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爱你，中国
大场失守，不仅使得北郊的上海派遣军和市内的海军陆战队得以会合，而且使江湾和闸北皆处于数面受敌的困境，如不继续后撤，就要被人家包饺子了。
陈诚调整防线，向苏州河南岸转移。
这时第88师师长孙元良忽然接到第3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命令，后者要求第88师继续留下来，或者是在市郊打游击，或者化整为零，分守闸北各据点。
孙元良大吃一惊。
闸北的市郊不是现在，那时候可没这么多房子，而且地形平坦，连座隐蔽的小土丘都找不到，如何打游击？
分守也有困难。
经过三个多月的大战，德械师此时都已打到没了人形。孙元良师也经过了先后六次补充，老兵仅剩十分之二三，刚刚上来的新兵未习战阵，有的先前甚至连枪都没怎么放过，
孙元良对顾祝同打比方说，这就好象一杯茶，第一回沏时很浓，可你加过六次开水后再尝尝看，加一次淡一次，越加越淡，早就不是原来的味道了。
现在部队全赖老兵支撑，同时对新兵一边作战一边训练，慢慢地才能把他们都带出来。假如拆成一瓣瓣的，哪里还能保持什么战斗力，闸北也根本就守不住。
顾祝同认为孙元良言之有理，但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这个决策出自于兼任第3战区司令长官的蒋介石。
留下来就意味着死亡
当时，国际上即将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美国总统罗斯福又刚刚发表“防疫隔离演说”，蒋介石很希望能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美国之力，把日本这个“瘟疫”给“隔离”出去，所以他需要一支部队继续留在闸北。
其实说白了，就是做给洋人，特别是美国人看的，表示上海尚在我手，以便在谈判桌上增加筹码。
顾祝同左右为难。
蒋介石的命令不能不遵守，可是孙元良说的似乎也有道理。如果没守得半日，一个师反而被人家给干没了，那脸就丢大了，而且还是在老外眼皮子底下丢的。
那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孙元良说我有。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留在闸北，肯定是要牺牲的。兵力多是牺牲，兵力少也是牺牲，守很多点是守，守一个点也是守。与其把一个师都白白牺牲掉，不如选拔一支精锐部队，就守一个点，这样还更漂亮一些。
顾祝同点点头，那就照你的办。
孙元良本来告诉顾祝同要留一个团，后来一想，“兵力多是牺牲，兵力少也是牺牲，”还是留一个营吧，对外声称八百人，即“八百壮士”，但实际上只有一半，四百人。
另外这四百人也并非像孙元良说的，是特地选拔出来的精兵（实际也没时间没办法挑了），除了担任营连长的少数老兵外，大多数是后期由保安团补充来的新兵。
全师撤退以前，孙元良将留守之将叫到跟前，然后足足有二十多分钟没说出一句话。
留下来就意味着死亡，他很难向对方开口。
这个留守之将，就是谢晋元。
谢晋元，广东蕉岭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4期。
淞沪会战开始时，谢晋元的职务是旅参谋主任，但随着能打仗的老兵非死即伤，参谋人员也都被孙元良补充到了一线，所以他这时的身份是副团长（后被晋升为团长）。
谢晋元留守的据点是苏州河北岸河畔的四行仓库，之所以叫四行仓库，是因为那是上海四家银行堆放货物共用的一个仓库，开战以来，一直被用作孙元良师司令部。
当初张治中带着自己的黄埔弟子重点钻研的一个课题，就是如何守。那些秘密工事成为中国军队在上海市区由攻转守时所能依赖的重要屏障，四行仓库就是其中之一。这里存储了足够的粮弹和饮用水，加上建筑物十分坚固（银行仓库有多牢你也知道了），堪与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相媲美。
10月27日深夜，谢晋元率部从上海北站进驻四行仓库。
此时仓库的西边和北边已被日军占领，东边是公共租界，南边是苏州河，过河也是公共租界，与外部联络的唯一出口，只是仓库东南角的一个窗口，所以四行仓库事实上已成为孤岛。
如果没有四行仓库保卫战，作为副团长的谢晋元也许会默默无闻。要知道，像他这样级别的军官，光在淞沪战场上英勇战死的就不知凡几。
谢晋元得到了一个名扬中外的机会，但也绝对有资格得到这样的机会。
在进入四行仓库后，他立即在库内建筑工事，并把所有的门窗全部封闭，堆满沙包麻袋，做好了死战的准备。
螺丝壳里做道场
即使在小格局中，也往往会迸发出无穷的民族智慧。
我到过很多江南古镇，见识过不止一座古老的宅院。在那些极其普通的门槛后面，往往掩藏着令人眼花缭乱，却又为之拍案叫绝的构建。它们是住宅，但又是花园，是戏楼，是重重叠叠，一环套着一环的景观，每一步都让你啧啧称奇，每一步都让你感慨前人的神思妙夺。
沿着这个线索，我还可以向诸位介绍一下明末清初的江阴保卫战。
小小一座江阴城，24万清军铁骑屯集于城外进行围攻。
城里守军有多少？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仅仅6万民兵。
率领这6万民兵的，只是一个江阴典吏，管仓库的官而已，他的名字，叫阎应元。
阎应元螺丝壳里做道场，古今中外凡是能用计的几乎全都用上了，什么苦肉计，拖刀计，短促突击，偷营劫寨，甚至于《三国演义》中的草船借箭。
结果，24万正规军怎么都攻不进去，被阻于城外达81天，并且连折三王十八将，战死人马比6万民兵的总数还多，接近7万！
谢晋元如同当年的阎典吏，该用能用的计他都用上了。
如果说三十六计有什么共同特色的话，就一个字：诈。
先跟鬼子玩玩诈术。
大部队撤退后，四行仓库外围还留有一处钢筋混凝土掩体，知道日本人个个精打细算，一定会拿去再利用，所以谢晋元很通情达理地在掩体里藏了多枚手榴弹，外加一颗大号的迫击炮弹。
眼看着日军士兵果真钻了进去，守军从外面把连着手榴弹的绳索一拉，手榴弹引爆了迫击炮弹，一屋子的人都上了天。
等到日队正式围攻四行仓库，谢晋元更是频频设计，乃至用类似“草船借箭”的办法来巧赚对手。
日军火力猛烈，守军就用长竹杆挑着钢盔伸到窗外，看上去就好象一个小兵在左顾右盼。这样射人射马的好机会，日军殂击手自然不能放过，于是争先恐后地朝钢盔上乱打，闹了个不亦乐乎。
看准日军射手的所在位置后，谢晋元在楼顶上亲自端起枪，一枪一个过去，鬼子兵皆应声倒地。
见指挥官尽显一等神枪手的风采，守军顿时军心大振，连新兵们都倍感鼓舞，完全不记得自己是身处日军包围之中了。
四行仓库顶楼由于设有高射机枪，所以日机也没办法进行低空俯射轰炸。唯一的缺点是高楼上没有窗户，钢筋水泥的墙壁上又很难凿出枪眼。
这个也得借日本人的“箭”。
见守军从楼顶上进行射击，日军就调来平射炮，朝楼上乱轰。
到底是银行造的楼，几颗炮弹对它来说，几乎是毛毛雨，不过，枪眼不用愁了，因为炮弹帮着“凿”出来了。
有了现成的枪眼，守军既可以向前射击，又能向下扔手榴弹和迫击炮弹，十分的爽。
在短短几天之内，日军接连向四行仓库发动七次进攻，均无功而返。
白天不行，就改用夜袭，但却意外地遭遇到了谢晋元发起的“照明战”。
作为德械师，武器相对好些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在于官兵素质都很高，不光是军事素质，也包括文化和科技知识。
相对于一些地方军连电灯是傻样都没见过，谢晋元对电灯照明这一套玩得相当熟练。
从第一天开始，他就将四行仓库内的电灯全部予以熄灭，以避免晚间暴露。
当日军对仓库发动夜袭时，若尚在一定距离内，即用信号弹进行射击，那东西不管打不打到人，起码周围都被照亮了，一找到目标，轻重机枪马上跟着一道突突地打过去。
再靠近一点的，信号弹用不上了，就用手电筒。
把大号的手电筒绑在竹竿上，从枪眼里伸出去，往下一探，顿时把地面照得瓦亮瓦亮，连鬼子那惨白的脸都看得见了。
别费话，直接甩手榴弹和迫击炮弹就行了。
谢晋元后来还把仓库里的棉花翻出来，搓成稔子，浸上煤油，点着后往周围地面一扔，这叫火攻，即算你能侥幸逃过子弹，避过炮弹，总没胆子像哪咤一样，踏着风火轮前进吧。
“八百壮士”守四行仓库整整四天，如泰山般岿然不动。
孤军精神
在河对岸的公共租界内，无数人都在看着。在他们眼里，四行仓库保卫战，就像一部现实版的爱国史诗大片。
他们看到，一个中国士兵浑身裹满手榴弹，突然从仓库顶上一跃而下，跳入日军丛中，轰然一声，与敌同归于尽。
观众里面，很多都是被迫逃到租界避难的中国老百姓，战事失利，让人们几乎日日处于失望和忧伤之中。当亲眼目睹这一情景时，他们不由激动得热泪盈眶。
失利不可怕，只要有了这些勇士，中国一定不会亡！
10月28日夜，一名叫杨惠敏的女童子军，冒险进入四行仓库，把一面浸透着汗水的国旗送到了谢晋元面前。
谢晋元接过国旗，眼睛湿润了。
准备升旗！
仓库屋顶没有旗杆，谢晋元就让人找来两根竹竿，连在一起，做成临时旗杆。
东方已现鱼肚白，在曙色微茫中，谢晋元带领部下庄重地举起手，向国旗敬礼。
虽为孤军，我们却绝不是孤独无助的，因为后面有你——祖国。
祖国，只要记得你的名字，哪怕是被死亡紧紧包围，我们也不会感到任何恐惧。
没有华丽的奏乐，没有隆重的仪式，只有日军从对面不时射来的冷枪，但是那神圣而肃穆的气氛，单纯而悲壮的场面，却让人一辈子都无法忘记。
这一刻在谢晋元心中牢牢扎下了根。
10月30日，租界工部局收到日军通牒，后者声称要调集重炮和重机枪，对四行仓库发动一次总攻。
在连续几天的仓库争夺战中，日军打得缩手缩脚，有重炮，不敢照直轰，有飞机，又不敢高空投弹，因为仓库附近就是公共租界，万一流弹误入租界，他们害怕引起国际争端。
这样打仗当然是要吃亏的，光仓库周围被打死的日军就有两百多，而“八百壮士”却只有三十多人伤亡。
时间一长，日本人受不了了，发通牒就是告诉西洋人：我要硬来了，才不管你什么租界不租界呢。
工部局拿着通牒十分害怕。
在四行仓库通往公共租界的河桥南端，有一个巨大的煤气筒。这个煤气筒距四行仓库不过几十米远，如果日军要不顾一切地大打，枪炮不长眼，万一打到煤气筒上，爆炸起来整个上海都要遭殃了。
于是，各国使节都拿着照会前来说情，要求中国政府尽快安排四行仓库的孤军撤离，连宋美龄都接到了很多类似请托。
蒋介石要的本来就是关注，现在差不多全世界都知道了四行仓库这个名字，当然再没必要让守军白白送命了。
谢晋元却不肯撤离。
才坚持了四天，弹药消耗不过十分之一，吃的喝的，守个三年也不怕。为了抗战，中国已经牺牲了这么多人，四百孤军不过其中的沧海一粟，何惜一死。
所以，我绝不会为了保命而逃去租界！
在日军发起总攻的时间即将到来之前，负责联络的宋子文打电话给谢晋元：你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不应再执拗，赶快撤。
谢晋元只得同意撤退。
10月30日深夜，孤军撤出四行仓库，最后一个离开的是谢晋元本人。
撤退过程中，租界英军指挥官不顾日军抗议，亲自使用重机枪进行掩护。其实这不是他分内要做的事，只是每天耳濡目染，这位老外军人也被“八百壮士”深深感动了。
l0月31日零时，孤军全部进入租界，但他们一进去就重新陷入了困境。
日军发现谢晋元撤走后，警告工部局：赶快把他们引渡给我们，如果敢放其归队，我们将不顾外交规则，同样冲进你们的租界进行追击。
工部局一看，只好来个两不得罪，既不引渡，也不释放，而是在收缴谢晋元等人的武器后，将他们羁留了起来。
不是俘虏，却无形中成了俘虏，作为军人，岂能离开手中武器，谢晋元悲愤莫名，恨不得拿着枪重回四行仓库继续战斗。
他虽然又饿又累，但流着眼泪，始终不肯吃工部局提供的任何点心。
从此，“八百壮士”失去自由，再次沦为孤军。他们被关在铁丝网内，不能出大门一步，
铁的武器没有了，最后剩下来的只有精神。
起先他们有国旗，但是国旗很快就被收走了。在孤军营内，既无国旗，也无军号，连旗杆或者竹竿都找不到一根。
可是他们天天“升旗”。
每天早上，由谢晋元带头，向空中敬礼。敬礼完毕，大家肃立唱国歌。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些人脑子出了什么毛病，因为他们始终目视前方，好象那里真的在升着一面国旗一样。
谢晋元不知道他们还要被关押多久，可他知道只有在国旗下，孤军才不会像离群的大雁那样失去方向，也才会在漫无边际的孤独和寒冷中感到一丝温暖。
在孤军营中，谢晋元仍保持着军中所有程序，从站岗到训练到升旗，都毫不松懈，有人违纪，还要进行责罚。
这样一天可以，一月可以，甚至一年也可以，但如果是几年，就不一样了。
外界传来的消息基本都是坏消息，中国军队越退越远，已经退到重庆去了，胜利和反攻似乎已渺不可期。
我们不过是一群俘虏，国家都要亡了，还有什么必要再神经兮兮地再搞什么站岗、训练、升旗？
在一些人眼里，谢晋元的做法，变成了一种固执和不可思议。
谢晋元遇到了他自奉命固守四行仓库以来最困难的时期。有人劝他，现在外面大气候这样不好，不能再对官兵太严了，太严恐怕生变。
谢晋元有时自己也很苦闷，可是他认为孤军不是俘虏，“八百壮士”仍是军人，军纪严明正是为了使大家不致失去方向。
他手书一联：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
1941年4月24日，四名士兵迟到，谢晋元上前责问。四人突然跳起，拾起地上的洋镐将其打倒在地。
一个小时后，遇剌的团长停止呼吸，官兵闻讯失声痛哭。
但是谢晋元的孤军精神保留了下来。
在租界，孤军营是如此，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落到日军手里也一样。
因为受不了欺负特别是人格上的侮辱，他们曾多次拿起石头和木棒，跟日军守卫干架。
由于“八百壮士”声名赫赫，连日本人也不敢轻易加害，就换了个地点，将他们从上海解往南京监狱。
到了南京，说要挑大粪。
“八百壮士”大怒，什么，让我们干这个，你当我们是谁？
拿过挑粪的扁担，咔嚓一声，卸了一个日军守卫的胳膊。
这下，鬼子真的被弄毛了。
四周架起机枪，既然侍候不起，那就不如将你们全突突了。
代理团长说了句话，让日本人无言以对：我们不是俘虏，你们却把我们当成俘虏对待，请问该不该打？
怕了你们，日军将枪口放下，至此以后再也不敢将孤军集中关押。这在日军的俘虏营里几乎也是绝无仅有的奇闻逸事。
这就是团长谢晋元给他们指明的道路。
无论何时何地，“八百壮士”始终都没有撤出精神上的四行仓库，他们无愧壮士之名。
东方隆美尔
在退守苏州河南岸之后，陈诚又把一支劲旅顶到了第一线。
这支劲旅的名字叫税警总团。
提到税警总团，大家可能要笑了，不是说这支美式军团已经不行了吗，什么时候又坚挺起来，变成“劲旅”了。
的确，税警总团在前面打得实在不算好，一边是不错的武器装备，另一边却是战斗力薄弱，到最后，不仅旁边的中央军，连地方军都看他们不起了。
在淞沪南战场，税警总团的部分阵地还是增援上来的湘军帮他们收复的。
移交阵地时，湘军连带着也把收容到的溃兵和部分“美式步机枪”（其实应是德造或捷克造枪械）移交给对方。
这幅情景，自然是再滑稽不过了，“假洋鬼子们”竟然还得靠土老帽来保护了。
湘军团长便把税警总团的营长叫过去，未讲之前，先拿眼睛往“美式步机枪”上一瞄：拿去吧，好好打，别再“溃”了。
如果当时地上有道缝，我想那位营长肯定马上钻地缝里去了，丢人啊。
底下官兵灰心丧气，后面老板的脸色也很难看。
过去的老东家宋子文又回来了，并吵吵着想要回税警总团。
按照蒋介石的本意，他是要用黄埔式改造，将税警总团变成手中类似于德械师那样的利器的，未料想这美式的水土不服，眼睁睁地就由橘树变成了枳树，咬在嘴里再也不甜了。
行了，还给你吧。
哈佛财神爷接在手里，却看得手脚冰凉：这还是“我的团”，那支熟悉的美式军团吗？
他把自己姐夫喊过来，老孔，你给瞧瞧，是不是我看错了。
孔祥熙说，没错，我也看见了，烂部队一个。
宋子文怒发冲冠。
现在的总团长是谁，给我过来。
黄杰战战兢兢地跑过去，见这位皇亲国戚发了火，还想解释两句，宋子文一个“SHUT UP”就让他闭了嘴。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不是我的税警总团不好，关键还是带兵将官太孬，非得撸撸几个不行。
黄杰是蒋介石派过来的总团长，不看僧面看佛面，宋子文也不能做得太绝，自然不会直接把黄杰给撸撸了，只能退而求其次，让黄杰把两个支队的司令官全部给撤掉。
两个支队的司令官，都是黄埔一期的，其中一个还是军政部长何应钦的侄子，可仗打成这样，确实也无话可说，不下何待。
宋子文说，别以为我不懂军事，不会掌勺我还不会尝吗，前面六个团也有个别打的好的，第四团就不错，把这个团长提升上来做第二支队司令官吧。
他没有看走眼，第四团进入淞沪战场以来一直打得不错，而第四团的团长也的确很了不得，其人就是后来被美国人称之为“东方隆美尔”的孙立人。
孙立人，安徽舒城人，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校1927级。
一提美国军校，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就是西点。但实际上在美利坚，弗吉尼亚与西点是并列的，二者一南一北，称得上是美国陆军军校的双子星子。
西点有艾森豪威尔，弗吉尼亚则有马歇尔和巴顿，都是二战中的五星或四星上将，谁也不见得比谁差到哪里去。
这些军校都是外面听着好听，对很多学生来说，里面的生活是不堪回忆的。
宿舍里既无自来水也没暖气，连个洗澡的地方都没有，厕所也是最老式的那种。至于伙食，则根本就不像给人吃的，面包硬得跟鞋底一样，一不小心可以崩掉你半颗牙。
弗吉尼亚更恐怖，这里还有一个类似于三百杀威棒的不成文制度，即新生一定要挨老生揍，而这跟你犯没犯错一点关系都没有。
当年马歇尔就曾被老生打成重伤，但当校方问他是谁打了他时，马歇尔一声不吭，这就是所谓的“硬气”，几乎就相当于地狱式死亡训练。
孙立人当然也不能例外。有一次在跑步时曾被打昏在地，但即使昏倒在地，你也不能装熊，因为没有人会送你去医院，醒过来以后得接着再跑，而且跑慢了还得挨揍。
就是在这种残酷的学校生活中，孙立人磨练出了坚强意志，成为了一个纯正的美式军人。
不过英美背景的军校生，在当时以黄埔保定陆士为主流的国内军界其实很尴尬，税警总团两任总团长，王赓和温应星都是西点军校毕业的，王赓在一期毕业的同学中，还曾名列第12名，但就这样，二位后来也没能泛出什么大浪来。
好在仗打起来就不一样了，归根结底，最适合军人的还是到战场上去历练，因为那场合是要靠手艺吃饭的，而且淘汰率极高，如果你有真本事，即使是小荷花，也迟早都能露出尖尖角。
孙立人的第四团在税警总团的六个团里面打得最好，不是运气而是实力使然。“一二八”会战后，这个团在江西参加射击比赛，个人前十，他们占了七席，团体则是拿了第一。
这可都是练出来的。
蒋介石想用黄埔的模式来改造税警总团，最后却以失败而告终，并不是说黄埔有多么落后，而是二者差别实在太大，黄浦在整体风格上更接近日苏德体系，与英美的根本不在一个路子上。这就相当于，你让我们的国足今天学跳桑巴，明天模仿日耳曼战车，一块面团搓来捏去，最后搓捏出来的，有可能既不是巴西队，也不是德国队，而是四不像。
在黄杰入主税警总团后，只有孙立人带的第四团维持了老样子，该怎么练还怎么练，其他人早就忙着赶潮流，换行头，去套黄埔的模式了。
在淞沪南战场，第四团表现出色，不光官兵训练有素，孙立人在指挥上也有其独到之处。
他靠前指挥，跟士兵们趴在一个战壕里。
当然了，放大了来看，到淞沪会战的时候，团营长甚至师旅长在第一线的比比皆是，并不希奇，与别人稍有不同的是，孙立人不光是跟着一道开枪扔手榴弹，或是喊两句励志的口号，而是真能看出东西来，然后根据战场态势作出应变。
等到战斗越来越激烈，别的团都把阵地给丢了，惟有第四团的阵地始终确保无虞，原因是孙立人手里牢牢地掌握着一支预备队，这也是他作战的一个原则，即如果阵地上有十个人能打的话，一定要拨起码三个人到后面去。
第四团的阵地也被日军突破过，但就在口子还没被完全切开的时候，孙立人马上就会带着预备队杀上来，于是阵地又得而复失。
接着他再抽预备队，反正就一直保持着这样一个循环，从而使得自己在任何情况下，心里始终都有一个底。
在人事调整后的税警总团，第一支队仍由黄杰直管，但孙立人已实际掌控了整个总队。
六个团，大多数已被打得变成了营，只能缩编取消番号，不过人不在多，有将则灵，有善战之人统领，队伍马上就活了。
看到自己的美式军团重新回归，宋老板的热情也重新高涨起来。
缺工事材料吗，财政部给运去，什么钢板，三角铁，沙袋麻袋，大卡车一辆一辆装着送过来，有了这些玩意儿，日本人的飞机大炮一时都无计可施。
白天没法吃饭，财政部运，日机二十四小时在天空盘旋着，就等下面升起炊烟好扔炸弹，没想到税警总团如今不烧饭了，啃的都是洋面包，你奈我何。
宋子文像以往一样，对自己的子弟兵关照到了细致入微的程度。他甚至想到了，苏州河岸边会不会有蚊子啊（其实已是秋季），兄弟们平时会不会因为不卫生而闹肚子啊（参照财政部标准），得了，快把蚊香和消毒药片给一并捎过去吧。
对于指挥作战的将领，简直不知道怎么心疼好了，抬头一瞧，柜子上不有白兰地吗，全给拿去，秋季多雨，喝点洋酒可以预防风寒。
不仅孙立人，连他手下的一众参谋，每天一瓶，雷打不动。
领导这么把你当人看，再不好好干就太不够意思了。
“东方隆美尔”要大展拳脚。
靠脑子打仗
在苏州河北岸，日军托着腮帮子在想，怎么渡过去呢？
河面上原来有桥，但中国军队一过去，马上就轰隆隆地全给炸了。
再看看对岸的工事，修得很见水平，连材料都是由钢板和三角铁这样的铁家伙组成的，特别是从缝隙里伸出来的枪口，一看就知道是捷克造，火力不差，如果直挺挺地在水面上架浮桥，就等于给守军当靶子用了。
日军前敌指挥官颇有头脑，经过捉摸，他发现了一个规律。
苏州河会受到潮涨潮落的影响，天黑时涨潮，河水向西倒流，到天亮时落潮，又会按照正常顺序“一弯河水向东流”。
这样的话，就不用傻乎乎地直接从北岸向南岸搭桥了，只须先利用晚上在北岸搭一个与河宽相等的浮桥，等到天亮，利用水的流向和浮力，浮桥就会自动漂向南岸，如此岂不就成了。
如果在搭桥时，能再施放大量烟幕弹，简直是天衣无疑。
打仗有时候是要凭脑子的，很多日军官兵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在这方面就跟我们拉开差距了。不过，这说的只是整体，缩小到苏州河之战，小鬼子的脑子就不好使了。
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个更有文化和头脑的。
在孙立人的指挥下，税警总团用厚钢板在岸边搭了很多临时隐蔽所，日军的炮弹打不着，但他们却可以躲在里面守株待兔。
10月28日，日军自认等来了机会。
那天早上起大雾，面对面都看不清人，别说隔着一条河了，快过。
可是偷渡者并不知道岸边早就藏着许多猎手，后者看到浮桥便猛投手榴弹，浮桥当即被炸断。
由于人多，还是有一批鬼子兵上了岸，并一头扎进了附近纱厂的储煤窖。这个储煤窖在一个三米高的陡坡下面，枪炮都够不着，手榴弹也没用。
不过孙立人首先关心的不是储煤窖里的鬼子，而是还漂在水面上三三两两的橡皮舟。
以钢板做成护墙，继续投手榴弹，直至把残余的橡皮舟全部炸沉为止。
一顿“榴弹雨”下去，别说橡皮舟，连一块橡皮都看不到了。
北岸的日军急得跳脚，南岸的日军也近乎抓狂，可是他们谁也没有办法，想开枪都找不着目标。
好了，后路没了，你们就在储煤窖里等死吧。
附近不是有纱厂吗，孙立人让人到纱厂去搬棉花。
众人都不知道要派什么用场，但长官这么要求，必有用意，那就去搬吧。
十几捆棉花包被搬到陡坡之上，浇上煤油，然后哄的一声点着了，往陡坡下面推。
燃烧着的棉花包封住了储煤窖口，有的直接就滚了进去，里面的日军开始大概还感觉不错，挺热乎嘛，但是很快就像蜂窝里的野蜂一样炸了起来——烤白薯可不就是这么来的！
连续几天，日军再也不敢过苏州河了。
11月3日，上海派遣军主力齐集北岸，正好又是一个大雾天，他们才利用橡皮舟浮桥再次实施强渡。
与上一次相比，这次用兵多，规模大，相当数量的日军得以登岸。孙立人不得不组织敢死队，与之进行逐屋逐室争夺，终于把大部分阵地都给夺了回来。
战斗结束后，税警总团因损失较大，奉命换防休整，但孙立人忽然改变了主意。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叫小红楼的据点，也被顺势钻进了二十多个鬼子，由于是两层楼房，易守难攻，税警总团还没来得及拿下来，换防命令就到了。
孙立人既有名将潜质，性格上也十分好强，与他的上司黄杰那样阿弥陀佛的人更是判若两端。他觉得还是应该先把小红楼里的鬼子解决了再说，免得给人留下话柄，说是我孙立人自己搞不定，想将这烫手的山芋扔给他人。
作为一个靠脑子打仗的人，一般情况下，孙立人从不主张靠牺牲士兵的生命去一味蛮干，他决定采用地雷爆破。
地雷第二天凌晨运到，孙立人喜不自胜，由于天色尚黑，他便从指挥所里走出来，打着手电筒亲自查看。
不料这时正逢日军炮击，由于他的指挥所离河岸很近，一颗炮弹当空爆炸，孙立人被炸伤十几处，光嵌入体内的弹片就有八九块之多。
浑身是血的孙立人躺在地上，差点让人以为他没气了。
全面抗战才刚刚开始，“东方隆美尔”还没怎么亮相就完蛋了，那后面这部书怎么说？所以我们在炮弹爆炸的一瞬间，特地给孙立人戴了顶钢盔，又让他蹲着身子，这样其它地方尽管惨不忍睹，但脑袋没事，吃饭的家伙还在，大家不用过分担心。
宋子文听到消息后，赶紧派来救护车，但是孙立人只接受伤口包扎，却拒绝上车。
那谁，你代替我进行指挥，务必用地雷把小红楼给炸掉。
听到整座小楼都被炸塌，孙立人这才坐上救护车。
上海完全沦陷之后，日军在苏州河岸立了一块石碑，碑文曰：遭遇华军最激烈的抵抗于此。
受了重伤的孙立人与战场只能暂时说白白了，对于他来说，淞沪战场给他的空间还是太小，连小试身手都算不上。不过当时他或许不会想到，若干多年后，自己将在异国战场上腾空而起，取得令孙元良这些人都为之咋舌的辉煌战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