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来到香港最初的日子

由于中国的海岸线全部被日本封锁，所以，海外援助给大陆民众的救灾物资只能通过香港中转至大陆，而暴虐至极的日军是不会允许这条生命线存在的。因此，日军在香港通往大陆的各条路口上都设置了重重关卡，对海路的审查尤为严格，妄图以此断绝大陆和香港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李云经一家想要逃往香港也变得更加困难。

李云经仔细研究了去香港的路线。他发现：如果一家人走海路的话，自然不会太艰辛，但是，日军对海路的封锁非常严，一家人平安到达香港的概率很低；陆路虽然比海路艰难，所需要的时间也更长，但是却可以避开日军的封锁线，更为安全。于是，李云经为全家设计了几条行进的线路。在1940年秋天的一个凌晨，李嘉诚带着弟弟妹妹，跟随着父母，踏上了去往香港的艰难旅程。

在李云经一家前往香港的路途中，城市和大路是不敢走的，因为在这些地方都有日军的占领和封锁。无奈之下，李嘉诚一家只好走崎岖的山间小路。即使这样，他们也不敢在白天行走，只能等到天黑悄悄行动。这时候的天气越来越凉，已经进入了深秋，山里时常下雨，原本就很曲折的山路更是泥泞不堪。一家人相互照顾，相互鼓励，摸索着翻过了崇山峻岭。最提心吊胆的事情，还是通过日军的封锁线。在路上，他们时常看到日军杀戮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残忍到了极点。他们不敢住旅店，因为即使有足够的钱财供他们到旅店里休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拿着枪杆的日军就会闯进来，大肆屠杀一番。为了安全起见，一家人只好露宿荒山野岭，与鸟兽为伍。如果有村庄的话，就算幸运了，因为村里的好心人会留宿他们一晚，他们便得以在茅屋里安身。李云经一家提心吊胆，历尽千辛万苦，经梅县、惠州、鲨鱼涌来到深圳，最后在夜晚抵达香港，终于见到了亲人庄静庵。

从此，李云经一家在香港的流亡生活就开始了。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内地相比，香港的确是一块乐土。从清政府把香港割让给英国之后，英国便下达了命令：香港是“不抽税”之埠，并且允许各国在这里进行贸易往来，而华人的生活习惯也不必更改，这使香港成为了自由港。此后，香港依托自身的地理优势和政策优势，大力发展进出口贸易，同时发展本地工业，以造船业为代表的香港工业迅速崛起。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到了20世纪30年代前期，香港已经发展成为亚洲繁华的都市之一。同时，港元也于1937年成为香港的法定货币。同一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东部海岸被日军封锁，广州一带的华南沿海地区，渐渐地成为一个重要的对外通道，大量的战争物资需要通过香港运往内地。与内地的动**不安相比，香港反而呈现出畸形的繁荣。

在这种畸形的繁荣中，李嘉诚的舅父庄静庵开创了自己的钟表事业。他创办的庄氏家族中南钟表有限公司是香港最大的中标企业之一，因而庄静庵也在香港钟表界赫赫有名。

其实，庄静庵并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在家乡读完私塾后，他便和其他潮州人一样，外出闯**。开始的时候，他在广州的一家银号里当学徒。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晋升为经理。后来，他离开了银号，另立门户。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庄静庵一直在经营批发生意。随着经商经验的增加，他敏锐地察觉到，有很大一部分广州商人在向香港转移资金。而当时，他也感觉到，内地的形势可能会发生变化。他思忖着，如果去了香港，不仅可以避免战乱，也可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机会。思前想后，庄静庵决定：走为上，去香港发展！

1935年，27岁的庄静庵只身来到香港谋生，他立志要在这座繁华的都市里创立自己的事业。那时候的香港还没有属于自己的钟表行业，所有的钟表都来自欧洲地区，经销商们也都是洋商。机敏的庄静庵发现了这个空白的领域，他清楚，钟表行业是一个新兴的行业，目前还处于上升时期，只要抓住了这个机遇，开创一片崭新的天地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其实，在当时来到香港的潮州人里，有很多会做生意的人。但是在香港，他们大多数都在经营米铺、餐馆等投入小、成本低的生意。对于那些新兴的行业，少有潮州人进入。与这些人不同，庄静庵敢于进取，更有进军新领域的勇气。然而，庄静庵虽在潮州时有过从商的经历，但是却没有钟表行业的从业经历。那么，该从什么地方下手进入这个新兴的行业呢？不久之后，庄静庵找到了路径——从最简单的环节做起。

庄静庵在上环开了一间小工厂，主要生产布质、皮质的表带。庄静庵的小厂仅仅是生产，在销售方面由其他钟表商代理。由于庄静庵开始的时候就不放松质量上的管理，所以他生产的表带在香港以物美价廉著称，并且为他的厂子引来了很多的经销商。于是，庄静庵抓住机会，扩大生产规模。与此同时，庄静庵还进一步扩展市场。不久，在内地的市场上，也出现了庄静庵的厂子生产的表带。

20世纪40年代初，庄静庵将自己的业务扩展到了贸易领域。他从瑞士购入钟表，再销往东南亚各国。在这个过程中，庄静庵又积累起大量的资本。到了20世纪50年代，他正式进入了钟表行业：他的公司可以自己生产钟表了。由于庄静庵善于钻研，不断开拓进取，由生产表带到生产自己的钟表，只用了十余年的时间。

当李云经一家出现在庄静庵面前的时候，正是庄静庵的钟表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1940年的秋天，李云经一家老小六口人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抵达香港。从此，李嘉诚一家便和舅父一同在香港，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李嘉诚的眼里，舅父不像叔伯们那样引经据典，但是分析问题却总是一针见血，条理清晰；舅父也从来不像叔伯们那样哀怨慨叹，而是积极主动地去改变生活，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生活强者。

虽然在这个时候，庄静庵的事业已经颇具规模，但是姐姐一家的到来仍然给他增加了不少负担。可是，庄静庵没有丝毫的不高兴，他盛情款待远道而来的亲戚，并且腾出一间屋子，供姐姐一家安身。

庄静庵向姐姐、姐夫询问了家乡的近况，然后向他们介绍了香港的现状：“现在的香港，有的是发财的机会，只要肯吃苦，一定会成功。潮州人又擅长做生意，我认识好多从来没有上过学的，在家乡的时候也只是下地干活的农民，来到香港后，开始经商，现在都发达了。”

庄静庵劝姐夫不要着急，先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去香港的大街小巷里转转，见识一下香港的市场。然而，李云经此时却急于找工作。不过，有一点出乎李云经夫妇的意料：庄静庵从来没有提起过，让姐夫到他的工厂里混个一官半职。

庄静庵心里很清楚，他的工厂里没有适合姐夫做的工作。姐夫太文弱了，而他需要的是技术工人，并且要求是熟手。无论从学问的角度讲，还是从经历的角度讲，姐夫都不可能放下尊严去做工厂的小伙计。虽然，李云经夫妇也了解庄静庵的难处，也知道庄静庵为了帮助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但是李云经毕竟长期生活在传统的伦理氛围里，庄静庵的做法使他在感情上无法接受。眼看着身上的盘缠越来越少，家里的人又等着吃饭，李云经心急如焚。

由于生活所迫，李云经不得不走出家门，四处求职。然而，香港在那个时候已经人满为患，即使李云经已经把要求降到了最低，只求温饱，依旧是四处碰壁，一无所获。虽然香港没有遭到日本人的轰炸，得以保持经济的繁荣，但是，自从卢沟桥事变发生，大量的难民不断拥入香港，在1938年秋天广州沦陷后更是到达顶峰。大量拥入的难民导致香港生存环境急剧恶化：既没有足够的粮食，也没有足够居住的地方。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供这么多人就业。几乎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一份可供养家糊口的工作，但是，真正能找得到的人却屈指可数。

李云经无比失落，他不知道该怎样面对眼前的事实，更不知道如何向妻儿交代。同时，香港与内地不同的文化也强烈地冲击着李云经的神经，这个时候的香港被人们称为“文化的沙漠”，英国百余年的统治已经使香港变成了一个和内地完全不同的社会。在这里，儒家文化被西方文化冲撞得支离破碎，而西方的资本主义精神也没有在香港生根。在这个社会里，物质现实**裸地摆在人们的眼前，一切都被简化，金钱成了衡量人生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

但是，在香港这座城市里，没有人同情李云经的遭遇，也没有人欣赏他的才华，他看到的，只是人们的冷漠。渐渐地，李云经明白了，香港和潮州不同。他满腹的经纶、满腹的孔孟之道无法使他在香港挣到供全家人生活的收入。为了家人，他无论如何也得在香港生存下去，绝不能丧失信心。终于，经历了许多波折之后，李云经找到了一份在潮商开设的公司里做小职员的差使。

在公司里，李云经看到了香港社会的种种现实，而他保守的思想使他无法融入香港的商业社会，但是，他明白，如果想在香港生存下去，就必须接受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要懂得“适者生存”的道理。于是，他开始改变自己，教育子女认识香港社会，并向孩子强调要融入香港这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