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到西安去1
1936年12月16日，南京政府发布对张学良的讨伐令，东西两路各集结了10个师的中央军，形成重兵压境之势。
在绥远抗战中没现身的战机，此时也从洛阳机场起飞，应命轰炸西安。
置身这种强大外部压力之下，担任西安卫戍任务的第17路军开始出现不安，一些人指责张学良，认为是他把大家带入了一条走不出去的死胡同。还有人声称，只要中央军有一颗飞机炸弹落进西安城内，就铁定会先毙了姓蒋的。
看起来，蒋介石的小命要玩完了，即使不在飞机轰炸西安时“中奖”，也可能被愤怒和惊恐弄得不知所措的官兵给处死。
关键时候，老天拯救了他。
下雪了。
飞机无法越过华山。
西安是轰不成了，但炸弹也没有带回去的道理，飞行员在回去的路上，就一路走一路扔，结果，洛阳至渭南一带，落了数不清的炸弹。
此时张杨的处境十分艰难和尴尬。外面重兵围困，即将兵临城下，内部也充满乱象，每每让人惊心。
就是不服软
张学良决定出面劝说和感化蒋介石。
老蒋原先由第17路军卫队营负责看管，由于担心他的安全，张学良便把他接到了东北军控制范围，每天好茶好饭好招待，一有空就向他诉说自己发起事变的初衷，说得眼泪都掉下来了，但老蒋的态度总是有如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他怎么可能再给对方好脸色看呢？
一个月前，才刚刚办完五十大寿，全国开庆祝大会，献飞机的献飞机，唱赞歌的唱赞歌，激动之余，老蒋亲笔写下了一篇妙文，谓之“五十生日之感言”，副标题是“报国与思亲”。
那个时候的他百感交集。
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一路走来，是多么不易，你看，往南，迫走红军，经略西南，压服闽变（福建事变），搞定两广（两广事变），往北，慑服老阎，震住商震，吓退韩复榘，拉住宋哲元。
这还只是对内，对外则要在打又打不得，和又和不成的情况下，与日本明争暗斗，斗政略，斗战术，斗心机，乃至无所不用其极。
真个是仇敌满天下，没一天能消停的，如果神经略微脆弱一点，就非得像那个汪精卫一样落荒而逃，跑国外去养病不可了。
但这一切，他都熬过来了，忍不住自己都要佩服一下自己：收拾天下，舍我其谁？
在杀伐果敢的同时，貌似坚不可摧的老蒋却还有不为外界所知的感性一面。他常常会像黛玉葬花那样，感怀自己儿时丧父的不幸，这就是作为一个孤孽子的“思亲”。
然而不管多难，他仍然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完成“武力统一”：走到现在，离目标只是几步的距离而已，再使一使劲就能跳过去了。
所以“思”了“亲”以后，他要接着“报国”。
事实上，此时红军在陕北确实已陷入了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甚至都不用别人攻，随着冬季的到来，他们的物质已极度匮乏，不得不做好再次长征的准备。
然而西安事变却在蒋介石完全没有预料的情况下，从背后给他狠狠一击。那感觉犹如在半空中摔落下来，摔得体无完肤，遍体伤痕。
事变当晚，到处都是啸叫的子弹。转眼之间，他的秘书死了，警卫死了，而他自己，只是侥幸未被流弹射中，才在穿着睡衣，腰部摔伤的情况下，被从山洞中“请”了出来。
这是一个冰冷剌骨，让人不寒而栗的恐怖之夜。
在被执进入西安城时，一个叫唐君尧的东北军将领看到他，忽然一边敬礼，一边落下泪来，说两年前我曾经在庐山受训时见过您老人家，不意现在苍老多矣，国家不可一天没有“委员长”，善自珍重吧。
老蒋当时没有说话，但西安事变后，曾特许唐君尧到溪口谒见张学良，并亲口对唐君尧说：你对我的那份情谊，我永世也不会忘记。
在刚刚被抓住的时候，蒋介石并不知道第17路军也参与了“叛变”，所以还在为杨虎城担着心哩。
可是在被押送路上，却意外地看到西安城内的士兵竟然都佩有“17路”的臂章。
第一感觉，仍然不是第17路军参与事变，而是杨虎城危矣。
因为昨天晚上他宴请东北军和第17路军将领时，杨虎城并未露面。
现在一想，是了，一定是张学良这小子先一步用请客的方式把杨虎城诳了过去，然后将其扣留了。
那么为什么这些当兵的会戴“17路”的臂章呢？
老蒋给自己找出的解释是，那是东北军缴了第17路军官兵的枪后，换了他们的衣服，出来掩人耳目的。
所以一开始他几乎把所有怒火都倾泻到了来劝他的少帅身上，为此，张学良又哭了好几次鼻子。
两天之后，老蒋才知道，原来杨虎城也“叛变”了，至此，无论是他的自尊心还是自信心，都到了不堪的程度。
蒋介石不肯服软，张学良就被挂在了中间，既不得上，也不得下，这时他才对于学忠的话深有体会。
舌战群儒
如果没有两股新的力量的加入，少帅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一股来自于南京政府内部的主和派，这一派的首领是宋氏兄妹，即宋美龄和宋子文。
宋美龄，宋氏三姐妹中的老幺，广东文昌人，但她出生于上海，又长期留学于国外，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她的广东话、上海话、英语说得要远比普通话好得多。
在听到西安事变，尤其自己丈夫生死不明的消息时，宋美龄自然倍感惶急。
在宋氏姐妹中，宋美龄虽然最小，但胆子却并不小。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说是三人中最有胆魄的，她很早就帮助蒋介石掌管空军，所以被称为空军之母。
跟着蒋介石这么多年，大风大浪不是没有遇到过。“两广事变”发生后不久，蒋氏夫妇在江西临川行营就曾遭遇过一次险情。那天半夜，在临川城外，突然枪声大作，当时也以为可能是发生“兵变”了，老蒋自己都有些慌乱。宋美龄却立即说，你把手枪给我，如果冲不出去，我就自裁，决不受辱!
事后查明，原来是城外的部队闹了误会，相互开了一阵枪，虚惊一场。
可这次西安事变既不是误会，也不是虚惊，此时除了那份全国通电外，西安与外部的所有联系都已断绝，几个小时之内，无法得到关于蒋介石存活与否的任何确切消息。
正规渠道堵塞，谣言就开始走街穿巷，有的说老蒋的脑袋早就被挂在城头示众了，还有的说西安城里面已经打得翻了过来，所谓“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
宋美龄此时的要求很简单，作为妻子，她希望那个一生相伴的人能够平安归来。
此时南京政府正就西安事变召开紧急会议。
宋美龄很清楚，这次会议不仅决定着丈夫的生死，事实上还关系着其未来的命运和前程，她必须参加。
可是她实际上无法公开参政，尤其是涉足如此重要的会议。
当年孙中山带着大伙颠覆满清闹革命，顺带把女权运动也掀了起来，所以才有秋瑾、沈亦云、唐群英、沈佩贞等众多女侠冒死参加革命。然而等到清帝退位，民国初成，却没她们什么事了。
在国民党党章里，竟然找不到一条有关“男女平等”的条款，倒是有这么一条：国民党员，不要女的！
一道打江山，最后却连张小板凳都不让我们坐，看了着实让人窝火。女将之中，以火爆著称的唐群英、沈佩贞当时就扑将上去，把宋教仁痛扁一顿，那种打法也颇具闺房特色：伸出手去，挠脸的挠脸，揪胡子的揪胡子，还有打嘴巴的，那动作更吓人，所谓“以纤手乱批宋颊，清脆之声震于屋瓦”。
宋教仁负痛狼狈而去，但女子参政的权利终究还是没能争来。
喊喊口号容易，思想深处的那许多痼疾和成见，岂是一时半会能够消除得了的。
那位要说了，宋美龄不是还管空军吗，都掌军权了，怎么能叫不参政，至少算干政吧？
其实确切一点说，参政的应该是蒋夫人，而并不是她宋美龄。
老蒋说，我要让我太太抓空军。谁敢说不行？
然而这个世界又非常现实，转眼间，由于老蒋生死未卜，世态炎凉的一面马上就暴露出来。
众人在发现会议场上多出一个女人后，立刻群起质疑：谁把她放进来的，一个女人有什么资格参与军国大事？
大家不是不认识宋美龄，都认识，但他们心底里还有另外一种声音在回**，那就是——你还以为是老蒋在这里主持哪？！
宋美龄一动不动。
我有资格，因为小女子也是一个普通国民，需要了解大政国情，所以完全可以来开会。
看到宋美龄可能面临窘境，孔祥熙赶紧上来打圆场，主持会议的老好人何应钦也帮着说话，总算没有让这位在众人眼里已经严重贬值的“委座夫人”被当场轰出去。
但是一旦站住脚，宋美龄很快就让与会诸君见识到，她这个小女子，并不是一般的小女子。
会议虽然在讨论如何解救蒋介石，可是有一种论调，始终让宋美龄觉得分外剌耳。
有人说，“委员长”就不应该轻易到西安去，可他不听劝，偏去，结果怎么样，中计上当了吧。
说这话的，有真心着急的，但更多的却是冷嘲热讽和落井下石。
宋美龄意识到，如果任由这种舆论滋长蔓延，即使丈夫能够活着回朝，其威望和权力也可能一落千丈。
她必须反击。
这说的这叫什么话？“委员长”既为“委员长”，不管何时何地，都要作“冒险牺牲之准备”。只要是为国家筹谋大计，哪里还有什么时间顾个人安危。
保卫工作谁负责，难道都得“委员长”亲力亲为吗，那要你们这些部下和左右干什么？“委员长”这次在西安遇险，不是他的错，而是部下的错，是在座诸公的错！
寥寥几句话，却锦里藏针，句句见血，说得与会者面面相觑，并无一言回答。
宋美龄的聪明之处在于，她知道这些政客们背地里都看不起自己，认为她不过是一个因为丈夫被困而急得六神无主，到处乱闯乱撞的女人，不足以言大事。
她要说服别人，首先就要压抑自己的个人感情，不能意气用事，所以她在会场上始终强作镇定，尽量不让任何一个人看出自己慌乱不安的一面，同时话语中尽是站在理智高度，一套又一套大道理，完全不搀杂一点儿女私情。
就算她是一个女人，能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你能不刮目相看吗？
会议的争论逐渐进入**：究竟是战是和。
国民党元老戴季陶主张出兵。
戴季陶和陈布雷被并称为国民党内的两大“文胆”，所谓的戴季陶主义，就是此老的杰作，他还是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
在得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后，戴季陶气得哇哇乱叫，提出要立刻发动进攻，并强调只有这样，才能维持政府威信，不致让张杨这些“叛乱分子”给看扁。
论私人关系，蒋戴情谊非他人可比——蒋纬国原为戴季陶在日本的私生子，是从小过继给蒋氏做养子的。他都嚷嚷要打，与会者的情绪立即被调动起来，主战派占了上风。
且慢，我不同意！
宋美龄又站了起来。
她当然不能同意。现在老蒋还在张学良手中，实际上就是人质，解救人质，怕的就是把“劫匪”给逼急了，弄不好对方是要“撕票”的。
但是宋美龄不能说，我舍不得我老公，你们这样做，我可能要守寡的。
她要提到另外一个高度。
宋美龄给戴季陶提了一个问题：现在国家危难，万一“委员长”身遭不测，请问谁有能力领导政府和国家？
戴季陶无言以对。
是啊，别看老蒋不在，你们就一个个张牙舞爪，雄辩滔滔，似乎一个赛一个能干，但真要让谁站起来负责这个大摊子，收拾确如外人所说的一盘散沙的局面，还真找不出一个有如此胆气的。
会场沉默了几分钟后，又重新热闹起来，这回讨论的是老蒋到底是死是活。其中的逻辑关系为：如果死了，那就必打无疑，如果还活着，则另当别论。
有人判断，老蒋这么长时间不露一面，也不通信息，必定是死了。
但谁也不敢肯定。
有人不想再这么猜哑谜，干脆提出：是国家存亡重要，还是老蒋的性命重要？
国家当然要大过个人，所以还犹豫什么，打吧。
会场上一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何应钦属主战派，又是会议主持者，戴季陶一语既出，他原本以为向西安开战已经板上钉钉，不会再有变更，却不料突然被人搅了局，一时也感到很是意外。
他允许宋美龄与会，本意是找机会安慰安慰家属的，哪里能料到会出现如此情景。
这叫怎么说的。
虽说何部长在家也属于绝对被领导阶级，长期持有“全国怕老婆会会长”之委任状，可公开场合他还得表示一点大男子主义。
看场面渐渐有些控制不住，他赶紧清清嗓子，提醒大家两句。
话里话外的意思是：她不过是一个女人罢了，就知道救她老公，你们可别光听她的。
宋美龄意识到，如果她不能够提供更强有力的论据，大规模开战仍然不可避免。
她把脸朝向在场的所有人——
没错，我是一个女人，但我今天站在这里，绝不仅仅是为了营救我丈夫。
如果“委员长”的死，可以为这个国家造福，那么请相信，我会第一个劝他去死，去牺牲，因为那样是值得的。
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如果现在就去炸西安，“领袖”的生命自然是堪忧，更严重的是，内战再起，不独陕西会重罹兵燹之灾，国力亦将因自相残杀而毁损，那还抗什么日？
这话算是戳到众人的心坎上了——别以为老蒋不在，你们就可以乘势而上，夺他的位子，告诉你们，以后的日子难着呢，不光是对内收拾局面，还得御外，对付日本人。
后面这个难题，硬生生地把自诩多才的汪精卫都逼了下去，谁敢拍着胸脯说，自己一定比老汪玩得转？
不光何应钦无言以对，其他人也默然无语，再也发不出任何高论了。
那依你之见，该如何处理呢？
宋美龄见已压住众人，信心大增，遂胸有成竹地说出了自己的策略：找一个和平解决的途径。
我们要两手出击，一方面做好包围西安的准备——但是切记，一定不要轻易开枪或轰炸，另一方面，我们调兵遣将不是要时间吗，为什么不抓住这段空档，尝试用和平手段营救“委员长”呢，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等到后一种办法用尽，“和平已至万分绝望”之时，作战准备也完成了，到时候再打也不迟。
对于宋美龄来说，“绝望”这两个字是她不能也不敢想像的，可是又不得不提，所以要加上“万分”二字。
如果像宋美龄说的那样，自然是好，可是问题也正在这里。
由于得不到准确消息，外界盛传，西安城里到处都是血与火，已成恐怖世界，连蒋介石是死是活都不知道，试问可用什么和平之法，如何营救呢？
或者说得更直接一点，谁敢去西安。
宋美龄说：我去！
听得此言，举座皆惊。众人勃然变色，一片反对之声。
有的说，你去干什么呢，没准“委员长”已经没命了，或侥幸未死，“叛军”也饶不了他，你去不仅没有什么效果，还可能多死一个人，是做不必要的牺牲。
还有的说，你去了还不照样要被关起来，那样人家更可以要挟你丈夫了，而且对方手里又多出了一个人质，只会增加事情解决的难度。
尽管宋美龄亲自出马的请求未能得到通过，但她出人意料的表现和发挥，却使她得到了会场上大多数人的支持，成了当天的意见领袖。
据说老蒋本人并不特别擅长言辞，一些比较精彩的话都是事前拟稿然后照本宣科的，如果是临场答辨，嘴还钝得很。
不知道是不是月老给配好的，他老婆在这方面的能力和潜质却着实让人惊叹。那些唇枪舌剑的片断，常常会让人想起三国时的一个著名场景——舌战群儒。
论处理突然变局的能力和见识，平时饱食终日的政客们并不比“群儒”高明多少，所以气场很快就都给突然杀出的女诸葛给占领了。
主和派成了赢家。
情谊无价
虽然暂时阻止了进兵，可是宋美龄的心情并不因此而轻松。
那些劝她不要冒死涉险的话，往好了说是为其安全着想，听着却着实让人不是滋味，似乎老蒋真的已经凶多吉少了。
毫无疑问，悲戚和失望，黯淡和怆然，会一次又一次地袭击这个不幸的女人，但她必须挺住。
由于自己不能亲往，在经过同意后，宋美龄决定派洋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前去西安打探情况。
端纳以前也做过张学良的顾问，经过这位老外的从中交涉，西安方面答应放人，不过放的不是蒋介石，而是扣押的人质之一——政府要员蒋鼎文，后者告诉大家：蒋介石还活着！
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
然而宋美龄的心仍然悬在那里：现在活着，不等于可以永远活着。
她料定张杨在无力抵御中央军，又被四面围困的情况下，一个最大可能就是乘飞机携蒋出逃。
说起飞机，宋美龄可不是一个外行。她自己也乘机去过西北，知道那里大多山地崎岖，飞机很难着陆，而像样的一点飞机场，又尽为中央军控制，张学良的座机去不了。
如果一定要飞，能飞往哪里呢？
很可能是陕北苏区。
这个念头让她坐卧不宁。
她准备再次去西安，但在即将登机的最后一刻，却又被拉住了，不过这一回并不因为她是“一般妇人”或“普通国民”，恰恰相反，她的身份和地位已经恢复到了“特殊国民”。
老蒋还活着，这就意味着，她的老婆仍然是那个供大家仰望，且无人敢予以得罪的第一夫人，岂能轻易犯险！
代宋美龄飞赴西安的，是主和派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宋美龄的哥哥、蒋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
说起来，这宋家当年真是了不得，估计也要三百年才能出此一家。除了涌现出两个第一夫人、一个准第一夫人外，宋子文也是一个能靠自己混饭吃的牛人，他和姐夫孔祥熙不仅都被称为民国财神爷，还都以政治家的身份进入政府最高层，担任过行政院长或代理行政院长。
对大舅子能在这个时候冒死到西安来搭救自己，蒋介石起初并无心理准备。
宋子文和孔祥熙，虽同为蒋之内戚，也都善于理财，但老蒋素来喜孔恶宋。原因是宋子文从上到下，从头到脚，几乎每个毛孔都洋化了，平时最喜欢放在嘴里讲的就是洋人那套规矩，而这个让老蒋极其头大。
老蒋自己尽管不敛财，可他得花钱啊，有的究竟拿去作何用途还不能明讲，得意会。偏偏宋部长既不能意会，也不愿配合，总是要反来复去地问：这钱你拿去做什么用？
或者干脆挑明：钱款从哪个财户上拨，汇到哪去？
这能都跟你讲吗，老蒋感觉自己难受得要命，就好象伸手向人乞讨似的。
孔财神就不同了。这兄弟立场摆得很清楚：我就是蒋老板的财房先生而已，钱反正都是老板的，他拿去干什么用，给谁不给谁，跟我有什么相干，我只要知道他啥时候要，随时能把银子取出来给他就行了。
如此一对比，老蒋就认为宋子文是故意在跟自己对着干，所以两人经常发生言语甚至肢体冲突。就在西安事变之前，他们还曾为军费开支超额的问题而大吵过一架，差点就动起手来，弄得宋子文负气出走。
现在谁都知道西安城里最危险，谁肯轻易跳此火坑？
看来吵归吵，闹归闹，还是情谊无价啊。
老蒋百感交集，几乎说不出话来。等到看到老婆带来的字条，说要是宋子文三天内回不了南京，就来跟自己同生共死之后，情感上再也绷不住，失声便哭了起来。
强人，原来也是挺脆弱的。
谈起如何脱险，老蒋的打算仍然是以战逼和，即外面的中央军只要逼得越紧，张杨就可能越软弱。
但宋子文的感觉却完全不同。通过与张杨的谈话以及对西安城内气氛的观察，他兜头给自己妹夫浇了一盆冷水，忠告他：正因为外面逼得急，张杨才更可能走向极端，好汉不吃眼前亏，我看你还是不要硬顶为妙。
从宋子文说话的语气中，老蒋察觉出了异样，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因此当张学良再次来看他时，态度已经明显软了下来。
不过让张学良哭笑不得的是，都这时候了，老蒋竟然还想使避实就虚之计。
他主动提了两条，一为允许东北军开往绥远抗日，一为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
但对于张杨最关心的政治条件，老蒋却推托说应交南京方面讨论，因为光他一个人说了不能算。
这话就只能骗骗小孩子和不谙中国国情的老外，谁不知道在南京政府，只要你老蒋点了头，什么大会都只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
张杨不满意，老蒋不答应，宋子文亦觉一筹莫展，他决定立即和端纳一起返回南京。
破局之策
蒋介石是在睡梦中被大舅子叫醒的，得知对方马上就要走，不由心头一惊。
事实上，宋子文急着要离开这一是非之地，并不是为了保命，倘作如此想，这位财神爷就不会只身到西安来了。
他急着回南京是要找破局之策。
曾担任过代理行政院长的宋子文不光会理财，同时也谙熟国情，具备很高的政治眼光。此次西安之行，让他得出了与南京的主和主战两派以及老蒋本人都截然不同的判断和结论。
主和派说，可以离间张杨的关系，但宋子文分明看到，这两人虽然在一些问题上态度不一，但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尚无翻脸相斗的可能，而且两军官兵对发动西安事变都持支持和拥护态度，也就是说，扣蒋至少在西安是得民心，顺民意的。
主战派说，只要大军出动，东西夹攻，西安将很快被攻下，而蒋介石也能因此脱险。
宋子文则认为，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东北军、第17路军和红军已经结成“三位一体”，这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军事集团，虽然西安比较难守，但他们可以退至广大的陕北苏区，到时三军用命，加之凭借西北的有利地形，守个把月绝对没有问题。
对于蒋介石以战逼和的策略，宋子文就更不能认同了。他相信，如果大规模内战开始，第一个要倒霉的恰恰就是老蒋本人，别说放他了，小命保不保得住都很难讲。
就在离开南京时，宋子文还在犹豫，究竟是军事解决好呢，还是政治解决好呢。
到这时候，已经坚定信心：只有政治解决一途！
因此，他才要急着赶回南京做说服工作。
伤离别，离别就在眼前。此时蒋宋心里都充满了酸楚：他们还会有再次见面的机会吗？抑或只能重逢于九泉之下？
老蒋强打精神，作英勇无畏状，叮嘱宋子文不要再回西安，当然也不要让誓言同生共死的老婆来送死。
他要宋子文转告何应钦，一定要在五天之内完成围攻西安的计划，那样他就可以安全了。
宋子文连连点头，心里想的却是另外一码事。
我走了，后天再来看你。
走出门，却又再次返回，并且加重语气：我一定会回来的！
蒋介石的眼泪差点又没忍住要掉下来。
今日一别，可能永世不得相见，多看一眼算一眼吧。
老蒋动笔给家人和国民各写了一份遗书，在他心里，已经完全不做宋子文返回的打算了，等于是在“托妻寄子”。
宋子文人在西安，能走不能走，还不是可以由他自己决定的。
张学良和宋子文曾是一对铁哥们，他对宋子文说：干脆，你就不要走了，反正回南京也没什么用。
此时针对老蒋的“顽固不化”以及内外部越来越大的压力，张杨也变得有些垂头丧气了。
宋子文赶紧告诉他们，自己决心推进政治解决，现在的一个当务之急，就是要改变老蒋听天由命的状态。
怎样改变呢？
去南京把宋美龄接过来，让她做老蒋的劝导工作。
一听这话，张学良吃惊不小，他劝宋子文不要这样做，表示如果西安真的爆发战事，他不一定能完全确保宋美龄的安全。
但宋子文信心十足，因为他已经构画好了一个初步的解决方案。
除了带自己的妹妹同上西安之外，他还要再邀两人。
一个是刚刚回南京的蒋鼎文，由他负责处理可能会出现的军事问题。
说是说解决军事问题，其实一方面是做军方代表，另一方面也是做给张杨看的：我们往返两地是为了和平交涉，绝不是忽悠大家，或一去不回。
另外一个是戴笠。
在很大程度上，戴笠也是起到一个象征作用。由于支持老蒋的军人中，黄埔学生占很大比例，如果他能来西安，可以代表黄埔系，让张杨放心。
宋子文提出的方案，正合张杨的心意。
自从上次蒋鼎文回南京后，他们不能不产生出一种担心，那就是对方是不是在玩金蝉脱壳之计，张学良不放宋子文走，多多少少也含有这种顾虑。
现在这种顾虑证明可能真的是多虑了。
对宋子文回京，张杨不疑，南京的要员们却大起疑惑之心。
宋子文可是蒋介石的大舅子，本人在政府内的影响力也非蒋鼎文等所能及，在他们看来，既然西安不能释蒋，张杨又有什么理由再把宋子文平平安安地给放回来呢，应该把他也扣起来当人质才对啊。
更何况，宋子文和张学良的关系在朝野上下也是无人不晓，都知道他俩是多少年的铁哥们。如果这两人背着大伙玩玩猫腻什么的，谁知道？
为了解释和通过自己的方案，一向恃才傲物的宋子文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坐下来接受怀疑者们的轮番拷问。
或曰：是不是“委座”在张杨的逼迫之下，已经在政治条件上签字了？
关系到老蒋的“气节”问题，宋子文赶紧澄清：你们难道不知道“委座”的为人吗，他怎么可能会违心签字呢。这是对他人格的污辱！
在老蒋还存活于世的情况下，当然没人敢出言不逊，进行“污辱”。
有人便顺坡而下，抓住这一点不放：你说的不错，只要“委座”还被扣在西安，遭人胁迫，他就不能同意任何条件。
宋子文张口结舌，很感无语。
何应钦则从军事角度出发，认为宋子文再赴西安倒没什么，但是让蒋鼎文和戴笠同去则不妥。
为什么呢？
因为蒋戴二人都是军队系统的，如果到时张杨进行“威逼”，让他们把南京方面的军事进攻计划都供出来，那可怎么办？
质疑来质疑去，无非围绕两种可能：不是“委座”自己“屈服”了，就是这姓宋的跟张杨穿一条裤子，背叛了“委座”。
宋子文平时跟老蒋都敢对着干，其它文武百官更不被他放在眼里，得罪过的人自然不少。趁这机会，有嫉他的便在背后群起而攻之，并大泼脏水，谓之：西安事变总策划师！
眼看矛头马上要集中指向自己了，宋子文愤然而起：现在时间这么紧迫，解决事变以分分秒秒计，你们却还在这里怀疑我，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我宋某是不是吃饱了撑的，非得到西安那种险地去过把瘾，你们为什么都不去？
质疑的要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提出了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别的都不要扯了，你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委员长”究竟是什么意思，是要军事解决呢，还是政治解决。
宋子文心里当然明白，老蒋在他临走时说的清清楚楚，必须军事解决。
他不能够窜改“圣意”，但又知道非政治解决不行。
为此，宋子文只能剑走偏锋，以外交辞令作答：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条和平解决之道，“委员长”他老人家也肯定不希望看到内战发生！
这话答得还真够水平，既坚持了“和平之道”，又没有歪曲蒋介石的原意。
在宋美龄之后，宋子文终于又再次拿捏住了“群儒”，主战派同意按其方案行事，但是提出一个要求：只给你们三天时间，三天之后，如和谈不成，则对西安发起最后的总攻！
美救英雄
得知情况严重，丈夫不是离危险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后，宋美龄立即准备随同前往。
在她看来，和平营救老蒋这件事就像在造房子，端纳算是奠基起了个头，宋子文接着把柱子墙壁建好了，最后上梁盖顶的工作当然得由自己来参与完成了。
就在飞机快要起飞时，一个女人哭着跑过来，死活要上飞机。
一看却是蒋鼎文的太太。
蒋鼎文被扣西安，蒋太自然是天旋地转，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等到丈夫奇迹般地第一个脱险回京，又有一种喜极而泣的感觉。忽然没几天，身边的人竟然要重返她认为的那个龙潭虎穴，再次面临着送命的可能，顿时整个人都要倒下去了。
天上一脚，地下一脚，过山车也没这么玩的。
她没有办法不让丈夫去，能想到的就是一起去，死也死在一块。
宋美龄当然不能让她去。大家是去办事的，不是上刑场，夫妇两人这么一路哭哭啼啼，就算去了西安也不成个体统。
劝住了蒋太，宋美龄自己的心里其实也是七上八下，不知道前方等待她的将是什么。
到了洛阳上空，她往下面一看，飞机场上轰炸机排列整齐，正待命出发呢。
一行人立刻在洛阳作短暂停留。宋美龄端出空军之母的架势，告诫空军将领们：绝对不准进攻！
再登机往西安飞，离目标越近，心情也越忐忑，终于在到达西安飞机场上空时，女强人支持不住了。
她悄悄地掏出一支左轮手枪，然后塞到端纳手里。
如果军队哗噪，无法控制，士兵要碰我的话，请你立即朝我开枪，万勿迟疑。
端纳连忙安慰对方：不会的，他们不会碰你。
请答应我吧。
她几乎是用哀求的眼神望着身边的老外顾问。
等飞机真的在西安城着陆，宋美龄却又马上恢复了镇定从容的神情，似乎方才的一切都不是发生在她身上。
张杨闻讯，急忙来见。对他们来说，这个场面比较尴尬。一般而论，你抓了人家老公，做老婆的就算不跟你玩泼妇的一套，满地打滚，至少也会怒容满面，兴师问罪。
但是宋美龄的样子跟以前全无区别，好象她是出公差，正好偶然路过，来看看各位的。
尴尬很快就变成了自然，大家再说话就方便多了。
宋美龄敢于到西安来赴险，并不纯如蒋鼎文的太太那样“要死死一块”，她从一个政治家的眼光判断，张学良不会对她怎样，至少不会把她关起来做人质。即使在情绪差一点失控时，她担心的仍然是无法控制的士兵，而不是张学良本人。
见面后，她注意到张学良“其状甚憔悴，局促有愧色”，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这一判断。
当然，仅此还不够。她要从侧面小小地试探一下。
宋美龄用一种很不经意的语气对张学良说：等下你就不要让你的部下搜我行李啦，主要是翻乱之后不好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