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挣扎的婚姻

婉容成天摆着皇后的大架子,盛气凌人,溥仪又特别听信她的话,文绣被他们俩人冷眼相待,矛盾升级。由于文绣夹在溥仪和婉容之间,多次遭到不公的待遇,使她感到生活压抑,心情郁闷,矛盾一触即发。

宣统帝名字叫**新觉罗·溥仪。溥仪三岁即位,在位仅仅三年,清朝就灭亡了。所以,他是清朝最后一位帝王,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位帝王。

溥仪的即位,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决定。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的一天,光绪帝行将不治,慈禧太后也预感到将不久于人世,于是,她召集了王公大臣,商量预立储君的事。这件事,其实慈禧早就心中有数,但她还是做出了征询大家意见的样子。我们看看当时的对话。

世续说:“我不怎么聪明,依我看,应该选择年长者立为储君”。慈禧怒道:“这是多么大的事情,你也敢胡说吗?”张之洞道:“太后,这种大事,还是您说吧,我们做臣子的,实在是说不好。”慈禧说:“载沣子溥仪尚可,但年稚耳,须教之。”(《清稗类钞》)

世续当时任军机大臣、大学士,被慈禧召到近前商量立储大事。可是,慈禧却如此无礼骂他,最终还是她自己宣布了结果,王公大臣有谁敢于说话呢?于是,慈禧在光绪帝去世前一天,宣布:“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入承大统为嗣皇帝。”(《清德宗实录》)溥仪,就这样被抱进了宫中。

慈禧为什么会选中溥仪做接班人呢?有两点原因:

一是溥仪的嫡祖母是慈禧的妹妹。慈禧的妹妹嫁给了慈禧的小叔子奕譞,也就是醇亲王。但是,慈禧妹妹和溥仪没有血亲关系。溥仪的父亲并不是慈禧妹妹生的,他的母亲是奕譞的第二侧福晋刘佳氏。刘佳氏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就是载沣,不过,载沣在醇王府排行第五。虽然溥仪和慈禧妹妹没有直接的血亲关系,但是,他的嫡祖母不是父亲的生母刘佳氏,却是慈禧的妹妹叶赫那拉氏,这是封建社会嫡庶关系造成的。

二是溥仪的生母是慈禧的干女儿。溥仪的亲生母亲是荣禄的女儿。我们知道,荣禄是慈禧的亲信,最信任的宠臣。信任到什么程度呢?像立储这样的大事情,慈禧都要听荣禄的。比如,早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光绪变法失败后,慈禧想废掉他,另立太子,便征求荣禄的意见。这里有二人的一段对话:“太后曰:‘事且露奈何?’荣曰:‘无妨也,上春秋已盛,无皇子,不如择近宗近支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宫中,徐纂大统,则此举为有名矣。’太后沉吟久之曰:‘汝言是也’。”(《崇陵传信录》)慈禧在重大问题上,是离不开这个重臣荣禄的。所以,也就非常器重荣禄的女儿,认这个宠臣的女儿为干女儿。慈禧为了进一步控制醇亲王,便决定指婚,“把荣禄和醇亲王府撮合成为亲家”(《我的前半生》),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

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醇王府虽是一个王府,却出了两个帝王。而这两个帝王,都是慈禧太后一手炮制出来的。更有意思的是,每一位帝王即位之前,都把醇王府的当家人吓昏过去了。第一次光绪帝即位,慈禧宣布载湉为皇太子即位的时候,把光绪帝的父亲醇亲王奕譞当场吓昏过去。第二次是溥仪即位,当军机大臣跟随载沣前往醇王府接小溥仪进宫的时候,也发生了混乱不堪的局面。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旧历十月二十日的傍晚,醇王府里发生了一场大混乱:“这边老福晋不等听完新就位的摄政王带回来的懿旨,先昏过去了,王府太监和妇差丫头们灌姜汁的灌姜汁,传大夫的传大夫,忙成一团。”(《我的前半生》)看来,醇王府是看透了,进宫做皇帝不是什么好事,尤其有那个霸道的慈禧太后,谁当了皇帝,都会倒霉的。

溥仪虽然和慈禧之间没有血亲关系,却有着千丝万缕的政治关系。这样,慈禧拥立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做帝王,还可以继续垂帘训政:“嗣皇帝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著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裁度施行。”(《清德宗实录》)这就是慈禧拥立溥仪为帝的根本目的。这个霸道的慈禧太后,死到临头了,都不想放弃权力。溥仪进宫后第三天,慈禧太后病逝。

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个慈禧相中的小皇帝。对于宣统帝,资料中还是极为夸奖他的长相的:“生而神灵,日角龙颜。”(《宣统政纪》)“日角龙颜”这个词出于《梁书·元帝纪》:“陛下日角龙颜之姿”,相术家指额头隆起为龙颜,形容具有帝王的贵相。日角,处于左眉骨之上。也就是说,宣统帝具有真正的帝王之相。

溥仪作为末代帝王,在位前后发生了很多大事情。倒不是他有什么大作为,而是他这个人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当时我们许多人觉得,宣统太不安分了。”(《宣统皇帝秘闻》)在人们眼里,溥仪不仅不安分,还被加了一个“太”字,他实在是做了很多不安分的事情。就连溥仪自己也说:“他们觉得我越发不安分。”(《我的前半生》)所以,大众或者是研究历史的人,对溥仪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这个末代皇帝是一个不安分的人。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溥仪不安分的性格特征呢?

首先,应该是他亲生母亲的影响。

溥仪的亲生母亲叫幼兰(1884年─1921年),苏完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大学士、军机大臣荣禄之女,慈禧太后的养女。

幼兰能成为载沣的嫡福晋,纯粹是慈禧太后的决定:慈禧为了报答荣禄的忠诚,便把荣禄的女儿收为养女,并为她的前途做了周到的安排。当时,载沣的母亲刘佳氏做主,为载沣订了亲。可是,慈禧将幼兰指婚给载沣后,载沣母子不得不退掉原来的婚事,还违心地向太后叩头谢恩。所以,幼兰和载沣之间的婚姻,是典型的政治婚姻。

幼兰结婚后,很得载沣的宠爱,因而生育了五个孩子:长子溥仪,次子溥杰,长女韫媖,次女韫和,三女韫颖。

幼兰嫁进醇王府,作为醇王的福晋,并不是一个很安分的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醇王府的“老爷子”。在醇王府,并不是醇王载沣说了算,而是他这个很厉害的福晋说了算。他的家人上下,包括那些王府太监和奴仆们,都不太怕醇王载沣,而是很惧怕这个王府的福晋:“我的弟弟妹妹们从小并不怕祖母和父亲,而独怕母亲。”(《我的前半生》)关键是幼兰在王府中处处表现得很厉害,她喜欢别人叫她“老爷子”:“‘老爷子’是指母亲而言,她和慈禧一样,喜欢别人把她当做男人称呼。”(《我的前半生》)

第二,喜欢政治活动。毫无疑问,幼兰对政治很感兴趣,而她的丈夫醇王则是一个非常本分的人。这样,两个人形成了鲜明的性格反差。幼兰曾经教育她的孩子:“你的老阿玛在辛亥革命后,从宫中回到家来,神情不变地对我说:‘从此就好了,我也可以回家抱孩子了。’我听了大哭一场,你长大了,可不要像你阿玛那样地没有志气!”(《晚清宫廷生活见闻》)幼兰也确实很活跃,不惜变卖好多首饰,花掉好多钱,找到父亲荣禄的旧部袁得亮,找到奉系的将领,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复辟的梦想”(《我的前半生》)。但是,幼兰对政治的研判并不准确,她错误地认为袁世凯是可利用之人:“说来说去不怪袁世凯,就怪孙文。”(《我的前半生》)

第三,敢于教训皇帝。溥仪虽然是一个逊帝,但是,毕竟是一位曾经的皇帝。当时人们见到他,还都是把他当做一位真正的帝王的,在他面前都很谨慎,包括他的祖母和父亲。他的祖母刘佳氏见到溥仪的时候,“眼睛总不离开我,而且好像总是闪着泪光”(《我的前半生》)。由此可以看出,祖母很喜欢他,却不敢表达出来。而他的父亲在儿子做皇帝期间,见到自己的儿子也是很紧张的,紧张到只会点头,说话结巴:“幸好我的父亲原来比我还紧张,他连忙点头,声音含混地说:‘好,好,皇上好,好好地念,念书吧!’”(《我的前半生》)而溥仪的母亲见到溥仪则是非常地淡定,她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教训皇帝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她教育溥仪要多看些“祖宗圣训”,要早睡早起,不要贪吃,等等。他给溥仪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母亲给我的印象就完全不同,我见了她的时候,生疏之外更加上几分惧怕。”(《我的前半生》)

所以,母亲幼兰不太安分的性格,会直接遗传给溥仪。

另外一个影响溥仪的人是瑾妃,她是宫中与溥仪关系最近的人。

瑾妃的命运其实很坎坷,进宫初年,由于受到妹妹珍妃的牵连,曾遭到慈禧的降级处分。光绪帝和慈禧去世后,她又受了隆裕的气,连最起码的名分都没有。直到隆裕去世,瑾妃才逐步确定了自己在宫中的地位。

于是,这个曾经很受气的瑾妃却不安分起来。她在宫中十分张扬,处处向慈禧学习,想成为说一不二的当家人。

第一,扩大政治影响。瑾妃的政治嗅觉很灵敏,她与袁世凯交往,以袁世凯做后盾,并得到了支持:“但袁世凯又来干涉‘内政’,指定端康主持宫中的一切事物。”(《我的前半生》)端康就是瑾妃。瑾妃自觉有袁世凯这样的实权派支持,便处处干涉,想成为小朝廷的当家人。

第二,逼溥仪就范。瑾妃还真是处处向慈禧学习,想控制住溥仪:“她不仅学会了毒打太监,还学会了派太监监视皇帝的办法。”(《我的前半生》)这让溥仪非常反感,溥仪绝不会就范。于是,双方冲突不断。终于,在一件小事上爆发了。太医院有个大夫叫范一梅,因事被瑾妃辞退。于是,溥仪跑过去,与瑾妃大吵大闹。最后,溥仪大叫:“专断太过,我又何必做亡国皇帝,尽可即日出宫。”(《醇王妃自尽记》)这种冲突,对溥仪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三,逼溥仪母亲自杀。瑾妃挟制不成溥仪,便转而叫来溥仪的祖母、父亲和母亲,对他们大加训斥。溥仪的祖母和父亲说不出什么,大家都跪下来,请求瑾妃息怒,原谅溥仪,还要求溥仪向瑾妃赔礼道歉。别人都可以接受,唯有溥仪的母亲幼兰,没有受过这样的窝囊气:“她的个性极强,受不了这个刺激,她从宫里回去,就吞了鸦片。”(《我的前半生》)幼兰自杀身亡了,死时年仅37岁。

所以,溥仪的亲生母亲和瑾妃这两个人,与溥仪最为接近,交往较多。她们那种并不安分的生活方式、处事方式及对政治的敏感心理,都对溥仪产生了影响,使这个小皇帝从小就养成了不安分的性格特征。

一个末代皇帝能有多不安分呢?

第一,即位之前,抗旨大闹醇王府。

按说一个年仅三岁的小孩子,大人来抱,即使不高兴,一会儿也就算了。然而,溥仪不断地“抗旨”:“连哭带打地不让内监过来抱他,内监苦笑着看军机大臣怎么吩咐。军机大臣则束手无策地等摄政王商量办法,可是,摄政王只会点头,什么办法也没有。”(《我的前半生》)溥仪刚开始就给大家留下了太不安分的深刻印象。

第二,即位之中,大闹金銮殿。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初九,溥仪举行登基大典。他真是反感到了极点,他大喊大叫:“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他这通胡闹,把老实厚道的摄政王搞得满头大汗,虽然是在非常寒冷的深冬,仍是流汗不止。摄政王只好“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面,双手扶我,不叫我乱动。”(《我的前半生》)溥仪的不驯服,搞得他的父亲狼狈不堪。

第三,毓庆宫中,最不安分的学生。

溥仪六岁了,必须要入学读书。于是,他被安排在毓庆宫中读书。但是,这个不安分的学生,真是调皮得很,就是不喜欢学习。

1.给老师放假。因为不喜欢读书,溥仪便想了个办法:“叫太监传谕老师,放假一天。”(《我的前半生》)

2.恶作剧骗人,是溥仪的本领。他曾以邓炯麟为化名,恶搞报社:“把一个明朝诗人的作品抄寄给一个小报,编者上了我的当,给登出来了。”(《我的前半生》)就连他的英文老师庄士敦也上了当,真认为他有“诗人气质”。

3.捉弄老师,也是他的拿手戏。徐坊老师就曾被他捉弄:“有一次,我看见徐坊老师的长眉毛好玩,要他过来给我摸摸,在他遵命俯头过来的时候,给我冷不防的拔下了一根。”(《我的前半生》)他真是太不安分的一个学生。

4.丁巳复辟,不得人心。溥仪最不安分的事情,就是丁巳年,他听信张勋的建议,复辟帝制。1917年7月1日,安徽督军张勋带三千“辫子军”入京,拥戴溥仪复辟帝制。12岁的溥仪欣然接受:“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我的前半生》)溥仪坐上了宝座。但这场闹剧只持续了12天。因为,人们已经接受了共和,帝制不得人心。段祺瑞率先通电反对,张勋的辫子军“兵寡不支”(《松寿老人自叙》)。兵败后,张勋逃往荷兰使馆。

5.谋划出逃,到国外去。溥仪的不安分,在于他不断策划出逃事件。就在他结婚后,溥仪还与他的英文教师庄士敦合计,准备逃出紫禁城:“放弃他的皇帝头衔及其所有的附属权利,包括占据皇宫的特权。”(《紫禁城的黄昏》)溥仪计划着,逃出这个禁锢他的皇宫,到欧洲去留学,开阔视野:“只要我能溜出这个大门,那就一切不成问题。”(《我的前半生》)可惜,溥仪的这个出逃计划没有成功。

此外,溥仪的不安分,还包括在方方面面,比如:剪掉辫子、穿民国将领的服装、穿西洋的袜子、戴眼镜、骑自行车等等,这些“离经叛道”的事情,溥仪都做了。所以,宫里宫外,大家都一致认为他不安分。溥仪自己就这样说:“他们觉得我越发不安分,我也觉得他们越发不顺眼。”(《我的前半生》)

于是,为了稳住溥仪,使他安分守己,太妃们决定,赶紧给他办婚事。溥仪15岁的时候,太妃们提出溥仪的婚姻大事。虽然,清朝已经覆亡多年,但是,小朝廷还是称之为大婚:“皇上春秋已盛,宜早定中宫。”(《晚清宫廷生活见闻》)这次选秀女,有两个特点:

一是倒退。此次选秀还搞满汉不通婚那一套。这次挑选,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必须是蒙古王公或满蒙旧臣家的女儿。”(《 晚清宫廷生活见闻》)逊清皇室也真是奇怪了,早在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就已经下令,解除满汉不能通婚的禁令,怎么过去了若干年,小朝廷又保守起来了?这样,那些汉族权贵比如徐世昌和张作霖等,虽然想法多多,也只好叹为观止了。

二是进步。在选秀的方法上,是与时俱进了。这次不是看真人,而是看照片。尽管溥仪是逊帝,消息一传出,还是吸引了很多人。这次,小朝廷进行了变更,不是像以前那样,要姑娘们进入紫禁城挑选,而是改为相看照片。前来送照片的人简直太多了,那些有身份的满蒙旧臣,都想巴结上这门亲事,借此提高本家的身价。所以,美女们的照片像雪片一样飞进来:“记得我父亲的书桌上堆集的照片,几乎可以装订成册了”(《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真可谓趋之若鹜。

这些照片,最终还要溥仪自己做主。那么,这个不安分的溥仪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1.不会挑选。溥仪面对桌子上女子的照片,不知所措,最终筛选出四张。他认为都一样,哪个都可以,长相上没有区别:“只能比一比旗袍的花色,谁的特别些。”(《我的前半生》)可以说,溥仪根本就不会挑选什么秀女。

2.随意挑选。溥仪开始觉得,同治帝敬懿太妃推荐的文绣顺眼,便在文绣的照片上画了个圈。可是,这就引起了瑾妃的不满,她说文绣长得不好看,家境也一般,力推婉容。溥仪心中焦躁:“心里想,你们何不早说,好在用铅笔画圈不费什么事,于是,我又在婉容的相片上画了一下。”(《我的前半生》)由此可以看出溥仪的随意性有多强。

3.不想结婚。说实话,溥仪不想结婚。大家建议由婉容来做皇后,同时纳文绣为妃子,溥仪觉得大可不必:“我想,一个老婆我还不觉得有多大的必要,怎么一下子还要两个呢?”(《我的前半生》)最终,溥仪娶婉容为皇后,文绣为淑妃。

这个不安分的溥仪,在婚姻这个大问题上,是如此的漫不经心。太妃们怎么能放心呢?果然,在“大婚”过程中,他不安分的性格暴露出来,做了三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一是新婚之夜不同房。皇帝大婚,最关键的礼仪是合卺礼。就是帝后在女官侍奉下,在坤宁宫吃子孙饽饽,喝交杯酒,吃长寿面,等等。行完这些繁文缛节,溥仪会就范吗?面对这个大婚洞房,溥仪居然有这样的感受:

1.很憋气。溥仪住惯了大房子,坤宁宫这个仅有10平方米的喜房他不适应,他的感觉是“很憋气”。

2.很晃眼。溥仪面对的是一片红色:红帐子、红褥子、红蜡烛、红衣服,等等,一片红色,到处都一样,他觉得不太喜欢。

3.很陌生。平时就很不安分的溥仪,这时感觉有些说不出的紧张。他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面孔,第一次见到的婉容,没有什么感觉,只有不自在。

所以,溥仪的决定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我感到很不自在,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我觉得还是养心殿好,便开开门,回来了。”(《我的前半生》)大婚洞房中的婉容,会是很委屈的,被孤零零地扔在喜房之中。

二是看戏时不安分守规。尽管大婚经费非常紧张,民国政府根本拿不出钱来。40万元的经费,是小朝廷向英国汇丰银行抵押大批珍贵文物筹得的。但是,大婚期间,小朝廷还是极尽奢华,在紫禁城内连续演了三天戏,京沪所有著名的演员如梅兰芳、杨小楼、尚小云等都来献艺。这三天大戏,就耗费掉了三万元。

要知道,皇宫之中,被允许看戏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能陪着皇帝看大戏,这些人得多紧张,所以,皇帝也会很注意形象,是有一套严格的规矩的。比如,凡在皇宫内看戏的人不能喝彩,也不能鼓掌,更不能随意走动。可是,溥仪在看戏的过程中,却统统破了规矩。

1.带头走动。溥仪的不安分是有名的,在看戏的时候就更明显了。他喜欢的就坐下看,不喜欢的就走开。比如,他不爱看文戏,如果是这样的戏,他就带头走开了:“文戏一上,我们就坐不住了。”(《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直到演武戏的时候,溥仪才回来。

2.带头鼓掌。当时,现场有太妃、王公、北洋政府大员等,好多人都在,大家聚精会神看戏,突然,溥仪鼓起掌来。大家很是意外:“宫里规矩,看戏是不准喊好鼓掌的。自溥仪鼓掌之后,其他人也敢接着鼓掌了。”(《晚清宫廷生活见闻》)

三是点不合适的戏。皇宫里面演戏,一般都要经过选择。选择的标准,当然要符合两条:一是主子们喜欢看的,二是符合要求的戏,千万不要犯忌讳。溥仪大婚演戏期间,前两天还可以,最后一天的戏,溥仪居然点了《霸王别姬》。这出戏讲的是霸王项羽在和刘邦的战争中,最后兵败,自知大势已去,在突围前夕,不得不和心爱的虞姬诀别的故事。很明显,在溥仪大婚之际,上演出戏不合时宜。于是,有人建议溥仪不要点。但是,溥仪决定:“没有关系,还是决定上演了。”(《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所以,有人认为,这是不祥之兆。

溥仪这么不安分,他的婚姻在一开始就蒙上了一层阴影。大家在担心,他的婚姻能够长久吗?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结婚后不久,溥仪进入了状态。他的一后一妃,相处得还算平静。当时,溥仪住养心殿,婉容住在储秀宫,文绣住在长春宫。溥仪出于嫡庶之别,偶尔会去婉容那里,基本不去文绣那里:“偶尔也去看看,呆一小会儿就走了。”(《溥仪与我》)溥仪真正关注文绣,是他发现文绣很有文采之后。溥仪与她诗文往还,她卓越的才华深深吸引了溥仪。两人感情越来越好:“一日不见,有如三秋;月夜花前,携手游伴。”(《末代皇妃文绣的一生》)这是文绣没有想到的事情。

可是,溥仪不是一个安分的人。他对于婚姻并不很感兴趣,他所关注的是什么呢?开始时他就有一个不正常的心理活动:“我从第一天起,一遍又一遍地想着一个问题:‘我有一后一妃,成了家了,这和以前的区别何在呢?’”事实上,他所关注的是政治,是复辟帝制:“我一遍又一遍地回答自己:我成年了,如果不是闹革命,是我‘亲政’的时候开始了!”(《我的前半生》)至于那两位后妃,他实是在不想关心。

这样,溥仪的不安分,导致他的住所几经迁徙。每迁徙一次,他和淑妃文绣的婚姻状况就会恶化一次。最终,他与文绣的婚姻终于走到了尽头,两人分道扬镳。

第一次是由紫禁城到王府。这等于溥仪回家了,所以,溥仪和婉容、文绣之间,关系尚好。1924年旧历十一月,由于溥仪总在企图复辟帝制,冯玉祥派京师警备司令鹿钟麟带军警入宫,溥仪被迫搬出故宫,移居醇王府,并被监视起来,没有人身自由。这一阶段,婉容和文绣关系尚好。因为,在紫禁城也好,在王府也好,婉容和文绣都是各自独居,有很大、很自由的生活空间,见面机会也很少,所以,矛盾不多。

第二次是由王府逃到东交民巷日本使馆。溥仪与文绣之间开始产生了裂痕。溥仪出宫不久,政局突变,张作霖打败冯玉祥,段祺瑞乘机执政,溥仪获得自由。刚一获得自由,溥仪不安分的本性便暴露出来。他又做假象,又做掩护,溜出了醇王府,跑进了日本使馆。对此,文绣十分生气,揭露他:“只为被撵出清宫而在心中充满了怨恨和复仇情绪,哪里还顾到国家利益,民族气节?”(《淑妃文绣》)

就在日本使馆期间,溥仪与文绣的感情产生了裂痕。这里,狭小的空间令人窒息。溥仪经常带着婉容会见客人,而文绣却没有这个资格。这让文绣大为不满,她甚至质问溥仪,以寻求平等。而溥仪的答复让文绣大失所望:“你怎么可以要求和皇后平起平坐?皇后陪我见日本人名正言顺,你往哪儿摆?”(《淑妃文绣》)文绣心中愤愤不平。也就是在这个日本使馆里面,溥仪第一次打了文绣,这让文绣很伤心。

第三次是由日本使馆移居张园。溥仪与文绣之间的感情进一步降温。这个溥仪实在是太不安分了,他在日本使馆内住了近百日,在1925年旧历二月初二这一天,正是中国传统的“龙抬头”节日,他怀揣着梦想,秘密谋划,转道天津,准备移居天津日租界。当月底,他住进张园,婉容和文绣随往。张园是前清两湖统制张彪的别墅,故名曰张园。

在张园,溥仪再也不受宫里那套规矩的束缚了,也不再穿那套笨拙的龙袍,而是穿着普通的袍子马褂,或者西装,但这并不影响那些政客、遗老、遗少给他叩拜。可是,到了张园之后,婉容与文绣之间的疙瘩越结越大,文绣后来回忆说:“虽然我们住在同一幢楼房里,无事谁也不和谁来往,好像马路上的陌生人一般。”(《淑妃文绣》)婉容成天摆着皇后的大架子,盛气凌人,溥仪又特别听信她的话,文绣被他们两人冷眼相待,矛盾升级。由于文绣夹在溥仪和婉容之间,多次遭到不公的待遇,使她感到生活压抑,心情郁闷,矛盾一触即发。

第四次是由张园到静园。在这里,溥仪与文绣的婚姻,在挣扎中破裂。在张园住了四年后,不安分的溥仪又一次迁徙。溥仪携皇后婉容、淑妃文绣来到同街乾园居住。乾园为北洋政府驻日公使陆宗舆宅邸,溥仪随后把乾园改名为静园,取“静以养吾浩然之气”之意。但这个不安分的溥仪,身在静园,却并不安静。他是在静园“静观变化,静待时机”,图谋复辟。

也正是在这个静园,文绣和溥仪的婚姻走到了尽头。1931年,文绣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之下,离家出走,接着,她向天津地方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他们之间的婚姻挣扎在崩溃的边缘,最终协议离婚。

他们走到这一步,都是谁的责任呢?

第一,溥仪的责任。溥仪对此要负主要的责任。

首先,是溥仪太不安分。他的不安分,倒不是去沾花惹草,恰恰相反,他对婚姻不感兴趣,只对政治感兴趣。那个时候的溥仪热衷政治,极少考虑女人的感受。他自己曾这样说:“因为我的兴趣除了复辟,还是复辟。老实说,我不懂得什么叫爱情。”(《我的前半生》)在别人家里早就已经是平等的夫妻,而在溥仪眼里,还要维持着落后的主奴关系,他认为妻妾都是君主的奴才和工具。

其次是处事不公。溥仪对待皇后婉容和淑妃文绣,完全是两个待遇:“溥仪为了减少和婉容之间的一些无谓的争吵,对文绣就日渐疏远,厚婉容而薄文绣,一天到晚,全是婉容陪着他玩。”(《末代皇妃文绣的一生》)同是夫妻,区别这么大,这会让文绣大为不满,心里不平衡。

再次是冷淡文绣。溥仪对文绣极为冷淡,以至于结婚九年了,文绣还是一个处子之身:“我到现在还是一个老处女,素常受尽虐待,现在惟有请张律师等依法保障我应享的人权罢了。”(《北平晨报》)文绣想要一个说法。

第二,婉容的责任。婉容作为溥仪的正妻、皇后,后宫出现问题,她的责任是很大的,难辞其咎。

1.挑拨溥仪与文绣之间的关系。当帝妃之间感情出现裂痕的时候,婉容没有及时消弭和化解矛盾,反而进行挑拨。她曾当着溥仪的面,批评文绣:“大年初一,不取个吉利,就惹皇上生气。”(《末代皇妃文绣的一生》)溥仪看到皇后的态度,就更来劲了。当文绣离家出走,提出离婚之后,婉容更是挑唆溥仪:“努力促成溥仪与文绣的‘彻底离异’。”(《淑妃文秀》)

2.心胸狭隘。婉容在对待文绣的问题上,表现得心胸很狭隘。首先是疑心重,这一点儿,溥仪最清楚,他曾经亲口说皇后疑心重。其次,是嫉妒心强,嫉妒文绣的文采及卓越的才华。溥仪曾亲口说过:“此人奇妒种种,异想天开。”(《淑妃文秀》)有此两点,使得婉容和文绣之间很难相处,文绣的离开是早晚的问题。

3.虐待文绣。当文绣向天津地方法院提出离婚的时候,讲到离婚理由,其中一条,就是“遭到皇后虐待”。婉容不服气,请文绣出示证据。其实,婉容虐待文绣,主要是精神虐待,比如她经常自恃为皇后,摆着一副皇后盛气凌人、高不可攀的架子,处处高人一等。不过,婉容为了彻底压住文绣,也会叫太监等奴才前往,申斥文绣。这样,不堪凌辱的文绣曾多次想到自杀:“日前,妃因太监威逼过甚,乘隙用剪刀刺喉际,图自杀。”(《淑妃文秀》)

第三,文绣的责任。当然,婚姻走到这一步,文绣自身肯定会有一定的责任。

一个是文绣刺激婉容。她们之间有时会有书信往来,文绣看到婉容的信上有很多错误,便自恃文采好,草率进行了处理:“来函笔误甚多,兹特更正还回。”(《末代皇妃文绣的一生》)如此直接草率,让婉容很没面子,心里很不舒服。

另一个就是“吐痰事件”。1931年的一天,文绣从外面回来,在院子里吐了一口痰,婉容说是针对她的,激发成事件。这件事,文绣进行了申辩,婉容不依不饶。在当时的情况下,婉容和文绣已经形同水火,文绣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内心世界,并非没有可能。

就这样,文绣与溥仪,从陌生到相知,从相爱到离婚。经过调解,双方达成协议。溥仪给文绣五万五千元生活费,要求文绣回到自己的母家居住。溥仪则虚伪地下旨,将文绣“撤去原封位号,废为庶人。”(《末代皇妃文绣的一生》)这样,溥仪与文绣从1922年结婚,到1931年离婚,期间维持了九年的婚姻。

文绣与溥仪离婚,在当时反响很大,具有一定的意义。

第一,创造了一个奇迹。文绣以柔弱之躯,不堪腐朽婚姻凌辱,愤然离家出走,并提出离婚,争取自身权益,实在难能可贵。她敢于和“皇帝”离婚,创造了一个奇迹。

第二,唤醒了迷惘的女性。在那个时代,男女之间和嫡庶之间,是有严重不平等待遇的,而且还非常普遍。当时的女性,大都采取逆来顺受、忍让为先的原则。文绣的举动,唤醒了时代女性。当时的各大报纸,都在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事件,可以说是上了头条,轰动一时。

在这里,我们回顾一下。溥仪作为末代皇帝,由于具有极不安分的性格特征,过度热衷于政治,热衷于复辟帝制,忽略婚姻的存在,导致帝妃之间感情破裂,他和文绣的婚姻,最终在挣扎中破碎。

清朝的皇帝,从开国的太祖努尔哈赤,到末代逊帝溥仪,共历十二位帝王。持续了近300年的清帝后宫,共有255位后妃,生育了196位皇子和公主。这些隐身在深宫中的后妃和子女,不断演绎着爱恨情仇、悲欢离合的是是非非,都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留下了痕迹,支撑和书写了清代宫廷的历史。今后,我们还会依据档案和资料,深入探索和研究,还原历史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