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无此人

病房湿凉的地板上坐着一个女孩，整个人透出一种绝望和悲伤，像一只困兽，但两只眼睛仍非常警惕地看着我。我也直直地和她对视。我知道，这短短几秒钟她会对我这个人下判断，我不能躲闪，从表情到大脑都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松动——这是建立信任的关键时刻。

像这样和精神病患者的“较量”，我时不时就要来一次。如果这“第一眼”患者不信任你，之后的治疗里无论如何努力，都很难再取得信任。这里面有很多类似直觉或者气场的东西，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熬鹰。鹰的习性凶猛，据说刚捉回来的时候驯养的人不让它睡觉，最后鹰实在熬不住了，就被驯服了。此刻，我面前的这个女孩就像一只被“熬”着的鹰。只是熬她的不是别人，是她自己。

那天一早，内分泌科主任亲自打电话给我，说熬了一整晚，就等着天亮请我们去给女孩会诊。女孩25岁，这是她顺产后的第二十天。前几天家里人发现她反应变慢、嗜睡，怀疑是“产后抑郁”。昨天入院，几小时后她突然发狂，“啊啊”叫了一会儿就发不出声音了，还自己把输液针硬扯掉了，出了不少血，白床单和被子染红了一大片。女孩把病房里她手能拿到的东西全砸了，下床去够其他东西的时候突然一下子坐在地上，就再也站不起来了。护工去扶她，没想到居然被她咬了。后来实在没办法，几个人按住她让护士注射了好几支镇静剂，但一点效果也没有。

一整晚，女孩一分钟都没睡，一直瞪着眼睛，谁靠近就往谁身上扔东西。后来护工怕地上凉，给她铺了两床被子，她就那样在地上坐了一整晚，时不时像哑巴似的从喉咙深处发出几声哀鸣。

我一听，女孩八九不离十是个“癔症”患者。“癔症”乍听起来非常严重，比如突然看不见听不见，不会说话不会走路了，说发病就发病，没有任何生理学障碍，也查不出原因。但癔症的特点是来得快去得也快，有时不用治疗就会自动好转。这病在精神科非常常见。

到女孩的病房门口时，一路引导我的住院医生突然停下，说不敢进，我只好一个人进去。女孩看上去有刚刚生完孩子的浮肿，还有长期甲状腺功能减退患者特有的“黏液性水肿”，整个人很臃肿。我和女孩对视了大约十秒，她的表情突然放松了一些。这是一种默许。我赶紧坐到地上她那床花棉被上，试着去握她的手。女孩没有躲开。

你累了吗？我问她。她点点头。

我说，我们回**去好吗？女孩同意了，她努力了一下仍然站不起来，我赶紧去扶她，但她太重了，病房外一个护工大姐冲进来想帮忙，又有点犹豫。原来就是她昨天被女孩咬了一口，仍心有余悸。我一直牵着女孩的手说没事了，大姐才壮着胆子进来，跟我一起把女孩扶上了床。“熬鹰”结束。

时值8月，女孩的手却冰凉而潮湿。这种湿冷的手常常属于休克病人，和平时因为太热出汗不一样，多是精神高度紧张导致的。我坐在床边跟女孩说了一会儿话。她想试着说话，但还是发不出声音。我从兜里掏出纸和笔，我们开始“笔谈”。我做了自我介绍，又掏出我的胸卡给她看了看。

精神科会诊和别的科不一样，多数情况下我没法上来就“亮身份”，因为我要会诊的很多人并不承认自己有精神障碍，也不会直接到精神科就诊，往往散落在各个综合科室。有时，患者看到我胸卡上写着“精神科医生”几个字，不但拒绝和我说话，还会情绪激动，跟家人起冲突。可女孩知道我是精神科医生后非常平静，我问她名字，她在纸上一笔一画写下——王瑞军。怎么看都像个男孩名。

她的字工整，但不怎么好看，像初中生写的。我问她愿不愿意跟我去我们科，她在纸上写：好！还加了一个感叹号，看起来反而轻松了不少。

我给王瑞军办了转科，跟她说我先回去，在精神科等她，没想到王瑞军一下急了，她说不出话，赶紧找到刚刚那张和我聊天的纸写下：我要跟你一起走。看着她急迫的样子，我突然想起弗洛伊德说的，“癔症患者都是充满冲突、怀有秘密的人，向他们自己和他人隐瞒着这些秘密。”

王瑞军心里藏着怎样的秘密？

我还没来得细问，晚上六点多，夜里值班的医生突然来电话，说，王瑞军不见了！癔症患者真是能给人惊喜，也能给人惊吓。视频监控里，王瑞军趁护工去水房的时候自己走进了电梯，下了楼，还坐上一个男人的电动车离开了医院。

那天下午失踪前，王瑞军已经能开口说话了。她的声音仍然嘶哑，但倾诉欲望很强。我突然回想起她开口说的第一句完整的话——“陈医生，你知道被人嫌弃是什么感觉吗？”

和其他刚生产完的新手妈妈被家人前呼后拥的场景完全不同，王瑞军住院后，身边没有一个家人，她妈妈来我们科签完字，甚至没有去病房看女儿一眼，留了个电话就走了。她的老公也一直没露面，王瑞军更是连提都没提过。整个过程只有护工陪着她。问起老公，王瑞军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跟他有什么关系，他来干吗？一个还没出月子的女人在医院折腾了一整夜，最后被转入精神科，没有家人照顾，她自己也很抗拒家人的关心。这份“别扭”会不会就是她发病的原因？

我们找来了王瑞军的父母，经辨认，那个男的并不是她老公或者同学朋友。男人到底是谁，他们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

就在我们商量要不要报警的时候，王瑞军的电话突然打通了，她淡定得很，说她和男人正在外面吃饭，一会儿就回来。那个骑电动车的男人是她在微信上“摇”到的，她说自己太无聊了，就随便摇了个人约饭，还是她买的单。

我非常生气，我说你这样我没办法给你看病，而且你现在已经恢复了，能说话能走，也没什么好治的了，办出院吧。王瑞军急得快哭了，死活都不愿意出院，说不知道出院了该去哪儿，甚至录视频跟我保证再也不私自外出了。

而她之所以要这么做，竟然是为了“报复”自己妈妈。“一看到妈妈嫌弃我的样子，我就会故意做一些她看不上的事情气她。”王瑞军说，母亲从她小时候就“嫌弃”她，“我写作业的时候她在旁边看书，但她看我的表情是嫌弃的。她隐藏得很好，但我总能感觉到。从我怀孕到生孩子，她一直都在忍耐。她不满意我，什么都不满意。”

我其实懂王瑞军说的那种“被嫌弃”的感觉，也对困扰王瑞军的秘密有些猜测。因为给王瑞军办转科的时候，我曾和她口中那个嫌弃她的妈妈有过一次“秘密谈话”。当时，我看到王瑞军病房门口有个女人凑近、走开，来回晃了好多次，我一出病房，女人就立刻走到我身边小声说，“大夫，我有话跟你说，”然后把我带到回廊另一侧的窗户边。那里是走廊尽头，不会有人从旁边经过，几米远外就是卫生间和开水房。她非常警觉地反复确认了好几遍周围，才开口说出第一句——

“你是医生，有些话我必须跟你说，但是你要保证绝对不能说出去。”

女人表情严肃，说“庄重”也不夸张，抬头挺胸，站得笔直，严肃的感觉好像她要给我看的是什么绝密文档。我站在她对面，也不由得赶紧立正站好。她说自己是王瑞军的母亲，但似乎只是在陈述事实，几乎一点感情都没有。我在答应保密的时候内心有点抵触，同时也越发疑惑，这哪是一个女儿生病了的母亲的状态？得到我的肯定回答后，她讲出了这个家藏了25年的秘密，也是困扰了王瑞军一生，那种若有似无的“嫌弃”的源头。

王瑞军确实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她和王瑞军爸爸都是军人，常年分离，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孩子，就领养了王瑞军。怪不得一个女孩子名字里带“军”，父母大概因为自己是军人，就按着自己的喜好取了名字。

谈话的最后，王瑞军的妈妈不忘再次要求我保密：“你是医生，我尊重你，所以才告诉你，这样有助于你对病情做判断。但是这件事绝对不能让王瑞军知道。”我保持着那种几乎立正的姿势跟她面对面站了半小时，直到她走了我才发现我腿都站木了，谈话时那种强烈的压迫感也久久挥之不去。我在想，王瑞军平时生活里常常体会到的应该就是这种感觉，它们很细微，但是对一个稚嫩敏感又长时间置于这种环境的孩子来说，可能已经足够造成伤害了。

王瑞军告诉我，她觉得自己不是亲生的，自己不属于这个家。“小学五年级养父母突然给我办了转学，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但是我不敢说，我怕我说了他们就不要我了。我经常坐公交车，看到一些人，会觉得他们就是我的亲生父母。”王瑞军印象最深的是上中学时，有一次她跟着一个阿姨走了很远，阿姨发现了，给她买了吃的，还送她回学校让她好好学习，说以后还会来看她。或许是真的希望阿姨再出现，从那之后，王瑞军开始好好学习了。

一个陌生阿姨给了她一些温暖，她就记了这么多年。而在自己的养父母那里，她记住的只有冷冰冰的规矩。天大地大，渺小的王瑞军不知道自己是谁，她想妈妈，想那种有人疼爱的温暖。这种冲动在她生完孩子之后变得更加强烈了：“我想见到她，问她当年为什么不要我了。”这个念头在心里越长越大，甚至让王瑞军对自己刚出生的孩子有了障碍。她每次看着自己的孩子，想抱，又觉得非常不耐烦。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心理状态，王瑞军刚生完孩子20天，一滴奶水都没有。“我觉得她特别可怜，肉乎乎的一团，什么都不懂，但是我不爱她，我不知道怎么去爱她。月嫂都比我带得好，我真想把孩子送给月嫂！”最后，她压低声音，跟我说了这些年深埋在自己心里的那根刺——

“陈医生，我活着只有一个心愿，我想去找我的亲生父母。”

王瑞军的妈妈告诉我，从领养那天起他们就决定永远都不说出这个秘密。“因为之前听说过好多领养的孩子长大了都要回去找亲生父母，找到了就不回来了。我们不想辛苦养大一个‘白眼狼’。”

因为害怕周围的熟人“露馅”，他们夫妻双双调换了工作，不惜去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但世上没有密不透风的墙，尤其是在一个屋檐之下。王瑞军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回家突然问，自己是不是不是他们亲生的女儿。王瑞军的母亲心里猛地一惊，又气又怕。她立即非常严厉地否定了这个说法，第二天甚至没有让王瑞军去上学，并且第二周就再次搬了家，也把王瑞军转到了一所新学校。

母亲这一套快刀斩乱麻的方法非常有效，秘密得以被继续封在那个家里。但很快，新的问题开始在这个秘密的关键人物身上显露——突然换了新学校的王瑞军并不适应，她说同学总在背后嘀咕她身上有味儿，要害她，还跟踪她，甚至要把她抓走。以前乖巧的王瑞军一下变得爱哭爱闹，还会发脾气、扔东西，后来发展到无论如何也不敢去上学。现在看来，那时幼小的王瑞军可能遭遇了校园霸凌。但王瑞军奇怪的说法和表现到了自己养父母那里，都成了“不正常、犯病”。

王瑞军母亲觉得，领养来的王瑞军可能有精神病。她赶紧把王瑞军送到市里最好的精神病院。经医院诊断，王瑞军是“精神分裂症”，只能休学开始住院治疗。因为长时间吃抗精神病药，本来瘦瘦小小的王瑞军开始长胖，加上她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中间吃过很多中药，后来胖到快200斤。王瑞军的妈妈是军人出身，身材维持得非常好，说到这儿时她微微向下撇了一下嘴。我能很明确地感受到王瑞军说的那种“嫌弃”。

病情好一点后，王瑞军的妈妈不愿意王瑞军带着“精神病”的面貌回到学校，于是自作主张给王瑞军请了家教在家上课。之后王瑞军的精神病没有再发作过，逐渐停了抗精神病的药，家里也没有人再提精神病这个事。王瑞军的身世彻底成了秘密。

但那根刺没有被拔掉，反而刺破表皮，扎进了王瑞军心里更深处。

王瑞军大学毕业后，夫妻俩动用关系给女儿找了份事少钱多的工作，也给女儿介绍了好多优秀的男孩，但都没成。王瑞军的老公是她自己在网上认识的，主业是修手机。母亲当然是一万个不同意，因为这事甚至不顾形象骂了脏话。但她没想到王瑞军居然怀孕了，只好让他们结婚。可能在王瑞军心里，比起爱情，用这场“掉价”的婚姻给父母一记反击更重要。

婚礼没有办，两个人也没有住在一起。孩子出生后，男方只是象征性地来看了看，因为男方家条件比王瑞军家差了很多，王瑞军妈妈毫不掩饰自己的看不起，男方家人也不愿意多来。孩子在王瑞军家里由月嫂看着。

王瑞军的身世在王瑞军家彻底变成了“皇帝的新衣”，孩子不说破是因为怕被抛弃，父母不说破是因为害怕失去孩子，更害怕失去面子。每个人都需要这个“秘密”。

当时和王瑞军妈妈谈完，我的心情就非常沉重，让我沉重的不是那个秘密本身多残酷，而是王瑞军妈妈对待这个秘密的态度——她让这个秘密在这个家变成了一种禁忌。这一下解释了王瑞军那些看起来突然，实则是必然的症状：她想说的话在她妈妈这里是禁忌，所以发病后，她的潜意识干脆让她发不出声音，讲不出话来；她喜欢偷跑出去玩，潜意识就让她走不了路。而现在，王瑞军的癔症已经好了，按道理可以不用在医院观察了，但是很明显，她的心里还扎着很多小刺，有自己长出来的，也有那个家庭催生的。她还有那个“活着唯一的心愿”——找到亲生父母——没有实现。如果现在让她回家了，这个愿望就像一个定时炸弹，说不准什么时候又会掀起新的风暴。

我把王瑞军的情况跟主任说了，现在她本人要求住院，如果她家人同意，能够配合治疗，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继续住院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因为王瑞军之前有偷跑的记录，我们要求王瑞军住院期间必须有家属陪护。王瑞军的爸爸来了，为了不刺激到王瑞军，我们安排他在男病房那一侧住着。

我查房的时候观察过他，他从不抱怨，白天无聊就看看书和报纸，每次见到主任还会从**起来简单地打招呼，也不多问。他不怎么跟周围人说话，也不发生矛盾，但似乎只要他在那儿就会给人一些压力，他在病房，那个屋里其他病人就会跑到隔壁屋待着。他们家应该也是这种“令行禁止”的感觉。

有一天王瑞军经过护士站，碰巧看到了她爸，一下就歇斯底里地发作起来，吵着吵着就把自己的身世说出来了。“你为什么要监视我？不喜欢我为什么当年要收养我？”面对王瑞军激动的指责，王瑞军的父亲全程没有争辩，只是站得笔直。他曾是个高级军官。王瑞军发作完，又坐在地上站不起来了，他爸爸也不知道该不该去扶她，站在那儿有点手足无措，最后还是护工赶来把王瑞军带走了。王瑞军情绪太激动了，浑身都在抖，我让护士给她注射了镇定的药物。

我第一次去找王瑞军的爸爸，我很想听听这个家里一直沉默的男人怎么说。对于女儿知晓了身世，他并没有特别意外，他知道五年级的孩子能记住很多事情了。他说当初王瑞军妈妈一下子就转学的做法有点极端，但那个时候他不在家，是后来才知道的。因为工作原因，他常年在外地，对这个家的付出非常少，他自觉有亏欠，所以对王瑞军妈妈的做法即使觉得不太合适，也并没有阻止。“她一直在努力抚养王瑞军，为了这个孩子，她牺牲了很多升职的机会，也几乎放弃了自己的专业技术。她是一个合格的母亲。”王瑞军的父亲觉得，他们肯定尽到了为人父母的责任，不论这个孩子是不是自己亲生的，在养育、教育上面付出也足够多。至于王瑞军的病，他认为也许和基因有关，因为不知道孩子亲生父母的情况。“我和她妈妈是问心无愧的。”

可他们并不知道，这份“问心无愧”在王瑞军那里，已经快让她窒息了。

醒过来的王瑞军没有那么冲动了，她开始变得非常悲伤。陪父母说了25年“皇帝新衣”的谎言，到头来竟是被自己戳穿。如果以前她心里还有1%侥幸认为自己就是亲生的，那么现在，最后一点希望也在父亲的沉默以对里消失了。父亲没有反驳她，她确实不是亲生的——可当“皇帝的新衣”被撕破，包括王瑞军自己在内，没有人知道该怎样面对这个残酷的结果。

我试探性地问她，有没有觉得有人跟踪自己，或者会害自己？这些是精神科常问的问题。因为她之前被确诊过精神分裂症，吃了一年多的抗精神病药，我需要确认她有没有被害妄想。好在王瑞军很快否认，暂时没有典型的精神症状。

王瑞军的母亲知道情况后也赶来医院，她不敢贸然进病房看王瑞军，就和丈夫一起到楼下我们的办公室里待着。她威严的气势弱了很多，一夜之间有点苍老。她说她这些天没有睡过觉，无数次反思自己这些年来的做法，感觉整个人像碎了一样，甚至都想来我们科住院了。其实她私下里也和王瑞军爸爸说觉得瞒不下去了，只是还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女儿就先发病了。

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那个年代没有孩子是非常丢人的事情”。她说自己当年太要强了，只能偷偷委托远房亲戚牵线，找了一个在妇幼保健院里当护士的人。那个护士说经常有人生完孩子，健健康康的，因为是女儿就不要了。当时，一对外地的男女一起来医院，男的比女的大很多，俩人肯定不是夫妻。他们来了以后女人很快就生了，生完就偷偷问有没有人要领养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王瑞军。

最近，她联系到当初帮她领养王瑞军的那个远房亲戚，请对方联系当初接生王瑞军的护士。她和王瑞军爸爸商量，想等王瑞军出院后，带王瑞军去见见那个护士。“希望能够弥补一点这些年来的亏欠。”

对于王瑞军的孩子，因为担心会再次刺激王瑞军想起自己的身世，先暂时交给孩子的爷爷奶奶照顾，他们也请了保姆去帮忙。

我好像听到了这个钢铁意志的女人内心坚冰融化的声音。虽然，我也不知道这样做对王瑞军的病情会不会有帮助，但我期待着封住这个家庭的坚冰也能随着这次见面一同融化。

2017年过完年，消失半年的王瑞军带着自己做的雪花酥出现了。她一直说自己很喜欢做糕点，这次终于兑现了承诺，给我们带了她的作品。她虽然还是很胖，但身上的黑色羽绒服很合体，圆圆的脸不显胖，反而显得很可爱。精神科大夫和患者的关系相对其他科室往往更亲密，好像分享了一些秘密之后，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会拉近，我一边不客气地吃她做的雪花酥，一边听她给我讲这半年的经历。

她说自己出院后没有继续吃药，这个我并不意外。精神病患者对生活的那种虚无感，确实不是药物可以治愈的。她还离婚了，本来当初结婚就是在赌气，现在孩子两家都带着。有时候看着自己父母带孩子的样子，她会有点羡慕。“妈妈柔和了好多，她是发自内心地喜欢这个孩子。”看着妈妈细声细语地跟孩子说话，王瑞军觉得，自己当年的一小块梦想好像也跟着实现了。

不知不觉间我们吃了好多雪花酥，包装纸堆了一小堆。已经到了下班时间，同事们陆陆续续收拾东西回家，夜班的同事也来接班了。我还是坐在办公室陪王瑞军。通常，患者来一定有一些原因。而我明显感觉到，王瑞军还有最重要的话没有说出口。

“我去见过老家那个护士了，陈医生。”王瑞军轻描淡写地提起这件事。

那个护士把她领到一片商品房，指了指，说那儿就是当时医院的大致位置，然后告诉王瑞军她就是在那里出生的，是自己接生的。看着那个护士，王瑞军脑子里一下冒出很多东西。她意识到，这个女人是她来到这个世界看到的第一个人，也是见过自己亲生母亲的人。

但很奇怪，“我以为我会非常激动，但其实没有，好像一切都是假的，我自己也是假的。”王瑞军讲的时候眼神缥缈起来，思绪似乎也跟着飘到了很远的地方。因为医院重组等各种原因，当年那个妇幼保健院已经没有了，剩下的资料都被送到了市档案馆。他们一行人又去了那里。他们想找到当初那对男女住院登记的信息，希望从那里找到一点蛛丝马迹，但什么都没有找到。

她一方面拼命地想知道自己是谁，一方面总是不停地忘记自己。“我觉得这个世界是假的。”王瑞军的癔症变得严重了，她觉得自己好像会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地失忆，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有一次，她发现自己拎着行李箱站在街头，但怎么来的，为什么要来，来干什么，她完全想不起来了。这个在癔症患者中也非常常见，叫作“癔症性神游”。还有一种可能，她不记得，是因为她的潜意识不允许她记得。她经常在网上遇到一些人，然后就很随意地跟人家见面。这在自己的军人妈妈那儿肯定是不被允许的，于是潜意识里的她就会把这些事情选择性地忘记。

王瑞军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慢慢向停车场走去的时候，看见一轮弯弯的上弦月就那样挂在天上，我突然有一个奇怪的想法，她会记得她今天来过吗？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她一直想实现的愿望、想问亲生母亲的那句话，终其后半生，估计都很难找到想要的答案了。

那年冬天，王瑞军又来了，这次她的状态和之前都不一样。她很慌乱，由她的养母陪同。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王瑞军和她的养母。

王瑞军跟踪了别人。她不止一次这样做了，被人家报了警。她不太能分清“现实”和“妄想”，她觉得她跟踪的那些人都有可能是她的父母，并且出现了“冒充者综合征”，坚决说养父母是别人冒充的，单位的同事也是别人冒充的。有时她还会大声指责别人，总惹麻烦，也不去上班了。她从家里搬了出去，一个人住，还去失踪人口中心留了自己的DNA。她想，万一她的亲生母亲多年以后想找她，会不会也去那里留DNA？如果匹配上了，她不就能找到自己亲生母亲了吗？

她依然认识我，但不再主动跟我说话，对我也不再有那种亲热的感觉。可能在她眼里，那个短暂进入过她内心世界的精神科陈医生现在也是别人“冒充”的了。王瑞军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精神病人。

她的养母，那个严肃的女人头发白了很多。她跟我说，本以为带王瑞军回了老家，见到了当年那个护士，她身世的秘密就可以解开了。谁知道那只是一个开始。因为找到亲生父母的希望渺茫，那趟重返故地的旅程反而开启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是谁”这个问题在王瑞军这里并没有被解答，她独自一人走向了迷雾的更深处。

其实，现实里很多事本就没有答案，“说得过去”或许就是答案。但在王瑞军清醒、正常的前半生里，她始终没有得到一个“说得过去”的答案。而她的养父母似乎到最后也没有明白，挡住女儿寻找答案的去路，以致让她最后钻进更深的迷雾的人，就是他们自己。我一直觉得，当这个家埋藏最深的秘密被挖出来之后，王瑞军和父母都有件事没做：去面对并去解决。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许多人的家庭里。家人之间吵了架，有猜疑，可以不解释，也不和解。普遍的一种做法是，我和我妈吵架之后，我妈叫我去吃饭，就叫道歉了；或者我气消了，说饿了，就算服软——但这样问题只是被“翻篇”了，而不是被解决。当王瑞军在五年级提出那个“我是谁”的问题时，她的父母不仅没想要去解决，还选择了隐瞒。他们武断的决定，剥夺了王瑞军直面问题和困难的机会，直至长大后也无法面对这个“秘密”，甚至自己本身。

如果还有机会见到王瑞军，我很想告诉她，那个困扰你的问题可能没有标准答案，但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