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卡莱尔和纽曼

弗兰克·威尔逊·切尼·赫西[32]

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纽曼和卡莱尔的声音几乎响彻大不列颠的天空。他们一个是点亮教堂中央蜡烛的圣职人员，另一个则是红遍泰晤士两岸的易怒苏格兰农民。时至今日他们的音容犹在，他们在当时提出的种种建议也依旧发人深省。

关于纽曼，马修·阿诺德任牛津大学校长时的发言始终让人记忆犹新，他说：“在傍晚昏暗的光线下，纽曼沿着圣玛丽大教堂的过道走向布道台，然后用最迷人的声音，以语言和思想破除沉默的迷障，那就像是一段浸润人心亦苦亦甜的宗教音乐。试问，谁能抵抗如此精神魅力的感染？我仿佛还能听见他说：‘生命在经历了狂热与疲倦、战斗与退缩、倦怠与焦躁、成功与失败、健康与疾病等种种改变，困难和厄运之后，最终迎来了死亡并回到上帝的阶前，完成最后最美好的归宿。’”

关于卡莱尔，我们不妨引用日记作者卡罗琳·福克斯的话：“卡莱尔的每次登台总会吸引所有体面的伦敦市民的全部关注，作为讲师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这也难怪，卡莱尔身材高大健壮，性格真诚直率，五官如雕像般，透露着不屈不挠的力量，而一双卧蚕眉下，那似乎在遥望着远方的目光中总不经意闪烁出迷人的智慧的光芒。他平日里静若处子，可一旦开始演讲，你便能清晰地感受到他那份无与伦比的自信。很多理应不该诉诸于口的话，很多理应不该对未受启蒙之人说的话，他都能侃侃而谈。而当英国人因为至美和真理爆发出喧闹的欢呼声时，他也会迫不及待地随之挥舞起他的手臂，仿佛这是给真理献上的最崇高的致意。”

卡莱尔曾抛出这样警言：“停止混乱！还原一个世界应有的模样！以上帝之名，创造！生产！为了达到目标，发挥个人最大的能量！要趁晨光尚好时努力，莫要待日落西山后叹气！”

纽曼与牛津运动

纽曼的职业生涯和个性气质都与卡莱尔不太一样，在纽曼的生活中，俯拾皆是关于神学的辩论。1833年至1845年，他成为了牛津运动的精神力量源泉及公认的领袖，该运动也因为纽曼所发表的《时论册集》被称为“书册派运动”。牛津运动主张在英国恢复教会昔日的权威和早期的传统，保留罗马天主教的礼仪，并还原包括使徒任命、神职制度和圣餐礼仪在内的圣事经纬。运动的发起者们认为英国国教迫切地需要唤醒人民对宗教的热情和虔诚。

卡莱尔在1831年时说：“宗教不需要英勇的殉道者，也不需要精心筹谋的布道，宗教本身自有其魅力，通过灵迹记述，一点一滴地让我们明白、感受宗教在我们生活中的存在。”但纽曼在牛津运动实施的正是“精心筹谋”的布道，通过年复一年每个周日的努力，他迅速点燃了人们参与运动的热情，渐渐地他的身边开始聚集了很多崇拜的目光。纽曼认为教条绝不应该是圣经传统的束缚，而应该是用来建立权威并保护基督教原始精神的。他以中庸之道同时吸收了罗马教会和加尔文主义的精华，从而捍卫英国国教。他和他那些年轻的追随者们逐渐相信，罗马教廷和天主教三十九条信纲代表的即是宗教权威的重要性和永恒性，他们与新教教会的分歧终将会演变成一场不可避免的风暴。然而在充满戏剧性的1845年2月13日这一天里，熊熊燃烧的牛津运动突然被扑灭了。随后，纽曼马上逃往罗马，寻求罗马天主教会的庇护。1864年，纽曼与查尔斯·金斯莱进行了激烈的宗教辩论，并因此写下了著名的自传《生命之歌》。书中内容虽然无法就金斯莱对罗马教廷的指控提出有力的驳斥，却是他为自己所信仰的宗教完整性和崇高精神的一次平反。

卡莱尔和他的教育理念

卡莱尔对纽曼的评价并不高，他说：“纽曼的智力还不如一只小兔子。”卡莱尔一生都在撰写历史，例如法国大革命以及伟人克伦威尔和腓特烈大帝的传记。他对社会的邪恶大力鞭挞，同时十分推崇开卷有益、沉默是金、努力工作和英雄事迹。他说“阅读能让你知道过去的一切”，“沉默是每个人应尽之义务”，又说“要趁晨光尚好时努力工作”，“熟习历史是每个伟人迈向成功的第一步”。在卡莱尔发表的爱丁堡就职演说中，他也清楚地阐述了类似的教义。乔治·梅瑞狄斯在一篇评价“切尔西圣贤”的精彩文章中曾说：“卡莱尔仿佛一直遥望着‘永恒的真实’，他说话时就像是一位充满智慧的先知。”他是当时最伟大的英国人，有关他的一切都会像之后的泰坦尼克号和奥运会金牌选手般引起人们的热议。也许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他拥有闪电般的力量，能用文字为人类谱写出最奇妙的图片和最壮丽的诗篇。

无意识理论的核心

气质言辞和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人是否能拥有相同的思想或信仰？在维多利亚时期这可算得上是一个伟大的悖论。即就算是不同的人，但在他们的内心，他们对教育或教学都有一个共同的主导想法。一件衣服再古老无用，只要有人坚持承认它的价值，他便可以用同样的想法影响身边的人——这种主导思想就是“无意识理论的核心”。

卡莱尔第一次在他的文章中阐述他提出的理念特点时，说：“真正坚定的思维应该会思考、有道德，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毫不费力地运用心灵的力量，就像健康的身体始终能行动自如一样。我们的内心一如我们身处的现实，能掌控的只有世界开放给我们的东西，而非是活力和生命。在我们的理解里，明确的思想源自内心的最表层，而在辩论和意识之下，冥想领域里最隐秘的深处则潜藏着人类的生命之初——那不仅是制造和沟通，更是创造。我们可以理解制造，但制造微不足道，我们无法明白创造，但创造举足轻重，因此像直观和自发这样的无意识应该成为我们的行动指导。人对健康的理解不是通过逻辑和论证，而是通过直觉体验。正确的行为表现往往是自发而无意识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只有病人才会体会到自己与健康者的区别。”基于这样的想法，卡莱尔提出了他关于工作和伟人的观点。他认为工作可以促使个体发挥其自发能动性，而英雄和伟人便是那些真诚、主动、愿意以一己之身成就集体理想的人。

跟卡莱尔一样，纽曼也十分肯定无意识的力量。在他名为“显性理性与隐性理性”的讲道中，他提到：“‘隐藏的理性’源于‘无意识的思考’……理性不是一门艺术，是人类内心充满活力且自然自发的能量；进步不是一项机制，是成长的力量；成长的工具不是语言的规范和诡计，而是心理行为的完善……每个个体对是非曲直都有某种判断的本能，这种本能就像是上帝的神启，不但会影响个体的行为，更会影响集体的现实世界。最后，人们把这种本能作为祖先的智慧一代一代往下流传。”

纽曼坚持相信直觉和本能的力量。与个体相比，他认为民族的智慧更值得信赖。同时，他觉得基督信仰不只是个体的理性，更是集体在一个长期持续发展的社会中演变而成的包含了远见性和亲身体验等多元化的力量，因此对纽曼来言，天主教会是基督教追随者们的信仰先驱，是“无形之力的具体代表”。

这两个伟人虽彼此不理解，但他们的观点却都基于相同的原则，即“无意识理论”。他们坚持要对道德真理进行深入的了解和辩论，从而让信念和虔诚自然而然地在人们心中植根。而那些能明白其中体验并自发贡献出自己本能力量的人，便是能以真诚救赎世界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