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亚当·斯密与《国富论》
查尔斯·布洛克[20]
在1752年到1764年间，亚当·斯密一直担任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国富论》可以说就是他给学生们上课时的讲义合集。以希腊传统哲学为基础，亚当·斯密提出了一套小至个人行为准则大至社会秩序制度的道德哲学体系。亚当·斯密曾说过：“纵观历史我们发现，个人的幸福和完美并不局限于个人生活，还应该包括其在家庭、社区以及国家中的贡献与收获。”有鉴于此，亚当·斯密本人也遵循这个原则向学生教授课程。
亚当·斯密哲学体系的根本理论
亚当·斯密使很多传统科目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1759年，他出版了令他蜚声国际的伦理学著作《道德情操论》。在书中，他认为同理心、同情心是判断人类行为动机及结果的核心，人类的同情心实际上就是这个社会的正义，同时也是“社会结构的重要支柱之一”。《道德情操论》反映的是18世纪社会普遍认同的自然秩序理论，即创世者以最大的仁慈造福于人类，哲学、政治和经济等都是用来发现自然规律并促进社会发展的工具。在自然秩序中，上帝赋予每个人在合理范围内追求和拥有自己幸福的权利，同时助力完善公共福利。在这种主张自然平衡和谐论调的基础上，亚当·斯密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即人生来有权以自己想要的方式追逐自己的利益。
早前，亚当·斯密曾写过关于政府和社会公义的论文，可惜都没有付梓成册，后来他把所有想法和建议整理好，于1776年出版了流芳百世的《国富论》。
亚当·斯密关于福利及政治经济学的构思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通过专业知识以及敏锐的个人观察，把经济原则与现实经济生活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与其他大部分经济学著作不同，《国富论》一书中列举了许多在实际生活中会运用到经济学的例子。亚当·斯密不喜欢在经济学的定义中纠缠，反而习惯直截了当地阐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富裕起来的主要原因。他认为国家土地的年产量以及社会劳动者的生产力才是“真正的财富”，这与以往很多把国家耐用品库存视为财富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同。在亚当·斯密的文字中我们鲜有见到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唯一最接近的字眼出现在《国富论》第四篇开头第一句。他说：“政治经济学是帮助政治家或立法者制定国策的依据，它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为人民提供丰厚的收入和安定的生活，或者为人民提供能获得上述二者的环境和机会，二是为国家和联邦创造足以完善公共服务的收入，这两项工作都有利于人民和国家的发展。”
生产和分配
吹毛求疵的批评家们总喜欢说《国富论》中论点不够系统，可事实上，这些论点已足以证明亚当·斯密想证明的命题。《国富论》的第一篇主要还原了财富产生和分配给劳动者、企业家和土地拥有者的整个过程。由此可知，现代社会工业生产力的提高需要着重研究改进劳动者的分工原则。这是一个经济学上常见的命题，而亚当·斯密在讨论时提到，利己主义决定了人在追逐利益时的自发性，即使没有政府的号召，人也会尽可能地改善自身的经济条件。同时，由于劳动分工以交换为前提，于是便带出了与货币及价值相关的问题。在针对“价值”的研究中，亚当·斯密按来源将其大致分成三类：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和土地租金，并以此为例阐明了社会财富分配的原则与过程。他的研究成果被许多经济学作者引用为古典经济学之奠基，也为马克思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建立提供了间接的依据。而他关于劳动工资、资本利润与土地租金的理论，经过大卫·李嘉图的充实和修正，不但成为了日后高校必读的古典经济学教材，还让商人真正明白了不同雇佣方法所能带来的利润差异。
自然和资本利用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第二篇中讨论资本积累的性质和作用，并认为这是促使劳动者工作、推动工业发展的原动力。他在《国富论》中写道，资本最初来自于储蓄，接着储蓄变成维持生产所需的资金，最后按照一定模式固定成资本积累的循环。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我们会把某些行为定义为非生产性劳动，但这不代表那是在做无用功，只是这些行为无法生产出任何耐用品，因此——按亚当·斯密的说法，他们不具备生产性和生产力而已。节省和储蓄能帮助经济人增加生产及雇佣所需的资金，而消费和亏损则会令经济人错过生产更多产品或雇佣更多更好的劳动者的机会。
因此，为了更好的未来，最初的节俭是个人财富和国家收入增长的主因，同时得益于政府的保护，个人可以以他认为最有利的方式追求想取得的利益。除了上述问题，亚当·斯密还探讨了资本在不同领域的用途。首先，与制造业相比，农业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而这两者的发展都有利于推动运输业和商贸的前进。其次国内贸易的兴起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海外贸易的拓展则又会反过来带来更多生意契机。
所有这些都能帮助经济人进行资本的循环累积。若一个国家在发展初期缺乏资本，不妨先以农业为突破口，然后再发展制造业和国内贸易。当资本的自然增长稳定后，便可以通过推进运输业开拓海外贸易，实现资本的大幅度增长。这样的发展过程，并不需要政府的过多干涉，单靠人性中利己主义的自由发挥便能完成。亚当·斯密的这个论点非常重要，可以说是他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
亚当·斯密的贸易理论
在《国富论》的第三篇中，亚当·斯密对欧洲各国的政治限制和政策偏好一一进行了分析研究，并用整个第四篇驳斥在当时政治经济体系下政府对商业和自由贸易的干涉行为。亚当·斯密认为，限制商业即是减少社会成员给彼此提供服务的机会，而这会直接影响到公共福利的发展。同时，他也像戴维·休谟一样反对重商主义。他指出在自由贸易体系下，经济的繁荣并不是政府施舍，而是依靠“每个人为了改善自身生活条件而付出的努力”。在指正了重商主义者的错误观点后，亚当·斯密也对政治经济学中的“农业系统”进行了剖析，并得出“土地的生产力是国富民强唯一来源”的结论。而在得知与农业相关的经济学家已经把“自由种植，自主生产”作为提高土地年产量的不二法宝后，亚当·斯密便盛赞其为“在完美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下最接近真理的做法”。
公共财政
在《国富论》的第五篇中，亚当·斯密首次发表了对公共财政的调查与分析，而在该篇的第二章中他着重讨论了“税收”这个命题。当时“税收”在别的文献里经常出现，却只有片言只语的描述。亚当·斯密成功地将他的税收理论与他的财富积累及分配理论联系起来，并在实践中提出许多被后世采纳的改革方法。虽然他对公共债务持过分否定的态度，并强烈批评了英国和其他国家在18世纪实行的不明智的财政政策，但事实证明，亚当·斯密对公共债务的本质理解是相当正确的。
《国富论》一经出版便得到了巨大的反响。亚当·斯密在世期间，《国富论》被再版了五次之多，同时也被翻译成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丹麦语。独立战争结束前，《国富论》便已经被很多美国政治家所熟知，但直到1789年，《国富论》才首次在费城本土出版。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治国散文”中毫不掩饰其对亚当·斯密的推崇。时光荏苒，《国富论》中的理论开始展示出其对掌权者及政府的深远影响，它不但成全了工商业的自由发展，还成就了自身在政治经济学中屹立不倒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