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转瞬即逝的不臣之心

有了权臣曾国藩的支持，左宗棠的事业也稳稳当当地发展起来，成了继曾国藩之后的湘军第二号人物。但是与曾国藩这种誓死效忠爱新觉罗家族的读书人不同，左宗棠对于皇族的态度是相当暧昧的——当初自己一心考取功名，想要为国效力，朝廷却不以为意；被樊燮生咬一口时，皇帝甚至不愿意详查就下令要将他处死；再加上自己早年几度流连于家乡和京城之间的所见所闻，使得他对于朝廷是带有怨气的。由于自小不拘一格，狂妄自大，左宗棠自己也觉得，那些高高在上的指挥者，比起他来是远远不如的。

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仓皇奔向热河，将朝中事务交给了弟弟恭亲王奕总理。次年，咸丰皇帝在热河病死，年仅五岁的爱新觉罗·载淳继位，是为同治帝。咸丰临死前，嘱咐肃顺等八人辅佐幼子，他们也就是史上的“八大臣”。

总体来说，咸丰本身就没有给世人留下什么好印象，被后世称做“无远见、无胆识、无才能、无作为”的“四无”皇帝，而且小时候咸丰还因为从马上摔下来过，成了瘸子，再加上平时贪酒好色、爱听戏唱戏，所以作为一朝天子，在威仪是上远远不合格的。就这样一个皇帝，又怎么能让心高气傲的左宗棠服气呢？于是，在咸丰病死之后，左宗棠秘密地送给曾国藩一副对联：“神所依凭，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当年楚庄王问周鼎轻重几何，取代天子的野心暴露无遗，如今左宗棠也以这样一个联语试探曾国藩，可以说当时的他，是怀有推翻爱新觉罗氏的野心的。

然而曾国藩为人胆小谨慎，素来又秉持“克己复礼”的孔孟哲学，一直以来对大清朝忠心耿耿，对于这样的话是绝对不会认同的。即便此时已经有大批的湘军高层暗中打好了“陈桥兵变”的腹稿，纷纷来试探曾国藩的意思，曾国藩却依然不为所动。对于左宗棠的联语，曾国藩假意没有看出端倪来，而是佯装笑脸，拍着手夸道：“好联，好工整的对子。”

当时替左宗棠传送这份对联的是胡林翼，胡林翼也是个精细之人，看到曾国藩不为所动，心里已经明白了大概，况且这又是杀头的死罪，就不好再多说。两天后胡林翼临走时，曾国藩才再提起这件事来，他将“鼎之轻重，似可问焉”中改去一字，变成“鼎之轻重，未可问焉”。这样一来，两家算是真的把话说清楚了。曾国藩是没有拥兵自立的打算的。不光是左、胡，连曾国藩的嫡系、“中兴四名臣”之一的彭玉麟也来劝过曾国藩自立，但曾国藩一直以“孔圣”为榜样，这样的不臣之道是万万不可能的。没过多久，胡林翼在军中咯血而死，前线军事又急，左宗棠也就放下了这个念头。但即便是后来，左宗棠在临终前，对于当时的情况还是很看重的，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在当日不过一反手间耳！”再看看最后曾国藩在权倾一时时主动解散湘军、向朝廷示弱的表现，只能说是左宗棠找错了人。

又有野史曾说左宗棠在太平军打来之时，曾会过洪秀全，向他论述建国策略，但是洪秀全没有听，他又连夜逃了出去。这样的说法没有太多的可信度，但是从中还是可以看出左宗棠并不是一个死心塌地跟着朝廷走的人，他是有自己的政治野心与政治见解的。

皇权交替，朝中形成了多股势力，八大臣算一派，皇后和奕又算一派，京城外手握兵权的将领们又各怀鬼胎，政权也变得更不稳当了。甚至有一次，肃顺在朝堂上肆意咆哮，把年幼的皇帝吓得尿了裤子。在这样的情况下，让一个五岁孩童主持国政确实不妥。接下来，不满三十岁的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发动了政变，“八大臣”死的死，充军的充军，两宫太后宣布垂帘听政，权柄正式落入慈禧手里。慈禧初掌大权，也深知那些满人贵族对于自己的“僭越”深怀不满，于是她决定在外省汉人官僚中培养心腹。一直小心谨慎的曾国藩被委以“江、浙、皖、赣”四省军务的重任，湘军将领也都得到了提拔，光是升任的巡抚就有七人。左宗棠顺势也在攻克杭州之后做了浙江巡抚。这样皇权交接到老谋深算的慈禧手中，也可以说是大局已定了。于是“问鼎”的念头在左宗棠等人心里也就只放了个烟花，在心底悄然炸起，撞到心头上的时候又散落下来，灰飞烟灭了。在此之后，这样的话就再也没有人提起。胡林翼在这一年累死军中，得了个“文忠”的谥号，再往后彭玉麟也得了“刚直”的谥号，加上左宗棠的“文襄”，中兴名臣们都还善始善终了。这里也不能苛求左宗棠等人一定要忠于大清朝才算完美，也不能说曾国藩一生死死追随清廷就值得夸赞，我们只能说在这场表面风平浪静、实际上暗流涌动的政治斗争中，在一些人心里起过波澜，但是转念又平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