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古德里安——初期胜利的缔造者

在战争的第一年，希特勒的征服给欧洲地图带来了巨大的改变，虽然这只是暂时的，它的后果却永久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带来这种划时代的改变的人与其说是希特勒，不如说是古德里安——他目光长远，不仅创建并亲自训练了德国装甲部队，还掌握了带领这些机动部队进行快速的**的战术。更为罕见的是，古德里安不仅创造了这一战术，更坚定地执行了这些战术：他在色当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他的坦克部队直抵英吉利海峡沿岸和瑞士边境，令法国迅速崩溃。

没有古德里安，这些改变世界的变化就不可能发生。虽然希特勒远见卓识，能够认识到新军事技术的价值，但他并不能像古德里安一样准确掌握这一技术。至于德国总参谋部和其他的高级将领，就更难以想象这一技术将引发何等革命性的成果了。

在战前的几年里，总参谋部总是热衷于在熟悉的路线上对陆军进行改进，却很少关心装甲部队的潜力及其战术应用。古德里安为发展这种“新模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像它在英国的最初倡导者一样遭受了巨大阻力——尽管这种阻力并不是那么持久。他认为，快速机动部队应该用于长距离战略推进，这意味着他们要远远超过主力部队；而高级将领们则像他们在英国和法国的同僚一样，只看到这一战术带来的风险，却看不到这一战术带来的决定性潜力。

即使在闪击波兰成功后，这种消极的观点仍然在总参谋部和高级将领中占主导地位——他们据此反对在西线发动进攻。他们按照惯例进行计算，根本不相信德军能够取得任何决定性的结果。的确，按照惯例和传统，他们的观点是无懈可击的：在军事会议上，他们坚持认为，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在突破阿登高地后，必须在默兹河上等待步兵的到来，直到出发后的第九天甚至第十天才能渡河。这样，法军就有时间重新调整他们的部署，并把他们的预备队调来阻断德军的进军路线。

但古德里安却在抵达默兹河的当天，也就是进攻开始后的第四天，强行渡河。他直接无视了上级的担忧，长驱160英里，深入盟军后方，切断他们的补给线。到第11天，他已经抵达了英吉利海峡海岸，分割了盟军的左翼。这一闪电般的进攻几乎决定了整场战争的走势。

起初，希特勒即使面对着高级将领们的怀疑，也依旧对古德里安的大胆行动表示支持——但他还是不像古德里安那么有胆量。如果不是他下令停止进军，古德里安就会切断英军从敦刻尔克逃跑的道路。虽然这一干预改变了整场战争的最终结果，但它并不影响眼前的结局：法军没能从第一次打击和左翼遭受的惨重损失中恢复过来。正是由于古德里安从埃纳河向瑞士边境迅速推进，才导致盟军全线的崩溃和法国彻底沦陷。

海因茨·古德里安于1888年6月17日出生在库尔姆，他是弗里德里希·古德里安和克拉拉·古德里安两个儿子中的长子。古德里安这个名字，在形式上是非日耳曼语的，据说是来自荷兰的古德扬（Gouderjan）村，它位于莱茵河口附近的一个岛上。他的父亲当时是波美拉尼亚轻步兵营的军官，他在进入军队后则被派往汉诺威的轻步兵营。这一兵种的行军速度比其他步兵更快，训练中也十分注重机动作战，以求贯彻他们特有的快速机动的传统。巧合的是，英国最早的三位机动装甲战的预言家都出自类似的轻步兵或步枪团，这说明了这种训练传统对他们的潜意识存在刺激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僵局，让他们和古德里安都意识到，一定要发展一种新战术和新武器，来恢复战争的机动性。

由于《凡尔赛和约》的禁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古德里安根本无法获得关于坦克及其运用的任何直接经验。但是，他十分热衷于学习，并通过与这一主题相关的文章获取了大量知识。关于获取知识的问题，他曾对我说：“我第一次对坦克产生兴趣是在1922年，当时我在旧国防部的摩托化部队担任监察员。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研究‘一战’期间坦克的应用和战后各国军队所取得的进展。1928年，我被聘为坦克战术的教师，向聚集在柏林汽车运输指导处的所有军官讲授课程。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发展了坦克部队的组织和战术，并暗下决心，如果有一天德国能摆脱和约的束缚重获自由，就一定要建立一支装甲部队。”他长期研究了英法关于坦克战的起源及其未来的著作，并对当时法国盛行的“坦克应该是步兵进攻的助手”的观点不以为然，而是支持英国倡导的“坦克应是一个独立的军种，它应独立行动，像几百年前的骑兵一样在战争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观点。这种对坦克作用具有革命性的设想，正符合富有进步思想和积极态度的古德里安的观念。

1930年，古德里安成为柏林附近的第三摩托化营的营长。在当营长的两年中，他把他的一个连发展成坦克侦察连，另一个发展成坦克连，最后一个则发展成反坦克连——配备模拟的坦克和大炮。“我用无线电来建立坦克之间的通讯，效果不错。”虽然这些实验比英国陆军三年前组建“实验装甲部队”的规模要小，但在方向上，他们是相同的。1931年，古德里安被任命为卢茨将军麾下的摩托化部队总监。“我的将军完全同意我的想法，并大力推进。”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他大力推进组建装甲部队。“1934年6月，成立了‘摩托化部队司令部’，后来改名为‘装甲兵司令部’，我成为这支部队的参谋长。1935年7月，在卢茨将军的指挥下，我们在蒙斯特拉格进行了装甲师的第一次演习，并大获成功。1935年10月1日，三个装甲师被组建起来，第一装甲师驻扎在魏玛，第二装甲师在维尔茨堡，第三装甲师在柏林。”第一装甲师的指挥官是中将魏斯克男爵，第三装甲师是费斯曼中将，第二装甲师则由古德里安指挥——那时他还只是一个上校。

两年前，英国陆军部曾组建过一个永久性的坦克旅——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坦克旅。与1927—1928年的实验性质部队不同，这个坦克旅被交给一位坦克专家——P.C.S.霍巴特准将指挥。他富有远见，能够把握坦克作战的机动性特点，致力于发展机动作战的战术和解决无线电通讯问题。他还抓住机会，在实践中尝试了由一支独立行动的装甲部队进行纵深战略渗透的理论——正如我在过去十年一直所倡导的那样。但大多数高级将领对此均表示怀疑和排斥，总参谋长阿奇博尔德·蒙哥马利-马辛伯德爵士后来干脆禁止了霍巴特组织类似的训练，连将坦克旅扩大为装甲师的计划也被推迟了三年。

霍巴特的实验在国外却引起了极大的注意，古德里安便对此事尤其热衷。战前，一位保加利亚军官坎德耶夫上校曾到过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他详细介绍了这支部队的训练情况：“他对装甲部队的信心是如此之强，以至于他费尽心思让他手下的人也要有同样的热情。他自掏腰包复印了56本外国书籍和期刊，还请人进行了粗略的翻译工作。”坎德耶夫还讲述了古德里安是如何将“每一个”我曾描述过、霍巴特曾实验过的步骤“逐一复制，像排练戏剧一样进行演示”的。他说，“曾有一位来访的坦克专家谈到坦克的局限性”，还逐一引用了那些英国将军的批评意见，却被古德里安“不耐烦地驳斥说：‘这都是老掉牙的想法了，我相信霍巴特，他的实验代表着新时代’”。古德里安后来也证实说：“坎德耶夫上校说的没错，那是1935年或者1936年，当时我正在维尔茨堡指挥第二装甲师。”

古德里安致力于让装甲部队在战略上独立行动，敢于**地进行冲锋。但事实证明，他很难让德国最高统帅部转变观念。尽管古德里安有着坚定的信念，但他还是得小心翼翼地阐述它。这使得他的一些同僚认为，直到1939年，他才接受了这些观念。但从1936年起就和他有密切接触的老部下曼陀菲尔说：“古德里安从一开始就主张在战略上独立运用装甲部队——向敌人的纵深推进，不用担心自己深入重地、侧翼遭受威胁。这一理念也让他产生了新的补给策略，主张以履带的方式将装甲部队的所有支援人员（步兵、炮兵和工兵）以及补给（汽油、弹药和食品）与作战部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让他们能够迅速跟上部队，并与之完全融合，保证古德里安的部队能有三到五天的补给。”

“在某些场合，他可能并不会强调这一点——因为许多老军官并不习惯这些新方法，他需要以一种更容易接受的形式来介绍这种方法。”

由此可见，即使在德军中，对给德军带来胜利的新理论的抵制也是多么激烈。古德里安生性率直，很难在服从上级权威的同时隐瞒自己的观点：他本能地将真理放在技巧之上。诺德霍夫是欧宝汽车厂的董事，他向我的一位丹麦朋友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战前几年，在弗里奇还是陆军总司令时，他和其他汽车制造厂的代表应邀去看军车的演示。“演示结束后，古德里安直接走到弗里奇面前，表示：这次演示是失败的，车辆并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这让在场的军官和平民都感到震惊。最后他还说：如果我的建议被采纳，我们现在就会拥有一支真正的装甲部队。”

在场的一些人，尤其是许多高级军官，都认为古德里安的言论显得太过桀骜不驯。但古德里安却对他们的态度表示惊讶，他认为自己不过是维持了普鲁士“绝对坦诚，即使面对国王也是如此”的古老传统——这种传统从18世纪一直延续到20世纪。他尊重这一传统，也相信他的上级会尊重这一传统，事实也确实如此。德军高层在选择新兵种的指挥官时，总会优先考虑专业知识——从这一点来说，古德里安比他的英国同行幸运多了。因为在1938年年初，古德里安就在众多前辈的支持下，被任命为德国第一支装甲军——第16军的指挥官。他被任命的日期恰好是1938年2月4日，也就是德国军队高层发生突然的大转变的日子——布隆伯格和弗里奇同时被撤职。古德里安在回想此事时，也说这一天是“陆军的黑色一天”，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古德里安被任命为军级指挥官，令他在战争中能够带来巨大胜利的前景，远远能够弥补两位高级将领被撤职带来的损失。

这年夏天，古德里安甚至被考虑任命为总参谋长，接替贝克将军。然而，这却为他带了许多麻烦。有些人讨厌保守的哈尔德，支持进步的古德里安，这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使两派之间产生了更大的敌意。这也进一步增加了反对派将古德里安说成“技术员”的倾向，认为他并没有担任较高业务的资格。他的反对者轻蔑地说，古德里安“没上过军事学院”，而且频频强调此事，以至于人们普遍将其信以为真——我在与许多德国将领交谈时，都发现他们也相信这一观点。实际上，古德里安是在1913年考入军事学院的。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断了他的学习，但他在战争中担任了各种参谋职务，并在1918年确实地成为总参谋部的一员。“战后，他在施泰丁秘密建立的小型代用军事学院（或称参谋学院）当了三年教员，因此熟悉总参谋部的技术——也熟悉它的局限性。”如果非要说一个古德里安不应该担任总参谋长的理由，那也应该是他的脾气急躁，而不是知识欠缺。而且，如果让他在1938年就担任总参谋长，很可能比在六年后才提拔他为总参谋长更为有效。

1938年11月，他被任命为机械化部队（包括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的总司令。这一职务使他能够在担任这些部队的总监的同时，指导这一兵种的政策。在战争来临前的九个月里，他紧锣密鼓地推进这些部队的发展，但对军队整体的现代化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即使是在自己的队伍中，古德里安也发现，总参谋部总是倾向于遏制他的努力，而不是支持。对这一时期，古德里安评价说：“关于装甲部队，布劳希奇在战前就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他在莱比锡担任第4集团军司令时，他的部队就已经包括了机械化部队。他对机械化部队有自己的想法——不过，他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想法。他喜欢自己驾驶汽车，因此并没有从整体上拒绝摩托化。哈尔德与他正好相反，他是个循规蹈矩的人，是个老派军官。他只做他该做的事，对装甲师一点都不感兴趣。在他心中，步兵总是扮演着领导角色——无论现在还是未来。”[5]

当战争来临的时候，古德里安希望回到战斗岗位。他被授予一个装甲军的指挥权，该部队隶属于博克的北方集团军群，但大部分坦克却被分配给了伦德施泰特的南方集团军群。古德里安发现，自己的部队只有一个装甲师（第3师），由盖尔·冯·施韦彭堡指挥——他曾在1933年至1937年担任德国驻英国大使馆武官，在1938年古德里安被推举为德国第一个装甲军司令之前，他的资历一直比古德里安高。两人都是意志坚定、个性鲜明的人，碰在一起难免发生冲突。波兰战役一开始，由于古德里安只有这么一个装甲师，他自然要通过它来发挥自己的指挥思路，这就免不了增加两人之间的摩擦。古德里安很难不干涉师长的工作范围，盖尔则直截了当地让他管好自己的事，做好自己的司令员。后来，在德军切断了波兰走廊后，古德里安又得到了另一个装甲师，他用这两个师从东普鲁士**，到达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向南横穿了波兰军队的后方，给波兰军队带来了致命一击。

此后，大多数装甲部队官兵都希望能安排他出任进攻法国的装甲部队的最高负责人。当克莱斯特被任命为主攻阿登高地的装甲集群的指挥时，他们觉得保守势力还是占了上风。不过，古德里安还是被任命为先锋部队——一支由三个装甲师组成的强大装甲军的指挥。他成功地实施了一次干净利落的突破，然后通过一次长距离推进，切断了敌人之间的联系，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使自己的战术梦想得以实现。

这场辉煌的战役将在第二部分开头的几章详加论述。这里，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古德里安对他的两位直属领导的看法。通过这些，人们不仅能从侧面了解伦德施泰特和克莱斯特的为人，还能间接地得知，当古德里安得到赏识时，他并不像人们经常描述的那样是个“难缠”的下属。“伦德施泰特元帅具有优秀的战略头脑，也许比我们所有人都优秀。比起装甲部队，他更喜欢骑兵，但他不会因此阻挠装甲部队的发展。他性格中的骑士精神令他的部下如沐春风。即使他不同意他的下属的意见，他也会加以重视，并愿意进行讨论。即使是面对希特勒，他也会坦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的正直令希特勒也感到钦佩。克莱斯特元帅也是位高尚的人物，在战争开始时，他根本不喜欢装甲作战；但在战争过程中，他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学会了如何正确地运用装甲部队。”

看来，伦德施泰特和克莱斯特也比古德里安更善于用人，也更善于接纳不同的意见——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比古德里安更适合担任高级指挥。一些在战前曾在古德里安手下任职的军官曾向我表达过，虽然他们在其他方面十分钦佩古德里安，但他们还是认为：“他缺乏作为总司令这样的‘领袖’所必需的素质。他不能冷静地倾听下属或同僚的意见，不能等他们把要说的话说完，然后再发布命令——如果他们的意见与自己的意见相左的话。他是个优秀的‘骑手’，常常能取得成功，但他并不善于感受‘马’的脾气，而这是一个‘骑手’在关键比赛中所必须具备的。但是，作为一个装甲部队的组织者和专业领导者，他是不可或缺的。”

虽然他们都能心平气和地阐述观点，但也应该提到，他们都是骑兵出身，而那些早就有装甲战思想的人却几乎从没有像他们一样提出过类似的批评。古德里安曾遭受过许多骑兵支持者的阻挠，以至于他在对待前骑兵时可能会特别不耐烦——就像霍巴特在英军中一样。

而与法国战役有关的证据则清楚地表明，全力突破色当，给予法国致命性的一击的功劳应当属于古德里安。如果没有他，德国也就不会坚持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他的上级，甚至希特勒本人，都忐忑不安地关注着他的行动，并在考虑是否应该加以限制——但古德里安“咬住了牙”。他在终点——敦刻尔克前虽然还是遭到了限制，这让英军得以从海上逃跑，但这次“停止进攻”并没有影响到法国战役的结果。

他对伦德施泰特的高度评价表明，尽管他的急躁出自本能，但他也能够理解上级的难处，有宽厚的精神。这种优点也体现在他对与他一起发展新武器和新思想的人的评价中（他曾写到他在英国的军事思想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并称自己只是一个“学生”。像他这样应用了新思想而赢得了辉煌胜利的“大人物”，往往不会像他一样承认自己的思想来源于他人——尤其是来源于外国，一个与德国敌对的国家。这一点的确难能可贵）。

对于进攻苏联，他也没有在评价中表现出埋怨的态度。要知道，他的许多追随者，甚至并不属于装甲部队的追随者都觉得，1941年最致命的错误就是没有像法国战役中那样，听取古德里安的建议——当时他建议**，直取莫斯科。第十六章将会详细讲述这个故事。

尽管他有很多烦恼，但他还是尽可能保持平和——尤其是在与下属打交道时。在这一点上，盖尔·冯·施韦彭堡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尤其是考虑到他们曾经有过摩擦。在谈到俄国战役时，盖尔说：“我的装甲军隶属于他的装甲集团军，在进攻莫斯科的过程中，我担任他的部队的先锋。他的参谋长富有谋略，他本人又十分谨慎而友善，这让我们的工作配合十分愉快。在六个月的艰苦战斗中，我们没有发生过一次争吵。”他对这种“在领导能力上的成长”赞不绝口，而其他一些在1941年曾在古德里安手下服役的人也和他的观点相似。

但就在他证明自己越来越适合担任更高的指挥职务时，他的机会却被抢走了，因为他与希特勒发生了冲突。十分讽刺的是，冲突的起因是常常被人批评过于大胆的古德里安却坚持要谨慎行事：希特勒错失了古德里安所建议的机会，失去了击败苏联的最好时机，又要求在冬季不顾一切地向莫斯科进军。

在听到古德里安自己的说法之前，我已经从其他将军那里得到了关于这场“争吵”的描述，但他的说法更直白。“1941年12月20日，我在东普鲁士大本营与希特勒进行了五个小时的讨论，并向他通报了我指挥的第2装甲集团军的情况。希特勒命令我们从南部和西南包围莫斯科，然后向高尔基（莫斯科以外300英里）推进。考虑到部队的状况和补给问题，我们无法完成这个任务。”

“我试图说服希特勒，让他相信我的报告，但没有成功。我觉得他收到的前线报告可能与真相并不符合，便建议他解除参谋部军官的职务，让有前线经历的军官来代替。听完后，希特勒便对凯特尔说：‘我不相信这个人。’几天后，接替博克掌管中央集团军群的克卢格忽然责备我违抗希特勒的命令，没有从图拉向苏萨—奥克阵地，一个能够让我们度过冬季的严寒的阵地撤退。克卢格说得并不对，但他向希特勒的报告足够把我赶回家了。1941年12月25日，我被解职了。”对这位曾带来了重大胜利的功臣，希特勒送上的却是一张冷冰冰的“圣诞贺卡”，而这也让希特勒付出了沉重代价。

古德里安遭到冷藏，直到1943年2月，希特勒才再次把他召回来，作为装甲部队总监，在斯大林格勒的惨败后重新组建装甲部队。到6月时，这些装甲部队的实力已经恢复到不亚于它们原有实力的水平——然后在库尔斯克战役，在希特勒的孤注一掷中，被彻底浪费掉。“我对战役的影响仅限于偶尔向希特勒报告，指出总参谋部的哪些部署违背了装甲战的原则——有很多部署都是这样。”

一年后，也就是1944年7月，德军被赶出苏联，战线处于崩溃状态。此时，古德里安被起用为总参谋长。对于古德里安生涯的最后阶段，以及他们为帝国存亡而战的故事，我们将在第七章中进一步讲述。

不过，在本章的最后，还是应该记录一下两位长期和他一起工作、特别有资格对他的工作作出评价的主要军官对古德里安的素质和影响力的评语。我曾遇到过不少十分钦佩古德里安，以至于毫无保留地赞美他的人，但我之所以选择这两个人的评价，主要是这些评价来自两个有主见的人。

一个是盖尔，他坦率地谈到了他与古德里安的冲突。不过，盖尔的总结既中肯又精辟。“德国装甲部队之所以能成为这样的部队，60%是他的功劳。他有野心，勇敢，关爱士兵，士兵也喜欢他、信任他；他为人鲁莽，决策果断，对军官要求严格，个性太强，因此树敌很多。他性格直率，即使对希特勒也是如此。他是个好教官，思想开明进步。如果你有什么革命性的想法，他在95%的情况下会马上说：好。”

另一个是曼陀菲尔，他是年轻装甲部队指挥官中最杰出的后起之秀。他的结论是：“古德里安将坦克引入军队，并将其作为作战武器使用——而且一开始只有他这么做，而不是总参谋部。我在国防部担任装甲部队监察时，清楚地了解到古德里安为了推广坦克所做出的种种努力。这种新武器带有他的个人印记，它能够在战争中取得成功，也要归功于他。”

“在和平时期，他就坚持坦克的‘突破’要尽可能深入，而且不考虑侧翼暴露问题。在无数次的旅途中和无数次的会议上，他都孜孜不倦地将这一思想灌输给一线的坦克指挥官。”

“如果说在战争期间，古德里安的理论并不是在哪里都能获得成功，那也是因为他要与那么多对坦克一无所知的老式军官的不信任作斗争。”

“他是我们装甲部队的缔造者和装甲战的大师——是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