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戴笠与杜月笙荣辱与共

1937年8月14日,就在淞沪抗战开始的第二天,戴笠亲赴上海,指挥上海的特工力量参与抗战。但就在此行过程当中,戴笠发现,上海各界的抗日热情异常地高涨,这让戴笠萌生了一个想法,何不聚合这些抗日力量组建一支抗日游击队伍,以此来配合正规军作战。随后戴笠将这一想法,向蒋介石作了汇报,很快得到了蒋介石回电。批准他的请求,并且要他在一个月内,火速组建一支一万人的抗日武装游击部队。

接到蒋介石的电文时,是1937年9月4日,看完电文戴笠异常兴奋,拥有一支武装部队,一直是戴笠的梦想,在战争年代,这是一个超乎异常的砝码。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戴笠的这个想法都受到蒋介石的否决。否决的原因是,蒋介石担心戴笠的势力过于强大,将来尾大不掉,而这次正是天赐良机。

此时淞沪战场正在吃紧,七十余万中国军队陆续汇聚上海,而日方的军力也在不断加强,蒋介石意识到,战线可能将被无限期延长。

蒋介石没有考虑到,上海抗战规模越来越大,没有想到日本人会投入那么重的兵力,时间会拖那么长。然而,七八十万军队需要庞大的后勤保障,这一直是蒋介石的忧心之处。而戴笠关于建立游击队伍的建议,正与蒋介石不谋而合。

蒋介石认为一旦正规军在上海作战失利,他要留这帮人在上海和日本人打街巷战,就是说城市游击战。

蒋介石给他们的任务,主要让他们作为城市的游击队,因为他们都是上海本地人,很熟悉,打起仗来不行,跑起来也知道往哪儿跑,从哪儿去袭击,从哪儿打日本人,他们路也比较熟,就让他们配合正规军来作战。

然而,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要组建一支上万人的武装,难度可想而知,单凭一己之力,恐怕很难成事。经过仔细思量,戴笠很快想到了一个人,只有他才能拥有在上海滩呼风唤雨的能力,这个人就是杜月笙。

杜月笙在上海有他的影响力,他如果登高一呼的话,会有很多人站出来,组成一支抗日的部队。在上海滩,杜月笙不仅纵贯黑白两道,横跨军政二界,甚至在中下层人群中,杜月笙也有着不凡的影响力。

杜月笙是黑社会的首领,实际上他也有一些正规的职务。他是上海事实上的地方领袖。比如说上海地方协会的会长,上海地方协会就是上海资本家的一个团体,还包括其他一些商会组织当中,他是个重要人物。

杜月笙这个人,之所以能从一个水果阿三,能够成长为在上海有影响力的这么一个帮会首领,有他独到之处。

戴笠与杜月笙的交情,可以追溯到很多年前,年轻时,戴笠曾在上海滩摸爬滚打,一贫如洗时,他受到过已经威名赫赫的黑老大杜月笙的接济,二人因此结缘。后来戴笠投身黄埔门下,受到蒋介石的赏识。

上海是戴笠活动的一个主要场所,上海因为非常复杂,有大量的外国势力,租界里面也有反蒋势力,也有共产党,还有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工人等等,所以他来到上海经常到法租界杜公馆拜访杜月笙。

由于往来密切,戴笠与杜月笙构建了超乎寻常的关系。据说,年长戴笠八岁的杜月笙,还与其拜过把子,而对这位小兄弟,杜月笙也是即敬又畏。

据杜月笙的一个女儿回忆,杜月笙谁都不怕,因为以杜月笙当时的这种身份、地位,他确实可以谁都不怕。黑白两道他通吃,但他就怕一个人,怕谁呢,就怕戴笠。每次一听说戴笠来了,他就赶紧让下人把鸦片给收拾起来,因为他怕戴笠看到他又在吸鸦片。因为戴笠跟他说过很多次,不要再吸毒了,这个东西不好,当然他也戒不了。但是呢,他也不愿意让戴笠知道,他还在吸这个东西。

位于上海市新乐路82号的上海首席公馆酒店,原来的名字叫做杜公馆,淞沪抗战爆发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杜月笙就居住在这里。这里地处法租界,是上海滩最安全的地方。在关于抗日的问题上,杜月笙与戴笠的态度一致的惊人。人之爱国,谁能如我。因此,戴笠的想法很快得到了杜月笙的认同和支持,谈话几天后,戴笠与杜月笙牵头,成立了游击队伍筹备委员会,地点设在上海三极无线电学校内。委员会成员除戴笠与杜月笙外,还包括上海市长俞鸿钧,及中央银行行长贝祖贻等,上海军政、金融界人士。

参加的人很多,如军界像张自忠,经济界,钱新之等上海银行大佬。还有上海市长俞鸿钧,广东市长吴铁城,也都参加了这个苏浙行动委员会。其中有一个重要力量,就是青帮。

鉴于杜月笙的影响力,筹备委员会的成员很快扩大至几十人。这年9月,蒋介石颁发番号,将戴笠、杜月笙正在筹建的游击组织,定名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将武装队伍定名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由杜月笙任主任,戴笠任书记长。

杜月笙请来了他一个叫做刘志陆的朋友,做总指挥。这个刘将军,曾经是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的军长,是高级军官。当时主要是赋闲在上海,军事指挥还是颇内行的。

在苏浙行动委员会成立的同时,戴笠迅即发电给在南京国防部第二厅任中校参谋的文强,命其即刻出发,前往上海,担任上海三极无线电学校校长。

因为无线电学校是在租界里面,要把一些军事人员弄进来,法国人肯定不同意,所以他以校长的名义进来。另外他有一重身份是军事委员会的特务处的处长,他又是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所以文强以三重身份调到上海。

文强与戴笠结识于浙江警官学校,此时文强是学员,戴笠是政治特派员,也因此渊源。加入军统后,文强深得戴笠的信任。1937年筹建苏浙别动队时,文强还有另一个重要身份,苏浙行动委员会的人事科长,负责苏浙行动队的人员筹建。可是一万多人的队伍从何而来呢?文强再次会同戴笠与杜月笙商量。

原来,蒋介石、戴笠希望这支队伍越庞大越好,所以预定到一万多人。这让杜月笙大吃一惊,一万多人的武装,是很大的一个武装,队员哪里来?

戴笠就跟杜月笙商量怎么办?杜月笙说我的那些人不行,叫他们去打架、斗殴,干一些敲诈勒索的事还差不多,你叫他们去打仗,估计不行。

可是难归难,事情还是要办,情急之下,杜月笙突然想到,自己在上海工会还有两个徒弟。一个是陆京士,他专门管海员工会这块,他说上海工人多,工人当中可以招一些人。另外一个叫朱学范,也是工会的。就这两个人负责在码头工人、海员和邮务工会当中招工人。

陆京士和朱学范分别担任中国劳动协会主席和上海总工会主席,他们的手下可以指挥八十万上海工人,经由二人协调,别动队补充进来几千人马。与此同时,戴笠以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名义,面向上海公开招募行动队成员,但凡条件符合的青年,都可择优录取。半个月后,包含有军统特务,青帮成员、上海工人及青年学生在内的苏浙行动队,正式完成组建。

苏浙别动队正式组建之后,考虑到队伍来自三教九流,戴笠向南京建言,希望能够派遣一批具有一定军事技术和战斗经验的中下级骨干军官。为此,经文强申请,南京中央军校和中央警校共抽调七百多名学员,补充进别动队。另外,第八集团军的张发奎部,也抽调六百多名士兵,前往别动队担任下级军官。这些人到来之后,苏浙别动队很快建制成拥有五个支队,每队大概有两千人的游击队伍。

由于苏浙行动队在仓促之中匆忙建成,成员鱼龙混杂,既无战斗经验,也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依靠这样的队伍与日军抗衡,显然是以卵击石。戴笠决定,尽管时间紧迫,但也要对骨干人员进行必要的培训。很快,在戴笠的亲自筹划下,别动队建成了两个训练班,一个叫青浦训练班,一个叫松江训练班。

这两个班一个在青浦,一个在松江,就以这个地名作为这个训练班的名称。

两个训练班的班主任,都是由戴笠亲自出任。

成员基本上都是忠义救国军的中下级军官,主要就是训练他们情报、爆破、战斗之类的一些军事训练。

实际上,这两个班的训练的时间都非常短,因为淞沪战争只打了几个月,所以培训的时间也非常短。而且这个青浦训练班,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还被轰炸了一次。

参与训练的别动队队员,只是很少的一部分,由于时间紧迫,更多的队员还没有来得及经过任何的训练,就被拉入了战场。

但是总的来说,这些人素质太差,有很多人一触即溃。但也有真正的爱国者,像杜月笙的司机杨阿毛,他就开着个车,带着日本人就撞到黄浦江里去了。

时间进入到了这年10月,已经转入防御的中国军队,不断受到日军发动的大规模进攻,淞沪战局日益恶化,形势再度告急。此时的戴笠,焦急异常,一万多人亟需投入战场,但武器却没有着落。由于南京方面,对主力部队的装备尚且无暇应付,更何况刚刚组建的游击队伍,根本无暇考虑。戴笠只得再次求助于大哥杜月笙,由于此时的杜月笙正在担任上海各界抗敌救援委员会的主任,手中握有一定的资源。因此,杜月笙主动提出,由他个人捐助五千支快慢机手枪。其他的枪呢,都是戴笠通过关系,找正规军淘汰下来的二手枪。

然而即便是这样,武器还是有很大的缺口。这天,戴笠的得意门生沈醉打探到一个消息,在黄浦江边上,日本三井银行的仓库里存放着一批枪,经过勘察,戴笠决定由军统特务总队少将总队长王兆槐和沈醉出马,借用招商局的三条驳船沿江而上,在晚上去偷枪。

三菱银行和三井洋行的仓库就在黄浦江的小码头附近。晚上,王兆槐挑选了一些年轻力壮的部下借着夜色掩护,偷渡靠近码头,当时江面上,很多日本军舰,探照灯不断地在江面上扫,扫来扫去地。探照灯一照过来,他们马上就把船停下,灯一过去,他们又继续往前走。就这样摸到浦东仓库边上,这些人都是干特务的,就进去搞暗杀,把哨兵干掉把仓库拧开。

到仓库那儿去开锁的时候,发现那个锁都是特别粗的铁环,他们就用湿毛巾裹上,用钢锯轮流去锯,锯了半个小时,才把它锯开。锯开以后一看,那个仓库里全是枪支弹药,这时探照灯还是来回地照,他们就抢运,连跑带扛地往那船上运枪支,反正探照灯一过来,马上就匍匐在地下,探照灯一过去呢,他们又接着跑。

经过抢运,一共得到了五、六千支枪和一些弹药,戴笠听到事成的消息后,非常高兴,有了这批武器,经过一个多月筹备的别动队,终于可以行动了。

苏浙别动队投入淞沪战场之后,由于大多数人都没有上过战场不会打仗,所以指挥部主要安排他们维持上海的治安,运送弹药粮食、抢救伤员等等后勤工作,同时协助正规军守卫上海。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帮助正规军修筑工事。由于别动队中很多人来自上海工厂的工人,所以修筑工事他们是非常拿手,也因此在苏州河沿岸的一些战线上,他们建了大量的质量很好的工事。这些工事后来非常有效地阻碍了日军的进攻。

1937年11月5日拂晓,10万装备精良的日军精锐,突然从杭州湾金山卫登陆,守卫薄弱的中国军队迅速被日军击溃,日方很快包抄了守卫在淞沪南线的中方军队。自此,中方军队开始在淞沪战场全线溃退,战场逐渐推移到了上海市区。

当时蒋介石的部队,是一点点抽调上来的,在既没有制空权又没有制海权的情况下,边打边退。那么退来退去就出现什么呢?就是部队开始进入市区。

大兵压境之际,为了保存实力蒋介石于11月8日晚上下令,进行全面撤退,所有部队撤出上海战斗,兵分两路退向南京,苏州以西地区,为了让政府军主力顺利撤出上海,戴笠命令苏浙别动队全体留守掩护主力撤退。

苏浙行动委员会,在抗战的一开始,作战是相当勇敢的,它的第四支队,为了掩护国军主力部队撤退,在苏州河南岸,主动渡过苏州河,去跟日本人拼命。

这些人都是斧头帮的,在街头搞聚众打架还可以,让他打仗枪林弹雨、大炮,这个见都没有见过。结果那一个支队,基本上人都被打光了,两千多人都打死了。

文强在他晚年写的回忆录中,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战斗场景。第一支队支队长何天风,左手右手抓了两把德国快慢机,身上绑的全是手榴弹,带着他的队员拼命往上冲。

第三支队有一个中队长也很英勇,全身都绑着手榴弹,最后打成重伤以后,躲在一个桥下面,因为他打死日本人,打得太多,日本人也对他非常憎恨。日本的飞机,就来扫射他。他躲到柴火堆里,最后,日本飞机把柴火堆打着火了,这个人烧的跟火人一样。最后自己打滚,滚到苏州河里边,最后火灭了,全身整个烧伤,全身残废。后来抗战胜利以后,文强在长沙见过这个人,说这个人已经不像样了,这个身体,什么各方面都不行,但是一听说日本人被打败了,他自己非常高兴。

1937年11月11日,日军全线推进至苏州河岸,负责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的中方军队,战线被一步步压缩,最终他们被日军压到了南市。

蒋介石决定把他部队撤出来,让谁打掩护呢?就是正规部队留了一个谢晋元那个团,就是八百壮士,然后戴笠就把他第五支队,也留在南市这个地方,保卫南市,把他大部队撤出来。

由于南市街巷交错,适合巷战,别动队的优势发挥了出来,日军的推进速度明显减缓。

在市区发生巷战的地方只有南市,南市这个地方是正规军加上别动队,一起和日军作战。

随后,戴笠派侦谍组长周伟龙送来面包两万个,国旗两百面,严令别动队,务必坚守阵地。

当时打得很惨,杜月笙有很多门徒,也在第五支队里面,而且都是学生军,都是年轻人。戴笠没有给他命令,让他们死守,所以这帮人就拼命打。

战斗从11日开始,一直打到13日,整整三天三夜,日军没有拿下南市。11月13日下午,别动队接到国民政府发来的,从上海撤退的命令。

坚持到最后,这个最后说军委会通知他们,说现在可以撤离了。但是呢,陶一珊说我们不退,因为我们还没有得到戴先生的命令。

战斗仍在继续,别动队的人员越打越少。

打到最后,杜月笙手底下实在受不了了,就跟杜月笙求,说,杜老板你给他们留点血脉吧,让他们活几个回来吧,不然都活不了了。

当天晚上,他们终于接到戴笠传来的命令,即刻撤离战场。

他们守在石头铺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只有一个口子,就是租界,当时的法租界对中国开了一口子。很多难民一开始跑到英租界,公共租界,最后都被封死,不让中国难民和部队进去。只有法租界,最后留了一个口子,说你们把武器放下,你们可以从这儿走。他们为了保证中国的部队,还有中国的老百姓进入法租界,在那个地方抵抗日寇也死了很多人。最后他们把武器放下来,从法租界撤出来。

11月14日凌晨,南市陷落。事后据担任别动队人事科长的文强回忆,这次战役结束后,军统共派出六个收容小组,四处收容被打散的别动队队员。但最终仅收容到万人之中的五分之一,其余绝大部分都在战斗中牺牲。

由于别动队当中牺牲的很多都是杜月笙的门徒和军统的骨干力量,杜月笙和戴笠为此非常沉痛。据说杜月笙曾经茶不思饭不想,闭门不出。但此时由于上海保卫战失败,中国军队全部撤出了上海,迫于形势杜月笙和戴笠也决定解散别动队。杜月笙拿出了20万的法币,作为遣散费,成立不到三个月的苏浙行动队,因此基本解散。但是也有一些残部,逐渐汇聚到安徽和浙江一带,继续抗日,逐渐与太湖流域的一些民间武装整合,形成了一支新的队伍。1938年4月,为了鼓励抗日,蒋介石正式给予这支队伍一个新的番号,叫忠义救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