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爱人
2017年秋天，飘落的树叶将城市近郊的小山染成一片金黄。一个留着黑色长直发，身穿粉红色大衣的女人，坐在银杏树下，背靠树干，面朝南方，眺望着远方层峦叠嶂的群山。
11月13日，早上8点。一个退休的老人背着摄影器材出现在山顶。老人举起相机，准备记录秋日美景。在取景框中，他发现了银杏树下的女人。
这里景色宜人，却很少有人愿意攀爬四十分钟的路程登上山顶。老人想邀请女人看看自己的摄影作品。他一边往前走，一边发出问候，女人始终不做回答。老人经过树干右侧，绕到正面，随后发出一声回**在山间的刺耳尖叫，跌跌撞撞地飞奔下山。
透过女人面颊上凌乱的刘海，老人看到一张铁青的面容，那上面，布满了暗红的尸斑。
女人早就死了。
一个小时前，我还在刑警队赃物返还活动上帮忙。接到刑警队王队长的电话，我立刻拿起勘察车的钥匙和提着勘察箱下楼的法医汇合，沿着二环向北一路疾行。直通山脚的是一条崎岖不平的小路，距离市区只有七八公里，一脚油门就到。
站在银杏树下，我环顾四周。这里属于大别山余脉，群山环抱，是我常来散心的地方，身边的一草一木都再熟悉不过。我从没想过，这样美丽的地方，竟然会发生命案。
附近的灌木无异常倒伏，大部分地面被银杏叶铺盖，无法勘察脚印。我蹚了一脚杂草，几只秋蚂蚱四散而逃，蹦得到处都是。拂去金黄的落叶，女尸正前方出现了一些半圆形的浅坑——和她的鞋底宽度一致，应该是女人在蹬地挣扎时形成的。
我们判断，这棵银杏树下就是第一案发现场。
女尸看上去二十多岁，瓜子脸上有一对好看的平眉。尽管有这些扎眼的红色点状尸斑，但还是可以看出她生前一定是个非常漂亮的女性。
她的颈部有红色勒痕，左手腕有陈旧性伤刀伤。根据尸斑和尸僵初步推测，死亡时间超过48小时。她身上没有现金、银行卡，也没有手机、证件等可以直接证明身份的物品。贴身的黑色打底衫和蓝色牛仔裤穿着整齐，没有被性侵的痕迹。除此之外，现场没有其他有价值的痕迹物证了。
我绕着山走了一圈，周边的村子没有监控，这里地处深山，位置偏僻，那棵银杏树又长在山顶背坡一侧，除了摄影爱好者，很少有人会来这里。
我怀疑是抢劫杀人，但不明白嫌疑人为何不隐藏尸体。根据经验，无论是偶发、仇杀或情杀，大多都伴有藏尸现象。因为尸体越晚被人发现，嫌疑人脱身的机会就越大。奇怪的是，在这具女尸身上，这一切迹象统统没有。
几小时后，年轻的法医连白大褂都没脱，直接走进会议室来汇报。死者年龄不超过25岁，喉部出血，结合颈部勒痕，判断死因是机械性窒息。死亡时间是11月10日下午17点左右。
当天，专案组向分县局发出协查通报，并逐一梳理近几个月来的失踪人口和各辖区在夜场从业的女性名单。一天过去，有价值的反馈线索一条都没有。我和专案组成员坐在办公室里十分头疼。此时唯一的线索，只有那条贯穿女尸左手腕的陈旧刀疤。
她有过自杀史。
第二天，病理毒理检验报出来了。法医在女尸的胃溶物中检出了三环类药物成分。大家没听说过这种药物。我站在一边，缓缓地说：“这是一种抗抑郁药物，属于处方药。”
这种药物我很清楚。因为一个朋友曾患有抑郁症，而我喜欢她。这件事我很少向别人提起。
因为我的发言，王队长和所长开始了激烈的讨论。他们担心我会将个人情感投射到案件当中，王队长觉得我不适宜接触这个案子，应该马上退出，回派出所上班。
“我了解这个小伙子，他内心足够坚强，没人比他更适合这个案子，”所长坚持让我继续参与调查，“心结要靠自己解开，否则就是他的一个坎。”
我知道三环类抗抑郁药物的正规出售途径，全区只有第四人民医院，也叫精神专科医院。隔壁的家属院，被附近的居民叫做“精神病大院”。
医院位于旧城区，在一条老胡同的最深处。胡同被几棵大树遮蔽，两侧是破旧的平房和自建二层小楼。旧电线像蜘蛛网一样在空中纠缠，垂在行人头上不远处。
“抑郁症治疗科”在门诊楼二层，办公室窗户正对着严管病区。时不时会听到从那边传来的怪叫，让人感到极度不适。
科室里只有一名老医生，正靠着暖气片看报纸。他原来是司法鉴定中心精神病鉴定科的大夫，专长并非治疗抑郁症，而且年近六旬，即将退休。看到我们来，老医生以为我们又带精神病人来找他鉴定了，忙不迭地放下报纸。我说明来意后，他从抽屉里拿出患者登记簿，戴上眼镜翻开厚厚的本子。
来这里就诊的抑郁症患者很少，第一页都没写满，其中女性仅有五名。一名初中女生，登记信息是焦虑症；三名三十多岁的女人，是产后抑郁症。唯一一个二十多岁的女性，老医生记得她是“挺漂亮的小姑娘”，叫赵兰兰。
我在“警务通”上查到了赵兰兰的身份。她25岁，是幼儿园教师。老医生说她和其他人都不一样，患有重度焦虑以及精神抑郁。
看到照片，我确定了赵兰兰就是死在银杏树下的女人。
赵兰兰和父母住在区中心的丁字路口旁边。地段繁华，距离案发地点不超过七公里。小区是一片砖红色八层小楼，被称作“科级楼”。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只有科级领导才有资格分到这里的房子。赵兰兰父母退休前是市审计局和政法委的领导。
他们家在三楼，隔着外面的钢筋铁门，我看见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穿着睡衣站在屋子里举着一个铁皮喷壶浇花。这个头发斑白，眼神看起来有些疲惫的男人，就是赵兰兰的父亲。
我轻拍铁门，拿出警官证。老赵放下喷壶，打开铁门请我俩进屋。室内摆放着黄色的木家具，客厅里很整洁，摆了很多绿植，家具上还盖了蓝白相间的布罩子。一看就是上世纪的装修风格。
赵兰兰的母亲从厨房走出来，对我们笑了一下，转身回去泡茶。“一定是为了兰兰的事情来的吧？”老赵对我们的到来并不意外，“我们老两口为她操心了大半辈子，麻烦学校、折腾我俩、现在又闹给了你们。”
所长掏出香烟，递给老赵一根，自己也点上。老赵沉吟片刻：“有事儿您就直说吧。”
所长尽量委婉地告知老赵，两天前，我们在山上的银杏树下，发现了赵兰兰的尸体。
一秒、两秒，空气安静得让人不安。赵兰兰母亲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老赵抽烟的手颤抖着。屋里只剩抽泣声和香烟燃烧的声音。
半晌，老赵说话了。他记得上周五中午是老两口最后一次见到女儿。当时她要出门逛街。
我提出想看看赵兰兰的微信朋友圈。她的微信头像是日本卡通形象“轻松熊”，棕色圆脸上两个豆大的圆眼睛，很可爱。2015年以前，赵兰兰很少发朋友圈。最近两年，也只转发一些微商朋友的截图、一些幼教短文。
朋友圈里关于她生活的内容只有年初去日本旅行的九张照片。照片是在日本北海道拍的，有雪景、美食、神社入口高大的红色鸟居。其中有一张合影，两个年轻人很夸张地笑着，身后是神社和古树。照片上，赵兰兰身边的小伙子高而白净，面庞瘦削。他穿一身黑色大衣，梳着油头，戴黑框眼镜。小伙子叫袁超，26岁，是赵兰兰的男朋友。
赵兰兰生前患有严重的抑郁症，经常会失踪一两天，等情绪好了再回家。时间一长，老两口也习惯了，不是每次都出去找。
上一届城区派出所所长是老赵的老部下，有时老赵会找他帮忙查行踪，但大多数时间都是一无所获。与其说是帮忙找人，倒不如说是老部下在安慰他。
抑郁症真的是个非常折磨人的病症，不止折磨自己，也折磨着家人，时间一长，亲人的习以为常和厌倦随之而来，带来更大的伤害。老赵也不好意思总去麻烦人，只有袁超，始终坚持在她消失时不离不弃地寻找。
在这一点上我深有感触，曾经有一年的时间，抑郁症始终是横跨在我和朋友心中的坎，但她不提我也不说，两人在这种默契中度过每天。她总是说：“我真的没事，你怎么比我还愁眉苦脸？”
我理解这种痛苦，那是一种深埋在心中的无助，抑郁症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就好像你手里抓着一把沙子，眼睁睁地看着它们从指缝里溜走，你要是想使劲挽留，却只会加快沙子流动的速度。
我承认，一开始我对赵兰兰父母的态度非常不快。虽说抑郁症很折腾家人，督促吃药、忍受脾气，多年如一日的确很辛苦。但病人最需要的就是亲人的支持，而不是亲人去对外人诉苦。但当时室内的气氛悲戚，我也如鲠在喉。
征得同意，我们进入了兰兰的房间。这是一间少女风的卧室，床单、床垫、枕头都是粉色。黑色实木书桌上，有一个Hello Kitty台灯、一台电脑、一个蓝色的日本平安符。
书架上有一些专业课本和世界名著，书脊上落了些灰尘，看样子很久没动过了。在书架边缘，放着一个药盒——盐酸阿米替林片。我打开看了看，默算了用量和开药时间，服用情况正常。
赵兰兰小时候父母的工作很忙，他们送女儿去寄宿学校念书，只有周末回家。高一时，班主任打电话来，说无论如何要和老赵谈一次话。老师说，赵兰兰成绩一直不错，但情绪很不稳定。脾气像爆竹一样，一点就炸，经常为了一点小事和同学吵得不可开交，然后躲在被窝里哭，很晚都不睡。她甚至在课堂上和老师吵架，边吵边哭。同学私下说，赵兰兰得了精神病。
老两口吓坏了，带女儿去四院检查。医生诊断赵兰兰患有早期抑郁症，但暂时不用药，先换个环境，观察有没有好转，再决定如何治疗。转学后，赵兰兰很少有大的情绪波动和失眠，平安无事地考上了省会的师范院校。
然而上大学后，她的抑郁症又发作了。赵兰兰经常失眠，总带着黑眼圈出现在课堂上。她总和室友说自己没有用，是可有可无的人。有一次她不小心把室友的杯子碰倒，熄灯后，在**毫无声息地哭了整夜。对面床的姑娘也担心了整夜。
让人不安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寒假。第一学期结束，赵兰兰有多门课没及格。老赵从辅导员嘴里，又一次听到了高中班主任说过的话。而且辅导员担忧地说，连室友们都看得出来，赵兰兰想自杀。这次，医生建议长期服药，控制抑郁情绪。把学业完成，毕业后有充足时间在家治疗。
毕业后，老赵托老同事把赵兰兰安排进了区幼儿园当老师。“孩子在一起玩闹，对她的病有好处。”
年初，赵兰兰和袁超去日本旅行，玩得很高兴。老两口一度以为，在袁超的努力下女儿有了好转。却没想到，上个月赵兰兰割腕自杀。
警综平台上有一条关于赵兰兰的出警记录。10月1日，赵兰兰曾在袁超家割腕自杀。袁超报警后，派出所民警帮忙把赵兰兰送到医院。
此外，袁超还有一个被报警的记录，起因也是赵兰兰那次自杀。他租住在杏花苑小区。房东听说房子里差点死了人，要求袁超搬家。袁超说话轻声细语，就是不同意搬家，还搬出《合同法》。房东说不过袁超，就报了警。
警察赶到时，矮胖的房东和瘦高的袁超站在楼下。房东一脸无奈，袁超很有礼貌。最后，与其说是民警从中调解，倒不如说是袁超把房东说服了。袁超的冷静和涵养给那天出警的同事留下了深刻印象。
“小袁是个好小伙，没有他，上次兰兰很难挺过去。”赵兰兰母亲说，“为了兰兰的病，袁超没少花心思受罪。”
出门时，老赵欲言又止：“袁超那边，能否先瞒一瞒？这事我们去和他说。”老两口把袁超当亲儿子看。我也有点担心袁超知道女友遇害后的状态。
一年前，袁超用了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追到了赵兰兰。那时两人在教师联谊会上相遇，袁超对带着忧郁气质的赵兰兰一见钟情。像拒绝其他人一样，赵兰兰拒绝了袁超的追求。她对袁超说：“喜欢上一个人就是失去他的开始。”她觉得，自己只会让对方伤心。
袁超丝毫不在乎一次次被拒绝，变着法儿哄赵兰兰。他对赵兰兰说：“也许别人不理解你，哪怕你下一秒就会离开，我这一秒也要陪你。”2016年冬天，两人在一起了。
袁超在高中教物理。高中部有近一千名学生，学校师资紧缺，教学压力极大。袁超不止教物理、数学，还会帮忙代课其他学科。袁超很受校长的器重，只是校长觉得他有两个毛病让人难以理解。一个是“杠”，他在自己认定的观点上丝毫不退让；一个是上班太随便。
“说杠吧，不太合适，但好像比执着的程度要深。”校长说。
袁超上课时，遇到解不出来的题，就把学生晾在一边，独自和题较劲，以至出现学生们坐在教室里，围观他“解谜”的场面。
有个外号叫“觉主”的学生。他记得有一次物理课，自己趴下睡觉前，看见袁老师用左胳膊托着头，趴在讲台上低头算题。两个小时后，“觉主”饿醒了，抬头一看，袁超还保持着同样的解题姿势。
时间久了，学生们给袁超起了个外号叫“老杠”。
教务组领导批评袁超，他不在意，笑着反驳，“我就这点认真的小毛病，校长不会说什么的。”
袁超上班很准时，没课时却经常从学校后门溜走。甚至有时候，袁超会突然让学生自习，自己急匆匆走掉。后来大家才知道，袁超是去幼儿园找女朋友赵兰兰。
我和所长从赵兰兰家出来，打算去幼儿园了解情况。所长在车里对我说：“一会见到幼儿园园长，你和她说案情吧。我不想再说一遍了，太难受了。”
看过老两口伤心的样子，我俩心情都不好。见到幼儿园园长，我介绍了案情，除了没有说明赵兰兰的病情。死者为大，而且这是她的隐私。园长对赵兰兰印象最深的事情是袁超锲而不舍的追求过程。
在教师联谊会相遇后，袁超几乎每天都来幼儿园找赵兰兰。其他老师开玩笑，让袁超干脆调到幼儿园工作。袁超笑呵呵地说调来了只会去兰兰的班，“你们同意不？”
我们在幼儿园没有什么收获，赵兰兰人际圈子非常简单，除了同事和家人，就只有袁超这个男朋友。
回到刑警队，在大门口我迎面看见袁超搀扶着老赵两口子向外走，三人走得很慢。上午见老赵时，我觉得他身材魁梧，这才过了几个小时，他好像一下子苍老了好几岁，像一只瘪了的篮球。
袁超还穿着和赵兰兰去日本旅游时的那件黑色大衣，他摘了眼镜，眼眶发红、眼窝深陷，瘦削的脸上一副憔悴疲态，好像几天都没睡觉似的。
和赵兰兰在一起的一年时间里，袁超几乎成了半个心理学家，他努力想帮助赵兰兰康复，甚至有点“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赵兰兰发病的时候彻夜难眠、痛哭流涕，袁超就成宿地陪在她身边。
有时，赵兰兰会突然失联几天，袁超就虚掩着门，整夜不敢熟睡。第二天一早，会先去赵兰兰家问情况，还给两位老人带早饭，帮忙做家务。一切安排妥当，才去学校上课。等赵兰兰愿意出现时，袁超会扔下学生，迫不及待地出现在她面前。他对赵兰兰的事都很细心，赵兰兰吃的抗抑郁症药，也是他一趟趟跑去四院开的。
四院不仅破旧，也是人们眼中的“禁忌”。病区楼的窗户用钢筋和铁丝网防护住，不时有警察或者医生捆着正在发作的精神病人，经过三道铁闸门送入病区，把路过的人吓得心惊肉跳。
袁超说四院这种地方，兰兰去得越少越好。
赵兰兰尸体被发现的第二天下午，她还躺在解剖室里，身上覆盖着白布，黑色的长发从**垂下，无法解答这场死亡。
我们试图寻找她的手机。去电子城走访的民警带回近期卖手机的名单，除了几个惯偷可以串并出盗窃案，赵兰兰的玫瑰金6S始终没在市场上出现过。
图侦提供了11月10日出事那天的监控画面。下午13点，赵兰兰穿着粉色大衣、蓝色牛仔裤，走出“科级楼”小区，和袁超在步行街见面。15点，袁超和赵兰兰回到科级楼小区路口。路口的监控摄像头背靠“科级楼”，朝南。两人往北走，消失在监控中。18点多，袁超独自出现在监控中。他回家时路过学校，进去拿了一本书，然后返回自己的住处。
“你们打算拿这个来给局长汇报？”王队长的眉头拧成了一团。
我们大气都不敢出一下，会议室里，只剩下点鼠标和翻阅卷宗的声音。虽然局长还没有来，却可以想象到一会儿他狂风暴雨般的诘问。
王队长突然发问：“赵兰兰和袁超下午3点多，消失在监控里，袁超下午6点多回家。你们没想过吗，三个小时！他俩干什么去了？你们都没怀疑过袁超？”
之前我们一直在按抢劫杀人的方向侦查，王队长提出的这个方向，并不是没有可能。但我们都不愿怀疑袁超，觉得他不可能对赵兰兰痛下杀手。
“他作案动机是什么？没有吧。光时间上说得通，其他地方也说不通啊。”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刑警说，“下午袁超还陪着家属来问案情，如果是他，这得是什么心理素质！”
袁超陪老两口来刑警队时，坐在沙发上一直低头用手捂着脸。不少民警都看到，他表情木然，右手袖子上还蹭着粉笔灰，应该是知道消息后匆忙从课堂上赶过来的。
“他要是心虚跑路倒是好办了。”王队长中和意见，想到了折中的方法——等赵兰兰的手机出现。
14日深夜，商业街一片漆黑，只有刑警队的楼亮着灯。宿舍挤满了人，办公室里都铺上了行军床。案件不破，专案组成员不能回家。有人在宿舍打牌，有人躺在**玩手机。更多的人聚在办公室，翻阅卷宗，讨论案情的各种可能性。
讨论持续到了后半夜，作案时间和作案动机始终是争论焦点。袁超是赵兰兰生前最后的关系人，他的嫌疑无论如何都不能排除，但我们怎么都无法给他杀人的动机找出合理的解释。
多数人始终觉得，袁超最不可能杀人。
大家不是同时睡去的，但是凌晨2点，所有人同时醒来了。大家披着警服，冻得抖抖嗦嗦，日光灯亮得刺眼，大家眯着眼，哈欠声在不大的会议室里回响。
王队长顶着鸡窝一样的头发，披着多功能警用大衣，向我们宣布：“技术刚打电话来，赵兰兰的手机开机了，位置就在袁超家。”队长发布命令，半夜破门风险大，人容易“惊”。先去几个人到袁超楼下蹲守。其余人好好睡觉，早上去逮这小子。
楼下的警车发动了，听着汽车引擎声，我躺在宿舍彻底睡不着了。自己的往事和这几天经历的案情交织在一起，在脑海里时而清晰时而模糊。
现场没有手机和钱，抢劫杀人合情合理，手机一定会出手并重新开机，但是为什么在袁超家？他可是赵兰兰唯一的精神支柱！
虽然说不通，但是袁超的嫌疑陡然变大，不管背后真相到底是什么，对这样一个抑郁症女孩下手，还留下一对伤心的父母，单凭这点，他就应当得到最严酷的惩罚！
我也想一起去袁超家楼下蹲守，但所长冲我大喊：“你就在这好好睡觉，明天抓人我带你去。谜底就交给你解开了。”
早上7点，天刚蒙蒙亮，我从枪柜里取出自己的配枪，顶上了膛火。到了楼下，我抬头看着位于二层的袁超家。屋里的灯已经亮了，厨房排气扇冒出缕缕炊烟。抓捕组轻手轻脚地上了二楼，意外的是，门竟然开着。
不大的客厅里站满了警察，袁超则穿着厚厚的蓝色毛绒睡衣，已经梳洗整齐，正站在厨房的灶台旁烧水。
“你们比我想象中来得快，我本来还想烧水洗个澡，现在只能泡茶了。”袁超平静地说。仿佛闯进家门的不是警察，而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
所长拿出刑拘证，像是怕吵醒邻居，轻声说：“小伙子，跟我们走吧。”
袁超丝毫没有束手就擒的意思，他扭头看了看我们，也许是注意到了我腰间的手枪，他左手握住了灶台上的厨刀，转身面向我们。我心中一紧，身上冒出冷汗，把右手放在了枪套上。
所长用力握住我放在枪套上的手，面对袁超说：“事已至此，何必呢？”
袁超放下厨刀，把手抬到胸前，从厨房走了出来。同事马上给他上铐，搜身。
坐在车里，我琢磨着所长那句“事已至此，何必呢”，感觉也是说给我听的。所长点了一根烟递给我，让我把枪交给他。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有些机械地抽了两口烟，把手枪交出。所长卸弹匣，退膛，收枪。
“你给我去会议室。”在会议室，所长把我的手机拿走，放在抽屉里，“现在开始，在这坐一小时。”
我默默坐着，大脑一片空白。所长是对的，虽然抓捕重大案件嫌疑人可以携带并依法使用武器，但在这次行动中，我明显带上了个人色彩。我喜欢着一个患有抑郁症的姑娘，所长知道，我会痛恨袁超这样的人，有可能在必要且合法的情况击毙他。但是掺杂个人意愿的行为即使合法也不能算对。
袁超应该得到审判。而我作为执法者，不能借法律之手杀人。
一小时后所长进门：
“想明白了？”
“明白了。”
“干活还是放假？”
“干活。”
“那去吧。”
“警官，你枪毙我吧。”
我走进讯问室，刚拿起笔录，还没来得及看完文头，就听见袁超求我杀了他。袁超被捕后，很快就向审讯民警承认了罪行，却迟迟不肯在笔录上签字，非要找我聊聊。
我抬头看了眼袁超。他发型整齐，鼻子上端正地架着眼镜，穿一套厚厚的蓝色毛绒睡衣，四肢被紧箍在讯问椅上。袁超始终维持着斯斯文文的状态，看上去很难和杀人犯联系在一起。
他似笑非笑的神情里透着挑衅：“其他人都想套我话，只有你想打死我。”
“如果我没猜错，不是你自己有抑郁症，就是你家人有。”袁超叹了口气。
袁超的每句话都十分扎心，好像坐在讯问椅上的是我，不是他。
“警官，你也不用端着，其实我见过你，咱们好好聊聊？”
“你怎么认识我？”我主动问他。他的回答让我意外。
发现赵兰兰尸体那天，刑警队大院正在举办侵财案件打击专案的退赃大会。院子里乱哄哄的，被叫到名字的人去登记领物。那天袁超也在现场，就站在公示栏前。
“退赃大会那天，你接了个电话就上楼了。”
“你杀了人，还敢去刑警队里看公示栏？”
“我就是想记住上面的脸和人名，看看最后是谁抓了我。”
“你不是想和我聊聊吗？”我打断袁超。
袁超突然说：“我真的很爱她！”语气就像面对一个老朋友，而不是警察。他的目光游离到天花板，身体想靠在讯问椅上。说完这句话，他失去了刚才的气势，看起来放松了很多。
袁超说，那次日本旅行后，赵兰兰的病情好了一点。虽然还会反复，但她坚持吃药，加上自己的陪伴，病情暂时控制住了。袁超老家在省北部的产粮区，父母是种粮大户。放暑假，袁超打算回老家看父母。赵兰兰开始患得患失，觉得袁超要离她而去，而她不能接受自己被抛弃。袁超提出一起回家，赵兰兰又觉得自己这个样子，根本无法面对袁超的父母。袁超进退两难，决定不回家了。然而此时，赵兰兰已经认定自己是袁超的负担。
赵兰兰不断抱怨：因为自己，袁超不能回家看好久不见的父母；因为自己，袁超在学校引起同事的微词；因为自己，袁超经常顶着黑眼圈工作和生活。
转眼到了国庆节，袁超依旧没敢回家。此时的赵兰兰，却已经陷入“死胡同”。
10月1日上午，她在袁超家里割断了自己左手腕的静脉。袁超接到幼儿园园长打来的电话，说赵兰兰没来参加国庆活动。他火急火燎地赶回家。推开浴室门，赵兰兰面色惨白地侧卧在浴室里，不省人事，左手腕正在往外流血。她的右手边扔着一把刀。浴室地板上已经浸染了一片血迹。袁超吓坏了，马上拨打120急救电话。由于120、119、110三台联动，派出所民警先赶到了现场。
袁超用手捂着赵兰兰的伤口，身上沾满了血，努力和她说话，不让她失去意识。民警从单警装备里取出急救包，用无菌纱布覆盖赵兰兰的伤口。纱布很快被暗红色的静脉血浸透，民警又用止血带扎在赵兰兰的手臂上。
120终于赶到袁超家，医生拎着软担架上楼，把兰兰抬进救护车。去医院的路上，袁超坐在救护车里，一边哭一边和兰兰讲话。兰兰进抢救室后，他一个人坐在抢救室门口的长椅上，头垂在**，双手捂着脸，衣服被染红，眼镜放在一边。他好像根本听不到四周发生的事，眼泪一颗颗砸在地板上。
我相信袁超那句“我真的很爱她”没有说谎。
在勘察袁超家时，我们发现很多打印好的A4纸，用长尾夹分门别类整理好，上面全是治疗抑郁症的资料。他怕赵兰兰多心，把这些资料锁在抽屉里。抽屉底部，躺着那两张飞往日本的机票。赵兰兰的手机放在袁超的床头，里面最多的就是两人的合影。
那次自杀，赵兰兰虽然被救回来了，袁超却再也无法集中精力工作，他觉得，压力已经超出自己承受的范围。一个奇怪的念头开始在脑海里徘徊。
“也许，她活着是一种负担，死亡才是解脱。”
袁超说念头第一次出现时把自己吓了一跳，可这个想法却不断在滋长。
“她那次自杀未遂，我就一直在想，我什么都做了，还是无法治好兰兰，她还是铁了心要寻死。我们在一起真能有未来吗？”
袁超专注地想了很多事，如同他在课堂上抛下学生独自闷头解题一般。他给自己和赵兰兰解出了答案：赵兰兰自杀，或者和他分手。无论哪种，她都会死。
袁超保持着一种奇怪的姿势，始终仰头看着天花板。我以为他是不想让别人到他流眼泪，或者是不想再面对我的讯问。
“但我根本做不到不想她，我放弃了抵抗。即使被抓我也认了，我要再看她一眼。”袁超仰着头说。
杀死赵兰兰的第五天，袁超忍不住打开了她的手机。他马上反应过来，自己离落网近了一步。知道早晚被抓，袁超特意查过看守所的规定：不能穿有硬物的衣服；衣服上不能有金属纽扣、绑绳；鞋子不能有鞋带、皮鞋不能带铁鞋弓。他提前给自己准备了厚睡衣、棉鞋、还有一叠100元的票子。这一套东西整齐地放在他家的茶几上。
讯问途中，“探长”老杨进来接手。老杨进去没多久，拿着笔录朝我走来说，“有些地方不仔细，到底是**杀人还是有谋划？低级错误！”
我跟老杨再次走入审讯室。老杨坐下，直勾勾看着袁超，像看猎物。袁超被看得有点发毛，不由自主地动了动，“警官，该说的我都说了啊，铐得这么紧，什么时候去看守所？”
“你勒兰兰的时候紧吗？”老杨淡淡地说。
袁超一愣，没有回答，又仰头盯着天花板。
“兰兰挣扎了吗？挣扎了多久？她有没有扒开你的胳膊？你到底是爱她还是害她？”老杨大声发出一串问题。
袁超急促地呼吸，“没有，她没怎么动弹，就那样发生了。”
“不对吧？地上都是兰兰蹬出来的痕迹，看得出她在挣扎，而且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很痛苦吧。你就这么狠心？明明一松手就能放过她。”
袁超开始回避，“我记不清了，当时脑子一片混乱”。
“你们怎么去的，走路到这地方起码一小时吧，为什么不坐车？你最后陪她的路也是一条黄泉路，六七公里啊！”
袁超听到“黄泉路”的时候，明显颤动了一下，但是没有回答问题。
老杨轻描淡写地说，“她也许只是晕过去了，你这一走，她一个人在荒山野岭就这么死了，你可真残忍，真不是人。”
“不可能！不可能那样，操！”袁超的表情开始扭曲，大口喘着气说。
“你凭什么就说人死了！你倒是说说看！”
“因为她已经凉了！”袁超大声哭喊起来。
他的面具终于摘下了。
干什么事都“杠”的袁超，把念头变成了计划。他事先已计划好，约赵兰兰去山上，就是为了杀死她。那里确实是他们经常散心的地方。清晨的山下有早市，到处是摆摊的小贩和晨练的人们。但中午一过，路上就很少有行人了。
当天袁超选择步行，他担心乘车会留下线索。步行就不一样了，那一路的人行道没有监控，附近的人也不会在意两个散步的青年。袁超在银杏树旁不知待了多久。看着靠着树干的赵兰兰，他试着拉她起身，发现她的身体已经冰凉。
他冷静下来，把赵兰兰身上的物品拿走，伪造成抢劫杀人的现场。但他做不到把赵兰兰藏在荒草中，让她与蛇虫鼠蚁为伴。尸体就这样靠在了银杏树下。远远看去，根本无法发现异常，就像一个女人，久久遥望着远方。
回到家，袁超不敢相信切实发生的事情，几天来很不好过。睡不了多久就会惊醒，醒来的时候又觉得是在做梦。有时，他骗自己，赵兰兰并没有死。有时，他脑海里又冒出想回银杏林看看的念头，却又不敢。
袁超做好了两手准备，一方面他置备好了看守所的衣物和应付审问的说辞；另一方面，他正常去学校上课，去赵兰兰家问候老赵两口子，询问兰兰是不是在家，神色如常，甚至去刑警队门口张望。
一想到这么一个背负一条人命的嫌疑人东窗事发前在被害人父母身边谈笑风生，我就感觉背后一阵寒风。他是最好的演员，不，他不能算人，应该说是冷血动物。
袁超就这样灵魂出窍似的过了几天，直到今天凌晨他打开了赵兰兰的手机，看着看着意识到：完了。
彻底睡不着的袁超干脆熬到天亮，哪也不去，等着警察上门。袁超之所以要求和我聊，是觉得我和他有相似的经历，希望我能理解他杀人的动机。
被送去看守所那晚，袁超又提出想让我送他一程。我拒绝了：“和你多待一秒，都觉得恶心。”
我不能理解袁超，我希望他接受审判，执行死刑。
“可我不认为自己会判死刑，你输了。”袁超的表情又恢复了平静。
不久之后，赵兰兰父母和律师造访了王队长办公室。他们落座之后我才发现，老赵不再像个退休老干部，倒像一个长期酗酒萎靡不振的酒鬼。说着，就流下了眼泪。
审判程序是非常漫长的过程，这对饱受丧女之痛的两人来说是一种折磨。
半晌，老赵说，“即使判袁超死刑，兰兰也活不过来了。人老了，经不起这样折腾，袁超本性不坏，他对兰兰好，我们都能看得出来。他经常说以后不管和兰兰如何，都会把我们当亲生父母。”
老赵说不下去了，律师把老两口写的材料递给王队长，我瞟了一眼，是谅解书。所谓谅解书大意也就是案件情况，赵兰兰的病症是诱因，她的病把老赵以及袁超折磨得精疲力尽，袁超算是一时糊涂，情绪失控做了傻事。他们觉得袁超本质上不是一个恶人。女儿的消失并不意味着袁超要随着一起消失，他们不忍心让另一个家庭也承受丧子之痛。
“真他妈的讽刺。”我骂了一句，头也不回地开车离开。
患抑郁症并不是兰兰的错，错在她得不到科学的医治和亲人正确的对待，生前的兰兰饱受折磨，她死后，杀人凶手居然可以逃脱一死。
2018年12月24日，我在省城出差办理一起案件，晚上在宾馆，教导员发来一张图片和语音：“小蒋你看，晚上我们去教堂做平安夜安保和消防检查，老赵夫妻开始信教了。”
我回复：“这样也好，可能是精神寄托吧。”
回去之后，教堂的老牧师和我说，其实老两口来这里快一年了，赵兰兰母亲加入了唱诗班，几乎每个礼拜天都能看到她。
我知道不会得到答案，但还是忍不住问牧师：“他们祈祷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