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课：因势利导，曾国藩拜唐鉴为师，为了躲避是非而研究理学

曾国藩认识的那个人，就是他的偶像唐鉴，此前他几次去唐鉴府上拜访，都没能遇上，算是一种小遗憾。没想到一个机会，让他和唐鉴面对面的认识了。

其实，曾国藩和唐鉴的相识也是出于偶然。道光二十年(1841年)，唐鉴调往京城，任太常寺卿，道光皇帝在乾清门迎接他，当时的曾国藩作为翰林院检讨，在一边侍驾。道光皇帝见到唐鉴之后，称赞他：“治朱子学有成就，并能按‘圣学’之教亲自去做，可谓朝廷的好官，读书人的榜样。”对于道光帝的这一番称赞，久经官场的唐鉴并未觉得有什么，可是曾国藩却非常羨慕，对唐鉴佩服得五体投地。

看满朝的官员，能够让皇帝起身到门口去迎接的，有几个人呢？

在道光皇帝的眼中，你这个两次御笔钦点的翰林，算不得什么，人家唐鉴才是真正的大儒啊！只有大儒才受人尊敬，也只有这样的大儒，才能让皇帝到门口去迎接。

曾国藩站在道光皇帝的身后，羡慕得两眼发光。在朝堂之上，他看着道光皇帝和唐鉴兴奋地谈论着朱子理学，内心已经有了新的想法。

回去后，曾国藩马上以弟子之礼，对这位功成名就的老乡进行拜访。而唐鉴虽然在外地为官，但对京城的一些动静，还是知道的。这位给他留下书信且在京城有名气的老乡，自然引起了他的注意。

唐鉴一生爱借人才，特别喜欢勤奋好学、聪明机智的人，而曾国藩正具备这些优点，两人见面谈话之后，他发觉曾国藩对理学有一定的认知，于是二人一见如故。

曾国藩在感谢恩师穆彰阿让他外放为官的时候，就像改名字一样，给自己找了一条很好的理由：“学生自知愚钝，虽读书甚多然不堪其道，而今皇上尊崇理学，学生已决心苦学，悟出理学之真谛，方成人臣之道……”

强扭的瓜不甜，既然曾国藩一心要钻研理学，穆彰阿也只能让他去。

曾国藩研究理学是真，不愿出外为官也是真，究其原因，只是两个字“避祸”。对于朝廷之事，他看得很透，眼下英国人闹事虽然告一段落，但估计维持不了多久，鸦片祸国殃民，官员贪腐成风，加之朝廷处置主战派林则徐有失考虑，朝野之中怨声载道，社会矛盾日渐尖锐，如此下去，用不了多久就会激发民变。

再者，如果这时候外出为官，就等于站了队，完完全全成了穆彰阿的人，一旦穆彰阿出事，他也会跟着受累，所以，他只有拒绝，不为别人，只为自己将来的前途。他得重新找靠山，光有穆彰阿这一棵大树还不够，还得继续找一棵。

事实证明曾国藩确实有远见，咸丰皇帝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罢免了穆彰阿，紧跟穆彰阿脚步的那些人，也跟着倒了血霉，而作为穆彰阿门生的曾国藩，却因勤政和廉洁，反而升了官。

曾国藩一有空就去唐鉴的府中，虚心求教，他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以朱子之书为日课，始肆力于宋学矣……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

大清朝从顺治爷开始，就注重学习汉人的知识，并接触汉人的文学理论，什么庄子老子孔子孟子，还有佛学和道学、理学。顺治爷就是因为学佛学入了迷，导致了“顺治出家”这大清第一大悬案的发生。康熙和雍正就不消说了，每过几日就会集中一批饱学之士和佛道之人，对其进行开释讲解，而或是辩论大会，乾隆和嘉庆也差不到哪里去，只是比起前几位皇帝，似乎没有那么认真了。

道光帝对佛道老庄那类的不太感兴趣，除了孔孟之外，最喜欢的就是程朱理学，认为理学凡事讲究道理，顺应天时，修心，于是便有了一大帮混迹在京城的理学名士。

曾国藩拜在唐鉴的门下之后，也认识了不少理学的名士，包括一个叫倭仁的人。

这倭仁是蒙古正红旗人，道光九年(1829年)的进士，殿试时被取为二甲第三十四名，赐同进士出身，选庶吉士，被授为编修，当时，与倭仁交往甚密者主要有李棠阶、王鵴等人，他们旨趣相投，究心理学。道光十三年(1833年)，成立“正学会”，定期“会课”。参与者每天将自己的举止言谈甚至思想写成“日录”，相互交换批阅，大约十天左右在与会者某一人家中集会，当面品评得失。当时倭仁与李棠阶等人的“会课”所讨论的主要是王阳明的心学，这种“会课”一直持续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李棠阶离京出任广东学政，前后达十年之久。曾国藩那次赴京考试，还没有机会进入他们的圈子呢。

唐鉴回到京师做官，倭仁和吴廷栋、何桂珍、吕贤基等一批理学名士都聚集在了他的周围，

有唐鉴这位理学大儒介绍，倭仁他们那些人，自然把曾国藩纳入了他们的圈子。

倭仁除了指导曾国藩理学知识外，他逼着他写“会课”，就是写日记。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述唐鉴对倭仁的评价:“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

曾国藩与倭仁交往，两人终身相交于师友之间。直到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唐鉴告老回乡，此后，倭仁成为京师理学的重要支柱。

这倭仁虽然是蒙古旗人，但对于汉学的研究还是有一定成就的，他除了研究理学外，还钻研易学，精通相面之术。

古代的学子们在研读易经的时候，也都对玄学方面的知识略通一二，有的人喜欢上了玄学，于是多研读那一类的书，自然就成了高人。

曾国藩跟着倭仁学习，除了养成写日记的习惯，还学会了看人相面之术，懂得看什么样的人的外貌，就知道此人可不可以交往。有关曾国藩相面用人之术，我在另一个章节里会讲解的。

曾国藩每天在唐鉴府中求教的时候，听到倭仁他们谈论一些关于朝廷内的大事，朝廷中有不少大臣都还在为林则徐叫屈。

对于林则徐遭贬，在满腔愤怒之下写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激励诗句，也在京城流传一时。

这样的一个忠臣，被皇帝贬了，怎么能叫群臣心服？

曾国藩虽然主和，不愿意打战，他那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考虑问题，毕竟他来自基层的农民家庭，对于战争给百姓造成的苦难，是非常清楚的。在内心深处，他希望国家强盛，英国人逼人太甚，打一下，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没料到的是，大清军队那么不经打。林则徐的遭遇，他内心十分同情，可同情归同情，他能理解道光皇帝不得不那么做的原因。

咱大清国的军队不给力，打不赢英国，那怎么办？为了给英国人一个满意的答复，明明知道林则徐是忠臣，也要处置给英国看。那是不得已而为之，道光皇帝也有苦衷的啊！

曾国藩已经从这件事中看出了一点苗头，道光皇帝并没有将林则徐斩首示众，而是贬到别的地方去，也就意味着，道光皇帝还是看重林则徐的，一旦时局发生变化，还会让林则徐回来。

就在曾国藩一门心思研究理学的时候，道光廿三年(1843年)，翰林院大考翰詹。所谓大考翰詹，就是朝廷组织翰林院的翰林、詹事府的詹事们进行考试，通常每6年举行一次。大考翰詹对翰林们来说非同小可，俗称“翰林出痘”。“出痘”就是出天花，在那个时代纯属听天由命之症，许多人过了“出痘”这一关，结果一命鸣呼，翰林、詹事们将参加大考喻作“出痘”，十分准确形象。这一关过得好，往往官运亨通，青云直上，即便将来当不上总督、巡抚、大学士，也能弄个尚书、侍郎什么的干干，成为二品大员。这一关过得孬，前程可就完了，原地踏步升官无门，一辈子都在翰林院中混日子，穷困潦倒，郁郁不得志。

这样的机会来临，曾国藩肯定不会错过的，可是他近段时间都在研究朱子理学，能否顺利通过大考，心里根本没底。

大考之后，成绩出来了，曾国藩考得并不理想。他有心求助于唐鉴，可不知道怎么开口，唐鉴是个大儒，靠的是真才实学，即便开了口，肯定只会鼓励他，而帮不得其他的忙。这个时候，他想起自己的恩师穆彰阿来了。（预知后事，请看下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