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到西安去2
张学良闻言大惊失色。
夫人何出此言，我怎么敢这么做呢。
此时的宋美龄对自己的安全已经有了几成把握。
礼，很重要。有了礼，才有敬。有了敬，才有惧。有了惧，才可以慢慢劝解。
她一路观察，发现西安的街道上并没有出现自己原来想像中的混乱情景。这说明，张杨仍能控制得住军队。
现在紧张的人变成了少帅。
把宋美龄一接到张宅，他就赶紧问，要不要马上安排见一下“委员长”。
宋美龄笑了笑：不急不急，先坐下来喝杯茶好了。
她当然希望立马就能见到自己的丈夫，可是这事急不得，必须让张学良意识到，自己的心情一直很平静，而且始终是信任对方的。
此后的很多细节，老版本的电影《西安事变》都交代了。最让人记忆深刻的就是这个场面：老蒋早上翻旧约，上面写着一句话，大意是从前英雄救美，现在要美救英雄了。
但实际上这位落魄之人当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在见到宋美龄突然出现在面前后，他起初是不敢相信——不是已经交代宋子文，让你们都不要来了吗。然后是眼睛一闭，“愀然摇首，泪滑潸下”：完了，你这不是自投罗网么？
接下来，自然“美”先得安抚“英雄”，但最关键的还是考虑怎么把“英雄”给救出去。
相逢一笑
此时除宋氏兄妹代表的主和派外，第二股力量也早已进入了西安，而不管是主和派还是张杨本身，若没有这股力量的合作，西安事变仍不可能得到和平解决。
宋美龄劝老蒋见一个人。
这个人叫周恩来。
在西安事变猝发时，陕北中央原先也是不知情的。证明消息确凿后，大家第一个反应是大快人心，第二个反应是“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
局外人很难想像国共之间的积怨，那是一种真正的血海深仇，十年征战和厮杀，使彼此在对方眼中早就成了不可戴天的仇人。
即以分立两大阵营的黄埔学生而言，十年之前，他们曾是同窗，是朋友，可以彼此问候，然而十年之后，却再也找不到任何可以互相拥抱的理由了。
当时的鄂豫皖是国共黄埔将领争斗的主战场。红25军军长蔡申熙（黄埔1期）战死时年仅25岁。临死时，他对陈赓说，如果你能见到“蒋校长”，让他在黄埔校史上补一笔，记某年某月的某一天，1期的蔡申熙死于1期的胡宗南之手，呜呼哀哉。
陈赓后来在上海被捕。见到老蒋，就转述了蔡申熙的话。当然蔡申熙是不是真的说过这句伤心之言，还真得打上个问号。毕竟国共两党的情形和环境完全不一样，双方使用语言多有不同，而且鄂豫皖苏区当年的肃反也是搞得相当恐怖，特别是针对黄埔出身的红军将领，若是发现有什么风吹草动，下手几乎从不留情。
想想看，蔡军长平时避黄埔出身和“蒋校长”还唯恐不及，虽在弥留之际，似乎也不至于当着陈赓的面如此口不择言。
只能说陈同学实在有够机灵，他熟知国民党内的人情规则以及老蒋的心理。果然，蒋介石听后大受触动，连眼圈都红了，称从中听出了黄埔学生的怨恨之声，而自己未尝不感到痛心。
既然“痛心”，那就没必要再多一个“怨恨之声”，于是陈赓安然脱险。
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处境之难达到极至，突然有人说，老蒋在西安被抓住了，毫无疑问，大家的本能反应就是当为天下除此公贼。
应该指出的是，这个时候由于西安事变发生十分突然，消息闭塞，陕北中央并不完全了解各方面对此事的反应，因此最初才有“审蒋”的主张。
直到周公应邀到达西安后，方知张杨实已处于孤立无援境地，不仅地方派系和军队不响应，即如舆论亦持强烈反对态度。
统观民国学界，素有“前有梁任公（梁启超），后有胡适之”的说法。当时的胡适，无论在学界还是舆论界，均处于绝对的领袖地位。他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即以北平各大学校长的名义致电张学良，称“陕中之变”，是自坏长城之举，如果蒋介石有什么差池，“中国要倒退二十年”。
冲动之下的胡适，甚至一改以往反对和批评国民党的论政态度，声称要加入国民党，以抵制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
显然，这样的舆论氛围，对西安方面是极为不利的。
这是内部。
外部，苏日政府的立场则耐人寻味。
斯大林此时认识到，苏联由于一心对付德国，很难顾及与日本两线作战，万一蒋介石有个三长两短，中国再统一起来进行抗战就不易了，而这对于苏联的利益显然是不符的。
因此他说西安事变是日本人的阴谋，是想把中国引入内战，大家千万不要上当。
与苏联有主张不同，日本是无主张。
在事变发生后，日本内阁多次举行磋商，可是讨论来讨论去，始终没能拿出一个具体的处置态度或者办法，只能先进行观望。
综合这些因素，陕北中央最终放弃了“审蒋”主张，采“保蒋安全”，联蒋抗日的方针。
其时西安和谈的形势是，宋氏兄妹只能作为老蒋一方，这个中间人的位置就让给了张杨都很信服的周恩来。
海外知名学者唐德刚曾说，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两个半外交家。他把其中的一个半留给了晚清的李鸿章和民国的顾维钧，而那最后一个当仁不让就是周恩来。
可想而知，以周公之智慧阅历，尤其在内政外交上的技巧和随机应变的能力，自非一般人所能及。见老蒋不肯在政治条件上签字，张杨又对此束手无策，他主动提出与老蒋见面详谈。
可是老蒋拒绝见面。
因为在他的“武力统一”计划中，最不能容纳的就是共产党和红军。不管他与南北诸侯怎样斗得死去活来，毕竟都还属于国民党内部的事，而国共两党之间却是**裸的意识形态之争，已经远远逾越了党内矛盾的界限。
另外，对于周恩来的介入，老蒋不能不起疑心，认为共产党可能是西安事变的背后主谋。
这时候的老蒋已经有些破罐子破摔了，尤其是当着老婆的面，非得体现一点“英雄气”不可——
我现在被他们劫持着，当然不能做任何承诺。你千万不要企图劝你丈夫签字，我也不会答应和周恩来见面。总之，我是不会轻易屈服的。
知道老蒋的脾气，宋美龄不能从正面劝说，得从侧面诱导。
先得告诉老头子：你不仅没有沦落为破罐子，还进化成了一只特大的香饽饽。
宋美龄说，你还不知道吧，自从你被扣在这里后，全国民众都快急疯了，那种“忧疑惶急”的样子，是以前从来没看到过的。就算你的反对派们，也是如此。
为了渲染气氛，她还有意无意地夸张了一把，说是上学的小孩都哭得跟泪人似的，比老爸老妈死了还难过，至于那些当兵的，悲痛的样子更别提了，听说你可能已死的消息后，有人竟然还自杀了。
对这些话，老蒋信不信是一回事，爱听却是真的。
他的自信心又鼓了起来。
原来自己还是那个无人可以取代的领袖，这个领袖的光环，不仅没有因西安事变而黯然失色，相反还变得更加光茫万道了。
看到老蒋的眸子又亮了起来，下面该说些什么，大家应该明白了。
绝不能这样说：蝼蚁尚且贪生，你要爱惜生命啊。
那样的话，老蒋准保还是会猛摇其头，摆出一副“以身殉国”的酷哥模样。
得告诉他：作为国家领袖来讲，你轻易死不得，要留着这条性命去“完成革命以救国”。
宋美龄还以自己举例，我虽然不是领袖，却是基督教徒，上帝要我死，那毫无疑问，我得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去死，但倘若上帝不让我死，我可不能违背他老人家的旨意。
这话也是说给老蒋听的。
面子有了，老蒋的架势就可以收工了：那就不死吧，不是我蒋某人怕死，而是国家和上帝一致要求我不能死。
他终于答应和周恩来见面，不过不是他自己去，而是由宋氏兄妹先后代之前往。
在见到周恩来之前，宋氏兄妹心里其实也没什么底，想想双方做了这么多年的死敌，共产党又可能是事变主谋，他们会轻易放过老蒋吗？
而且，如果对方来个狮子大张口，或者漫天要价，那可怎么办？要价过高，南京那边绝不会答应，即使老蒋对此点了头，也一定会影响到后者今后在国民党内的威信和前途。
可是见面之后，宋子文才发现，自己原先的所有担心都是多余的。
周恩来的态度很明确：只要蒋介石愿意领导大家抗日，出于民族之大义，共产党同意取消苏维埃，服从南京政府。
这就是历史上的中共和红军“六项主张”。
虽然“六项主张”的一些内容与张杨的政治条件完全一致，但是并未明确提出必须签字，这让宋子文内心为之一宽。最关键的是，周恩来提出的“价码”远在老蒋设定的底线之内，这使国共和谈的前景一片光明。
等到宋美龄出面，她再次从周恩来那里得到郑重承诺：我们会拥护抗日的“委员长”为全国领袖。
宋美龄跟宋子文一样，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听到共产党会称老蒋为领袖。她由此敏锐地感觉到，中共的介入，不仅不会致蒋介石于死地，还是解救老蒋的福音。
当然，不管宋氏兄妹如何满意，要是老蒋自己不同意还是白搭。
中共的回答同样大出老蒋意料之外。这让他不得不陷入思考，自己的“武力统一”还要不要，或者说能不能继续下去。
这个时候，回**在蒋介石脑海里的，一定会有黄郛给他留下的“病中策”：对内部的事，要坚持“忍”字当先，用政治，不用武力解决纠纷！
黄郛对自己义弟性格上的优缺点是捉摸得很透彻的。他曾当着老蒋的面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依我看，你在“毅”方面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剩下来的就是要在“弘”上多下工夫。
的确，老蒋这个人，优点就是坚毅不拔，往往越是艰难越是不肯放弃自己的既定目标，但他的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不够宽弘大量，且易怒易躁，往往急于求成，乃至于树敌过多，。
民国时代，蒋介石之所以能成就一番事业，来自于“毅”，而他又屡次失败，归根结底，又不能不说是败在一个“弘”字上面。
只有陷落底谷的人才最容易听得进逆耳之言，蒋介石经过慎重思考，终于点头同意了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的调停主张。
放还是不放
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似乎已经诞生，只需要等西安方面开会正式通过一下就行了。
但是第二天波澜再起。
东北军内部先起反对之声。这个内部主要指的不是王以哲、何柱国这些“老人”，而是新近崛起的“少壮派新人”，比如在临潼负责扣蒋的孙铭九。
西安事变之前，孙铭九不过是张学良手下卫队营的营长，属于大内侍卫的角色，在东北军将官中原本是排不上号的。但西安事变过后，他已俨然成为少壮派的首领，连张学良的话似乎也可听可不听了。
从少壮派的角度上来说，既然大家都是靠捉蒋扣蒋“一举成名”的，一旦放老蒋回去，无疑就是纵虎归山，这老头子能不寻机进行报复吗？所以坚决不能放。
这边张学良刚把昨晚的情形复述一遍，那边会场上就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
有人问道：姓蒋的说得好听，谁知道他会不会真的去做，有什么具体保证吗？
张学良此时已抱定和平释蒋的宗旨，周恩来的支持和老蒋的让步都让他更加坚定了这一想法，眼看骑虎难下的局面即将走出，却意外地遭遇到了来自自己内部的阻力，不由又急又气。
他听后马上逼视对方：你们要什么保证？你说！你说！
语调之激烈一反往常，使屋内气氛立时紧张起来。
如果放在从前，以少帅在东北军中之权威，此时众人就应该噤声了。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虽然说话的人也感到有些慌乱，但却没有一点要退缩的样子。
你不是让我说吗？那我就说给你听听。
老蒋所有答应的这些事，不能等他到南京后再做，在西安就要实现，有一件他没有做，我们就得不到保证，也就坚决不能放人。
张学良心里很清楚，这些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你们要知道，我们发动这次事变，对蒋介石的打击已经够大了，他自己的地位都岌岌可危，朝不保夕，如何履行诸位的要求。现在最重要的，是帮他撑起面子，恢复其领袖威信，让他“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
但不管张学良怎样解释和说服，双方都难以达成一致，最后会议不欢而散。
会散了，却并不表明众人的情绪会散。
有少壮派军人愤然出言：西安事变是我们大家伙提着脑袋干的，早已不是他张杨两个人的事了。
哦，你们想捉就捉，想放就放，闹着玩的吧。如此做法，置我辈生死于何地。
听到这些话，少帅的神经立刻紧崩了起来，他生恐老蒋有个三长两短，赶紧把原来负责看管老蒋的孙铭九卫队营调开，转而由其他侍卫部队接任。
与东北军相比，第17路军的反响更为强烈。老蒋几次三番在西北搞“拆迁”，明里暗里催着要他们挪窝，摆明就是不想让人过好日子，所以其中下级将领都对老蒋恨入骨髓，颇多“报复思想”。
东北军说要“保证”，第17路军却说要什么保证，一颗“花生米”了结不就得了。
要不是张学良有所提防，很早就与杨虎城商定，把老蒋移到自己看管的区域，后者现在是不是尚有命在，还真是得两说的事。
受到部下的影响，原本在释蒋问题上就犹豫不决的杨虎城开始动摇了。
张杨合作，杨虎城常有“齐大非偶”的顾虑。
什么叫“齐大非偶”，这是一个典故。
说春秋时候，齐国国王想把女儿嫁给郑国太子。当时齐是大国，郑是小国。按道理，这是一个应该让郑国太子受宠若惊，倍感荣兴的一件事，但这位太子却出人意料地婉拒了送上门来的好事。
理由便是：每个人都有适宜自己的配偶，齐大郑小，门不当户不对，我是配不上您家公主的。
此典故收在《左传》上，想来作者左丘明老先生对郑太子是很赞赏的。
都是男人嘛，谁娶老婆也不希望总被对方压着一头，那日子还要不要过了。
东北军无论兵员还是武器粮饷，都远超第17路军，这样的合作伙伴从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你的一种潜在威胁。
两广事变之初，张杨原计划通电响应，但对陈济棠能否成功，二人心里都无胜算。商量的结果，是由张学良到南京去拜访老友宋子文。
拜访是假，摸底是真，因为宋子文了解很多外界所不知晓的军政内幕。
不探不知道，一探吓一跳。原来老蒋已经在江西搞定了余汉谋，陈济棠垮台要不了多长时间了。
这下，响应是肯定不能够了。摸到底后的张学良并没有马上返回西安，而是到上海的花花世界去转了一圈。
可你老兄倒是透个底给杨虎城啊，他却没有。一直在西安翘首南望的杨虎城既见不到人，又看不到信，还以为张学良去老蒋那里告了密，急得眼睛都生出了毛病——如果东北军和中央军合起来对付第17路军，后者只有完蛋一途。
直到西安事变发动前后，杨虎城还是边合边疑，十分谨慎小心。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在张学良一度迟疑时，露有惧色了。
在对待已沦为阶下囚的老蒋的态度上，张杨也分歧很大。张学良虽然扣蒋，但属万不得已，南京的政要首脑里面，他和老蒋还是最为亲近，所以西安事变后，他对老蒋仍是“执礼甚恭”，不敢有过于失礼的地方。
老蒋被扣，空下的位子自然有人惦记。比如国外的汪精卫就正在加紧往国内赶，在老蒋缺席的情况下，他极有可能重新掌控南京政府。汪张早在长城抗战前就有过势不两立的冲突，蒋汪两个人，如果你一定要张学良从里面选一个出来做头的话，毫无疑问他只会选蒋。
一边是外界并不支持扣蒋行动，另一边是老蒋的位子将可能被汪精卫或其他人所取代，这时候的张学良就非常希望能尽快释蒋。
宋美龄刚到西安时，张学良就当着她的面表示，自己一不要钱，二不要地盘，只要“委员长”同意领导抗日，签不签字都可以。
张学良其实是个很聪明的人。别说老蒋死也不肯签字，就算签了，真有那么大的作用吗？
要知道在南京政府，老蒋虽然权势日重，但说出来的话也并非绝对圣旨，就算在国民党内，他的反对派也有不少。更何况，老蒋既处于被扣之中，南京的要员们日后完全可以以老蒋签字系“出于胁迫”为由，对所有条件予以全盘否认和推翻，都用不着老蒋自个出来反悔。
正是出于这些考虑，张学良本身对签字其实并不热衷，他相信的，还是自己与老蒋的“君子协定”。
张杨之间最重要的分歧在于，杨虎城主张要么不扣蒋，扣了就不能轻易放，纵然关着不杀，也决不给其以东山再起的机会，而张学良则以为，既然蒋介石已答应了中共的调停条件，应立刻予以释放，且继续拥其为领袖。
在是否释蒋的问题上，张杨争着争着就大吵起来。
张学良情绪激动：我们开始为什么要发动西安事变，还不是要停止内战，让“蒋公”领着我们抗日吗，现在他都答应了，你为什么还要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呢？
杨虎城也不再隐瞒自己的观点，气愤愤地对张学良说：在没有获得任何保证的情况下，你却同意让老蒋就这样一走了之，他回去后肯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的。
张学良则完全不同意自己搭档的看法：如果我们接受他的领导，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怕担责任，那政变的完全责任由我来负好了。
说着，少帅忍不住冒出了一句气话：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如果不能政治解决，张某将独行其是！
到这个时候，两人都控制不住自己的火气了。杨虎城一甩手，拂袖而去。
一旁的周恩来眼见张杨几乎要闹到决裂的程度，赶紧上前劝解，让张学良稍安勿躁，大家可以慢慢再商讨。
张学良意识到，在西安的“三位一体”中，他和杨虎城分居天平的两头，周恩来的态度显得最为重要。
这天晚上，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周恩来来到了蒋氏夫妇居住的宅院。
此时老蒋躺在**，因为病痛而动弹不得。当周恩来进屋时，四目相对，两人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彼此熟悉的地方——黄埔军校。
十年过去，已显苍老的“蒋校长”仍称“周主任”为部下，而“周主任”也表示，只要“蒋校长”不再“剿共”，不光他本人仍然是部下，即如红军，亦可听其指挥，直接开赴抗日前线。
知道老蒋需要休息，周公很识趣地聊了几句就退了出去。虽然初次相见十分简短，但无疑极其重要，因为它实现了国共领导人在多年为敌后的第一次握手，也见证了双方的诚意。
这称得上是一个好的开头。
圣诞礼物
1936年12月25日。这一天对蒋氏夫妇具有特别意义，因为当天是西方的圣诞节。他们很希望借此“吉兆”尽快离开西安。
可还是走不了。
这是南京主战派定下的最后一天，这一天过去，对南京的总攻就要开始了。
宋美龄决定再次劝说张学良。
你知道吗，三天的期限就要到了，如果还不能放“委员长”回京，中央军肯定是要发动大举进攻的。到时，我等固死，你也不能独存。
不如今天就把我们放掉吧，就等于送国家一个“无价之圣诞礼物”。
张学良很是为难。
鉴于杨虎城不肯放蒋，他已准备必要时不惜用兵了，可是比较困难。
若以总体实力而言，东北军或许强于第17路军，但在西安一地，张学良掌握的部队却并不比杨虎城多，不仅城门由后者负责把守，城外更有第17路军9个团，而东北军仅有1个团。
一旦双方打起来，杨虎城是完全可以先下手为强，把老蒋扣起来再说的。
张学良便找到宋子文，哥俩共同商讨如何才能摆脱窘境。
能不能把老蒋秘密带到机场，乘他人不备，突然飞离西安？
这个设想马上就被他们自己给推翻了。
太危险了。杨虎城肯定已经把这里严密监视起来，我们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说不定还没等到机场，老蒋就要落在他手里了。
再想。
张学良忽得一计，唤叫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我们可以让宋美龄和端纳先走。其他人问起，就说停战期不是到了吗，他们是到南京交涉，以便延长停战期的。
只要这边转移了视线，那边就可以给老蒋化个妆，藏在汽车里混出去，直接送到东北军营地，然后大家再在洛阳会合。
宋子文觉得如果实在没有办法，也只得如此。但是宋美龄却坚决反对。
知夫莫如妇。没人比她更了解老蒋的脾气了，那是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怎么肯把脸画得跟个花脸猫一样逃出去呢。万一在城门口被查出来，这不是要他的命吗？
更何况，老蒋背部还在华清池受了伤。就算能侥幸从城里混出去，西安到洛阳，那可不是一点点的路程，坐着汽车这么颠过来簸过去的，那两根老骨头还不都得给拆散了。
所以宋美龄说，一定要让老蒋坐着飞机公开走，要是做不到，还不如一齐死在西安算了。
事到如今，张学良简直有些技穷了。
要坐飞机，还要公开，靠我一个人断然是没这么大能量的，还是请周公来帮忙吧。
于是，蒋周便有了第二次谈话。
这次谈话，双方都从容了许多，也更具目的性。
老蒋知道此番只能自己救自己了，所以话语极为恳切：你知道吗，即使在“剿共”的时候，我也一直是记挂你们这些中共要人的，包括你，包括那些黄埔学生，毕竟都曾经是我的部下嘛。
我跟广西的桂系怎么样，差不多也打了七八年。可是说好就好了，我对他们“施以仁怀”。对你们，我也一样啊，肯定会慷慨对待的。
老蒋甚至表示，只要红军对他“效忠”，可以享受和中央军一样的待遇。具体细节，以后可以在南京直接谈。
一旁的宋子文趁势插嘴，希望周恩来施以援手，让老蒋迅速离开，否则再耽搁的话，只会让局势进一步复杂和恶化起来。
周恩来答应了这一请求。
事实证明，蒋周的二次谈话极其重要。如果周公不在关键时候扮演关键角色，出面说服杨虎城释蒋，后者是很难安然无恙回他的南京城的。
在苦等消息的过程中，蒋氏夫妇着实受了不少罪，他们几乎是在煎熬中度过的，不知道前方等待他们的究竟是福还是祸。
从十一点半等到一点半，再从两点等到三点，两人注视着屋里的电话，那里始终没有传来他们需要的喜讯。
忽然，宋子文跑了进来——杨虎城终于被说服了。
接着进来的是张学良。
现在天已经晚了，要不明天早上飞南京吧。
宋美龄一跃而起：还等什么等，等他们改变了态度再来抓我们吗？
马上走！
高兴归高兴，要离开西安的心情也未必不比宋美龄更急切，但此时老蒋却想到了更深更远的地方。
这杨虎城虽然暂时被说服了，答应放我一马，却没有说什么时候让我走，要是他又忽然反悔了，或者等我的飞机上了天，再在下面玩阴的，给我来上一炮怎么办。
所以在跑路之前，一定得先把姓杨的给稳住。
与自己老婆比起来，老蒋的心机终究还是要深沉得多。
走都要走了，他还把张杨叫过来“训话”，不过没有责备，只有宽慰：尽管西安事变属于“叛变行为”，但我已经原谅你们了，答应的事也都会一一照办。
说是说给两个人“训话”，其实大部分都是讲给杨虎城听的。
老蒋知道杨虎城意在“经略大西北”。西北，这是多重要的一块地儿，舍了身家性命也决不能放手。可是现在你还在人家枪口底下，言不由衷就是必然的了。
他告诉张杨：我把西北交给你们了，将来打算搞一个西北五省的统一军事机构，让你们负责。
这就叫投其所好。说白了，就是骗人。要是老蒋真有此意，哪用得着请周恩来帮他从中斡旋。
前脚把张杨送走，后脚蒋氏夫妇一班人就赶紧去机场。到了机场一看表，已是下午4点。
正要登机，忽然有一个人急如星火般地赶来。
这个人如果是杨虎城，老蒋的心就得悬在那里了。幸好不是，是张学良。
事实上，当天就释蒋的决定，都是张学良根据蒋氏夫妇的意见，在很短的时间内确实下来的，乃至于“三位一体”中的杨周均毫无察觉。
直到被叫过来“训话”之前，杨虎城还不知道当天就要释蒋的消息。来了之后才发现，老蒋马上就要上车去机场了。这是什么意思？
张学良低声告诉他：现在就放蒋走。
杨虎城愣住了。
不满几乎是一定的。放我是同意放了，可是什么时候放，你总得事先跟我们商量一下，知会一声吧。
可是当着老蒋等人的面，这话还不怎么好说，更不能跟张学良争论，只得硬着头皮一起听“训话”。
应该说，老蒋没有像他老婆说的那样，拔脚就溜，而是执意作“临行话别”，并在话里暗示要把西北交给张杨，对稳住杨虎城多多少少是起到一点作用的。
此时如果后者突然翻脸，把兵派到机场，阻止飞机起飞不是没有时间。
在回去的路上，杨免不了要嘀咕几句：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就做出这么大的决定，周先生知道这件事吗？
张学良则是一脸无奈：今天不走不行啦，你也看到了，我们下面还有这么多人不同意释蒋。夜长梦多，不知道会出什么大乱子呢。
让杨虎城更感郁闷的一件事发生了。
张学良说他要亲自送蒋进京。
不会吧，我们肯送佛已经不错了，你干嘛一定要送到西天呢？
但张学良决心已定，他当即写下手令交给杨虎城，言称自己不在，东北军即由其一体指挥——当然杨虎城实际上仍然指挥不了东北军，这也是后来“三位一体”分裂的原因之一。
见张学良如此，杨虎城也无话可说，只得眼睁睁地望着他离去。
等到“三位一体”中的另外一位——周恩来闻讯赶到机场时，飞机早已远去。
周公黯然神伤，仰天长叹：何必摆队相送，还要负荆请罪呢，你会吃亏的。
负荆请罪
在获悉张学良亲送老蒋赴京后，他的幕僚们始而谔然大哗，继而垂头丧气。有人甚至愤而说出了“竖子不足与谋”这样的话。
谋臣尚且如此，将官就更不用说了，东北军内部一片沮丧。
历史听到了叹息和怨言。
然而如果我们愿意从张学良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就会知道“负荆请罪”并非完全出于其一时之冲动。
当时国内外舆论对西安事变大多不予认同，对张杨更是群起而攻之，这一点张学良虽人在西安，却时时刻刻能够感受得到，并背负了很大的精神和心理压力。加上扣蒋放蒋又争执这么长时间，外界对张杨恶感更甚，在二人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上不会不进行质疑，张学良确实有表白自己的必要。
另一方面，他也需要弥补自己与蒋介石的私人感情。
国民党内为人处事，表面靠制度法令，其实大部分还是要依赖彼此的私下交情，不然的话，也不会兄弟帖子到处乱飞了。蒋张曾经是中央和诸侯关系的典范，可是一个西安事变，“最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张伤了蒋。虽然由于力主放蒋，二人关系已出现缓和，但张学良肯定认为仅此还不够。
亲自陪同蒋氏进京，完全可看成是一次感情的投资。
飞机还在飞行途中，飞机上的人则是心境各异。
蒋介石躺在机舱唯一的长沙发上，他双目紧闭，脸色憔悴，看上去，丝毫没有脱险后的那种喜悦和兴奋。
除了身上有伤，病痛未愈外，他的心情可以理解。
相比于老蒋，其他人则要轻松得多。
宋美龄看着窗外，虽然疲惫，但脸上始终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微笑。
他们夫妇终于又可以在一起了，不管今后如何，这都是一件值得额手相庆的特大喜讯，这个圣诞节，上帝实在是太照应他的子民了。
张学良的心情也算是好的，他甚至一度闭着眼睛昏昏欲睡。
到洛阳时，天已黑了，由于事先并没有通知洛阳方面，因此少帅命令飞行员在洛阳机场上空盘旋一两圈，以便让地面的人知道他们要降落。
飞机降落，张学良看到无数的学生和士兵朝这里涌来，只是他们对待飞机上的人的态度却泾渭分明。
宋美龄第一个迈出舱门，人们驻足立正，当她的双脚着地，更是得到了英雄般的敬礼，有两名军官上前来搀扶她。
张学良就跟宋美龄身后，可是他得到的待遇却完全不同，刚刚站稳，便有四个士兵拿枪对准他，其中有一个甚至露出一脸愤怒的表情，声称要开枪杀了他。
宋美龄闻言，立即回头：不许这样，让他一个人走！
最隆重的当然是对待蒋介石。
他被搀扶下飞机，前来问候的人们排成欢呼方阵，有的人把帽子抛向空中，有的人眼里闪着泪花，有的人则已是喜极而泣。
在西安时，虽然宋氏兄妹曾反复安慰老蒋，说你的声望不仅没有因为西安事变而下降，反而还因祸得福，像坐着直升飞机一样升了上去。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谁能信呢。
在洛阳的这个晚上，全信了。
洛阳万人空巷，鸣炮庆祝，以致店铺里的鞭炮都被人抢售一空，不是“洛阳纸贵”，成了“洛阳鞭炮贵”。
这叫什么，这叫民意，蒋介石真正成了无人能撼倒的“领袖”。
毫无疑问，此时张学良的脸色已经变得煞白，对眼前的这一情形，他不是完全没有预计，只是没有预计到会这么可怕。
爆竹在腿边炸响，仿佛炸响在心灵深处。
人们都在庆祝，都在欢呼，没有人再去理睬那个孤独失意的人。
蒋介石不愿在洛阳多耽搁，于是第二天早上，他们一行便再飞南京。
当然不可能再让张学良这个“叛逆”跟“领袖”坐一块，于是五个人分两拨，蒋氏夫妇和端纳坐一架飞机，张学良和宋子文则坐原来那一架，同时有军用飞机护航。
给张学良开飞机的，是他的美籍私人飞行员。人们对张学良的极度敌意，都被他看在眼里，也急在心头。
在往南京的途中，忽然刮来了一场沙尘暴，满天卷起翻滚的黄云。张学良的座机是美国波音飞机，性能优越，很快就将护航机甩下了一大截。
这时飞行员悄悄地对张学良说：也许我们不去南京最好。
不去南京，他可以带主人回包括西安在内的任何一个地方——连他这样的老外飞行员都能看出，张学良如果到南京，绝不会有好果子吃。
不管它，你继续往南京飞，如果有人要杀我，让他杀吧，我不在乎！
飞机停在南京军用机场。飞行员回头望去，少帅的脸上已是一副听天由命的表情，就好象子弹打在身上也不会躲避。
正如所料，洛阳的一幕再次重现在南京，机场上已经有一大群荷枪实弹的士兵围了上来。
张学良站在机舱门口，他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的，将是一种什么命运。
飞行员一把拉住他：小心……
张学良转过身，忽然落下泪来。
在洛阳，那么困窘，他没有掉一滴眼泪，可是当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他落泪了。
这个世界还有人记得你，没有抛弃你。
张学良伸出双手，跟飞行员握了握。
谢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现在我们就再见，无论我发生什么事，你都要好好照顾自己，也许我们再也见不到了。
走出几步，张学良又回过头去，再一次默默地握了握飞行员的手。
然后，他昂着头，穿过人墙，走向别人给他安排好的归宿。
1936年12月31日，南京军事法庭当庭作出宣判，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权5年。
第二年，南京政府发布特赦令，但仍将其交由军委会严加管束。
即使如此，这个年轻人还有希望，真正让他绝望的是随后发生的“二二兵变”，东北军自相残杀，四分五裂，西安的“三位一体”也随后瓦解。
张学良为此带信给于学忠：话不知从何说，泪不知从何流。
从此，他彻底失去东山再举的机会，开始了漫长的幽居生涯。
张学良晚年总结一生，曾无限感慨地说：我的生命从21岁开始，到36岁结束。
21岁，他向父亲张作霖提出整军经武的一揽子计划，在奉军中初步崭露头角。
36岁，发动西安事变……
他曾经风流倜傥，曾经权倾一时，曾经万人景仰，也曾经拥有数不清的朋友，后来，这些都一一离他远去。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命运像早已设置和安排好的一样，它会让你感觉拥有一切，又会同样毫不留情地把这一切都从你手中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