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他的死因至今成谜
1945年10月10，国共两党经过43天的谈判，签订了《会谈纪要》。这个纪要的其中内容之一，就是明确提出了“取消特务机关，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释放政治犯”。
这在蒋介石来说，虽然并没有要真正遵守执行的打算，但是为了要做一些表面文章，也出于抑制戴笠势力疯狂发展的需要，蒋介石秘密向戴笠发出撤销军统局，然后化整为零进行安排的指示，以减少中共及民主党派攻击特务机关的口实。
戴笠接到蒋介石这个命令，心情极为紧张。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认为必须尽快抢在蒋介石的前面，拿出一套办法，来对付蒋介石关于撤销军统局的逼迫。戴笠在这方面是有办法的。
戴笠的第一套办法就是借蒋介石关于化整为零的指示，将军统力量扩散到有关方面。
第二套办法就是要尽快把海军总司令部抓到自己手里。像陈诚、胡宗南那样，有雄厚的武力作后盾，以作进退之所。
戴笠通过这几年来梅乐斯居间牵线搭桥，与美国海军界已有默契，这就是由美国海军总部在战后以一部分海军舰艇援助国民党作为条件，支持戴笠出任海军首脑。戴笠考虑该计划一旦实施，就将特务武装的一部分改编成海军战队，这样，海上、陆地都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实力就会大大增强。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戴笠考虑必须尽快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见面，一方面继续在这位美国海军界的耆宿身上投下赌注和本钱，以放长线钓大鱼；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柯克了解美国海军部援助中国海军的计划及进度。
他心里非常清楚，已经遭蒋介石猜忌并被遗弃，如何不能冲上去，找到一条全身而退的路子，那就只有几个字：死。
如果没有走到真正的那一步，谁都不愿死。所以他在做最后的努力。
10月中旬，戴笠以视察接收工作为掩护，从上海飞到青岛会见了柯克。战后，青岛成为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活动的重要基地，为了加强与美国海军及柯克的联系，戴笠下令成立军统青岛办事处和青岛站，派善于交际的军统大特务梁若节任主任及站长。
戴笠交代，梁在青岛的唯一任务，就是如何联络好美国海军人员特别是柯克。戴笠揣摸柯克贵为美国海军的一代名将，但也是凡胎肉身，所好者也不外是金钱美女之类。估计柯老头儿金钱虽然不缺，但美女却不常有。于是，戴笠指示梁若节攻其所缺，投其所好，千方百计找一些漂亮女人供柯克玩乐。开始，因美国海军官兵一般都在星期六晚和星期日到青岛市区跳舞玩乐，柯克在此时上岸遇到部下影响威信，故多有犹豫。戴笠知道后，就交代梁若节改在星期三、星期四邀柯克活动，柯克对戴笠、梁若节的此举至为赏识。由此而常在梁若节面前称赞戴笠善解人意，为人爽快，做事有魄力，对美中情报合作有很大贡献等等。
戴笠到青岛后，每日里又是设宴、又是办舞会，又是找女人招待柯克，使柯克连呼“0K！”并许诺要在美国海军界加紧活动，使戴笠主持中国海军的愿望早日实现。
10月19日，戴笠结束了在青岛的活动，兴高采烈地飞赴天津，受柯克要求，策划美国海军陆战队于渤海湾海口登陆事宜。并拜会了美军驻津司令爱德华中将和海军陆战队第三师师长洛基少将。为了能抓住这些美国将军，密切双方的合作关系，戴笠在离津前，决定将自己的英文秘书黄天迈留下，专门负责与美方进行联系。
黄原是燕京大学学生，英文功底很深，曾任国民党政府驻巴黎总领事，抗战时期加入军统。一个多月后，戴笠再一次到达天津，决定在天津设立一个秘密机构，由黄天迈主持其事，任务是供给美国海军的情报，了解美海军在华情况，并占据天津大理道汉奸张福居的一座大楼，经常通过举办鸡尾酒会和舞会，来招待美国海军军官。特务们都称这一秘密机构为“外事处”，称黄天迈为处长。
当时，蒋介石为了积极准备内战，请求美国海军陆战队以“受降”、“遣俘”的旗号，不断从天津港口登陆，替国民党军队抢占战略要道与铁路交通线。到1946年，仅从天津港口登陆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就达4、5万人。蒋介石对美军的这部分在华军事力量十分重视，认为是帮助他稳定国内局势的重要实力，极力加以笼络。
戴笠居间加以掌握，一方面加强了与美国海军界的联系，有利于增强他竞争中国海军总司令的态势，另一方面使蒋介石认为他尚有利用价值，不至于轻易就抛弃，这显示了戴笠在后期与蒋介石斗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挟洋人以自重。
他没有想到蒋介石的动作那么快，那么的无情。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旧政协)在重庆召开。会议再次喊出“打倒特务！”“取消特务机关！”的口号。
正在筹备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大会，似乎受政治协商会议的感染，也在大谈取消特务机构，切实保障人民权利的问题。
戴笠的政敌陈诚、陈果夫、陈立夫、李士珍等人也抓住这一契机，推波助澜，兴风作浪，一时间，重庆的上上下下，一片讨伐特务机关的呼声。
戴笠第一次感受到那种舆论的力量。那种万人同声、千夫所指的局面，就是以蒋的手腕和至高至尊的权威，似乎也抵挡不住，不得不连连向戴笠查询化整为零方案的筹备情况。戴笠对此虽早有预见，但是他的考虑是，在未能掌握控制海军司令部之前，军统组织是不能轻易撤销的。
藏笠的既定方针是，以不变应万变，用一个“拖”对付方方面面的逼迫。从1月间开始，戴笠借巡视各地肃奸案件为由，索性避开重庆喧闹的局面，在华北、华东各城市之间飞来飞去，以便躲过困难时期。而且他打算出国，以退为进。
但是他不知道，另一股内部的势力，也在筹划着对他下手。
抗战胜利后，戴笠夺得肃奸大权，达到事业高峰，本想就此施展宏图，大干一番。不想，仍然走了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老路。因此，自蒋介石向戴笠发出撤销军统局的秘密指令后，就犹如头上悬一把古希腊神话中的“达摩克利斯剑”，每日里如坐针毡，几至到了食之无味、睡之不安的地步。这是戴笠自出任特务处长以来生活中最感黯淡无光的一段日子。
戴笠的唯一希望是早日爆发国共内战。戴笠认为：一旦内战爆发，蒋介石把取消特务机关作为应付三大会议的借口就不复存在。稳定国内局势，正是用人之时，到时候蒋关于撤销军统的初衷一定有所改变。问题是军统在两党斗争活动方面要早有部署，要随时能拿得出有份量的东西，让老头子感到离不开、少不了。
戴笠在北平期间亲自提审了已被逮捕的著名日本间谍川岛芳子(金璧辉)。川岛芳子长期在华北地区活动，对内蒙方面的情况不但熟悉，而且她手中掌握的一些关系可以进行利用。
当川岛芳子知道坐在对面的这位黝黑马脸、气度不凡的中年汉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戴笠时，顿时来了精神。她除了在特工活动方面对戴笠有所贡献外，当即说出了一件令戴笠十分震惊的秘密，告发了军统大特务马汉三在抗战期间曾经叛变投日，马汉三在战后逮捕她的时候，还从她家中搜走了一柄九龙宝剑。
川岛芳子说出宝剑一事，本意只是想作为证明马汉三投日的佐证，不想戴笠听到“九龙宝剑”几个字，神经很快紧张起来，马上联想到孙殿英当年送给他的那把龙泉宝剑，便详详细细地向川岛芳子打听她所见到的这把宝剑的详细情况，当戴笠从剑体的外观、长度、剑柄上雕龙及剑鞘上嵌玉的数量与形状等断定，均与孙殿英赠送的那把龙泉宝剑的特征吻合时，多年来萦绕他心头的一个疑问终于有了答案。
原来，当马汉三在河南林县从戴笠手中接过这把龙泉宝剑时，立时被这件稀世之宝震惊得不知所措。他深知其价值是无法用金子计算的，一旦能够带出国外，不但自己终身的荣华富贵有了保障，就是子孙后代也可享用。
马汉三本就贪婪无比，自得到这把宝剑后，终日神魂颠倒，茶饭不思。他既舍不得轻易把这件到手的异宝送到重庆，又害怕躲不过戴笠的严厉打击。思来想去，他竟利令智昏，决定宝物暂不上交，先静观局势发展。
1939年间，戴笠从中原各地视察回到重庆，虽未见马汉三将此剑送到，但他根本不会想到马汉三有胆量会起异心，一方面认为关山阻隔，路途艰险，故而迁延时日。另一方面他自己也许并不想马上将此剑献给蒋介石，故也没有及时查询此事。
就在戴笠的瞬息疏忽之间，龙泉宝剑又再次易主。
1940年初，马汉三以商人身份在张家口活动时，误与日本特务机关开设的“大隆洋行”接触，并因挥金如土、生活糜烂，引起“大隆洋行”的后台老板、日军大特务田中隆吉的注意。
经田中派特务一查，马汉三的身份很快被弄清，田中隆吉马上指示张家口特务机关长田中新一将马汉三逮捕审讯。
大凡贪财的人，无不怕死。马汉三被捕后，听说落在嗜杀成性的大特务田中隆吉手中，自知情况不妙，当即供出全部情况，并献出龙泉宝剑，以求活命。果然田中隆吉得此剑，欣喜异常，不但免其一死，而且将其释放，令其暗中为日军特务机关服务。
1940年春，田中隆吉被日本东京大本营派充为日军山西派遣军少将参谋长。12月，田中隆吉因指挥山西作战失利，被奉调回国。田中隆吉深知自己平时飞扬跋扈，在日本军界中口碑很坏，可能结果不妙，因而在回国前路经北平时找到川岛芳子，将龙泉宝剑交给川岛芳子妥为保管，以防回国后受到宪兵的整肃而被追缴。二十年代末期，田中隆吉在上海任特务机关长期间，川岛芳子曾在他手下工作。两人狼狈为奸，形同夫妇，关系很不一般。
马汉三自被田中隆吉释放后，因这段经历并未暴露，所以仍然当他的军统陕坝工作组长。不久，戴笠因久不见马汉三送剑到渝，故发电查询，马汉三则胆颤心惊地复电戴笠，因此剑珍贵异常，风云突变，为安全计，古剑仍留在孙殿英处，容日后再做计议等等。
戴笠又去电孙殿英处询问，孙殿英一方面弄不清楚戴笠再次提出讨剑，其葫芦里到底是卖的什么药，一方面忙于与日军洽谈投降事宜，无暇顾及，故久久未给回电。戴笠疑心孙殿英一时反悔，也不便追逼此事，等到孙殿英公开投敌，讨剑一事也就更不好提起，马汉三因而侥幸过关，把这一巨案搪塞遮掩过去。
以后，马汉三居然步步高升，先后由陕坝工作组长调任军统兰州站站长兼第八战区调查室主任、宁夏缉私处处长、五原办事处主任、军统局本部布置处处长等职。但马汉三的一块“心病”仍时时系在宝剑时，时时在暗中密切注视田中隆吉的行踪。
1941年田中隆吉回国后，马汉三估计田中隆吉以一败军之将的身份不至于冒险将宝剑带回日本，于是多方打听田中隆吉回国前与什么人有过接触。终于了解到田中卫生吉与川岛芳子交情匪浅。由此秘密派军统特务以“和谈”为名，长期潜伏在川岛芳子身边，以对其进行掌握控制。
抗战胜利后，马汉三通过毛人凤向戴笠进行活动，被任命为北平办事处主任。马汉三到北平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抢在肃奸行动开始之前，亲自带人于1945年10月11日将川岛芳子逮捕。然后命人在川岛芳子的住处北平东四牌楼九条胡同34号进行大搜捕。这是一处有三进院落的四合院，原是大汉奸伪满洲国实业部长张燕卿送给她的财产。马汉三指挥手下特务整整用了2个小时进行挖地三尺的搜寻，终于在房后的地窖中找到此剑。
马汉三复得此剑，又看到孙殿英在战后重新投靠国民党，成了“曲线救国”的“英雄”，知道这场戏已经唱到尽头，自己在军统的日子指日可数，只要戴笠与孙殿英再次见面，自己私截宝剑的罪行就会暴露，以戴笠的手腕，自己有几个脑袋都是保不住的。
于是，马汉三开始秘密筹划对策。一是在军统高级特务中寻找靠山和援手，特别是同郑介民、唐纵、毛人凤等人拉好关系。马汉三营造的第二个洞窟，就是投靠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马汉三知道桂系是国民党内独树一帜的实力派，如果得到李宗仁的保护，不要说戴笠无可奈何，就是蒋介石也一时难以下手。
马汉三的最后一着就是预备逃亡国外，远走高飞。
戴笠弄清自己朝思暮想的龙泉宝剑尚在马汉三处，且马汉三又是个暗中出卖“团体”，背叛国家的“异类”时，心中极其愤恨，恨不能立刻生啖其肉，以泄其愤。
然而待到戴笠把此事冷静地思考了一遍，感到尚不宜鲁莽行事。
一是马汉三“叛变”的证据尚没有到手，仅凭川岛芳子的一面之词是不足为证的。川岛芳子本是一个特工老手，万一中了她的圈套，岂不贻笑天下。况且川岛芳子揭发马汉三是由于马汉三竭力宣传川岛芳子是“特大号汉奸”，要杀川岛芳子以灭口，安知川岛芳子不是反其意而用之？
二是戴笠当时既要急于赴青岛与柯克践约会晤，进一步洽谈美国海军援助中国的舰艇问题，又要赶往上海与胡蝶见面，并替胡蝶办理与其夫潘有声的离婚手续问题，准备正式与胡蝶结婚，这段时期实在难以分身在北平亲自调查处理马汉三投敌案；
三是戴笠认为当时的中心任务是如何与黄埔系的三人进行斗争，使“团体”不被端锅的问题；如果在此时将马汉三这一巨案抖落出去，徒然给对手增加攻击的口实，反使“团体”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
四是孙殿英所献的这一柄象征皇室的龙泉宝剑，实际上意在由自己秘藏，故始终没有向外透露，更没有向蒋报告。现在如果把马汉三扣押起来，并签报蒋予以处决，蒋如果查询龙泉宝剑的来龙去脉，自己何以为对；
五是戴笠感到北平是桂系的天下，且马汉三不但党羽遍布华北，而且与李宗仁关系密切，自己尚身在虎穴，一旦打草惊蛇。激起狗跳墙，其后果不可不防。
如此一想，戴笠决定施以缓兵之计，徐图对策，伺机收拾这个“异类”。
戴笠与龚仙舫密谋密划的结果，决定由龚仙舫给马汉三递过话去，只是索要“从金璧辉家中搜出的古剑”，其它的话题一律不谈。一来是要取得确实证据，弄清此剑是否就是彼剑，剑在手，即可测知马汉三其人真面目。二来戴笠实在是太想念这把宝剑，他怕夜长梦多，此剑如再次易主，那就永难谋面了。
当龚仙舫向马汉三提到宝剑一事，马汉三即知事情已经败露。马汉三是有胆量的，生存的本能促使他决定向“无人能敌”的老板作一次最后的较量，而决不做束手待毙的阶下囚。
能上能下的马汉三当即按久已蓄谋的步骤实施。为了能稳住戴笠、龚仙舫，争取时间，马汉三装得很“识相”，极痛快地交出宝剑，只是说他如何“出生入死”，保护了宝剑。这些破绽百出的谎言自骗不过聪明绝顶的戴笠，相反却显示了撒谎人的自欺欺人和笨拙可笑。但唯其如此。却应了古人的两句俗话：聪明过头就是愚蠢，大智若愚。马汉三这一“笨拙”的险棋却成了戴笠抱恨终身的失策。
马汉三一步得手，连施妙着。他发现戴笠并没有立下杀手、赶尽杀绝的意思，马上将预备好的10大箱价值连城的书画古董、金银财物，亲自押送到弓弦胡同什锦花园，孝敬戴笠。戴笠笑眯眯地照收不误。在戴笠看来。马汉三此举无非是想以巨宝“赎罪”和“堵嘴”，但是他这样的结果不是既暴露了自己犯下了弥天大罪，又是一个利用肃奸行动大肆搜刮汉奸财产的大贪污犯吗？
戴笠这样分析马汉三的动机，又导致他犯下了一个致命错误。结果对马汉三这一“愚蠢”的举动毫不怀疑，并且将预先准备好的一份给文强的信交给马汉三转送。
马汉三二番得手，又将自己的心腹秘书刘玉珠找来，研究如何实施第三步行动方案。刘玉珠是马汉三集团内最核心的成员，马汉三所有贪污索贿行为，都是刘一手经办，二人已到了生死与共的地步。
马、刘二人首先偷看了戴笠给文强的信，内中虽有拟将马汉三委以重任的意思，但马汉三早已看穿这是戴笠调虎离山所放的烟幕弹，因而更坚定了他破釜沉舟的信念。接着，马汉三发现戴笠在信中透露此去天津后，将去青岛、上海等地的重要机密情报。于是，马汉三对刘玉珠附耳授以密计，如此如此。刘玉珠领计，当天夜间即秘密动身，先期赶往青岛，进行周密部署，一个以干掉戴笠为目标的行动计划实施已到最后阶段。死亡的阴影已在一步步向纵横天下的戴笠逼近，而戴笠却似乎全然不察。（预知戴笠最终的死因，请看下一节）
蒋介石一生善于搞特务活动，同时，他控制手下特工的办法也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对特工授予大权，但不给高位，以防他们在政治上坐大。戴笠任军统头目十多年，始终是副局长，只给了一个少将军衔，还是拖到1945年3月才公布。尽管如此，两人又合作得相当默契。一方面戴笠要报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个有心计的人，深知以自己的资历、能力和水平，绝难跳出蒋介石的手心。惟有取得蒋介石的绝对信任，才能飞黄腾达。
对于蒋介石的心理和性格的研究，戴笠可谓是精细入微，揣摩到家。蒋介石发号施令，一概用“手令”，一年下来，一般都能装满10只公文箱，从军事、政治到党务、经济，无所不包。但对特务工作历来讳莫如深，很少下达“手令”，特别是涉及暗杀、离间这些事情，更是小心谨慎，不留半点蛛丝马迹，以免授人以柄。
戴笠早摸透了蒋介石的这一套把戏，凡是涉及到政治上的敏感话题，戴笠坚持向蒋介石做口头汇报，对蒋介石的某些指令，他也只用脑记，从不笔录。回到军统局本部传达时，戴笠一般只讲“奉谕”，究竟奉谁之“谕”，不做任何解释。对于戴笠的这一套办法，蒋介石也暗暗赞赏。
戴笠素知蒋介石用人行事十分注意仪表和风度，每次去见蒋介石时，他必衣冠整洁，精神抖擞，回答问题简明扼要，从不拖泥带水。
蒋介石对部下最忌讳两点：一是结党营私，自成体系；二是贪污。这方面，戴笠都能把握到位，表面上从不参加任何派别的活动，以免招来蒋介石的猜疑。他还经常整肃军统小特务的贪污受贿行为，沽名钓誉。
蒋介石用人有两条最重要的原则：一看是不是浙江人或黄埔出身；二看是什么人保荐。在军统的人事安排上，戴笠谨遵这两条原则，重要职位大都由浙江人或黄埔生把持。凡向蒋介石推荐的人员，非浙江人或黄埔生不荐。
他素知蒋介石独断专行，常有让下属防不胜防的地方。在核定计划、回答问题时，戴笠必须准备两三套方案。在没有准备好第二套方案之前，第一套方案决不拿出来。所以，戴笠每次向蒋介石献计呈策时，很少有不被采纳的。
蒋介石性格暴烈粗野，对下属动辄训斥，甚至动手打人。但蒋介石也有一原则，不是亲信心腹不打，挨打的人必有重用。蒋介石打戴笠时，经常是痛骂之后罚跪，罚跪时再拳脚相加，毫无顾忌，由此可见，蒋介石对戴笠的信任之深。明白了蒋介石的良苦用心，戴笠每次挨打时，都毫无怨言，反以为荣。
对人对事，蒋介石都按亲疏远近有一本细账，对此，戴笠极尽揣摩迎合，十分准确。1941年夏天，蒋介石到西安视察防务，在西庙游玩时，蒋介石不发一言，久久不肯离去。陪同的胡宗南百思不得其解，事后向挚友戴笠讨教。戴笠说，蒋介石是想在那建一幢别墅，之所以不说出来，是想让亲信们心领神会。一年后，再次来到西安的蒋介石，被胡宗南特地安排到西庙新建的行宫“常宁宫”，蒋介石果然格外高兴，对胡宗南恩宠有加，还把儿子蒋纬国交给胡宗南栽培。
对于蒋介石的防范，戴笠也知道，目前时机尚不成熟，惟一的办法只能是抚平“老头子”的疑忌心理。
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在调整与蒋介石及各方关系上，戴笠使出了“五招”。
第一招是表忠心，以期让蒋介石减轻对自己防范和戒备的心理。在当年10月蒋介石到兰州和西安考察期间，戴笠以随员的身份侍卫左右，布置检查蒋介石外出时的安全保卫，亲自核定每个警卫步骤，和胡宗南一起调动西安的军警宪特，加强戒备。一时间，西安市区布置得像“铁桶”一般。蒋介石对戴笠的忠心，感到非常满意。
第二招是拉靠山。戴笠清楚，在蒋介石周围的权臣亲贵中，真正能在关键时刻说得上话，敢说话的，首推宋美龄与宋子文。他看准了宋氏兄妹的作用，费尽心机地巴结。1940年夏天，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赴美争取美援，滞留美国长达两年之久。在此期间，戴笠和宋子文的电讯往返不断。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为加强对美外交，蒋介石任命宋子文为外交部长，但宋子文为提高身价并不急于赴任，仍滞留美国。1942年，戴笠给宋子文发电，力陈上任的利害关系，催他回国。针对宋子文在上海曾经差点被人暗杀过的经历，戴笠亲自安排了警卫工作，重视程度绝不亚于蒋介石。宋子文极为感激，久而久之，把戴笠引为心腹密友，几乎达到利害与共、推心置腹的地步。
“西安事变”以后，戴笠留给宋美龄的印象也不坏，他抓住机会大献殷勤，运用各方面关系，增强了宋美龄对自己的好感。
第三招是找后盾。随着反共活动的升级，在将介石心目中，胡宗南的分量在不断加重。戴笠与胡宗南本是至交，现在又想挟胡以自重，更是不遗余力地巩固关系，抱成一团。每逢重大政治问题，便相互征求意见，工作上相互支持，生活上打成一片。
第四招是谋军权。戴笠清楚，特务工作的权力大名声恶，将来很容易被蒋介石当替罪羊铲除掉。只有尽早向军界发展，才能增加政治上的保险系数。在美国海军情报官梅乐斯两次来华期间，戴笠不惜花费大量精力交好，最终得到美方的青睐，梅乐斯甚至在蒋介石面前，推荐戴笠出任海军司令。
第五招是搞架空。唐纵受蒋介石安置兼军统的帮办，戴笠不好拒绝，但他采取后发制人，抬高唐纵的冤家对头毛人凤的地位，用来抵制唐纵。被架空的唐纵，虽是帮办，也是帮而不能办。
蒋介石接到唐纵的密报后，深感戴笠不好对付，已经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决定立刻采取断然措施。
蒋介石提出，在军统之上成立一个五人小组，由钱大钧、胡宗南、唐纵、宣铁吾等人组成，直接对蒋介石负责。这五人中，宣铁吾是戴笠的冤家对头，钱大钧先后两次出任侍从室一处主任，和蒋介石的关系很深。吸收胡宗南进入五人小组，是蒋介石的险恶一招，表面上看，胡宗南和戴笠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尽管其中有着感情成分，但还是相互利用。以胡宗南的为人，在蒋介石和戴笠之间的关系处理上，胡宗南绝对不会舍本逐末。胡宗南更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尤其感激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同时，蒋介石还可以利用他和戴笠无话不说、无机密不谈的便利条件，随时得到关于戴笠的密报。
在五人小组中，真正起核心作用的是胡宗南，这是戴笠绝对没有料到的，也显示出蒋介石的奸滑之处。
不管戴笠如何腾挪变幻，始终还是没有跳出蒋介石的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