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两”杀

一千两银子，对于年收入两万的督抚来说，数额并不大。各级贪官运用手中的公权力，贪污纳贿，勒索百姓，数额动辄数万。可是，在乾隆帝看来，贪污银两，不在数额大小，行为可恨。这样，便发生了贪污1000两白银，而督抚大员被杀的数个案件。

千两的代价

乾隆六年三月，乾隆帝听到了一些山西官场的风声，预感到不妙。谈到山西官场，乾隆帝早有耳闻。早在康熙年间，就曾经屡出大事，连续两任巡抚贪腐不堪。

一是噶礼。他本是努尔哈赤时期，开国五大臣之一的何和礼之后，加之噶礼有才，能任事，康熙帝非常重用他，被任命为山西巡抚。可是，噶礼贪腐不堪，遭人举报。可惜，康熙帝有意袒护，便将其调任两江总督，不降反升。结果，导致噶礼履新两江之后，继续贪腐，可谓怙恶不悛。

一是苏克济。他是噶礼的继任，他从康熙四十八年开始接任山西巡抚，一直到康熙六十年十二月丁忧解任，主政山西长达13年的时间。康熙帝对他倍加信任，曾经在康熙四十九年赏赐给他“保厘重任”匾额，并给予“正己风群吏，精心理庶民”的对联赐予苏克济，给予厚望，并不断加以鼓励。可是，苏克济贪腐不堪，声名狼藉。雍正帝即位后，成立会考府，强力推进反腐，苏克济遭到潞安府知府裘章和知州王守色的举报，涉案银两多达450万两，令人瞠目结舌。

一想到山西官场，乾隆帝便决定查一查，到底现在怎么样，传闻是不是真的呢？在他心里，当然希望山西官场清明，不会出现贪腐现象。于是，他给山西巡抚咯尔吉善下达密谕，令其暗中访查，回奏。

咯尔吉善不敢怠慢，想到乾隆帝已经盯上了山西官场，赶忙调查。可是，从哪里下手呢？咯尔吉善放眼自己的手下，一个个地加以审视，又一个个地排除，颇费了一番功夫。最终，他锁定了两个人。按照查办惯例，他选择了两个最容易出事的“高危”岗位。

一个是山西布政使萨哈谅。布政使为督、抚的属官，从二品，掌管一省的财赋、人事和民政，萨哈谅实际上是咯尔吉善的副职，相当于副省长的职位。咯尔吉善在密折中写道：“山西布政使萨哈谅婪赃不法，恣意克扣，请旨革职。”咯尔吉善的这个折子是三月初七日上的。

一个是山西学政喀尔钦。“学政”全称“提督学政”，俗称“学台”，是清代地方文化教育的行政长官。咯尔吉善在密折中参劾喀尔钦道：“该学政贿卖文武生员，并买有夫之妇为妾，声名狼藉，请旨革职。”这个折子是三月初八日上的。

乾隆帝看到这两个折子，对山西官场有了初步了解，这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是容易出问题的。于是，他决定：严查山西！

对这个案子，乾隆帝看到了巡抚咯尔吉善的惶恐，不然，为什么会连续上折子呢？两个案子实际上可以一起参劾，这表明咯尔吉善内心是纠结的。

同时，乾隆帝又非常恼怒，布政使萨哈谅和学政喀尔钦，为什么都犯在了“贪”字上。乾隆帝感到不解，自他执政以来，延续父皇的“高薪养廉”政策，萨哈谅的年薪能拿到8000两白银，喀尔钦则可拿到4000两的高薪，这在当时，他们的工资是很高的，完全不缺钱花。

可为什么要贪污呢？毫无疑问，他们认为乾隆帝“宽大仁慈”，不会像乃父雍正帝那样兴狱杀人。

乾隆帝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当然不会再加纵容。于是，乾隆帝下令彻查两个案件。他下达多道谕旨，痛斥言官御史在奏疏中，避重就轻，参劾的事情大多为细枝末节，像萨哈谅和喀尔钦种种贪赃枉法之事，往往匿而不报。这次巡抚咯尔吉善所反映的贪污案，还有人说三道四。

为此，乾隆帝决定让吏部介入。他饬令吏部右侍郎杨嗣璟为钦差大臣，赴山西查办此案。杨嗣璟很快有了结论，报给乾隆帝：咯尔吉善所奏属实。

对于学政喀尔钦，贪赃枉法不说，尤其不顾廉耻，刑部报告应定为“斩立决”，乾隆帝予以批准。

至于萨哈谅，乾隆帝了解到他贪污的银两为1600两，这样一个数据，应该如何处置呢？查《大清律》，至乾隆五年，增加了具体条款：“侵盗钱粮一千两以上，拟斩监候。”

这就非常明确了，萨哈谅侵贪银两为1600两，符合律例的相关条款，应该判为斩监候。可是，刑部侍郎钟保却主张重办萨哈谅，他奏道：“萨哈谅贪婪已极，仅拟‘斩监候’，尚不足蔽辜，应改拟为‘绞立决’。”主张对其处以绞刑，立即处死。

但是，乾隆帝还是驳回了钟保的建议，下旨道：“萨哈谅依拟应斩，著解部监，候秋后处决。”执行了“斩监候”的条款。

从二品的大员萨哈廉，为这1600两银子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错位”定罪

乾隆六年，乾隆帝遇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奇案，这件案子便是兵部尚书因为1000两银子而命丧黄泉。要说兵部尚书，统管全国军事的行政长官，一品大员，大权在握，真正是皇帝的股肱之臣，何以因为千两白银而被杀呢？

这个被杀的兵部尚书是鄂善。

首先，乾隆帝的态度奇怪。

这个案子源于一个御史仲永檀。仲永檀响应乾隆帝的号召，勇敢直书，上书弹劾现任兵部尚书鄂善，说他贪赃枉法，收受贿赂，最要的是索取贿赂，数额巨大，案值达到万两，如果属实，鄂善就要掉脑袋。

按说，仲永檀敢于揭露贪官，精神可嘉，应予以表彰。可是，乾隆帝却大加批评。他说，鄂善是朕的股肱大臣，岂是一个小小御史随便弹劾的呢？再说，我也不相信鄂善会贪污。就这样，仲永檀便背负了一个诬陷长官的罪名。

但是，乾隆帝并没有一意孤行，接下来，他又有担心：万一鄂善真的贪污了呢？到时候不就成了笑话了吗？为了以防万一，他下令马上立案，并组成了专案组，阵容强大：有亲王弘晓、弘昼，有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也有尚书讷亲和来保。而乾隆帝对仲永檀的态度也是180度大转弯，《清高宗实录》记载：“自今以后，诸居言官之职者，皆当以仲永檀为法，而不必畏首畏尾矣。”

接下来，乾隆的手段奇怪。

调查的结果，令乾隆帝很失望。本想查无实证，教训一下仲永檀诬陷大臣之罪，没想到专案组向他报告：鄂善真的贪污了。

这件事，让乾隆帝很打脸。本来，他最信任，最喜欢鄂善，才让他做兵部尚书，掌管军事大权。这可怎么办呢？最起码舆论会说自己识人不明，用人不智。乾隆帝陷入尴尬的困境。

于是，乾隆帝决定，自己亲自提审鄂善，要亲自听听关于贪污银两的事。大家感到奇怪，皇帝亲自提审，不用这么隆重吧？

关键是，过堂审讯的时候，乾隆帝居然使用了“欺骗术”，这让人大感意外。

开始，乾隆帝对鄂善说：“交代吧，一定要说实话，你的家人已经交代了。你不说会罪加一等。”

鄂善在思考。乾隆帝接下来进一步骗他，乾隆帝道：“只要你如实交代，朕将谕诸大臣从轻处置你，将贪污事归咎于你的家人，以全国家之体。”这个时候，鄂善完全相信了乾隆帝的话，便供述了自己索贿1000两白银的事情。

可是，鄂善没想到，这居然是乾隆帝的一个“骗局”。当他得知鄂善贪污真相后，马上翻脸，决定重办此案，杀掉鄂善，要借此整治贪腐风气。这是谁都没想到的事情，1000两银子不足以杀掉一品大员鄂善，因为在修订后的《大清律》中也只是斩监候而已。

于是，鄂善翻供了。他说：“我是怕皇上为难，为了顾全皇上的面子，才承认贪污1000两银子的事情，实际上，我没贪污。”

鄂善的翻供，一下子把乾隆帝推进十分尴尬的境地，他会怎么办呢？

最后，乾隆帝奇怪地翻脸。

鄂善一翻供，乾隆帝便大发雷霆之怒，下令将鄂善转交刑部严审，公检法司各部门会同刑部为之定罪。各部门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

结果出来了，各部门的结论是，鄂善贪赃受贿，数额达到1000两，按律定为“绞监候”，秋后处决。可大家没想到，乾隆帝接到这个报告后大发雷霆。人们不明白，乾隆帝这是为什么发火。

原来，乾隆帝不满刑部定罪，认为他们只定了“受贿罪”，而没定“欺君罪”。鄂善的翻供，等于欺骗了乾隆帝，这是欺君大罪，光这项罪，就可判处他死刑。乾隆帝翻脸了，直接下达圣旨道：“命（各部官）前往刑部，带鄂善至其家，令其自尽。”鄂善就这样命丧黄泉。

由此看，鄂善之死，不在1000两白银，而在“欺君大罪”，如果从法律角度看这个案子，乾隆帝是“错位”判决。

萝卜泥

现代人办案，往往使用一个词汇，叫做“拔出萝卜带出泥”，意为从一个小案子入手，居然带出大案、窝案等等情节。乾隆中叶，就发生了这样一件拔萝卜带出泥的典型案件。关键是，这个案子中，又有一位因为1000两白银而被处死的正省级高官。

事情源于贵州巡抚的一道奏参折子。

乾隆三十四年八月，身为贵州巡抚的良卿上书乾隆帝，奏参威宁州知州刘标在铜铅运卖中缺斤数额达数百万斤，运脚银缺口达十数万两，酿成大案。乾隆帝接到这个折子，立即指令良卿办理此案，革职拿问刘标。

接下来，良卿为了漂白自己，做了两件事，就是这两件事，把良卿自己推上了不归之路。

一件事是良卿主张逮捕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专管铅务的道员永泰，其难辞其咎，应革职拿问，乾隆帝准奏。

第二件事是良卿请朝廷派员来黔省办案。这实际上是良卿为了避嫌，也是惯例。乾隆帝准奏，派内阁学士富察善前往查办该案。

就这样，一个省级内部的案子，升格为国家查办大案，事态的发展，令良卿始料不及。

首先，良卿遭到举报，被殃及自身。良卿万万没有想到，道员永泰为了立功，举报贵州按察使高积不法情事，案涉良卿，可谓拔出萝卜带出了泥。永泰举报，高积为了牟利，私自将藩库水银2.62万斤运往苏州发卖，并向属员索贿受贿。乾隆帝览奏大怒，令将良卿、高积革职拿问。令湖广总督吴达善前往，协助办案。

其次，案件再次被发酵，涉案前任巡抚。知州刘标入狱后，交代了自己的事情。但是，他进一步说明发生铜铅赔累的原因，主要是各级官员索取贿赂，并拿出了一个官员索取贿赂的薄册。薄册上面，清晰记录了某某受贿的银两细目。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居然牵扯出前任贵州巡抚、现任湖南巡抚方世儁。薄册内，清晰记录了方世儁索取1000两白银贿赂的劣迹。乾隆帝愤怒地说道：“不意其勒索属员，狼藉若此，且公然直索金银，毫无顾忌，实出情理之外！”这样，方世儁被革职拿问，卷入案件之中。

为了人赃俱获，乾隆帝下旨，要对所有涉案人员，不论职位高低，一律查抄家产，包括办公地点的资材。然后，逐一核实定罪。乾隆帝对此案高度重视，前后下达数十道谕旨，详加指点，具体决策。专案组成员：吴达善、钱维诚、富察善等昼夜奋战，历经5个多月，终于结案。结果是：

良卿、高积、刘标等罪行昭彰，案值巨大，全部处斩。其中，良卿被命在贵州省城斩首示众，钦差大臣监斩，各级官吏看视。良卿被斩后，他的两个儿子富多、富永被削籍发配，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

至于方世儁，其在贵州巡抚任内，收受刘标贿银1000两，证据确凿，按律当斩，乾隆帝从宽处置了他，改为“绞监候，秋后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