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女特务是他一手训练出来的
如此一个庞大的机构，若完全由戴笠独揽，势必有许多不满，因为戴笠的资历太浅，在黄埔生中期别太低，难以服众。如今安排上个黄埔一期、中将军衔的贺耀祖做挂名局长，实际上戴笠大权独揽，日后的工作方便多了。因此，戴笠对老蒋更加感恩戴德。
在军统局改组的大会上，戴笠正式把“秉承领袖意旨，体谅领袖苦心”这12个大字规定为军统局工作的宗旨，号召所有部属以此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行动准绳。
在这种提法，就如同陈立夫创建党务调查科时所提的“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组织”的口号一样，深得老蒋的常识。戴笠成了老蒋维护其独裁统治不可缺少的人物。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特务处工作量大增，其机构大为扩张，到1938年就变成了军统组织。军统的总指挥部在国民党的陪都重庆，其成员多为军统训练班的毕业生。军统局聘用了越来越多的军人报务员和情报分析人员。
戴笠俨然以家长的身份办理局务。军统组织要求绝对的服从和彻底的献身精神，对个人行为严加约束。他禁止部下在抗战时期结婚。他制定纪律严禁吸烟、赌博、打麻将之类的不良行为。违犯内部纪律的人通常被单独关禁闭，而且每年都有不少人因违犯局规遭到处决。这种死刑称之为“殉法”，是一种“殉难”的形式，以确保军统局内部严刑峻法的完整性。
戴笠要求部下绝对效忠于他，在戴笠看来，军统的任务就是当蒋介石的“耳目手足”，必须绝对忠诚。
有时候为了宣传的需要，他也推出几个英雄人物，刘戈青就是其中之一。
刘戈青是一个福建华侨的儿子，家道殷富，他毕业于上海国立暨南大学，获学士学位。1935年夏，他偶然碰到戴笠，在28岁那年加入了军统。刘的背景比较特殊，因为在抗日战争开始之前，军统局内几乎没有大学毕业生。戴笠曾就读于浙江第一师范，1919年前，一师的课程还是传统的文史科目。从上层到中层，军统的官员从小读的都是经史之学。传统的通俗文化赞美战国时的刺客，歌颂三国时的英雄，他们便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长大的。
在网罗第一线的特工时，戴笠要找的对象是受过国术训练的人。在组织特工核心成员时，他往往注重其出身籍贯，然后工于心计地利用其亲朋好友同学老乡的关系来扩招特工。还没开办军统训练班前，尤其讲究这种关系。由于戴笠十分倚重这些亲友老乡关系，他的男女部属主要来自浙江、广东和湖南三大省份。
为了挫败日本与伪政权达成部分和平的企图，军统展开了系统的活动，威胁要刺杀那些想当汉奸的人。军统特工向日本军官发起过40多次攻击，50多次破坏敌人包括机场和军火库在内的军事设施。他们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重庆的支持者。亲重庆的报纸对每次事件都大加渲染，有关社论把刺客比为替天行道的当代奇侠。
1939年2月18日，刘戈青奉军统上海站站长王天木的命令，暗杀了南京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陈箓，自此英名远扬。刺杀陈箓虽非小事，但刘戈青事件的意义更在于表现了他对戴笠的忠贞不渝。
陈箓被刺事件使日本人感到有必要建立一个相应的特务机构，来保证大汉奸的安全，消灭上海的军统特工。结果便是汉奸特务组织的产生，该机构以所在地极司菲尔路“76号”而闻名，创始人是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
1939年夏末，李士群向军统上海站发起决定性的攻击。首要目标便是军统上海站站长王天木。李士群的手下光天化日之下在公共租界的商业街南京路绑架了王天木，将他押到极司菲尔路76号，关了三个星期才释放，关押期间，王受到相当的礼遇。
然而，不久王天木就差点在军统同僚的子弹下丧命。他侥幸逃脱，愤愤不已，怀疑是“老板”戴笠下令除掉自己的。另一个军统人员给王看了所谓戴笠从重庆发来的下令处死王天木的电报，这更加深了王的疑心。他勃然大怒，大骂戴笠无仁无义，声称从此脱离军统。
早在1938年3月，戴笠一察觉到李士群开始与自己作对，便孜孜不倦地提醒特工不可背信弃义。同时，他对部下的举动严加监察，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惟恐部下临阵动摇，叛变倒戈。王天木安然无恙地从被重庆称为“阎王殿”的76号归来，这自然会影响到军统内部对他信任，人们对他的忠诚也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这正中李士群的下怀，正是他精心策划的这个局面。李士群阴谋引诱军统要员倒戈之时，戴笠也开始加紧严惩汉奸。两个特务帮派之间的争斗在上海激化成一场全面的城市战。
1939年秋，李士群声称端掉了军统上海站。而军统方面也声称干掉了十多个傀儡特务机构中的要人。李士群的部下就将目，标对准那些忠于蒋介石的社会名流和抗日积极分子。上海亲重庆的报纸编辑和记者是他们攻击的首要目标，这些人被迫闭门关窗转入地下，以避免恐怖分子的攻击，与重庆有关联的银行收到了邮包炸弹和手榴弹。
虽然军统特工在上海街头英勇抗战，打击了汉奸分子，但是军统在敌后各大城市的情报点，却遭受了1937年抗战以来最大的损失。军统上海站的叛徒把该地区特工名录、地址和组织联络图都交给了日本宪兵。日本宪兵和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特务，一起紧急搜捕了军统13个办公点和藏身处。更有甚者，上海的军统叛徒陈明楚曾负责军统南京站的人事安排，他向日本提供的情报极为精确，涉及面也很广。1939年8月12日，军统安庆站站长蔡胜楚在南京被捕，遭到严刑拷打。8月19日，军统南京站的办公点和藏身处遭到袭击。南京站副站长谭闻知答应与敌人配合。9月11日，军统在南京的秘密电台落到敌人手中。
王天木在北京和天津有不少老关系，日本宪兵根据他提供的情报在华北展开大搜捕。9月27日，军统在天津地区27岁的负责人曾澈在天津大街上被认出，随即被捕。次日上午，在英法租界警察的帮助下，日本宪兵袭击了军统在天津的办公点和藏身处，抓获了不少特工，其中有41岁的天津站负责人陈资一。曾、陈两人马上就被枪决了。
王天木在上海的叛变，促使青岛站的军统头目赵刚义起而效尤。赵曾在办理军统局务时在上海与王有过合作。11月15日，赵刚义带领日本宪兵在青岛大肆搜捕，军统青岛站的代理站长交出了特工名单、地址和电台。1939年11月24日，军统在北平的办公处和电台陷入敌手，副区长周世光被捕，随即遭到枪杀。
从北平地区办公处军统特务那里索取的情报，使日本宪兵对张家口、察哈尔、绥远、丹东、内蒙等地进行了系统的搜捕，国民党情报员、积极分子、游击队长纷纷落网，电台被毁。王天木和戴笠之间的猜疑导致了王的叛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由此引起的雪球效应几乎使军统在敌后的情报体系毁灭殆尽。
在这个时期，刘戈青被李士群抓进了76号。就像曾对王天木那样，李对刘戈青可谓是礼遇有加。刘被捕的当晚，就允许他和同志联络。李士群还允许刘戈青的女朋友陆谛进来陪他。陆谛过去曾为刘送信并照顾过他。他甚至答应刘戈青可以会见来客，保证客人来去自由，刘的朋友朱山猿(刘的军统同事)得到消息便马上来到76号。
刘戈青请朱山猿带个条子给戴笠，发誓在任何情况下，决不会为个人安危而改变对戴笠的忠诚。1940年1月10日，戴笠下令将刘的字条当作教材来教育各种训练班的学员。
在刘戈青被关押六个月后，刘最终在南京成功地“越狱逃跑”，也可能是“释放”了。
1940年初，刘戈青回到重庆。戴笠把他当作大英雄来欢迎，在军统总部为刘大摆宴席。
戴笠似乎对刘戈青的忠诚没有丝毫的怀疑，刘戈青也对戴笠坦诚相见。他要求戴笠允许他给李士群寄一封信，戴笠慨然允诺。刘在信中将李誉为“天涯知遇，至感平生……自当图报于他日。”戴笠颔笑置之，由于军统局禁止重庆与敌占区通信，他破例安排人将这封给汉奸特务头子的信带到香港转寄。
戴笠对刘戈青的事情大加渲染，目的是向人们表明他就像古代的明主贤相，能赢得忠义之士的拥戴。
军统在敌后的实力可谓是损失惨重，由于错误、出卖、失算，许多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另外一些人受到严刑拷打，被投入大牢。
戴笠告诉他的部下，军统的历史是用大家的血汗和泪水写成的。重要的是，死亡临头之时，要甘为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他把军统局比作一个大家庭，满口仁义道德，以传统伦理来团结特工。戴笠向死亡的军统特工的父母支付丧葬费，照顾他们的孤儿寡妻，送他们的孩子上学。戴笠有意把他创办的军统办成一个仁慈的机构，大家为军统付出血汗泪水，军统也将以德相报。
戴笠是性情男人，他觉得漂亮女人就是生活的调色板，没了她们，生活的色彩一定很单调，也一定没滋没味。他穷困潦倒的时候，自知无能力无条件享受，但发达之后，决不会放过这种享受的机会。他一生中染指的女人很多，有一夜风流的逢场作戏、有忍痛割爱的痛苦、有海誓山盟的虚伪、也有刻骨铭心的“爱”……
也许是由于职业的缘故吧，他一生就和“特”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特别爱学生、特别爱手枪、特别爱汽车，而尤其特别爱女人。
戴笠认为情报工作中，漂亮的女人有先天性的优越条件，只要利用好了这些条件，自然就能准确获得情报。
他在训练女特务的时候，往往亲自上阵，找漂亮的女特务做示范，从而去除她们的羞耻心。沈醉在回忆录中有一段描写戴笠训练女特务的篇章，过程属于敏感领域：此处删除五百字以上。
正是由于这种亲自训练，使戴笠与漂亮女特务之间，关系变得十分暧昧。而他，也将训练班，当成了自己的后宫，造成了许多红颜薄命。
在这些不幸的女人中，命运最悲惨的，莫过于周志英了。周志英，1935年在杭州浙江省警官学校毕业后，留校担任事务员。由于她长得很有几分姿色，平时又爱收拾打扮，颇引人注目。
当时，戴笠在该校担任政治特派员，虽有越龙文为校长，但戴笠实为该校之太上皇。
戴笠最关心教官和学员们的生活，不仅经常到厨房察看吃些什么，卫生搞得怎样，而且有时还去大食堂吃上一餐，亲自品尝一番。
当然，这还是很不够的，要想真正把大家的生活搞好，关键的关键，还是要抓好对事务人员的教育工作。具体来说，就是要抓住事务员周志英，并且一定要把她抓到手。
因此，戴笠经常找事务员周志英谈话，研究工作。不过，戴笠的工作是很忙的，白天自然没有时间，并且研究生活问题嘛，只有利用晚上的时间为最恰当，也最方便。
一天晚饭后，戴笠照例又把周志英找去研究工作。他开始问道：“周志英，你觉得生活怎么样？”“不算顶好，但也不算太坏，一般说来，还比较可以”。周志英原则性地回答道。
“今天咱们不研究一般问题，一般问题过去都研究过了，今天咱们专谈个别问题。比如说你吧，你认为生活怎么样？”戴笠直接点明了谈话主题。
“我认为生活得很好。”周志英没明白所谓“生活”的真正意义，所以仍然拘泥于一般情况下的生活问题。
“我所说的生活不是通常的吃饭穿衣。而是人类的高级生活——精神生活，你不觉得苦吗？”戴笠像打追击战似的步步进逼。
周志英抬头看看戴笠，正好发现戴笠用异样的目光审视她，于是，她的脸一红，把头低下去。
“回答我的问话呀！你已经是成年人了，应该懂得生活了。”戴笠又逼进一步。
这时，周志英已经完全明白了戴笠的意思。她正在思考问题——究竟应该怎样表态的问题。
一个青年女子，存在着羞怯心理，当然是难以避免的，但虚荣心往往会压倒一切。
她慢慢地抬起头来，发现戴笠用一种无法言喻的目光凝视着她。当她的目光接触到他的目光时，嘴唇动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但却羞怯地一笑，又低下了头。
“你说呀——不要不好意思嘛。”戴笠好像迫不及待。
这时的周志英，好像无话可说，又好像无事可做，两只手紧紧拉住自己的衣角，摆弄过来，又摆弄过去。
“你说嘛……”戴笠有点急不可耐了。
“那你呢……”周志英羞怯地一笑，轻轻地吐出了三个不寻常的字来。
“我的心理是很矛盾的，每当你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就觉得精神特别愉快，而看不到你时，又觉得非常烦恼！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心理？”戴笠的双目注视着周志英那桃花般的脸蛋儿，含情脉脉。
周志英倾听着戴笠的剖白，心里觉得甜丝丝的。她抬起头来，看着戴笠那一双光亮的眼睛，嫣然一笑，立即又把头低下，接着说道：“我……不知道。”
女人的性格大多如此：凡是关于这种事情，只要心里愿意，总是含羞带笑而并不表态一其实这便是既含蓄而又最明确的表态。戴笠是情场老手，他最懂得女人心理。当周“我……不知道”的话语刚一落音，便不失时机地移步向前，挨着周志英的身子（此处删除八百字）
从此以后，戴笠和周志英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当然，在一起“研究生活”的次数比之已往也更多了起来。
在共同“研究生活”的基础上，周志英平步青云，红运高照。
为了“工作需要”，周志英被调到戴笠的身边，当上了“秘书”。
自从周志英当上了“秘书”，双方“公私兼顾”，彼此都感到很方便。
戴笠与周志英之间的“公私兼顾”关系始终都很协调，彼此如胶似漆，打得火热。在这种情况下，周误以为戴是真心爱上了自己，于是便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一天晚上，当他们办完了双方需要共同办的事情之后，周志英乘机说道：“咱们的关系已经持续了几年，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戴笠毫不犹豫地答道。
“你是不是真的爱我？”周志英开门见山地问道。
“这个问题你还用问吗，时间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戴笠并不作正面的回答。因为究竟是出自真心的相爱，还是为了临时的需要，他自己心里最明白。
周志英与戴笠朝夕相处，对于戴笠的为人，她当然是十分了解的。因此她并不相信时间能够证明什么问题。于是她说道：“时间也许能够证明别的什么问题，但并不一定能够证明爱情。因此，我需要你明白地说出来。”
“当然是真爱你，如果不爱你，我会把你调在我身边吗？如果不想你，我们会经常在一起干这事情吗？说心里话，我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你，一旦离开了你，我就无法生活下去了。”
戴笠说这番话时，满口都是甜言蜜语。
“既然你是真爱我，咱们就应该好好商量一个问题。”周志英郑重其事的说道。
“可以，可以。”戴笠回答道。
“我们的关系不明不白，这样长期下去不是办法。我认为最好还是固定下来的好。”周志英流露出忧郁的神情。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你不明明白白是我的秘书嘛，这有什么不好。你说固定，怎么个固定法？你是想把秘书定为终身职业吗？”戴笠故意装糊涂，乱扯一通。
“亲爱的老板，你别给我绕圈子开玩笑了好不好，我是给你谈正经的。”周志英一看戴笠这种态度，不觉也急了起来。
“谁同你开玩笑，我也是谈正经的嘛！”
“谈正经的，咱们就应该结婚。”周志英亮出了底牌。
“哎呀呀，我的小宝贝，你越长越糊涂了！我早已命令团体在抗战期间不准结婚，你也不是不知道。你想，不让他们结婚，我们就可以结婚吗！”戴笠仍然摆出一副正经面孔。
“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我们和他们并不一样。”周志英好像理直气壮。
“有什么不一样，既然是命令，大家都应该服从，我们更应该带头执行。”戴笠更显得冠冕堂皇。
“我们——特别是你，是有地位的人，我们的关系这样不明不白，万一肚子不争气，现了形，名声可是个大问题呀！”周志英用尽一切方法，想说服对方。
“我不是给你准备了避孕药吗？”戴笠想逃避正面问题。
“今后我不想用它了。”周志英断然说道。
“那是为什么？”戴笠感到很诧异。
“因为我想堂堂正正地做人，我想结婚，我想生儿育女。”周志英说这一番话时，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戴笠思前想后，意识到问题并不一般，万一张扬出去，的确有损自己的声誉。因此，他不愿意闹成僵局，只好敷衍一下，然后再慢慢想办法。于是他说道：“我的好宝贝，你别着急，让我考虑考虑再明确地答复你吧！”
“亲爱的老板，我等待着咱们共同过那幸福美满的日子。”周志英得到了初步的满足。从此以后，每逢和戴笠在一起过夜时，周志英便絮絮不休地要和戴笠唠叨结婚问题，使戴笠感到穷于应付。他要想办法了。
戴笠经过一番周密的布署之后，终于向周志英做了正式的答复。
戴笠说道：“我亲爱的小宝贝，现在我可以正式答复你所提出来的问题。经过认真的考虑，我同意咱们正式结婚……”
“真的！亲爱的老板。你现在更加可亲可爱了！我早就想过，我相信迟早你都会同意的。”周志英一头扑进戴笠的怀里，接着便是一阵热烈的狂吻。
戴笠推开周志英，用双手扶着她的肩膀，四目对视着说道：“但是，暂时还不能公开。为了遮掩部下的耳目，我们的婚礼只能秘密地举行。我已经给王秘书作了交代，你可以先找王秘书把你送到秘密公馆去，作一些必要的准备，到那时候我就来当新郎官儿。”
“我哪一天能当上新娘子呢？”周志英迫不及待的追问新婚日期。
“过几天我们一见面，你不就是新娘子了吗？”戴笠亲切地回答道。
周志英听了戴笠温柔的话语，憧憬着洞房花烛夜的美好和幸福，高兴得不知所以，便一头扑到戴笠的怀里。
戴笠表演得逼真，痴情的周志英自然深信不疑。
1941年3月18日，周志英兴高采烈地找到王秘书说：“老板同我说，他都向你作了布署，要你送我去，是吗？”
“是呀！是呀！一切都准备好了。”王秘书喜笑颜开地回答道。
“是什么地方呀？”周志英急切地想知道，她将要在哪里度蜜月。
“是一个秘密的地方，暂时不能宣布。你就放心的去好了，保险错不了。”王秘书很神秘地回答道。
周志英心头如蜜，一心向往着那美好的时光，也不再说什么。
王秘书立即吩咐两部小轿车，一部坐人，一部装载简单行装和必需品，一溜烟疾驰而去。
两部轿车开到目的地，在一个偏僻公路旁的大门口停下。王秘书说一声：“到了，请下车吧！”
下得车来，周志英抬头往里一看，一行几个人出来迎接，为首的一人竟是她认识的生活处主任周养浩。她感到很诧异！于是说道：“我们来这里干什么？”
王秘书接着说道：“老板不是交待过吗？为了掩部下的耳目，先在这里住几日，这当然是暂时性的嘛！”
周养浩插嘴道：“请到里面谈话。请到里面谈话。”
周志英虽然怀着满腹孤疑，也只好跟着大家一同进去。
在周志英到达的当日由周养浩出面，备办酒席，优礼倍加，招待了一番。当然，这酒席与其说是招待周志英，不如说是招待王秘书一行的。
当天晚上，周养浩亲自把周志英领到一个单人房间。刚一进去，她便惊呆了：“啊！周主任，这就是给我准备的地方吗？”
“是的——不不，”周养浩敷衍道：“当然，这只是暂时的，暂时的。”
“周主任，”周志英满心孤疑道：“这难道是老板的意思。”
“那当然，不过……”周养浩竭力敷衍道：“这是暂时的。”
“啊！”周志英激愤道：“原来他是叫我来上大学呀！”
“是的。”周养浩含蓄答道：“周同志心里明白就好——就是这么回事儿。好，时间不早了，你也该休息了。”周志英一屁股蹲在**，两眼发痴，不知所措。从此以后，她的命运就和痛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白天，她用泪水打发日子，夜晚，也只能做做新娘梦而已。她这一关就是五年多，直到戴笠出事后，才被人放出来。
当然，相对而言，戴笠对她还是算仁义的，至于对待其他人，就没有这么舒服了。
1943年的仲春季节，正是刚刚过罢农历的新春佳节，人人都沉浸在喜庆和欢乐的气氛之中。
当时正处在抗战后期，军统局利用抗战之名，大办各种特务训练班，大力扩充特务组织，到处都是人旺财旺的景象。戴笠回忆着他的艰苦创业史，展望着未来的无限美妙前景，感到无限欣慰。
今天，戴笠在重庆市罗家湾19号军统局局本部召开了一个由军统所属各大地区、站特务头子工作汇报会。在会上，他听取了各地区负责有关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感到十分满意。同时，他又布置了如何进一步反共防共等重要措施。事业上的步步胜利，使得他的每一根神经都处于极度的兴奋之中。
当晚，戴笠驱车回到了曾家岩151公馆。余淑衡看见戴笠进来，迈着轻盈的步伐，急忙走向前去拉住他的手，撒着娇说道：“我以为你今天又不回来了呢！”
戴笠伸手抚摸着余淑衡那白嫩、细腻的脸腮，亲昵地说道：“有你这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在这里，我怎么舍得不回来呢！”
“我算得了什么？在你戴老板周围，美人儿多的是！”因为余淑衡深知戴笠的为人，女人就是他的命，一天没有女人，他好像就要活不下去似的。最近一连几天没回来，肯定又去找了别的女人，所以余淑衡不软不硬地出了一股醋劲儿。
“淑衡，我是最爱你的！这不仅由于你生得漂亮，而且还有一肚子学问，能诗能文，加上你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所以无论是爱情或事业上，我是一时一刻也离不开你的！”戴笠表示只专注地爱着余淑衡一个人。
“你说的是真的吗？”余淑衡听了戴笠的表白，半肚子醋水加上半肚子气，早就云消雾散了。
“那还有假！”戴笠说道：“淑衡，我的心不是已经掏给你了吗！要不，我的化名怎么会叫余龙呢！”
两人对视着，会心地一笑，紧紧地搂抱在一起。余淑衡是什么人呢？余淑衡是湖南人，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外语系的毕业生。早在学习期间，就是全校闻名的高才生。她不仅生得漂亮，且才华出众，又能说一口十分流利的英语。因此，更为许多人所倾慕。
1938年冬，戴笠由长沙去临澧，主持该班第一期学生毕业典礼，路过常德时，特别邀请了他在黄埔军校第六期的同学、好友唐生明和他的夫人徐来，以及徐的女友张素贞一同前往，以壮行色。他向唐表示需要一个女秘书，恰好唐的夫人徐来有一个同学，便介绍给了他，这个人就是余淑衡。
余淑衡生得十分标致，弯眉大眼，端庄秀丽，戴笠一见倾心，便带在身边，成了他的随身秘书。馋猫的嘴边当然放不住腥肉，这位如花似玉的女秘书，每天都在戴笠面前晃来晃去，虽然白天跟他忙碌了一天，晚上也决不肯让她闲着的。在这一天夜里，戴借着有重要文件必须及时处理，把余淑衡骗进曾家岩公馆，践踏了她的青春。
余淑衡的人品、长相、学识，都使戴笠感到十分满意，一直想培植她成为自己的如意夫人。因此，特意把她送到军统局外训班专修英语，毕业后，当然仍回到戴笠的身边。
当然，戴笠已经知道，余淑衡早在家里就已经与其表哥周光订了婚，但为了达到长期霸占之目的，便以军统局人员在抗战期间不准结婚为由，强迫余淑衡和自己的表哥解除了婚约。从此，戴笠便把余淑衡据为已有，成了他形影不离的姘妇。这样一来，余淑衡便同时具有双重身份：白天，随从秘书，夜晚，秘密夫人，一身而二任焉。
戴笠自从得了余淑衡，一切都感到心满意足，对余淑衡真是百依百从。余淑衡既然同表哥一刀两断，戴笠对她又是那样体贴倍加，她也就以心相许，把自己的终身托付了戴笠。因此，他们之间的感情与日俱增，如胶似漆。但是，这余淑衡还很年轻，有着强烈的进取心。为此，她在枕头边多次向戴笠提出要求：要到美国留学深造。但戴笠却是一百个不同意，唯恐这一位仙女般的美人儿从他的手里飞掉。为此，他不但在余淑衡面前说尽了甜言蜜语，而且为了牢牢地拴住余淑衡的心，还特从湖南老家把余的妈妈、妹妹和弟弟接到了重庆，并且经常去看望未来的岳母，亲自问寒问暖，表示百般孝敬。为了表示至亲关系，遇有空袭警报时，还特许其未来岳母一家人躲进他自己的专用防空洞里。诚可谓用心良苦。
可是余淑衡却不依不饶，没事就吹，吹得戴笠的耳朵都起茧了。只是由于戴笠对她还有点新鲜感，所以暂时忍着而已。直到有一次，余淑衡不知怎么，竟然在枕头边替一个犯了错了男特务说情，这就犯了戴笠的大忌。戴笠知道余淑衡与那男特务共过事，说不定是看在同事一场的份上，做一个顺水人情，可这也绝对不能容忍。
戴笠对余淑衡虽然表面上十分温和，但在内心深处却装着另一套为余淑衡所猜测不透的心思，只有他玩腻的东西，才会丢掉不要。
一天晚上，戴笠和余淑衡亲热之后，余淑衡从戴笠怀里挣脱出来，两人默默地对视着。
余淑衡好像有所发现似的，突然问：“雨农，今晚上我看你的神色好像有点不大正常呀！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
“事情倒是很顺利的，只是我心里有些不太痛快！”戴笠面带忧伤地说道。
“心里有什么不痛快？能够告诉我吗？”余淑衡体贴的问道。
“当然能告诉你！”戴笠故作痛苦状说道：“并且告诉你之后，你一定感到很高兴！可是，对于我来说，即如同挖了我身上的一块肉啊！”
余淑衡搂住戴笠的脖子，倍加温存地说道：“咱们不是一条心吗！凡是你痛心的事情，我也肯定高兴不起来！到底什么事情呀？你快说给我听嘛！”
戴笠慢慢地打开皮包，抽出一张纸片，递到余淑衡手里，满脸颓唐地说道：“东西就在这里，你自己拿去看吧！”
“啊！出国护照！”余淑衡简直高兴得要跳起来。
“我就知道你一定很高兴嘛！”戴笠故作不悦地说道。
“我的好老板呀！”余淑衡的头撞到戴笠的怀里，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说道：“我就知道早晚你会同意的。”
“可是，你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戴笠说道，“我是一时一刻都离不开你的！你这一去留学就是几年，我可怎么生活呀！”戴笠说得悲切，表演逼真，差一点儿没滚下眼泪。
“亲爱的！”余淑衡安慰道，“其实，我去美国留学，也完全是为你着想呀！今后我毕业回来，不是可以更好地协助你吗！这完全是件大好事，你应该高兴才好呀！”
“当然，从理智上说，完全应该这样做，可是，在感情上，怎么能够接受呢！”戴笠一本正经地表示难以割舍，其实，在心里正在偷偷地乐。
“从咱们的事业着想，也从咱们的永久幸福着想，你暂时忍耐一下，几年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快得很！”余淑衡竭力地劝慰着。
“话虽是这么说，可我总有点儿说不出来的担心！”戴笠故作姿态。
“你担心什么？”余淑衡有所不解。
“有朝一日，你喝了一肚子洋墨水回来，还会认我这个土包子吗？”戴笠有意用诙谐的语言，打破沉闷的空气。
“放心吧，我的大老板，我余淑衡不是那种人，决不会朝三暮四，绝对不会做出半点儿对不起你的事情！我倒担心你哩！”余淑衡一面担保证，一面又表示忧虑。
“你担心我什么？”戴笠一怔说道。
“我担心你什么？我知道你夜夜都离不得女人，我走了以后，你又该乱找女人胡搞了！”余淑衡不知不觉又流露出了几分气愤的情绪！
“淑衡，我的宝贝！”戴笠忙不迭地说道：“我敢向你起誓，除了你，任何女人我都不爱，我只爱你一个。”他一面说话，一面解扣子，“如果你不信，我可以把心掏出来给你看！”
“我信！我信！”余淑衡说道：“我走之后，我母亲和妹妹怎么办呢？”
“这你可以一百个放心！”戴笠说道：“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你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家里的一切都有我，你就放心地走吧！”
三天之后的早晨，余淑衡满心欢喜，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
余淑衡怀着一腔赤诚的爱，准备学满归来做老板娘，可她哪里知道，这是戴笠精心筹划的一计啊！戴笠已经看上了另一个女特务，正要安排到身边当秘书，既然她想出国，那就哪里凉快待哪里去，到了国外，断了对她的资助，再另外找个法子处理掉就是。
虽然戴笠三令五申，要求手下的特务不能结婚，更不能产生感情，可是总有一些不守规矩，敢吃禁果的男女，惹出了一些不可收拾的事情出来。
军统局在戴笠的独裁统治下，先后制订了许多禁令。这些禁令不是什么单行条例，而是戴笠用口头宣布或者以手令决定之后作出的规定，是军统任何人不能变动的律令。其中很有名的是“六不准”：即不准擅自脱离组织；不准在抗战时期结婚；不准自由向外活动；不准经营生意；不准贪污贿赂；不准随意回家外宿。而“六不准”的内幕怎么样呢？
第一不准擅自脱离组织。即作为一个军统局的特务，不能擅自脱离军统组织，连写长假报告、请求脱离也不许可。蒋介石把军统特务规定为终身职业，戴笠就把此当成了下属特务的锁链。他曾说：“如果有哪个人要离开我们的组织的话，我就请他活着进来，死的出去。”当然如果是戴笠不要的人，这是例外。
军统在戴笠统治时期，无人敢提出请长假。有时，偶然也有人离开了军统，但这是极个别的，是由于他们找到了人事的路子，走了私人的特殊关系，方获得了脱离。如军统子弟学校立人小学教导主任熊家璞，她是军统黔阳特训班的学生，秘密与军统特务、特检处处长李肖白姘居，在生活上可以完全靠李肖白。熊不愿意于受军统的控制，更怕秘密督察打上一个小报告，而遭受到意外的惩罚，所以，很想脱离军统组织。
由于她和她的姘夫李肖白都与军统局人事处处长龚仙舫和行政科长黄康永私交很深，他们合谋以请求长期病假的形式获得离开。他找了一位有肺病的妇女在重庆宽仁医院照了一张X光胸片，熊家璞冒充肺病病人的病历向军统局人事处请求长期病假休养。军统医务所看到X光片，说明熊有严重肺病，同意她长期休养，因此报告得到了批准。这样，熊家璞在获得军统发给她一年的生活费和医药补助费后，便离开了军统特务组织。如果没有这种人事关系的话，要离开军统组织，谈何容易。
第二不准在抗时期结婚。戴笠的妻子毛氏于1939年在重庆因患子宫瘤死去，从此他就不愿意看见他的部下与妻儿团聚，遂于1940年对一些有家属的特务下了一道手令。说什么抗战时期，家属跟在身边，会妨碍所谓的抗战大业；限令所有人的爱属，一律迁回原籍。如果在三个月内还没有迁动的，就停发眷粮。这一条手令，是经军统局局本部人事科下的通令，许多中级以下的特务。慑于军统局的**威，不得不把家属送走，在军统局里面闹得怨气冲天。有一些特务也晓得戴笠的命令不遵守是不行的，就让家属暂先离开重庆一步，等到风声过后，再慢慢地搬回重庆。
但是，在这一道手令之下，遭到不幸的，只有一些中下层的特务，许多大特务或者江山派系的一些特务，则都成了例外。1940年在戴笠下了手令之后，毛人凤就第一个与向影心结婚；紧接着就是陈宜生(抗战时曾任军统兰州特训班教官兼兰州市警察局分局长)与朱绍良女儿结婚；霍立人(曾任军统兰州站站长、运输统制局监察处副组长)与徐应年结婚；文强(曾任军统西北区区长)与葛世明结婚；魏大铭(军统局电讯处处长)与葛霭兰结婚。戴笠在表面上不同意他们这样做，而实质上还亲自向他们贺喜。江山派系的何丹山(系军统局情报处处长何芝园的堂弟，时在军统息烽训练班任职)，也于1941年与息烽曾姓大地主的女儿结婚，戴笠虽接到了息烽秘密督察的小报告，但这个小报告就搁在他的皮包里没有处理，也就默许了他的结婚。当时军统局里面的许多年轻男女特务，对于这一个禁止结婚的问题，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因而发生了许多两性问题，弄得丑态百出。在军统局的大寝室里、防空洞里，都变成了军统那些旷夫怨女的约会场所。
第三不准自由向外活动。军统的每一个工作人员，没有得到军统特务组织的命令或批准，都不容许擅自向其他方面去活动。1937年上半年，蒋介石为了调解复兴社特务处(军统的前身)和国民党中组部调查处(中统的前身)两个特务组织的内在予盾，曾经成立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要陈立夫当局长，把原调查处编为第一处，徐恩曾为处长，原特务处编为第二处，戴笠为处长。这两个特务机关，虽然统一组织，但戴笠则秘密严格禁止第二处的人员与第一处的人员擅自交往，并且指示参加局务会议的人员说：“我们参加他们的局务会议，只是采取听听的态度就可以了，少说话。”而且还打一条禁令，如果私自同中统人员往来的，则以擅自活动惩处，轻则禁闭，重则以泄漏秘密论罪。所以军统的工作人中对中统的工作人员都是尽量回避的，双方都有相见不相识之感，很少有人敢秘密联络，都怕触动戴笠的禁令遭受意外。
第四不准经营生意。军统局在抗战时期中有一条禁令，不准任何人经营生意，说什么与商人争利是不得人心的，要维护老百姓的利益；做一个特种工作人员得安分守己。
军统局的二号头子郑介民看起来不长于做生意干买卖，但他的妻子柯淑芳则是一个生意的老行家。柯在重庆利用四川商人为她囤积居奇，做收进抛出的买卖。因而，她对几个四川商人同爱护她自己一样。
1943年一个夜晚，这几名四川商人因赌搏被重庆稽查处抓去关押，柯得知此事，马上要郑介民打电话让稽查处放人。而稽查处长何龙庆那时不在处里，须拖到次日才能解决。柯淑芳就要郑亲自去石灰市稽查处面谈。
这一天的夜晚，重庆电闪雷鸣，风雨交加，郑的汽车早已开回军统局局本部汽车间休息，郑想第二天再去办理，柯坚决不同意。由于郑介民是一贯怕老婆的。有时当着客人的面，柯淑芳也让老公给她捶背，所以人称“床头跪”。只得穿上胶鞋打起雨伞从临江门家里走到石灰市，经稽查处的值日官找到了何龙庆，终于把关押的几个四川商人释放了。
柯淑芳不但通过四川商人做生意，还做小生意。她利用苏情报所的总务科科长吴景中是湖北同乡的关系，要他套买大量日用品，每月进货一次，也卖出一两次，这一笔套买套卖的收入，也就成了柯淑芳袋子里的私房钱。
毛人凤也不例外，毛人凤是戴笠培养他接受衣钵的刽子手，是一条表面圆滑内里奸诈的毒蛇，他自己表现得很清高，似乎不懂得什么叫买卖，但却背地里要他的妻子向影心大肆经营生意。向不仅大搞囤积居奇，而且利用毛人凤的关系向国外购买洋货进行套卖。她还借军统局局本部总务处粮秣股长吴茂先领取军粮的职权，要吴为她囤积粮食，秘密做粮食生意。吴茂先之所以得到毛人凤的信任，就是由于与向影心的这一个秘密关系。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毛人凤力保吴茂先为重庆航空检查所所长，以便于向影心经营重庆上海之间的各种投机倒把活动。1946年戴笠死后。毛人凤当了军统局副局长，向影心还介绍她的姘头邹伟成当四川谦泰豫银行上海分行的副经理，与四川商人合伙扩大经营生意，攫取暴利。
第五不准贪污贿赂。贪污在军统里面也列为一条禁令，如果有人贪污的被人打了小报告，就会送掉性命，所以许多特务都不敢以身试法。
戴笠这种杀鸡吓猴子的手段是很多的。在一般的小特务里面可能是有些作用。但是，从特务组织里面来说，并不是戴笠不准贪污就没有贪污了。他们采用送礼的方法，变相的贿赂和贪污。黄康永在军统局局本部人事处工作，熟知人事处的处长、科长、股长以及一部分科员，都是每一个想调迁工作的特务逢迎送礼的对象，人事处理的办公桌抽屉中装了不少特务们暗地馈送的礼物：香烟、布料、钢笔、手表、糖果、罐头等应有尽有。这种变相的贪污行贿，在军统局里是司空见惯的，戴笠自己更不例外。
1942年黄康永同戴笠从重庆去东南视察，当他们在福建南平时，戴看到一种海味蛏干很肥大，认为是一种滋阴补肾的食品，他马上和福建水上警察局局长余种民表示，要办1000斤蛏干带回重庆。当时，由福建的各个特务机关合伙，采购到1000斤蛏干送给戴笠，这个礼物是福建站副站长陈达元献给戴笠的。不久，就由戴笠亲自决定，调升陈达元为军统局闽南站的站长。不久，他就爬到了监察委员的高位。
军统局里的所谓不贪污不贿赂，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实质是无污不贪，无物不要，送礼贿赂已经成了军统局里的风气。虽然在戴笠手里也惩办过大贪污犯陕西缉私处长金闽生和缉私署骑兵团筹备主任欧阳斌；在毛人凤手里也枪毙过大贪污犯北平站长马汉三，但都不是因为他们的贪污，而实际上只是分赃不均而已。
第六不准随意外宿。在军统里有一个严格的规定，就是除每人在每一个星期指定的一天回家外宿之外，其他时间都不许离开机关回家外宿，星期天也不休息。这一制度，从1932年南京成立特务处之后，就开始执行，在重庆的八年抗战时间里，都是严格执行的。
如果有私自偷出外宿的，让秘密督察打了小报告，就会受到惩办。许多特务都怕触犯纪律，遭受不幸，所以都兢兢业业地执行这一制度。1943年之后，由于军统局局本部的组织更加庞大，也由于军统里的宗派关系活动相互包庇隐瞒，对于这一个不准随意外宿的纪律，就执行得稍为松了一点。当时军统局总务处处长沈醉为了迎合科级以上人员的心理，就制作了一种供科级以上人员出军统局门岗的珐琅铜牌，可以自由出入门岗不需任何登记，这就为军统局的高级工作人员开了一条方便之门。但是，一般小特务还是受到这个不准随意外宿的纪律约束。对这个不准随意外宿的制度，许多特务和特务家属都对之怨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