得逃生。
刘兆藜不是吹牛，因为他确实找到了一处可与博望坡地形相像的地方。
当天的情形宛如三国重现。
一开始，两个回合不到，刘兆藜即佯装撤退。第18师团的快速部队本来以为要在阵地前鏖战一番，见此情景，连怀疑都不怀疑就蜂拥着上来了。
为什么不疑，因为前面中国军队的溃退见多了，打两枪就跑的亦不鲜见，属于正常现象，正常的你都怀疑，那不等于脑子进水了。
如同当初曹军看到刘备一样，特种部队的指挥官也是大笑：川军要与吾对敌，正如驱犬羊与虎豹斗耳。
日本“虎豹”们一路猛追，渐渐地就追到了窄狭处。
在“火烧博望”这一节里，对博望坡的描述是“南道路狭，山川相逼”，刘兆藜诱敌深入的这个地形与此类似，有三里路长，是一个呈波状起伏的狭隘地段。
曹军对博望坡开始起疑，倒不是路狭，而是说此地树木丛杂，且两边都是芦苇，倘彼用火攻，可怎生了得。
刘兆藜预设的伏击区域没有这么多的树木和芦苇，所以日军坦克就放心大胆地进去了。
与“火烧博望”唯一不同的是，刘兆藜没有贸贸然采用火攻，他用的是炮攻，这点颇有时代特色。
在刘兆藜身边，就是那位炮团的营长，后者一直在用望远镜进行观测。
眼看数十辆坦克已经进入隘区，大喊一声：放！
德造山炮齐轰，这一轮轰击方向是截尾，日军队尾的数辆坦克立刻被击中，并堵住了自家退路。
随后大炮转移方向，再斩首。
一头一尾下来，最后的程序才是击腹。
除山炮外，川军自带的迫击炮、机步枪、手榴弹也一起朝隘区中央倾斜，一时间，弹如雨点，震耳欲聋。
日军被围在中央的大多是坦克装甲车和山野炮，移动不灵，见两边皆被堵住，只能依傍路边的山岩死角进行躲避。
可是这时刘兆藜却暴露出了一个漏洞，有一个倾斜的小道，竟然无兵扼守。
百密却有一疏，这次第，正应了三国上的一句话：敌军如此，虽十面埋伏，吾何惧哉！
日军特种部队遂向小道突破。
行得二三里地，到一陡坡，上面铺满了谷草。
假如这些谷草出现在隘区，鬼子们即使没看过三国，也一定会予以提防，可这是什么时候，这是夺路而逃的时候，谁还有那份闲心低头去看看地面上究竟铺了多少草。
即然是“火攻博望”，但火一直都没出现过，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炮战之后要上演火攻。
事实证明，刘兆藜没有漏过任何一个细节，他“漏”，只是因为这段戏需要他“漏”，观众强烈要求看火攻，敬业的都必须返场加演。
返场的这段戏，在三国里也很有名，叫做“火烧上方谷”。
陡坡两旁，埋伏着川军的迫击炮和机关枪，此时忽然向谷草进行猛烈射击。
你不射坦克，射谷草干什么，能射出火来？
这却不是一般的谷草，事前都喷了煤油，一射之后，立刻燃起大火，顿时火势熊熊，烟雾弥空。
炮攻加火攻，第18师团的特种部队损失惨重，仅坦克就被击毁13辆，山野炮4门被缴，4门被毁，仅少数坦克和炮车拼死冲过火海逃脱。
刘兆藜凭此一战立下声名，外战业绩在川军众将中独占鳌头。
二士争功
一天下来，唐式遵神采飞扬，两员战将，郭勋祺持平，刘兆藜大胜，在刘湘那里交待得过去。
不爽的却是郭勋祺：怎么会让刘兆藜盖过风头呢？
我不是持平，应该是打胜！
他让各团报歼敌数字，准备写个报告给唐式遵，结果没有一个团报得上来，都是极其笼统的“敌伤亡惨重”。至于什么日军番号，敌将姓名，一概不知。
日军作战，除非是完全地被你包围歼灭，所有死尸都是要拖回去的，伤兵更是不会留在战场之上，所以我们对他们的统计皆为“估计”、“大约”，很少能精确得起来。
川人实在，大多不擅作假，郭勋祺这边没法自圆其说，刘兆藜那边却早已是铁板钉钉：炸毁缴获的东西一目了然，死尸一目了然，甚至还俘虏了6个日军官兵。
郭勋祺很生气，气死了。
晚上连觉都睡不好，爬起来给各团团长一人挂一电话，告诉他们：活捉日本官兵，决予重赏。
你们多少给我抓一个活的回来，老爷我自己掏钱赏你们。
抓活鬼子，成了郭勋祺始终难解的心结。
第二天吃完早饭，他又把手下一干团营长叫过来训话。
你们昨天打的那叫什么仗，竟然没有俘虏，连日军番号和主将都不知道，这是打的混仗！
团营长们都是一愣，表情十分困惑。
这要求也太高了吧，谁不知道，鬼子很难俘虏，难道打退日军，守住阵地还不行？
成天混在一起，郭勋祺对他这些部下心里在想些什么，自然也一清二楚，于是下了断论：打仗，光打退敌人是不能算数的。
大家都傻呆呆地盯着他，那你说，怎么才能算数呢。
郭勋祺大手一挥——俘虏敌人，夺得武器，算数！
可是这个难度越来越大，对郭勋祺是这样，对刘兆藜也是如此。
那一天仗之所以能打得那么漂亮，细究起来原因很多，包括第18师团是个新编师团，包括这个师团轻敌冒进，包括川军首战士气高昂，但这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炮兵营的帮忙。
大炮就是个活宝贝，谁都离不开。
可让人不爽的是，那个炮兵营长却死活要撤走。
白天立了功，但功劳都是人家的，自己只能做无名英雄，更重要的是，在亲眼目睹战斗的激烈状况之后，心里就打开了鼓。
看起来，这可不是帮忙的问题啊，弄不好一个炮营都得栽里面，到时候如何向上交代？
忙，我帮了，兄弟之情，也算有了，明天我就得奉命开拔南京。
郭刘都是一愣，不是说好四天吗，难道再多留一天也不行？
别说一天，半天都不行。尽管川军百般挽留，就差磕头作揖了，但炮营还是开走了。
炮兵一走，仗就不那么好打了。
如果说俘虏日军是理想，眼下郭勋祺却得面对现实，缺了炮兵，要是日军再用坦克来冲击，可如何是好？
在这方面，哼哈二将都不约而同地使出了诸葛孔明的空城计，即把中间的公路让开，摆出一副请君入瓮的架势。
二位的空城计都成功了，因为吃了昨天的亏以后，第18师团根本就不敢再走正面，而宁愿从两翼展开进攻。
两翼也很难对付，但郭勋祺不管这些，他想的还是要抓鬼子。
好消息来了，在打了两三小时后，部队终于将两三百日军包围于夹沟之内。
这真的是瓮中捉鳖，郭勋祺高兴得手舞足蹈。
格老子，今天我非得亲自到沟里去捞两个日本兵出来，然后带回来仔细研究一下。
此时炊事兵已经把饭端了上来，郭勋祺却乐得连饭也不想吃，带着两个卫士喜滋滋地就往夹沟赶去，那样子跟急着去网兜里收鱼的老渔夫差不多。
一个人太兴奋，就难免大意。
太湖边上，一直隐伏着海军陆战队的狙击手，看到兴冲冲跑出来的这几个人，立刻端起枪瞄准射击。
三八大盖的优点之一，就是射击的准确率很高，但或许是郭泰祺一开心，动作幅度比较大，子弹只击中了郭勋祺的大腿，不过这也够他受的了。
郭勋祺是由卫士背着回去的，而等到他转移后方时，仍然没有听到抓获鬼子的消息，这真是一件憾事。
第18师团在吴兴碰了壁后，开始将进攻重点转向另一方向——安徽广德。
生死之间
我去广德，只是路过。因为要去皖南的话，就必经广德。
一行人是冲着李太白的桃花潭去的，但是车子在经过广德县城中央的时候，几个人都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
显见得那是一座颇有些年代的古代城楼，下了车后，我们钻进城楼，东望望，西瞧瞧，一抬头，赫然看到城楼上嵌着三个字：鼓角楼。
让我惊异的是，题款作者竟是曾巩！
有一段时间，我对“唐宋八大家文钞”特别感兴趣。编者对曾巩十分推崇，几乎尊其为八大家之首，一本文钞，他的文章占了最大篇幅，也充分表明了曾文学家在文坛政坛上曾经拥有过的地位。
回家后我特地翻查了资料，才知道鼓角楼实际上是广德县衙所在地，而曾巩不仅为它题名，还专门写了一篇记。
作为北宋的大名人，能如此破格，似乎早早就预示了这座城楼的不同凡响。
果不其然，到了南宋，一个此前尚默默无闻的年青将领登临此楼，指挥与金国女真作战，六战六捷，举国为之轰动，他的名字叫岳飞。
再看下去，就跟我将要写的人物联系上了。
饶国华，四川资阳人，时为川军中将师长。
11月27日，第18师团对饶国华镇守的广德发动全力猛攻。那几天气温骤降，尚穿着夏装的川军官兵冻得浑身哆嗦，只能靠嚼食随身携带的干辣椒来抵御寒冷，而广德前沿又为一片平原，基本无险可守，经三昼夜拼杀，饶国华师伤亡惨重。
11月29日，饶国华担心自己守不住广德，遂连夜乘车到集团军总部谒见唐式遵，请求增加援兵。
唐式遵却正在焦头烂额之中，认为各个点都要守，哪有多余的兵给你，不仅没派援兵，还冲饶国华发了顿火。
回到军营，饶国华深感情况严重，广德已至危急存亡关头，他发出通令：人谁不死，死有重于泰山，我已做好报国准备，阵地在我在，阵地亡我亡。
11月30日，饶国华亲自到前线督战，但当天战斗异常激烈，川军终于支撑不住了。
眼前日军像潮水般涌来，而自己的部队却像潮水般在溃退，乃至到了不听从指挥的程度。
饶国华长叹一声，他骑着自行车回到了广德城的后方师部。
这位中将师长没有选择逃命，而是给刘湘、唐式遵各写了一封遗书——
诸君还记否，出川时，我们曾共同表达过誓言，失地不复，誓不返川，胜则生，败必死。现在败了，广德即将失陷，但是我会记得当时的誓言，绝不会在敌人面前屈膝示弱，给中国人丢脸！
失败，并不都是耻辱的象征，只在于你失败之后如何决择。
饶国华带着卫兵赶到广德机场。
这是华东两大机场之一，除了杭州笕桥机场，就是此处，中国空军曾多次从这里出发，与日军进行空战并创造过辉煌。
决不能让它完好地落入日人之手。
饶国华下令，将机场点火焚烧，予以彻底毁坏。
做完这一切，饶国华来到了城门外。
虽然日军已经迫近眼前，但他丝毫不感到害怕。人活世上，不过聚散而已，只是出川时的心愿未了，漫长的冬天却已将来临。
背后就是鼓角楼，是素重气节为人师表的曾巩，是怒发冲冠仰头长啸的岳飞，对不起，我给你们蒙羞了。
饶国华最后看了看这座即将陷入苦难的城池，他没有流泪。
春天不会远了，黑夜也终究无法吞没黎明的曙光。
他盘腿坐下，忽然朝日军即将进入的方向怒目而视，并奋力大呼：德国威廉二世曾那么强大，一战后仍要灭亡，何况你小小日本，看着吧，将来一定会自食其果！
随着一声枪响，将军随即倒下，手里握着自杀用的手枪。
他实践了自己的誓言：城陷，将必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