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瓜美人

2016年4月底的一个下午，一个黑衣女人来到精神科，点名要找我。

四点多，我刚走到心理测量室门口，女人就赶紧站起身，朝我走过来，她穿黑色职业套装，短发吹得很有型，圆脸上有一双大眼睛，眼线清晰，眉形利索，嘴上还抹了口红，“陈医生回来了，忙吧？辛苦辛苦。”她跟我客套着，浑身透出一股职业女性的干练劲。我有点脸盲，一时没有认出她是谁。

“发际线。”她看我一脸茫然又尴尬的样子，笑着提醒。我立刻想了起来，半年前，我确实在医院的急诊室里见过她。但我又有点恍惚，拼命回想记忆中那个躺在急诊室**，蜷缩成一团的女人——和眼前这个看上去精明强干的女人简直就是两个人。

虽然半年过去了，但这个女人的名字和职业我还记得很清楚。王娜，本地一家奢侈品店的店长。光看外表你绝对想不到，这个看起来就很厉害的女人竟然被男人情感操控了十几年。

“陈医生，我知道我应该挂号，但他们说你不出门诊。我就自己跑到病房来了。”王娜解释完自己突然出现的原因，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眼睛弯弯的，很可爱。不得不说，做销售的王娜有一套自己的交际方法，能迅速跟人拉近距离。明明我们只见过一次，但她跨过门诊直接来病房找我，却没让我感到突兀。作为精神科医生，我经常被病人邀请到他们心理的“后台”去看人生。不论站在我面前的人看起来多么光鲜靓丽，他们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大多数“舞台表演”非常精彩的人，后台往往都是乱七八糟，甚至一片狼藉。作为奢侈品店店长的王娜也一样，她说：“有些话，我不知道跟谁说，我知道自己很傻。”

那天心理咨询室被占用，我把王娜带进医生休息室里。我知道，王娜接下来要说的话可能不曾对任何人说起过。

白天，医生休息室里很安静，也很安全。窗帘总是半拉着，光线略显昏暗。我把唯一的椅子让给王娜，自己坐在对面的**。王娜一坐下来，肩膀先垮了，眉头紧皱。有好几次，王娜张开嘴，却什么话也没说出来。看样子，她要说的话似乎真的有些难以启齿。我等了很久，然后站起来说：“我先出去忙一会儿，你想好了再告诉我吧。”王娜急了，她终于开口：“我前夫回来找我了。他说对不起我，只爱我。他被那个女人骗了钱，要我看在十多年的感情上，原谅他。”王娜的语气里全是自嘲。

这让我回忆起半年前，我们在急诊室初见的情形。

2015年11月，我在急诊室里第一次见到王娜，她正蜷缩在一张病**，脸色苍白、眼神空洞，精神还有些恍惚。她的病床边站着另一个打扮精致的中年女人，她向我讲述了当天早些时候王娜的“诡异行为”。

女人说自己是一家美容院的老板，王娜偶尔会去她店里做美容。那天一大早，王娜就去店里，要求做发际线上移。“她要做成清朝阿哥那个样子。”

女老板一脸的不可思议。

虽然此时此刻躺在病**的王娜头发凌乱，但仔细看，王娜绝对是个美女，她的眉毛和眼线都是精心文过的。只是这种精致似乎并没有持续下去，她的新眉毛已经长出来了，眉尾像新树枝上搭着一截枯树杈。看得出她已经很久没有修过眉了。

美容店的女老板听王娜说要剃头，觉得她肯定是遇到事了，于是道：“这事你回去再想想。”谁知王娜一把抓住她的手，开始哀求，“姐，咱们相处这么多年了，求你帮我这一次吧。你不帮我，我就完了。”王娜开始哭，说只有提高自己的发际线，她才能过这一关。老板劝王娜回家，可王娜的哭喊声越来越大，不仅影响了店里的生意，还吸引了很多路人看热闹。老板一边挣脱王娜的手，一边示意店员报警。这时候，歇斯底里的王娜突然晕了过去。后来被送到我们医院急诊。

急诊医生说，王娜晕倒是情绪激动导致的。在我们医院，如果遇到患者的言行难以理解，会请精神科会诊。那天，是我赶到了急诊处，搬了张凳子坐在王娜床头，看着她，说：“我姓陈，你愿意跟我说说发生了什么吗？”

在那个遮挡帘隔起来的狭小空间里，我平静地看着王娜。王娜的眼神虽然涣散，但不抗拒，也没有躲开。我判断，她有倾诉欲望。

果然，王娜挣扎着从病**坐起来，说昨天晚上，她发现自己老公和别的女人出轨了，她无法面对，就一个人在街上游**。直到遇到一个算命的，那人告诉她，提高发际线可以转运。

“为什么你发现他和别人在一起不骂他呢？”我问。“我们离婚了啊！”我以为王娜是离婚之后还放不下，可她却说：“我们是假离婚。”

2014年，王娜的老公准备买房。他说王娜的信用卡有逾期记录不能贷款。只要假离婚，他就可以拿到利率很低的贷款。两人就离了婚，买了房，王娜还帮“前夫”还贷。可前夫贷款拿到后，两人却没有再复婚。

半年前，前夫在她刚出院时找到了她，提出复婚，但俩人结婚证还没领，他又让王娜出去借钱。再近一段时间，前夫又说他生意上周转需要钱，让王娜向亲戚朋友借，加起来共有十多万。直到昨晚，王娜亲眼看到前夫和别的女人在一起，她才反应过来——“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发现丈夫出轨、骗钱，但她并不打算追究。“婚都离了，没办法追究。”王娜说。

听了她的事，我心里有了判断：30多岁的王娜是主动变成“傻子”让前夫骗的。很多成年人的人格并不完整，比如深陷PUA骗局里的人。在他们的世界里，如果保持清醒不能帮助他们维持一段关系，那他们就会选择主动变成“傻瓜”。“坏的关系也好过没有关系。”——有时候人太害怕失去了。

离开的时候，我给王娜留了自己的工作电话。但我从没想过，半年后，她会真的来精神科找我。这次她真的病了。

“陈医生，我吃了两个多月药。”找到我的这天，王娜下了很大的决心才说出口。王娜的抑郁也和前夫有关。前夫最近一次找王娜借钱，王娜没脸再找别人要了，她就用自己的信用卡透支了十万给前夫。结果，前夫还跟那个女人混在一起。

得知王娜再次复合被骗，我感觉自己的脖子好像被人卡住了一样，堵得慌。如果一个人愿意傻，愿意被人骗，真的连老天也救不了。不过这次王娜清醒了一些，她凭着转账记录向前夫要回了一些钱。但之后她就一直睡不着了，还容易早醒。

我一边听王娜说自己的病情，一边从对面观察她。王娜穿着黑色职业装，但左手腕上却戴着一些装饰手链，看上去有些不搭。凭着过去的经验，我趁她不注意，突然抓住了她的左手，接着，迅速撸起了王娜的袖子。王娜皮肤很白，胳膊上却密密麻麻布满了伤痕。那些新割的伤口像翻开的嘴唇，在白皮肤的衬托下，格外鲜红。有些旧伤已经愈合了，只留下一条条蚯蚓似的白线，有的位置甚至留下了缝针的痕迹，应该是割得太深了。割腕通常是死不了人的，只是一种自杀的姿态。王娜自杀自残，也不是真心想死，是想折磨自己。

“我想来找你看病，可以吗？之前那个医生不跟我说话，每次去都只是开药。”王娜看着我说，抱怨起之前的精神科某医生态度冷漠。我可以理解这位同行，我也不喜欢出门诊，诊室通常很狭小，很多人挤在一起，根本没时间听患者讲话。医生只能抓住主要症状问一下就仓促开药，像流水线上的机器。

我愿意接诊王娜，但没有立刻答应她，“还割腕吗？”我跟她谈起了条件。

“不了，尽量不。”王娜认真地答，“不过有时候，我看到那个刀，就觉得很可爱。”

就这样，抑郁症患者王娜成了“我的患者”。她每月一次复诊，总会提前跟我商量时间，再趁着我夜班或者不忙的时候来。王娜喜欢待在安全舒适的诊室里，多跟我说会儿话。即使每个月只来一次，王娜还是迅速和精神科的医生护士打成了一片。有几次我在办公室里下医嘱，王娜在一边等，她没事做，就跟我的师姐们闲聊，讨论着各种大品牌的口红色号。说起口红，王娜的脸上就洋溢起自信的光。她兜里经常装着好几款口红，说到兴奋处，还会热情地握住我师姐的手，在师姐的手背上试色，给师姐讲解、推荐。每到这种时候，王娜说起话来就变得条理清晰，专业又有感染力，时不时还很幽默。如果不是在精神科病房，你可能很难相信，这是一个抑郁到要自杀的患者。

“只有我还有一丝力气，就会在人前强颜欢笑。”很多抑郁症患者都跟我说过类似的话。每次在心理咨询室里，只要我看到王娜的肩膀垮下来，就知道她有一些自己的事想要讲给我听。有一次，我问王娜，她父母怎么看她一而再再而三被前夫骗的事？王娜说她妈妈身体不好，没敢告诉她妈妈。

“你爸呢？”“死了。”王娜语速很快，声音里没有一丝波澜。可我立即意识到，自己应该抓住这些被王娜轻易略过的东西。作为精神科医生，我发现，人越是讲痛苦的事情越会轻描淡写，甚至有很多人会笑着讲出来。比如一个患抑郁症的女人，她介绍自己晚上睡不着觉的问题，能絮絮叨叨说上十分钟，但她被老公家暴十几年，问她这十几年遭受的折磨，她只能对我说出三个字——“他打我。”

心理学的书上说，这个症状是：分不清主次。可我却觉得，真正的原因是这些人不想再面对那些痛苦。回忆和讲述意味着要再经历一次痛苦，他们只希望快进、快进、赶紧跳过去。王娜也试图在我面前快进，甚至掩藏那些和她爸爸有关的记忆，但还是被我问了出来。

王娜的姥爷是本地为数不多的有钱人，在80年代的时候，他就开了一家很大的饭店，市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他几乎都认识。王娜的妈妈是家里的小女儿，从小就得到父亲的偏爱，哪怕是困难时期，她也有零食吃。但王娜的爸爸年轻时是个工人，背地里还打架、赌博，是个不务正业的小混混。当年，为了阻止女儿和小混混谈恋爱，姥爷曾把王娜的妈妈关在屋里不准出去。可在那个年代，王娜的妈妈未婚先孕了。姥爷没办法，只能同意他们结婚。

婚前，王娜的妈妈在家里没做过一顿饭，没洗过一次衣服。婚后的生活并没有她想象中幸福，王娜爸爸的恶习一点没改，甚至还动手打她。在王娜三四岁的时候，父母离婚了。因为爸爸是家里的独子，所以奶奶硬把王娜要了去，可奶奶身体不好，没多久就去世了。奶奶去世后，爸爸抱着王娜进了一栋老楼。这里是王娜妈妈的住处。爸爸把王娜放在前妻的家门口就走了。

这一天，在王娜的童年记忆里非常清晰。即使是白天，老楼的楼道里也很暗，王娜的周围全是黑的。她站在门口敲门，一直敲，没人开。最后她站累了，就抱着膝盖，背靠着门坐下。不知道过了多久，王娜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这个小孩是谁？”一个叔叔跟在她妈妈的身后，然后他把小王娜抱进了屋。“这个小孩是谁？”这句话像敲进了王娜的灵魂。哪怕长大成人后，她还是无数次地问自己：“我是谁？”

在童年，王娜“丢了”自己。

过了很久，王娜才知道，爸爸抛下她之前，曾经提前给妈妈打过电话。“你要走了就要管到底，现在还给我算什么事？我也不要。”妈妈说。那时候，王娜的妈妈已经有了自己的新生活。

关于妈妈，王娜说：“妈妈不打我，但也很少抱我，我从来不想她。”王娜就像一只皮球，滚到了姥爷的身边。姥爷宠爱王娜，经常把她扛在肩膀上玩。王娜说，那是她人生中最美好的记忆。姥姥很早就去世了，家里的保姆负责照顾祖孙俩。保姆成了王娜心里比妈妈还要亲近的女人。

王娜上小学的时候姥爷也去世了。因为没人照顾，妈妈把她送进了一所寄宿学校读书。小时候的王娜体形偏胖，生活能力很差，在寝室里总被人看不起，同学酸酸地说她是娇小姐，争相模仿她干活时笨拙的样子。听见别人嘲笑自己，王娜上去就揍，打架太多，王娜成了“问题少女”。学生时代，王娜几乎没有朋友，到了高中，她在玩网络游戏的时候结识了一个男孩，是职高的学生。在游戏里，这个男孩总在紧要的关头“救”她，他们在游戏里恋爱了。后来，这个男孩在游戏里向王娜求婚。

虚拟世界里的一场游戏让王娜产生了从未有过的依恋。第一次线下见面，王娜就发现，这个男孩长得有点像那个抱起她问“这个小孩是谁？”的叔叔。男孩给王娜买了杯奶茶，王娜感觉到了久违的温暖。她迷恋这种温暖——王娜心中的小女孩被唤醒了。后来，这个男孩就成了王娜的丈夫，再后来又变成了前夫。但在我们多次的谈话中，王娜竟从没有跟我说过这个男孩的名字。我更加确定，王娜是主动把自己变成傻瓜的。

这么多年，男孩的缺点其实早就暴露了。职高毕业后，男孩去网吧当网管，但他情绪不稳定，经常撒谎，王娜都忍让了。直到有一次，她撞见男孩和别的女孩在网吧亲昵。王娜提了分手，立即去上海投奔舅舅。可没过多久，男孩又追到上海求王娜。王娜心软，原谅了他。王娜第一次无原则地退让后，男孩越发放纵了。高中时期沉迷的那款网络游戏，王娜早就不玩了。可她和前夫的关系还是像当年两人一起打游戏一样，无数次地game over and start again（游戏结束，重新开始）。

随着王娜复诊次数的增多，精神科的医生护士们早就不把王娜当外人了。王娜彻底放开自己，她再说自己的故事也不瞒着科室里的其他人了。每个月，我也在隐隐期盼着王娜给我打来预约电话。

过年的时候，王娜因为业绩好，获得了去欧洲旅游的奖励。回来的时候，王娜显得特别兴奋：“我可以开始减药了吗，陈医生？”王娜告诉我，那天，她躺在一个教堂前的大草地上，望着湛蓝的天空，她感受到了温暖的阳光洒在她身上。她说自己仿佛看到了那个一直抱着膝盖，蹲在地上的小女孩。女孩脱离了王娜的身体，一点点地站起来，微笑着，慢慢飞走了。她心里想，这个孩子是谁呀？“我是王娜啊！”她像是突然反应过来。王娜说，那一刻，她泪流满面，“我终于不是一个没人要的孩子了。”她终于知道自己是谁了。

2016年年底，经过治疗，王娜的抑郁症症状几乎都没有了，情绪也在逐渐平稳。一个周四，王娜再次来复查，状态好了很多。前夫再次来求复合，王娜看着这个男人的“表演”，觉得挺滑稽的，忍不住笑了出来。“我还有事，要去忙了。”她对前夫说。前夫赖掉的那些她向亲戚朋友借的钱，王娜靠自己一点点还上了。虽然被这个男人处心积虑骗了多年，但那一刻，王娜说她不恨了。

神奇的是，当王娜真的放下了，前夫也就不再缠着她了。“在某种意义上，爱和恨是一回事，都是浓度很高的情感。真正放下就是和自己的内心和解。”我跟王娜说。“这么多年，我的情绪终于不会被他带动了。”王娜感慨，她彻底从那个旋涡里跳脱了出来。“我才32岁，还有大把的人生。从此以后，我要为自己活。”那天在咨询室里，王娜显得很欣喜。

“为自己而活”，对所有人而言其实都是一件难事。王娜对我越来越敞开，还跟我说了好多新年打算。眼前的王娜，已经和一年多以前逼着美容店老板给她提高发际线的那个她完全不一样了。我觉得自己或许真的“治愈”了她。

我考虑给王娜减药了，但王娜却像是有顾虑，“我不吃药了还能来看你吗？我有时候也不想吃药，但如果我不吃，就不知道用什么理由来找你了。”王娜说。我笑了：“我又不是药贩子，你想来就来啊！”在我们精神科经常能听到患者这样说：“医生，我病好了还可以来找你吗？”“医生，我有时候舍不得好，我觉得好了就不能来找你了……”大概每个人的内心都渴望被倾听，病人的信任让我的心里特别感动。

我和王娜越走越近，连她谈恋爱了，都是我观察发现的。以前王娜来复诊，总穿一身黑色的衣服，她说“黑色显瘦”。其实衣服的颜色和她的内心黯淡有关。那段时间，我发现王娜的衣服颜色丰富了，妆容精致了，脸上的光也藏不住，整个人都快要飞起来。“是不是谈恋爱了？”我问。王娜一下子就笑了。“是我说漏嘴了吗？”她愉快地承认了。王娜说有个男人正在追她，对她很好，她说：“就是幻想中的那个样子。”我真心替王娜感到高兴，但王娜却很自卑，她觉得男人条件好，担心他会嫌弃自己结过婚，她说：“我长得胖，那么笨……”“你问过他喜欢你什么吗？”我问。王娜突然变得有些紧张，她说：“不敢问，我总觉得是假的，我怕我一问，他就说是逗我玩的。”

自打承认了恋爱，三个月内，王娜就再也没给我打过预约电话，也没有在精神科出现了。她打电话告诉我：“我已经停药了。虽然有时候还会情绪波动，但再也没有想过自杀。”那个男人是个很温暖的人，对王娜也上心。每次在她情绪波动大的时候，男人就默默地等她的情绪过去。“我终于体会到温暖的恋爱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了。”王娜说。我在心里默默祝福王娜，她的日子终于越来越好了。

2017年8月，好久不见的王娜突然来精神科找我，神色显得很着急：“陈医生，我总是头疼。有时候看东西很模糊，明明听到有人说话，但周围什么都没有，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疯了。”王娜的抑郁症几乎已经没有症状了，听她这样说，我也变得紧张起来。按道理，普通抑郁症通常不会有幻觉，除非是抑郁得非常严重了。

精神类疾病属于慢性病，难治、易复发。很多时候，我们好不容易治好了一个患者，人离开科室的时候，真的像重生了一样，但过不了多久又会被生活打回原形。这曾经让我产生很多自我怀疑——这样的努力有用吗？还是人真的无法与命运抗争？

王娜住院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有一种不太好的感觉。诊断精神疾病得先做头部核磁共振检查。磁共振预约在三天之后，但我真的是太想知道结果了，就私下找了放射科的同事，把王娜的检查提前了。“出来之后赶紧告诉我结果，我不想等。”我拜托同事。

那天晚上，同事微信传来图片，是脑瘤。我又立即把图片传给另一个脑外科的同学，他看了图片说，这个脑瘤的“位置不好”。“颅中线稍微有点偏移，已经有脑疝的可能，需要尽快手术。”“脑疝”这个词我并不陌生。大脑因为感染、肿瘤等原因，一部分脑子跑到其他地方占了位置，很容易死人。我感觉自己的心一下子就沉到了湖底，冰凉冰凉的，后脑勺也在发凉，整个头都好像缩小了。我不知道自己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娜。

第二天，我把报告单拿到病房，王娜躺在**像正在思考着什么。看样子，她并不是特别担心。“这个是脑瘤，位置比较深，最好尽快手术。”我说。王娜比我想象的要平静很多。她说，来找我之前，她就在网上查过了。虽然知道网上查病不准，但她已经想到了是这个结果。我立即让王娜去另一家医院就诊。那里有全省最好的脑外科，还有我的师兄。我担心王娜挂不上号，又破例把我师兄的电话告诉了她。

可一周后，王娜竟然出现在精神科，又站在了我眼前。“陈医生，你看我的裙子漂亮吗？我爸给我买的！”那天，王娜穿了一条新裙子，笑靥如花，很漂亮。我见她这副样子，眼泪唰的一下就流了下来。

时隔几十年，王娜妈妈主动联系前夫，是因为他们共同的女儿生病了。

再次出现在这对母女家门口的时候，这个男人头发都白了。王娜不敢相信，这个人就是自己的爸爸。爸爸送来2000块钱，他嘱咐王娜买点好吃的，就匆匆地走了。看着他的背影，王娜又想到了那段童年的记忆。那天，爸爸把王娜放在妈妈的家门口，走得也很急，他甚至连门都不敢敲。

“你恨他吗？”我在咨询室里问王娜。王娜摇摇头：“我早就想不起他的样子了，有时候想起爸爸，心里出现的是那个抱我进屋的叔叔的样子。”

拿着爸爸给的2000块钱，王娜在商场里逛了很久。她看见一条裙子，正好2000块，心里喜欢就买了下来。“我爸给我买的！”她固执地说。小时候，王娜看到别的孩子都有爸爸，她就回家问姥爷，自己的爸爸在哪儿。姥爷的答案永远只有一个：“你爸死了。”很久以后，王娜才知道自己的爸爸并没有死。她见过几次，一个男人站在远远的地方看着她，但从来没有走近跟她说话。“那就是我爸。”王娜确定。

那天，王娜离开精神科的时候告诉我，下周一她就能住院了，不再是为了治疗精神疾病，而是脑瘤。

周三的时候，我正好要去那家医院附近办事，控制不住自己，我摸到脑外科去看望王娜。王娜经常跟我提起的“那个男人”——他的男友也在病房里，他陪在王娜的病床边，俩人正在聊天。为了这次手术，王娜一头干练的短发已经被剃光了。她爱美，以光头见我，显得有点不好意思。现在回想起来，其实那时候，我应该教王娜一些如何在术前放松心情的专业知识，可当时我的心情格外沉重，把一肚子的专业知识全忘了。王娜还反过来安慰我：“陈医生，想开一点。医生说5年生存率很高，不用担心。”

我从病房走出来的时候，外面的天色已经很暗了，我的心中突然生出了一股愤怒。我特别绝望、无力，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生而为人，她太可怜了。过去，每月听王娜讲自已的事，很多事情都与我记忆里的一些事情高度重合，我有过一种错觉——王娜不是患者，而是我隔壁班的一个同学，我的朋友，甚至是身边的一个小姐妹。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总感觉诸事不顺，连呼吸都成了负担，心里像堵着什么东西，我说话变得尖刻，成了一个行走的“炸药包”。一开始是同事说：“你怎么回事，头发几天没洗了？”后来是患者说：“陈大夫这两天不爱说话，晚上也不出去跑步，一回休息室就躺在**，口头禅也变了……”

那天在办公室里，我心烦意乱，再次撕掉了一张写错了字的医嘱单。“还是王娜的事吗？”坐在旁边的师姐突然问。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我感到脸上一阵湿热，眼泪已经不受控制地掉了下来，接着，我朝师姐大喊大叫……很明显，我的状态已经不适合工作了。作为别人的“情绪垃圾桶”，一名专业的精神科医生，我抑郁了。可悲的是，人一旦抑郁起来，脑子里有多少专业知识都没用。我知道自己的下一个去处应该是哪儿——54号诊室。

我离开山脚下遗世独立的二层小楼之后，就转到了现在这家医院。这里很大，是整个地区最大的医院，大楼很大，分东翼西翼，站在走廊上，一眼望不到尽头。“54号诊室”夹在众多的专家诊室中，毫不起眼——却是精神科著名专家，我老师坐诊的地方。诊室只有十多平方米，但这个房间对我来说，就是子宫一般的存在，只要进去了，就温暖了、安全了。毕业7年多，每当我遇到困难或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去54号诊室，回到老师的身边。是老师带我走进精神科这一行的，她是学术权威，却很少让人感受到压迫感。60多岁的年纪，自律、苗条、爱穿连衣裙，让自己永远活成了少女，讲起话来眼睛永远温和地看着你。

有时候，我会自作主张，拎着午饭去和老师一起吃；有时候，我会躺在她诊室的检查**睡个午觉。但无论我什么时候去，好像都是理所应当的，老师从不过问。再出来，所有的问题都好像自动解决了。我的烦恼似乎并不存在，只是被一时的情绪蒙住了眼睛罢了。

2017年9月11日，一大早，我穿上10年前的白大衣，挂上“实习生”的胸卡，没有提前打招呼，就出现在了54号诊室里。老师推门进来的时候，脚步明显停顿了一秒。但她什么也没说，就继续往更衣柜走去。老师在这十几平方米的诊室里，见过太多种人生了。无论发生什么，她都见怪不怪了。老师换好衣服在我旁边坐下，看了我一眼，没有一丝客套，问：“今天患者多吗？”我说多，老师深吸一口气：“开始干活吧。”

精神科专家门诊，54号诊室的灯总是这层楼里亮到最晚的。很多次我跟随老师离开的时候，走廊里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这个世界上需要被倾听的人太多了。

关于那天早上，我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她的诊室，老师一个字都没问，仿佛我就应该来似的。待在老师身边，哪怕我什么都没有说，都好像能找回10年前那个义无反顾，选择精神科作为职业方向的自己。我也常常希望自己的咨询室可以成为患者们的“54号诊室”，变成另一个子宫，让人感到安全、温暖。患者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来，开心的时候也可以来。

跟着老师坐诊的第三天，堵在我心口的那个东西似乎稍微松动了一点。我终于能顺畅地呼吸，窗户外面的阳光也能洒进来了。那天吃完午饭，我和老师一起散步，突然问她：

“老师，人为什么活着啊？”“终于憋不住，要说了？”老师看着我笑了。她总是这样，你不说她永远不问。

老师认真听完了王娜的故事，她说：“王娜的前夫多像她爸啊。”我并不关心这些男人，我只关心王娜：“我想不通为什么！”王娜好不容易才从抑郁这条“黑狗”的嘴里逃出来，现在又被“死神”给盯上了。“王娜那么努力，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的愤怒里伴随着一种无力和悲哀，在命运面前，人是如此渺小，根本无力反抗。我不知道该把这股悲愤指向谁，就是很生气。“一个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是来受苦的吗？”我问老师。那天傍晚，我从王娜的病房里走出来的时候，就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了。我久久地陷入悲愤的情绪里，没办法走出来。

“人生本来就没有意义。你赋予它什么意义，它就是什么意义。”老师平静地说。

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有一个困惑——我的老师从业几十年，听了那么多人的悲惨故事，她是怎么消化这些负面情绪的？“别往心里去就行。我啥都记不住，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老师说。我心里一阵颤动，后来在工作中，我慢慢领悟了老师的这句话。

其实，这就是我们精神科医生的工作。比如治疗抑郁症，对精神科大夫而言有时就会有很大的创伤。我有一个师妹，刚毕业没多久，就负责治疗一个抑郁症大姐。师妹做得很不错，大姐的治疗效果也很明显。大姐出院的那天，给了师妹一个大大的拥抱。师妹特别高兴，毕竟拥抱在中国的医患关系中很少发生。

结果，这个大姐在回家的路上就跳河了。她给家里人留言说，自己不想再努力了。这件事让师妹非常受伤，她跑到54号诊室，待在老师身边“治伤”。老师告诉她，我们在对抗的是一个力量比我们大很多的东西。“她走了，去了她想去的地方。你努力了，你要原谅你自己。”精神科医生如果真把每个患者的故事都放在心上，那确实太沉了，背不动，也走不远。

那天中午，我和老师在户外散步，一直走到午休时间结束。

“明天还来吗？”老师问我。

“不来了。”我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后来，我恢复了正常，又可以继续给其他患者提供治疗和帮助了。我没有再去打听王娜的情况，不知道过了半年还是一年，在一个会议上，我偶然遇到了那个脑外科的师兄。“你还记得你的那个患者吗？”师兄说，“她手术之后，很快就没了……”我心想，记得，当然记得。我了解她的每一段不快乐的过去，知道她聪明外表下一次次的自我欺骗，我更记得她的每一次努力，也喜欢她说出“我终于不是一个没人要的孩子了”的样子……人会出现抑郁可以理解为：心里有把刀捅向了自己，王娜的抑郁就是这样来的。而她的病好转，是因为她很勇敢地把刀拔了出来——她用父亲给的钱给自己买裙子，在病床前接受男友的照顾，不再在意自己不美的样子。我突然懂了老师说的话：我们在对抗的是一个力量比我们大很多的东西。而王娜很强大，即使在那个力量比我们大很多的东西面前，她终其一生都是在抗争的。

当时我的执业年限比较短，一度无法接受自己的患者心理上的疾病明明已经快治愈，却还要被脑瘤夺走生命。但几年过去，再次写下和王娜有关的文字时，我发觉自己想起她，脑中浮现的都是她最后一次来精神科看我的样子——她牵起裙摆，脸上笑得像花一样：“陈医生，你看我的裙子漂亮吗？我爸给我买的！”

原来我们已经好好道过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