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我依靠平和心态摆平“赫金森信札”事件

赫金森曾是马萨诸塞州州长，他不但反对民间组织，还破坏过一些反抗组织，因为其在镇压殖民地反抗中的作用，一度被誉为英国政府忠诚的大臣。

“赫金森信札”指的是赫金森于1768年～1769年写的6封信和另外一位检察官于1767年～1769年写的4封信，收信人是英国内阁成员。1765年，颁布反印花税法案的时候，波士顿人民因为赫金森对民间组织的打击，一怒之下将他的房屋烧毁。这样一来，赫金森对殖民地人民更加仇视，他在给英政府写的信中，建议对殖民地人民实行镇压。赫金森认为，“必须对殖民地的盲目自由做一番改变，不论用什么办法”。

这些信全部送到内阁手里，不得不说这些信件在英国政府向殖民地派兵一事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此外，信件中还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殖民地内部一些有地位的人曾和英国高层有过损害殖民地利益的交易。

这些信件被一直保存起来，但当时英国高层的变动频繁，这些信辗转到了我的手里。我拿到这些信件后，认为有必要将信件交给殖民地的反抗组织，让他们知道政府是受到一些奸佞小人的蛊惑，他们的斗争对象应该是这些人，而不是英国政府。这样，我就将这些信件寄往了波士顿，我的初衷是希望反抗组织成员们读到这些封信之后能够改变看法，不要再和政府为敌，因为当时的我一直都觉得政府是“无罪”的。

1772年12月初，马萨诸塞州议会领导人收到这些信件后十分气愤，他们联合向英国政府提出解除赫金森州长和另一位检察官的职务的请求。赫金森信件事件的暴露，让英国高层蒙羞，他们认为有人泄露了信件，于是一些人遭受到怀疑甚至是攻击。起初我一直保持沉默，一方面我答应了永远不泄露是谁向我提供了信件，另一方面我也不想多事。但怀疑的力量是恐怖的，甚至有人会因此而死，这让我坐不住了，我想如果我不出来，可能会让这种恐怖无法停止下去，于是我用一种最快捷的方式制止了这次**。

圣诞节那天，我在《公众广告》报上刊登了一篇声明，在这篇声明中我承认了自己就是赫金森信件的持有人，同时也是将信件寄给波士顿的“始作俑者”。

当我公布自己就是信件的公开者后，英国高层逼迫我说出是谁提供了这些信件给我，但我不想违背我的诺言，这令高层恼羞成怒，认为这是我对他们的侮辱。其实，我自己也清楚地知道，当初把信件寄给波士顿有些鲁莽，但事已至此，我已经做好了承担一切责任的准备。

1月8日下午，我接到通知，皇家贵族委员会准备召开听证会，对马萨诸塞州议会关于要求撤除赫金森职务一事进行辩论，而我将作为证人出庭。听证会之前，有人对我说，只要我将泄露者指认出来，就可以继续在英国安全待下去，否则我面对的将是极其严重的后果。我是信守承诺的人，我的一生中很少有过违背承诺的时候，所以我坚称自己永远不会公布这些信件的由来，这样就令我处在了一个不利的位置上。

关于召开听证会的事，此时已经在伦敦传得沸沸扬扬，各种各样的传闻充斥着大街小巷。有些人说，我因为赫金森信札的事情得罪了政府，政府已经打算逮捕我，并把我关进大牢，没收我的文件，只不过，这一切都要等到听证会结束后，这样政府才有足够的理由。有的说，讨论马萨诸塞州议会的请愿书只是一种借口，真正目的是打倒我，最终结果将是马萨诸塞州议会受到审查，而赫金森州长等人将受到表彰。

对于这些小道消息，没有人能说出来源，也没有人能提供任何证据。但唯一确定的是，我现在很被动，这是我无法扭转的。而我也清楚，英国政府此举的真实目的，就是借此次事件使我声名扫地，由此否定马萨诸塞州议会的请愿书，最终达到打击北美殖民地反抗斗争的目的。

听证会如期举行，这次会议甚至比我上次为州议会请愿时的辩论还要壮观，大厅内挤满了政府高层人员。开始时，会议主持人先宣读了请愿书以及我写的请愿信和会议的决定，最后还有赫金森信札的内容。然后，我的律师首先发言道：“州议会没有任何对英王不满的意思，他们只是恳求英明和慈悲的英王，撤销州长的职位，以平息当地的不安定。”

政府代表站起来立刻反驳道：“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在于王室有没有权力来雇用一名忠实、坚定的佣仆来管理殖民地。”然后，他列举了许多赫金森施政的经历，辩称英国向波士顿派遣驻军不是赫金森的请求，而是当地混乱所带来的。之后政府代表的话锋急转，称我才是这一切的幕后黑手，因为是我将信件寄给州议会的，并且策划了针对州长的一系列阴谋。

政府代表污蔑我之所以不说出那些信件是从何而来，是因为这些信件根本就是我用卑鄙手段得到的。政府代表还建议委员会，为了国家和人类的荣誉，给我烙上印记，惩罚我“肮脏不堪的灵魂”。

最后政府代表还攻击我对英王毫无敬畏之情，满脑子都是美洲联盟的思想，就连会见王公贵族们的时候也是以一名独立的外国大臣的口气说话。他把我的种种行为最后说成是利用美洲议会来弹劾州长，然后自己当上州长，甚至是成为美洲的统治者的阴谋。

在对方律师长达1小时的指责期间，68岁的我戴着老式的假发，穿着礼服，一动不动地坐在壁炉旁边，静静地听着别人对自己的各种污蔑和指责，脸上没有一丝波动。有时我还会为对方鼓掌，但目光中没有一丝鄙夷，我很清楚，在如今的情形下，我不需要辩解任何东西，因为这些都是徒劳的。可沉默就代表了认罪，我在英国的名誉也一败涂地了。

听证会结束后，我给老友写了一封信，信上说：“人们以为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会极其生气，但我想的不是他们对我的诽谤，也不是自己在英国的前途，而是对殖民地和英国的关系感到担忧。当我看到那些人自大的嘴脸，我不知道该如何贯彻我的思想，更加不知道和平之路在何方。”

听证会结束后，马萨诸塞州议会的请愿书立即被否定了，因为它是“基于虚假而错误的借口之上”的。会议结束后，对方的律师从大厅走出来，立刻就受到了热烈欢迎。而我在会议结束后，一个人独自回到家中，然后写下了上面的那封信。第二天，我接到一封政府的来信，告知我的北美邮政总代理职务已经被解除了，看来，这件事早在听证会之前就决定好了。

被解除了职务后，我听从朋友们的劝说，决定对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做一个整理，一方面回击那些造谣的人，另一方面，多少挽回些自己的名誉。我写了一篇文章，名为《关于赫金森信札的短文》，我从政后多次遭受人们的审查，但对大多数审查我都持沉默态度，并不是我默认了一切。我觉得，如果这些审查是正当的，那么我就应该改正而不是去辩解；如果审查是不正当的，那么我相信真相会很快浮现，这些谣言也会不攻自破。对那些泼洒在我人格上的污秽之物，我不会去努力摆脱它们，因为那样做的结果只能让那些污秽弄得我满身都是。我相信，这些东西等一段时间后会自行消失，时间会还我一个清白之躯。

“赫金森信札”事件并没有给我造成太大的伤害，我的朋友都相信我的为人，他们对那些强加在我身上的污蔑之词大为愤慨。至于殖民地的人们，看到听证会的记录后，他们反而对我更敬重，因为我是为了殖民地的利益才承受如此的侮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