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平心静气，铸定香港根基；高瞻远瞩，开拓海外市场

早在1984年年初，怡和集团成为进军海外市场的先行者，公开迁移至百慕大，顿时整个香港市场闹得沸沸扬扬，许多华商开始效仿，纷纷将事业转移至海外市场。这起风波过去几年之后，李嘉诚也渐渐对在海外市场发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将自己的两个儿子的国籍移到加拿大。这个消息传出后，“走资分子”、“为儿子买政治保障”等成为各大媒体报道的头版头条，一时间，华人首富李嘉诚成为舆论的焦点。

1980年—1982年间全球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这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导致香港的海外贸易市场遭受了严重的打击，经济形势每况愈下，雪上加霜的是，1982年9月中国国内还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新闻——邓小平与来访的撒切尔夫人就香港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谈判。当这个消息在股市中蔓延开来时，整个香港股市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到1982年年底的时候，恒指已经下跌了670点——一场令人恐惧的股市暴跌降临了。此后，大部分华商对香港的未来都感到很悲观，香港股市出现了信心危机，于是众华商都希望能打开海外市场，到海外市场寻求新的发展空间，而许多海外国家也都企图将港商们收归旗下，纷纷趁机向香港的移民打开了友谊的大门。

香港的大笔财富都在这次迁移海外的热潮中流入了其他国家。除了大量的人口迁移到海外之外，甚至还出现了走资风潮。比如有一部分富商手中已经拥有了出国护照，可是并不急于迁移到其他海外国家，而是先将手中的一部分财产转移出去。这对于整个香港的经济而言，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早在20世纪70年代，“地产天王”李嘉诚、“世界船王”包玉刚就曾经对外宣称，绝对不会追随迁移风潮，更不会成为“走资分子”，因为他们一直对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市场充满了信心。在当时，这两位具有极高声誉的人所作出的承诺，对稳定香港市民的情绪，增加其自信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香港的地产业由于受到人口迁移和走资风潮的影响，也逐渐走向低谷。一些眼光独到、具有前瞻性的华商，趁机以低廉的价钱大量收购土地和一些前景比较好的物业，以待市场好转后从中获得丰厚的利润。

香港市场在迁册之风和人口的迁移风潮这两方面的影响之下，造成整个市场的发展摇摇欲坠。在香港的英国办事处里，几乎所有的英国人都是面带焦虑地议论着企业的迁册问题。当时担任和黄行政总裁的李察信，与其英国的友人告别之后，便行色匆匆地直奔李嘉诚的办公室，说道：“此时此刻正是中英两国谈判的关键时刻，而中方用那种十分强硬的态度试图全面收复香港，这种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我真的不希望我们成为第二个约翰·凯撒克！”李察信所指的约翰是西门·凯撒克的伯父，曾经是上海怡和洋行的负责人。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内地刚刚解放不久，怡和负责人约翰却没有因此而将公司迁册到海外，而是积极地寻求应对的良策，希望能与中国内地政府达成合作的协议。一直到1952年约翰才好不容易将怡和的资产转移到了海外市场，正是由于这件事情才使凯撒克家族对中国内地有一定的偏见。

当然，李嘉诚对李察信所说的话的意思也是一清二楚，但是他诚恳地回答：“不，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将长江实业迁册。如果从我们两人在公司中各自的利益来看，我拥有得肯定比你多，所以我也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作出这样的决定。中国内地当今所实行的政策是鼓励国外的企业家来华投资，因此绝不会控制香港的个人财产。”不久，李嘉诚派遣李察信到中国的内地市场亲自进行考察，还找了很多资料来证明自己的判断。但是，李嘉诚所做的这些并没有改变李察信的悲观态度。两个人的想法从此产生了极大的分歧，甚至于影响到了工作，最终李察信主动辞去了职位。

不久之后，李察信的工作由来自英国的马世民接替了，而就在马世民上任之前，李嘉诚便与其进行过推心置腹的交谈，两个人对香港未来的发展前景达成了共识。1984年年底，中英双方在北京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使香港的市场出现了一丝生机，迁册之风也由此得到了暂时的平息。但是，声明签订之后，中英双方在执行过程中依然经历了重重的险境，无法达成一致的看法，顿时，企业的迁册之风又开始出现了盛行的苗头。然而，处于这种不利的形势中，李嘉诚不但没有跟随其他华商实行迁册，还积极地说服长江实业内部那些有迁册动机的人，希望他们能够对香港市场的发展充满信心。

1990年年底，《东方日报》上刊登了这样一份调查报告：截止11月，香港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上市企业实行了迁册，而长江实业和太古洋行是香港四大财团中唯一两家没有进行迁册的企业。舆论界在对李嘉诚的爱国情怀大力褒奖的同时也对其做法存在诸多疑问。面对外界的诸多猜疑，李嘉诚对媒体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自己完全相信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香港的发展机会依然很大，市场前景依然很乐观，所以我并不打算将长江实业迁册。”

但是，1991年，迁册之风又席卷香港。有媒体报道说，在香港拥有雄厚实力的汇丰银行以兼并米特兰银行为掩护，将其产业迁册至伦敦。汇丰银行经历了两年的时间才完成对米特兰银行的收购，这家在香港具有极高地位的财团的迁册，使整个香港市场变得更为低迷。但是，在此期间，汇丰银行的负责人浦伟士曾经公开表示过，汇丰不会将其整个的产业都迁册到国外，在香港市场中所占有的份额依然存在，并且对香港的未来前景也有一定的信心。由于李嘉诚一开始就不赞成汇丰银行的迁册，但是无力改变这种现状，因此，在汇丰银行正式迁册之后，李嘉诚就辞去了在汇丰的职位，同时他始终坚持不迁册。虽然李嘉诚不跟随这股迁册之风，但是作为长江实业这个超大型企业的领头人，他深刻地认识到，到海外发展，走全球化经营的道路，才能打造出长江实业的百年基业。

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嘉诚开始积极地拓展海外市场的业务，因为他占有加拿大大量的市场份额，因此在该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收购计划。对于加拿大政府来说，这位“地产天王”李嘉诚是众多华商中最有价值的“礼物”，仅其个人在加拿大的投资就达到了100亿港元。所以，一些与他关系甚好的朋友，比如在全球极负盛名的郑裕彤、李兆基等也紧随其后，挺进加拿大市场，如此一来，加拿大政府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1986年温哥华世界博览会”旧址的发展权被李嘉诚及好友李兆基、郑裕彤以32亿港元的价格竞标成功。李嘉诚等人所竞得的这块土地总面积大约为204英亩，并且在临近城区的位置，他计划花费15年的时间在此建造一座加拿大规模最大、最豪华的商业中心和住宅区。在这个项目中，李嘉诚拥有一半的股权，剩下的一半为其他股东所有。经过粗略的计算，这项计划大约需要100亿港元的资金。在这一段时期，许多华商都对加拿大市场虎视眈眈，积极地实行自己的扩张计划。尽管加拿大政府对此欣喜若狂，但是却引起了该国部分人的强烈不满情绪，甚至还出现了严重的排斥现象。此后不久，加拿大的卑诗省便出现了一则告同胞书，这则有排斥意味的告同胞书被各大华文杂志报纸纷纷刊登，并在华人圈引起了一片轰动。有一位华人记者在一篇文章中愤怒地质问加拿大政府：“我们这些华人为了获得一张通往‘太平门’的入场券花费了昂贵的代价，现在在加拿大还有太平吗？”此后不久，华裔省督林思奇对此发表过一次公开声明，希望卑诗省的居民能够友善地对待华人，并且他还亲自到华裔移民当中进行安抚工作，才使移民的情绪得以稳定。

由于加拿大当地的许多居民对华商和华裔移民存在着不满情绪，甚至是偏见，因此李嘉诚也意识到了加拿大投资环境的改变，所以他并没有再继续留恋这片土地，但这并没有影响李嘉诚开拓海外市场的决心和梦想。李嘉诚除了开拓加拿大市场，同时还积极地在英国市场中寻求更大的发展。1987年，李嘉诚和马世民商议购买英国大东电报局4.9%的股权，并决定对此斥资3.72亿美元。虽然李嘉诚手中持有这家公司最大份额的股权，但是因为大东电报局的管理者耳闻李嘉诚在香港战胜了当时的英国首富凯撒克家族，因而认为李嘉诚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不愿意让他成为董事局的成员而得以参与该公司的管理事宜。其实，李嘉诚并不在乎自己是否能进入大东电报局的董事局，而只是冷静地作出各种决策。直到1990年，李嘉诚及时地抓住了股市出现的大好时机，将手中持有的大东股票全部抛售出去，赚得了大约1亿美元的丰厚收益。此后不久，李嘉诚与马世民的合作更加默契，并在1989年成功将英国Quadrant集团收在旗下，并以此作为和黄业务进军海外市场的切入点。

1990年李嘉诚对美国市场发起了进攻，当时他计划花100亿美元买下哥伦比亚银行所拥有的有价证券的50%，但是由于哥伦比亚银行在当时麻烦缠身，因此李嘉诚的希望落空了。李嘉诚在美国市场中作得最划算的一笔交易，也可以说是最成功的决策，就是和北美地产界的龙头老大李察明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虽然说李察明是北美地产界的龙头老大，但是他在当时事业正处于低潮时期，陷入了财务危机，财务状况非常混乱，因此迫切需要一位实力雄厚的富商为他解燃眉之急。但是有谁愿意并同时有足够的能力来挽救这位北美的地产大王呢？于是，李嘉诚成为最合适的人选。为了两个人的这段友谊，更是为了显示出自己的诚意，李察明将其在纽约曼哈顿的商业中心接近50%的股权以4亿港元的超低价格拱手让给李嘉诚。

1988年6月，以香港万邦集团主席曹文锦为首，连同华人首富李嘉诚、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主席邵逸夫以及恒基地产主席李兆基等20名华商纷纷进军新加坡开发地产事业。在此次进军过程中，不仅成功地竞得了新加坡展览中心的发展权，并且还建立了新达私人投资公司，李嘉诚持有该公司10%的股权。

三年后，李嘉诚又与另外一位香港商业界翘楚郭鹤年合作，并同时借助香港八佰伴超市总裁和田一夫一臂之力，携带60亿港元进入日本的札幌市开发当地的地产市场。札幌市是日本北海道的首府，以服务业为主，是北海道的政治经济中心，在日本人口最多的城市里排名第五，在当时已经具有完备的交通体系，李嘉诚很看好这个地方。但是他的这项投资决策，当时震惊了日本的商业界人士，有很多媒体就此问题采访了李嘉诚。这位华人首富作出了这样的正面回答：“其实，这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就像日本的投资商认为自己国家的发展空间不大，而去其他的国家谋取新的投资机会一样，我们这些华人也会有相同的感受。既然大家都有这样的共识，那么我作出这样的投资决策也就不难理解了。”

李嘉诚曾经公开表示过不会实行企业迁册，但是现在又积极地到海外市场去谋取发展，因此很多人都无法理解李嘉诚这一前后矛盾的做法。李嘉诚曾经多次表示过，长江实业集团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投资，走的是国际发展道路，而并不是舆论认为的走资行为。不过，大多数人依然认为走资和投资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而李嘉诚所谓的投资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走资行为。对于外界的种种说辞，李嘉诚作出了这样的解释：“事实上，任何一家上市公司的发展规模上升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原本的市场都无法给予其更大、更充足的发展空间，因此，只能逐渐地开拓海外市场，在海外市场中寻求发展空间。这就相当于一旦某个国家或是地区的经济水平得到了较大发展时，就会为其过剩的资本谋求更多的发展机会。”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国际领域中，华商所聚集的财富正在逐渐壮大，几乎超过了在亚洲拥有雄厚资金的日本。1994年，美国的一本杂志上刊登了这样一个调查报告：“国际上几乎所有的拥有极高权威的机构和专家达成了这样的共识——现今的华商已经在世界的经济活动中占有最大比例的份额。而且到目前为止，中国内地以外的华商大约已有5500万人，这些华商每年创造出的总资产在5000亿美元以上，占整个日本总产值的66.7%，是一个全世界握有财富最多的群体。除此以外，世界上的华人富豪数比英国、法国和加拿大这三个比较发达的国家总共的富豪数还多。”美国的经济学家葛得坚也说过：“当前世界上最活跃的投资团体是华商，他们用独到的目光看待海外市场，并以光一般的速度超越了日本。”

从以上这些信息我们可以看出，李嘉诚等众多华商之所以会大举开拓市场，不是跟随着别人的脚步走迁册之路，也不是变相的走资行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把企业剩余的资本加以充分利用，使其得到更有效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