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节 唐绍仪都跟着反袁世凯，冯国璋一看这阵势，必须要刷一下存在感
上一节说到袁世凯称帝之后，情况完全变得不像他所想的那样，举国上下讨袁呼声一片，这个时候，他想让昔日的兄弟帮忙了。
他首先要安抚段祺瑞，任命他为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接着把黎元洪和徐世昌一起找来：三位兄弟，看在咱哥们多年的份上，你们帮帮我，看看怎么处理这样的局势。
黎元洪和徐世昌两人好像商量好了一样，来了一招泥菩萨坐庄——一声不吭。倒是段祺瑞，把袁世凯冷嘲热讽了一番，出了心头的怨气，接着拿出了一份准备好的方案。
一、撤销承认帝位案，取消洪宪年号;
二、召开代行立法院参政的临时会，以便于取得取消帝制的法律根据;
三、解除陆征祥的国务卿职务，让其回任外交总长，由徐世昌出任国务卿;
四、任命段祺瑞为参谋总长，以代久未到职的冯国璋;
五、请黎、徐、段三人联名电劝护国军停战议和，如得同意，拟任命蔡锷为陆军总长、戴戡为内务总长、张謇为农商总长、汤化龙为教育总长、梁启超为司法总长、熊希龄为财政总长。
3月22日，袁世凯下诏退位，宣布取消帝制。从他登基到取消帝制，正好八十三天。
还别说，玄学的高人，就是厉害。
不过袁世凯在他的退位诏书中，还是为自己进行了诸多辩解：……盖在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然爱国非其道， 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至矫枉过正，危及国家，务各激发天良，捐除意见，同心协力，共济时艰，使我神州华裔，免同室操戈之祸，化乖戾为祥和。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
袁世凯的意思是说：我主张君主立宪制，登基称帝，是为了巩固国家，但是没想到的是，我的爱国方法不对，就变成了对国家有害了。你们众人反对帝制呢，也是公民意见的充分表达，这是你们的权利。但是，现在我已经不当皇帝了，你们不至于非要赶尽杀绝吧，这样对国家也没有任何好处，如果国家真的乱了， 想必也不是你们的初衷。因此，为了国家，为了生民免遭涂炭，我们还是共释前嫌吧。所有的错，都是我袁世凯一个人的错，行不行?我继续当我的总统，你们继续在你们各自的岗位上完成好本职工作，好不好？
他的意思就是安抚自己北洋派系的人，希望大家继续替他卖力。
熊希龄找人去和蔡锷他们谈判了，没多久，蔡锷那边开出了先决条件：袁世凯退位，杀杨度他们13人以谢天下。接着又加了几条：大典筹备费及用兵费六千万，应查抄袁及帝制祸首十三人的财产赔偿之；袁子孙三世应剥夺公权；依照民元《约法》，推举黎副总统继任大总统；除国务员外，文武官吏均照旧供职，但关于军队驻地，须接受护国军都督的指令。
最后一条，似乎有些过分了。
杀几个人倒是可以考虑，但是让我退位，不行！袁世凯让熊希龄继续谈判，只要不让我退位，其他的都好说。杨度他们几个人，我也恨呢，正好用他们的脑袋安抚一下大家。
3月26日，很久没有和袁世凯联系的老朋友唐绍仪，从上海发来一封劝退电，唐绍仪说：我知道以你目前的兵力和财力，云南、贵州几省是打不过你的，不过你别忘了，你把人心失去了，人心一旦失去，一万头牛也拉不回来的。现在连你手下的人，都在反你了，算了吧，我看你还是急流勇退吧。
作为袁世凯的几十年老朋友、民国首任内阁总理、隐退之后多年不发声音的唐绍仪先生，在这种时刻说出这样的话，无疑加重了逼袁世凯退位的筹码。
墙倒众人推，就是这个道理。
唐绍仪都跟着凑热闹了，冯国璋一看这阵势，不行啊，必须要刷一下存在感，再说，了，谁把袁世凯拉下来，谁的功劳最大，这样的好事，怎么会没我份呢？
他一不做，二不休，决定对袁世凯施加更大压力，以迫其将政权让予他。为此，他4月1日和16日公开致电北京政府，劝袁世凯及早退位。
各省军阀纷纷效尤，亦先后通电劝袁世凯迅速退位，袁世凯不得不派亲信阮忠枢南下向冯国璋乞情。冯国璋在阮忠枢的请求下，答应联络各省，担任调停。5月18日，冯国璋邀集未独立各省在南京召开代表会议。他意图通过南京会议逼袁下台，由他取而代之。但由于倪嗣冲的破坏和各省区将军代表谋略不一，遂使南京会议夭折。
冯国璋弄巧成拙，被舆论斥责为：“与其名为解决袁氏地位之会议，毋宁名为解决自己地位之会议。”
内忧外患之下，袁世凯的尿毒症发作，彻底病倒了。尽管袁世凯极不喜欢西医，但此时的病情已由不得他了。大公子袁克定做主请法国医生贝希叶诊治，贝希叶为其导尿，仍未能转危为安。
据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回忆，在给袁世凯导尿时，贝希叶大夫在袁世凯后脊梁扎了一针，接着便用五个火罐在后腰部位往外导尿，但是，导出来的不是尿，而是血水(可能是夹杂着血的尿)。
二儿子袁克文认为应该用中医治疗才对，他和大哥为了用什么方法治疗父亲的病，吵得不可开交。
就在袁世凯的两个儿子为他吵得翻天覆地的时候，他却躺在**痛得死去活来，数次昏迷不醒。
熬到6月5日，他清醒过来，让人去找徐世昌，做了一些事后的安排。
在袁最后弥留之时，口中断断续续地说“他害了我”四个字。
到底是谁害了他呢？是袁克定？是鼓吹帝制的人？还是反戈的部下？已经无从得知了。
6月6日，眼看袁世凯不行了，袁克定急忙派人通知段祺瑞和徐世昌等人。
陪袁世凯走完人生中最后一程的，到底还是自己的老部下：段祺瑞、王士珍、张镇芳、徐世昌，还有坑爹的袁克定。
袁世凯看着自己的这些老伙计，眼泪之流，他似乎有话要说，可是张了张口，却没有说出一个字。
徐世昌轻声问道：“总统还有什么交代？” 袁世凯撑着气，断续地说出“约法”两个字。
大家听了之后很茫然，这是什么意思?
袁克定明白了，抢着说：“金匮石屋！”
大家看着袁世凯，他似点头非点头地动了一下，已经完全说不出话来了。
1916年6月6日早晨6点左右(旧历五月初六)， 本是一一个六六大顺的日子，刚刚度过这个端午节的袁世凯，撒手归西，享年58岁。
袁世凯死后，王士珍、张镇芳等打开金匮石屋，找出了袁世凯留下的继承者的提名，只见上面亲笔写着：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并没有自己的儿子袁克定。（按照《大总统选举法》（袁世凯修改过后）的规定，前任总统所推荐的三人，将作为总统的候选人，从三人中选出一人为总统，名单写于嘉禾金简，藏于金匮石屋内。）
可见袁世凯最终保留了一份清醒的头脑的，并没有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对于他为何要称帝这件事，史学家们一直都有不同的看法。
如果袁世凯不称帝，以他的施政才能，中国很快成为军事强国，没有后来的军阀乱战。
如果袁世凯心狠一点，直接把蔡锷给杀了，也就不会有云南护国的举动，没有了多米诺骨牌的效应。
如果袁世凯一直善待自己的老伙计，段祺瑞和冯国璋等人，就算蔡锷起兵，也会被很快扑灭。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
后记，袁世凯的功过是非评论
弘扬宪法
袁世凯称帝，推行君主立宪制，帝号“洪宪”。学界不有新论指出，袁世凯改元“洪宪”，即弘扬宪法之意。从颁布的“新皇室规范”中可以看出一些“新”内容，比如某些对于皇权的监督机制和法律：自亲王以下至于宗室，犯法治罪与庶民一律；亲王、郡王可以为海陆军官，但不得组织政党，并担任重要政府官员；永废太监制度；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等等。
“袁世凯很清楚，过去的君主专制制度已经持续不下去了。他本人也曾是晚清立宪派的领袖人物，并在天津试点推行普选，产生议会。”袁世凯研究专家、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刘路生表示，袁世凯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制度建设构想，历史给他的时间太短了。民国初年纷争不已，让他忙于应付，根本来不及着力于此。
但刘路生同时又认为，以袁世凯的个性，他应该也不会愿意成为一位“虚君”。有人揣测，袁可能是想选择日本或德国式的君主制。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自幼起即随袁世凯去朝鲜及山东、直隶各地，并曾留学德国，对德国的强大和君主制印象十分深刻。
最后结局
1915年12月，在国会、高校、民众请愿团、筹安会和各省国民代表的推戴下，准备建立君主立宪制。袁世凯多次揖让，最终接受皇帝之尊号，准备成立中华帝国，打算1916年为洪宪元年，行君主立宪政体，把总统府改为新华宫，并拟定《新皇室规范》，其中包括“亲王、郡王可以为海陆军官，但不得组织政党并担任重要政治官员；永废太监制度；永废宫女采选制度；永废各方进呈贡品制度；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 然而，12月25日，表面支持帝制的蔡锷和唐继尧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贵州、广西相继响应，3月份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起用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企图依靠段团结北洋势力，压制南方起义力量，但起义各省没有停止军事行动。5月下旬袁世凯忧愤成疾，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因尿毒症不治而亡，时年57岁。同年8月24日正式归葬于河南安阳市。
直至袁世凯对内宣布取消帝制帝号都未正式登基，年号洪宪仅在内部流传，对外仍称民国，故袁世凯还是民国大总统，滇军坚持要袁世凯下台。段祺瑞则要求袁世凯交出行政权力和兵权，恢复责任内阁制，退位自保。冯国璋联络各省在1916年5月18日组织召开“南京会议”，但各省区将军代表谋略不一，会议无果而终。在重大打击及交煎下，袁世凯于1916年6月6日病故。袁世凯谢世之日，他的书案上有他亲笔书写的一句话“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尽管他在遗嘱中说“余之死骸勿付国葬，由袁家自行料理”，但是继任者黎元洪还是以“民国肇建，……（袁世凯）奠定大局，苦心擘画，昕夕勤劳，天不假年……所有丧葬典礼……务极优隆，用符国家崇德报功之至意”命国务院为袁世凯举行一场集古今中外皇庶官民新旧典章于一举的国葬。令各官署、军营、军舰、海关下半旗二十七日，6月28日出殡日全国下半旗一日，鸣炮108响，京师学校当日停课。北洋政府根据其“葬吾洹上”的遗愿，委派河南巡按使田文烈赶赴河南安阳慎选堪舆，勘定吉壤，最终选定洹水北岸，工程持续近两年，由北洋政府拨款50馀万银元、徐世昌、段祺瑞、王世珍等8人募捐25万余银元建成，陵墓被称为“袁林”，占地近130亩。
袁世凯被后人指责较多的是他建立中华帝国称帝问题。当时倡导袁世凯君主立宪的有杨度、严复、刘师培、孙毓筠、李燮和、胡瑛等国家精英人物。袁世凯打算建中华帝国，与杨度等君主立宪人士蛊惑及长子袁克定迷恋太子权位是分不开的，其中最严重的是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营造日本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氛围（此事被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和女儿袁叔桢无意中发现），袁世凯曾责袁克定“欺父误国”。袁世凯死后，王士珍、张镇芳等打开金匮石屋，找出了袁世凯留下的继承者的提名，只见上面亲笔写着：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并没有自己的儿子袁克定。 [44] （按照《大总统选举法》（袁世凯修改过后）的规定，前任总统所推荐的三人，将作为总统的候选人，从三人中选出一人为总统，名单写于嘉禾金简，藏于金匮石屋内。）
为政举措
军事方面
袁世凯艺权均通，有任事之才、治军之能，实为清朝一务实干练的能臣，黄兴曾致书袁世凯，视袁世凯为“中国之华盛顿”。1903年起，他开始着手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工作，在中国军制改革、军事教育、建军治军、近代警察制度等方面做出大量有益尝试。在华北组建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式军队，雇佣德军教官，创办警、步、马、炮、工、辎等兵科，设立现代化的通讯兵学校，培养大批军事人才，先后有5人当上中华民国总统或总理。至接掌北洋，裁撤旧军改编警察，令中国军警分离，清末巡警制度的创立是中国警察制度近代化的开始。
对外军事方面，袁在1884年朝鲜王朝的甲申政变中，在无法得到国内指示的危机时刻，当机立断，率军击退日军，瓦解了朝鲜亲日派和日军颠覆朝鲜政权的图谋。之后，在袁任清朝驻朝鲜大臣期间，他尽一切可能扩大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成为朝鲜王朝内最有权势的人物，全面掌握朝鲜的商业、外交事务和内政。在世界列强尚未深入朝鲜之际，袁世凯曾建议废藩建省，将朝鲜变为中国的一个行省，清政府当时内外交困，对于他的建议搁置不问。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在山东的袁世凯与两广的李鸿章、湖广的张之洞，两江的刘坤一，一起组织了东南自保运动，反对朝廷对于义和团的支持、也反对朝廷对外国的宣战，并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内镇压拳民，保护在华外国人的安全。虽然这一政策对于民族主义者来说具有反动性，但是也正是这一政策使得经济昌盛的东南地区，避免了义和团运动带来的社会混乱与外国武力的入侵。
经济方面
袁世凯对工业、农业、商业三者并重发展，甚为得策，尤其对中国的工业化有很大贡献。工业方面，他积极发展实业经济，1905年，他出面筹钱，督修了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自1912年到1914年这3年间，新开的工厂为4000多家，民族资本兴建的面粉厂、火柴厂、卷烟厂、造纸厂以及采煤、冶炼企业，得到长足发展。袁世凯在遭谴归隐之后还说出“官可不做，实业不可不办”的话。袁世凯当政时期，颁布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扶持弱势的民族工商业，提倡国货，增加进口税并减少出口税，加强国货竞争力，扩大国货销售市场。农业方面，袁世凯在兴办农业教育、创设农业基金和推广农业新技术方面做出尝试。财政金融方面，袁世凯筹公债、整顿税收、开办银行、疏通金融、改革币制，这些举措不仅缓解了当时的财政危机也促进了中国近代财政金融的现代化。在对外经济交往方面，袁世凯主动对外开放，开通商埠，这在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袁世凯主张引进外资和侨资，前后素志不移，这在苏杭甬铁路、文辞协议、中美轮船公司等问题上即有体现。经过袁世凯的治理，中央财政也有很大改观，从民国初年的借债度日到每年库存可余两千万元。
教育方面
袁世凯兴学重教，主张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校，积极倡导学子留洋。在他的努力下，中国沿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在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袁世凯宁可压缩军队，也要推广全部免费的新式学校，即四年制初级小学。 他反复强**育的重要性：国家之繁荣昌盛，实系于国民之品德、知识和体力之高超，若欲提高此三者之水平，必得强化公民教育。袁世凯曾上奏《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同时调蓬莱知县李于锴进行筹备，《折稿》获光绪皇帝批准，山东大学的前身山东大学堂正式成立，为山东高等教育写下浓重一笔。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期间，颁行了一系列教育法规，创建学校司、提学使司、劝学所等近代新式教育管理机构，形成河北近代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另外，他多方筹措经费，培养师资，编辑新教材，创建新式小学、中学、大学和各种军事学堂、实业学堂等新教育设施，建立河北近代新教育体系，从而使河北教育摆脱了旧教育的羁绊，步入近代化的发展轨道。
政治方面
袁世凯在政治层面的成果体现在清末政体、官制改革、近代法律、地方自治、维护领土完整等方面。袁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起了积极的作用，袁世凯在晚清时期高举“立宪”大旗，几乎是孤军奋战请求立宪，对晚清宪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的襄助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才得以成立。袁世凯作为晚清重臣，直接参与官制改革的讨论与决策，具体表现在：一、清廷“预备仿行宪政”，“先行更定官制”，袁世凯是编纂官制大臣；二、中央官制改革，袁世凯力主实行责任内阁。其在官制改革中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三、对文官的等级、任用、考试、惩戒、保障、甄别、恤金、待遇均制定了专门的法律，初步形成了一套文官管理制度，文官候选人考试，以考察行政能力与一般知识为主。并建立廉政机构，设置平议院，专门审理官员犯罪案。在近代法律建设上，袁世凯大力提拔、举荐和重用新式法律人才，改革和完善近代司法制度，对引进西律、修订旧律，加强中国法制现代化起到重要作用。袁世凯是地方自治制度的积极参与者，在天津推行地方自治、试行普选制开全国先河，其成效影响深远，直隶省（今河北省）也因此成为当时的模范省。全国各地借鉴天津地方自治的成功经验，地方自治之花遍地开放。
禁毒禁赌
禁毒禁赌也是袁世凯的一贯主张。清末的烟馆是重要的社交场所，风气败坏，直隶总督袁世凯在1907年5月19日上奏的《预筹革除鸦片折》中表示：“鸦片之害，荼毒生灵，虚糜金银，不可胜计，实为中国贫弱之源” [48] ，袁世凯所领导的直隶省设立了200余个戒烟分所，先后铲除烟馆800多个，查获秘密贩烟案1300起，在禁止种植罂粟方面，他多次颁布晓谕，倘有偷种之户，立将烟苗划去，地亩充公。 当选民国总统后，袁世凯更是规定吸鸦片者立即戒除，贩者分别停歇，种植者若不将烟田改种他物则一律治罪，凡官员故纵者，按情节轻重予以惩治，期间颁布的《禁烟令》至少有七次之多。在禁赌方面，袁世凯自小站练兵时期就禁止军队赌博，在其制定的《简明军律二十条》中有两条为罚律，其中之一即是关于赌博，犯者插箭责罚。直隶总督时期，在直隶师范学堂和小学堂《学堂条规》中规定学堂上下人等一概严禁赌博，违者由总办分别责饬开革。任职民国总统后，袁世凯则以法令的方式禁赌，1912年6月颁发的《暂行新刑律》对赌博者、开设赌场者规定有不同的刑罚。
捍卫领土
袁世凯坚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同时，竭力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利益。1912年4月22日，袁世凯发布的大总统令中明确宣告蒙、藏、回疆各地方的一切政治俱属中国内政。然而，英国公然表示不承认中国关于对西藏主权的宣示，以麦克马洪线制造了中国和英属印度的领土争端，英方代表在西姆拉会议上企图用欺骗手段让中方在条约草案上“草签”，被袁世凯政府一口回绝，最终西姆拉会议没有产生中国政府作为缔约一方的任何协定，而“麦克马洪线”也未获承认，成功捍卫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清末民初，外蒙古在俄国的鼓动下独立，致使内蒙古局势不稳。袁世凯对此保持高度警觉，软硬兼施，任命贡桑诺尔布为民国政府蒙藏事务局总裁，晋封大量蒙族上层人物为亲王，使内蒙王公数量比清朝时的数额增加了几倍，终使内蒙古王公们放弃了分裂图谋，诸多已逃往外蒙的蒙族人陆续返回，后来，经过袁世凯立场强硬的谈判，外蒙于1915年6月7日取消独立，俄国只得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另外，袁世凯竭力主张的清帝优待退位保障了清朝政府拥有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地移交给民国政府，保持了主权和领土范围的延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