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卧薪尝胆3
有一天，这一连战士来到了一片林中空地，看到很多杆枪支架在一起，是中国生产的中正式步枪。他们异常高兴，有枪就有人，有中国枪肯定就是中国人。
这些枪的架设很有特点，一个班的十几杆步枪架在一起，三个班的步枪架成三角形，三角形的中间是摆放的轻机枪，非常整齐。当年，中国军队在行军休息时，都是按照这样的方法来架设枪支。
周友良心花怒放，他看到这些枪支，想到还没有走出野人山的第五军的弟兄们一定就在一旁休息，他大声叫喊着，跑上前去。
可是，四周空无一人，只有燥热的风，从林中吹过。
他们分头寻找，大声呼喊着，却没有找到一个人，只看到地面上的堆堆白骨。
周友良查看着这些枪支，靠在一起的枪管，已经开始生锈，显然这些步枪
架在这里已经很长时间了。
而使用这些枪支的中国士兵，变成了这一堆堆白骨。
这些枪支，足有上千杆。
一名士兵给周友良送来了几枚臂章，他说，这是从白骨堆中找到的。看过老电影的人都知道，抗战时期，每个士兵的左臂上都有一个臂章，臂章上写着所在部队的符号。臂章尽管是布质，但因为在桐油中浸泡蒸煮过，所以很难腐烂，也不会被虫蛀。
臂章上显示，这支部队的番号是28师。当初从中国开赴缅甸的时候，28师和新38师都隶属于66军。
一千杆枪，一千名战士，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一千人，这是一个团的兵力啊！而现在，被蚂蝗和蛆虫蛀成了白骨。
关于缅北野人山的情景，杜聿明在以后所写的回忆录中说：“各部队经过之处，多是崇山峻岭、山峦重叠的野人山及高黎贡山，森林蔽天，蚊蚋成群，人烟稀少，给养困难。本来预计在大雨季前可以到达缅北片马附近，可是由于沿途可行之道多为敌人封锁，不得不以小部队牵制敌人，使主力得以安全转进：因此曲折迂回，费时旷日。至六月一日前后，军直属部队的一部及新二十二师到达大洛；九十六师到达孟关（孟拱西北）附近；二百师到达中缅边境南坎附近；黄翔部到达国境泸水附近与国内宋希濂部取得联系。”
野人山、高黎贡山、大洛、孟关、孟拱、南坎，这些地点，都是两年后中国军队的反攻必经之地。在杜聿明提到的这些地方，中国军队都与日军发生过激烈交战，并战胜了日军。
杜聿明接着写道：“自六月一日以后至七月中，缅甸雨水特大，整天倾盆大雨。原来旱季作为交通道路的河沟小渠，此时皆洪水汹涌，既不能徒涉，也无法架桥摆渡。我工兵扎制的无数木筏皆被洪水冲走，有的连人也冲没。加以原始森林内潮湿特甚，蚂蝗、蚊虫以及千奇百怪的小巴虫到处皆是。蚂蝗叮咬，破伤风病随之而来，疟疾、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也大为流行。一个发高热的人一经昏迷不醒，加上蚂蝗吸血，蚂蚁侵蚀，大雨冲洗，数小时内就变为白骨。官兵死亡累累，前后相继，沿途尸骨遍野，惨绝人寰：我自己也曾在大洛患了冋归热，昏迷两天，不省人事。全体官兵曾因此暂停行军，等我被救治清醒过来时，已延误了二日路程。我急令各部队继续北进，而沿途护理我的常连长却因受传染反而不治。二百师师长戴安澜因重伤殉国，团长柳树人阵亡，第九十六师副师长胡义宾、团长凌则民为掩护主力安全而牺牲。”
几十年后，读到这段文字，还让人心生惊恐。
所有走出了野人山的战士，都对蚂蝗谈之色变。
我曾经采访过一名参加过攻打高黎贡山的老兵。这场战役发生在1944年，就是中国远征军开始反攻的时候，新一军在缅甸从西向东打，11集团军和20集团军组成的滇西远征军在云南从东向西打，两支中国军队要打通一条通道，让战略物资进入中国境内。
滇西远征军反攻的第一站，就是攻打高黎贡山，翻过高黎贡山，就是松山、腾冲、龙陵，当年，滇西远征军最惨烈的血战就发生在这些地方。
高黎贡山海拔两千多米，异常陡峭难行，远征军只能仰攻，而日军在高黎贡山的每一处隘口，都修建了坚固的工事，顽强阻击。
老兵说，当年远征军攻打和翻越高黎贡山，将近两个月。几万远征军，一步步踏上高黎贡山，又一步步地走下山。其中，有几千人倒在了山上。那两个月里，山上的蚂蝗和蛆虫从来都没有那么多过，蚂蝗吃活人，蛆虫吃死人。抬头望去，树枝树叶上，密密麻麻都是赤黄色的蚂蝗，全高黎贡山上的蚂蝗都来到了那两条远征军行走的路上，等着吸血。而脚下，密密麻麻全是蛆虫，因为敌我伤亡太多，路面上倒下的尸体排成行，蛆虫就拼命繁殖，爬满了尸体，变成了一条白色的河流。
远征军翻过了高黎贡山后，路上的蚂蝗和蛆虫却又神秘地消失了。
缅北野人山中的恶劣环境，和高黎贡山一样。
缅北野人山，连绵不绝，方圆数百里，荒无人烟，当地人都谈之色变，何况从来都没有了解过的中国远征军。走进野人山，就像走进了最恐怖的恶梦中：云封雾锁，不见天日，潮湿闷热，如坐蒸笼，瘟疫蔓延，毒虫滋生，蚂蝗遍布，巨蟒盘旋，野蜂肆虐，毒蝎蜿蜒……你的想象能有多恐怖，缅北野人山就有多恐怖。
亿万年来，缅北野人山中从来就没有走过一支军队，野人山中的蚂蝗和蛆虫都在饥一顿饱一顿地艰苦生活着，在困顿中维持着生命。突然有一天，树林中来了几万人，他们潦倒不堪，疲惫无力，蚂蝗们怎能放过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它们汹涌而来，前呼后拥，前赴后继，向远征军发起了疯狂的袭击，有多少远征军就这样倒下去了倒下去的远征军，又成为蛆虫蚕食的对象。
当新38师112团一营三连连长周友良带着战士们走进野人山的时候，看到的那一团战士，只剩累累白骨了。
这一团战士都是谁？
孙立人在他的《统驭学》中记述了这件事情，记述了这个团。
当初，第66军28师在曼德勒到眉苗一带阻击日军，没想到很快就被日军冲散。第66军的28师和29师，是中国远征军中战斗力最差的部队。
28师一名姓杨的团长，带着全团人马向北转移，他给第66军新38师师长孙立人发电，想要汽车。
当时，远征军有600辆汽车，基本上都是卡车，还有20列火车，但是都控制在上峰手中，孙立人没有分到一辆一列。孙立人无法给他。
杨团长又向孙立人讨教，如何才能安全撤退。孙立人问他手中有多少人，他说，各种人加在一起，有5000人。
这5000人，应该还有别的部队的溃兵。
孙立人建议，手中既然还有这么多兵力，就打开一条路，投向师部。可是，这位团长说，士兵乏力，已经不能再战了。
过了一段时间，杨团长又向孙立人发报，当时孙立人正在温早与日军激战，劝杨团长向新38师靠拢，然后合兵一处，共同行动。
可是，杨团长最终还是选择了寻找杜聿明，跟着大部队回国。结果，走入了野人山，人员越来越少，而其中的一支1000人的队伍，就葬身在这里。
据资料记载，杨团长死里逃生，他回到了国内，身边只剩下不满100人。后来，孙立人打通缅北通道，来到昆明，还见到了这位杨团长，杨团长痛哭流涕，后悔当初没有听孙立人的话。
孙立人在《统驭学》中讲到这个例子的时候说：做军人一定要有良心血性，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杨团长全军覆没，就是因为没有血气和自信。
新38师112团一营三连继续向前，寻找杜聿明。
回头再说说第五军新22师65团9连。
那天，新22师65团9连在倾盆大雨中寻找能够走出胡康河谷的通道，他们
意外地找到了一条峡谷，峡谷间有一条忽隐忽现的羊肠小道。沿着这条小道，就能够绕过胡康河谷，进人新平洋。
新平洋是一块平整的土地，现在那里是缅甸的一个小乡镇。65团9连来到这里后，终于得到了休整，终于不再在抬头不见天空的密林中跌跌撞撞了。
雨过天晴后，空中出现了美国人的飞机，65团9连欢声雷动，在经过了两个月艰苦卓绝的奔波后，他们终于看到了希望。
飞机上投下降落伞，降落伞下挂着巨大的包裹。可惜的是，飞机空投的食物和通讯装备，掉入了万丈深渊。
周友良带着新38师112团一营三连继续寻找杜聿明。
两天后，他们突然看到了一群人。
这群人形同枯槁，骨瘦如柴，因为连续几十天在树林中穿行，衣服都被撕破；他们头发乱糟糟地，沾满了稻草，脸色黝黑，胡须杂乱。因为几十天来都忍受饥饿，他们脸颊塌陷，身上的肋骨根根凸起。
从他们身上的衣服，能够辨认出他们是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直属部队的战友。
新38师的战士们，和第五军的战友们，拥抱在一起，失声痛哭。
第五军的战士带着连长周友良，回头寻找走在后面的杜聿明。茫茫的野人山，尽管方向难辨，然而只要是远征军走过的路程，沿途都倒下了无数的尸体，这些尸体就是路标，顺着尸体走，就能找到前面的队伍，也能找到后面的队伍。
周友良见到了杜聿明。他看到杜聿明浑身浮肿，皮肤下的血管都能够看清楚，这是长时间营养不良造成的。走在杜聿明身边的，是军部警卫连，当初的警卫连一百多人，现在只剩下了十几个人，而且个个身体虚弱，摇摇晃晃。
周友良不敢相信，这个极度虚弱的人，怎么会是中国远征军的副司令长官、第五军军长杜聿明？
杜聿明看着周友良，首先说话了，他说：“我是杜聿明，你是哪一部分的？”
周友良相信了面前这个快要倒下去的人就是杜聿明了。他赶紧立正敬礼，报告说：“新38师112团一营三连连长周友良，奉师座令，率加强连特来迎接钧座。”
杜聿明百感交集，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一个劲儿地说：“好，好，好。”
周友良率队来到野人山寻找杜聿明，还带来了军医。军医给杜聿明检查身体，发现他的身体非常虚弱，营养不良，肾功能不健全。
带领8万人退入缅北野人山的副司令长官有人照顾，都成了这样，何况那些普通士兵。
在野人山里，周友良一路都留有标记，担心会迷路，无法走出。所以，周友良带着杜聿明和军部直属部队，按照标记，终于走到了新平洋。
从地图上能够看到，新平洋距离新38师驻扎的雷多，距离不远。
第五军军部直属部队和新22师，这一路上历尽艰辛。
1942年5月7日，蒋介石让远征军回国；24天后的5月1日，蒋介石发报让去印度。在这24天里，远征军早就吃光了携带的干粮，开始吃马肉，后来马匹杀光，以树皮草根充饥。6月14日，到达大洛河边，很多将士因为吃毒草毒蘑菇，饮生水而毙命，枪支大炮架在河边。两年后，新一军展开反攻，来到大洛河边，还能够看到那些大炮枪支，还整整齐齐地架在一起。
7月日，第五军军部和新22师来到了新平洋，新平洋平坦的盆地，能够接受美军飞机的空投。
因为雨季还在继续，空投只能时断时续。即使这样，得到了粮食补充的第五军面貌焕然一新。
杜聿明在新平洋停留了 10天。
这10天来，先期到来的远征军一直在等待掉队的士兵。每一个精疲力竭走出胡康河谷的战士，突然看到新平洋接待的战友，无不喜极而泣。
又10天后，杜聿明率队离开了新平洋，向印度雷多转进。如果现在还没有等来归队的战士，那就说明牺牲在了缅北野人山中。
从雷多通往新平洋的方向，每隔几十里，就有一个接待站，提供粮食和医药，这是先期到达印度的远征军总司令罗卓英设立的。
1942年7月25日，杜聿明率远征军第五军军部和新22师到达印度雷多。
第五军直属部队和新22师，刚开始进入野人山的时候，尚有万人，而现在来到雷多的，还不到3000人。
然而，这3000人中，还是没有齐学启。
新38师副师长齐学启在哪里？
据第五军军部认识齐学启将军的人回忆，齐学启离开了军部后，再没有见到他。
1942年5月7日，新38师113团接受杜聿明的命令，来到卡萨阻击日军。5月 9日午夜，奉师长孙立人之令，副师长齐学启来到卡萨前线。
鉴于当时掩护任务已经完成，第五军和新22师已经转移，113团团长刘放吾和齐学启商议，决定让齐学启带着重伤员先退，刘放吾带着部队继续监视日军，等到半夜时分再退出战场。
齐学启退出卡萨后，没有去找孙立人和8师主力，而是去归还从第五军军部所借用的一辆装甲车，并向杜聿明报告113团为全军断后的情况。齐学启是个正人君子，在当时那种乱象中，他依然遵守诺言，要给杜聿明归还车辆。
战火纷飞，狼烟四起，有一辆装甲车，会提供很多安全保障。即使作为将军的他没有归还，杜聿明应该也不会怪罪，可是他还是要还。
在第五军军部所在的曼西，齐学启见到了杜聿明，归还了装甲车，并说了他和孙立人相约的事情。当时，孙立人派遣叶遇春副官在约定地点等着他，然后他就会坐着叶遇春开来的汽车回到新38师师部。
杜聿明答应派车送齐学启去约定地点。
然而，当时大撤退已经开始，曼西都处都是繁乱景象，杜聿明急切间找不
到一辆空余的汽车。
齐学启在等车的间歇，突然想到第五军野战医院里还有一些新38师的伤兵，这些伤兵是在仁安羌战役中负伤后，来到第五军野战医院里疗伤的。
齐学启决定去看看这些袍泽弟兄。
新38师的伤兵们躺在野战医院里，心情低落。远征军战败的消息，他们已经听说了，而且，他们又刚刚得到一个消息，伤兵向后方转移，没有车辆可以坐，要全靠自己的双腿。这些无法行走的伤兵，不知道往后该怎么办。
就在这时候，齐学启来了。
伤兵们在绝望中突然看到齐学启来到，一个个都眼泪簌簌，悲喜交集。他们一致决定，不愿跟着杜聿明的第五军撤退，而要跟着齐学启一起回到新38师，跟着新38师一起撤退。
败局已定，无力挽回，把这些伤兵交给第五军，肯定凶多吉少。于是，齐学启就决定带着他们一起回归新38师。
就这样，齐学启带着一群伤兵离开了第五军军部，一路向西，觅路行走，寻找新38师。
齐学启离开后，第五军也离开了。
齐学启带着一群伤兵向西，杜聿明带着大队人马向北。
齐学启的预言是准确的，让伤兵跟着第五军是凶多吉少。
5月15日，也就是齐学启带着新38师的伤兵离开第五军军部的第五天，第五军来到了一个叫做莫的林的地方。
莫的林再向前，无路可走，所有人都从汽车上跳下来。为了不把物资留给日军，远征军把一路带来的汽车和大炮堆放在一起，浇上汽油点燃了。火光熊熊，燃烧了一个晚上，哔哔啵啵的燃烧声夹杂着钢管的爆裂声，在静静的夜晚听起来让人心悸。
天亮后，第五军所有人，包括杜聿明，都徒步进入黑暗的丛林中，在树林之间觅路前行。1500名伤员留在原地。
伤兵们所面临的，只能是死亡。
5月21日，就在第五军的先头部队离开莫的林6天后，日军的先头部队赶到了。留在莫的林的1500名中国伤兵，失去了战斗能力的1500名中国伤兵，因为不愿意被日军俘虏，就挤坐在一起，让还能动的战友浇上汽油，然后点燃。
1500名不愿意跟随大部队，担心拖累大部队的中国伤兵，在这天的凌晨一起慨然赴死。
当天晚上，后卫部队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杜聿明，杜聿明悲伤不能自已，他踉踉跄跄地走出了帐篷，面对着莫的林方向，俯首默哀，沉默良久。然后他抬起头来，面对星空朗朗起誓：“光亭只要一息尚存，誓灭日寇，报此仇雪此恨，以慰诸烈士在天之灵！”光亭，是杜聿明的字。
可惜的是，杜聿明的愿望没有实现，他在这次离开缅甸后，一直到抗战结束，都没有再回到缅甸。
第五军的伤兵慨然自焚，齐学启率领的新38师伤兵也危机四伏。
当时，即使一支具有战斗力的部队，在强敌环伺的境况中，要觅路突围，也凶多吉少，何况齐学启带领的这一群伤兵。
第五军能够提供到的，只是这些线索。
而齐学启去了哪里？他和新38师那些伤兵的结局怎样？此时还没有人知道。
孙立人来到印度后，目睹英军的腐败和无能，心中深有感触。他曾经在1942年6月10日给蒋介石发过一封汇报信，信中有这样的内容：
“……在军事方面者，如清德温江水深流急，右岸皆山，本为印度东陲之天然屏障，而英军竟放弃不守，任敌寇长驱直人。又如印缅边界之山地，均系峻岭重峰，绵延数百英里，实为险要，然山中小路，到处可进，英军既无工事，又无兵扼守，即使间或驻有少数部队，其警戒亦异常疏忽。当职师入缅时，英方以为如此天堑，我亦通过，均以为神奇而表示惊讶。尤为令人寒栗者：此间英军事当局，均以雨季到来，行军困难，可资拒敌，其侥幸苟安之心，概可想见……”
英军狂妄自大，又缺乏经验。一旦战事爆发，日军就可**，失败在所难免。英军虽然号称在印缅边境布防三个师，实质上兵力不足一个师。英军司令部显然也知道依靠这些有着贵族气质的老爷兵，是无法抵挡日军的进攻的，所以他们就开始打新38师的主意，想让新38师驻防，再次帮他们挡子弹。
孙立人没有答应，他以“部队作战太久，人员弹药均需补充，修正后方可再战”为由，婉言谢绝。然后，孙立人向司令长官罗卓英建议，让新38师稍事休整后，经雷多绕道回国。
孙立人来到印度，并没有打算在这里待多久。
第一次缅甸战争，中国远征军开进缅甸，是为了保护滇缅公路这条中国抗战的生命线；而现在来到印度，自己国家里炮火连天，无日不战，谁愿意留在这里替英国人打仗？
不久，经过罗卓英和英军方面交涉，1942年6月20日，孙立人带着新38师，从英帕尔步行来到了雷多。
日军要从缅甸进攻印度，只会选择攻打英帕尔，而不会选择穿过野人山攻打雷多。所以，新38师在雷多得到了很好的休整。
新38师要从雷多回到中国，必须穿过野人山。
要穿过野人山，必须适应那种极为恶劣的气候环境，野人山最恶劣的，当数疟蚊，任何人只要被这里的疟蚊叮咬，就会传染疟疾。传染了疟疾，轻者丧失战斗力，重者死亡。
在古代，疟疾叫做瘴气。据说瘴气的名字是这样来的，疟蚊黑压压地铺在水面上，等到有人走近，就会轰地一声飞起来，像河面上升起了蒸汽一样，人一碰上，就会死亡，所以人们就把疟疾叫做瘴气。
而雷多又是全球疟疾最严重的地方。
新38师在雷多进行丛林训练，第一步是与疟疾作战。
为了防止疟疾发生，每天早晨和晚上，由值星官监督，每个人必须吃下两粒奎宁丸，奎宁丸可以防止疟疾。每个人出门，都要戴着防蚊手套和防蚊面罩，而平时没事，也尽量待在蚊帐里。
美国在雷多设立有野战医院，因为没有战事，医院里收养的都是疟疾病人。新38师刚刚来到雷多的时候，每个连都有二三十人住进医院，后来，随着奎宁和防护措施的普及，再几乎没有过疟疾发生。
仅仅防蚊是不够的，为了能够穿越野人山，击退拦路的日军，新38师还在进行作战训练，准备从雷多出发，徒步走回中国。
1942年7月下旬，新38师在雷多等到了杜聿明和新22师。
杜聿明很快就回国复命，此后再没有回到印缅。他没有复仇机会了。
复仇的机会留给了一直和杜聿明不睦的史迪威。
缅甸反攻，成就了史迪威一世英名。正因为史迪威在缅甸战场取得的巨大成功，他以后得以乘着飞机去日本本土接受投降。
杜聿明回国了，而新22师师长廖耀湘和3000名绝境求生的远征军将士留在了印度。
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后，最早来到印度的史迪威密切关注着远征军的一切。
当史迪威听说新38师来到印度，新22师也来到印度，史迪威心花怒放，他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重整旗鼓的机会来了，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
中国远征军中，最具有战斗力的三个师中，有两个师来到了这里。2030师在同古一战，已经被打残。史迪威觉得他依靠中国新38师和新22师这两个很能打的师，就能够实现自己复仇的梦想。
新38师伤亡不大，战斗力仍旧让日军胆寒；新22师尽管伤亡巨大，但是能够走出野人山的，都是百炼成钢的战士。
史迪威手中有两把利剑，他要挥舞着这两把利剑，展开复仇之役。
第六节蓝姆伽训练
1942年6月，史迪威向蒋介石提出在印度训练中国军队的计划，得到批复。
6月24日，蒋介石任命史迪威担任这支训练部队的司令。
在印度，史迪威充分发挥自己的外交才华，周旋于重庆、伦敦、华盛顿之间，很快就赢得了方方面面的支持。中国方面同意向这支军队补充兵员，美国方面同意提供武器装备，英国方面同意提供给养和服装。
不久，史迪威又向英军提出要将蓝姆伽作为训练场地，获得同意。
7月23日，中国远征军留在印度的部队，开赴蓝姆伽。孙立人看到准备训练反攻，就放弃了带队徒步回国的想法。
7月30日，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成立，史迪威任总指挥，罗卓英任副总指挥，负责督训新38师和新22师。
中国远征军改为中国驻印军。
所以，我们如果翻看这时候的中国驻印军照片，能够看到一群中国士兵，穿着英军服装，拿着美军武器。
这时候的史迪威雄心勃勃，信心爆棚。他对外界宣称，他训练中国驻印军的近期目标是：“收复缅北，修筑中印公路”。当时，中国抗日战场的生命线滇缅公路，因为日军占领了缅甸全境和滇西，而被迫中断。史迪威要另外修筑一条公路，从印度穿过缅北野人山，与中国境内公路相连，让美援物资进入中国境内。
整个“二战”一盘棋。美国帮助中国武器，中国战场就能拖住更多的日军，美国太平洋战场的压力就会减轻。
史迪威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训练装备全中国的军队，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由他担任中国战区的盟军总指挥，指挥大军向日军占领的沿海地区发动大反攻，并一直打到东京去。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畴踏满志的史迪威对记者说：“我一定会要把日本人给我们的打击，连本带利还给他们。”
史迪威这样说，是因为他对中国士兵有着强烈的信心。史迪威则认为，中国士兵吃苦耐劳，服从命令，要求很低，只要提供给他们足够的武器，就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士兵。
训练开始了。一群怀着复仇之心的中国战士，云集蓝姆伽。
蓝姆伽，是一个地图上也难以找到的小地方。
中国远征军第二次缅甸战役，是和这个名叫史迪威的美国人联系在一起的。
第一次缅甸战役后，日军将史迪威和中国远征军赶出了缅甸，这位倔强的美国人将此引为奇耻大辱，决心复仇。
1942年7月19日，史迪威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反攻缅甸计划》，他计划从陆路和水路同时出兵，南北夹击。首先，在印度的中、美、英军队联合东征，从印度攻入缅甸；同时，在云南的中国军队开始西征，两支反攻的军队会师曼德勒，然后一路南下，向仰光进发。在陆路进攻的时候，英国海军驶人印度洋，夺取孟加拉湾，然后从仰光登陆。这样，水陆两支军队实现大会师，夺取整个缅甸，把缅甸的日军全部歼灭。
缅甸，是日本南方军的战略要地，也是日本南方军重兵云集的地方，这里最多的时候，聚集了日军九个师团到十个师团的兵力，8月1日，史迪威的全面反攻计划得到蒋介石的批复。如果史迪威的反攻缅甸计划成功，中国战场上的压力将会得到减轻。而且，从缅甸战场上经过锤炼的中国军队，拿的是美国的武器，而这正是当时的中国军队最需要的，在光复缅甸后，中国军队拿着美式武器开进中国战场，中国战场上的艰苦形势，将会得到改观。
蒋介石开始了愉快的等待。
11月日，史迪威从印度飞到重庆，向蒋介石汇报他与英军的商谈结果，要求在1943年月1日左右发动缅甸反攻。蒋介石当即答应，并表示，中国可以在云南方面出动15个师。
一直在云南昆明担任11集团军司令的宋希濂，回忆到当时的反攻规划时，写道：日本在缅甸现约五个师团，将来增加到十个师团为最大限度；中国陆军以15-20个精锐师，从滇西滇南攻入缅甸。
宋希濂提供的这份资料，说明他的预测完全准确。当缅甸战役最激烈的1944年下半年，缅甸战场上的日军刚好是九个师团和一个混成旅团，他们分别是：15军下设的第15、第1、第师团，28军下设的第2、第54、第55师团，军下设的第18、第56师团和缅甸方面军直属的5师团和24混成旅团。
而中国滇西远征军的兵力则有16个师：第11集团军下设的九个师、第20集团军下设的四个师和滇西远征军司令部直属的第八军三个师。
中国方面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可是全面反攻缅甸的计划最终没有实施，原因在于又是英国人在背信弃义，食言而肥。
蒋介石认为：“此次不反攻则已，一旦反攻，非胜不可，绝不能再受第二次之失败。”
确实是这样，如果在缅甸战场再遭受一次失败，中国的抗战信心将会遭到极大损伤，中国的抗战形势将会异常严峻，而且很有可能，得胜的日军从缅甸长驱直人，进人中国的西南。到那时候，蒋介石将退无可退，也许真的就要带着民国政府去往偏远闭塞的不毛之地西康了。
为了避免再次被出卖，1943年1月，蒋介石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督促英国，调动陆海空力量，共同克复缅甸。
5月1日，在美国华盛顿召开太平洋军事会议，宋子文奉蒋介石令，专门找到丘吉尔，要求丘吉尔答应尽快实施反攻缅甸的计划。
然而，丘吉尔态度消极。宋子文追问：“是否准备放弃缅甸？”丘吉尔回答：“英美军事专家正在研究。”宋子文倍感紧张和痛苦。
全面反攻缅甸的计划最终搁浅了，因为英国不同意这个计划。
反攻缅甸取消了，驻印军中的斗争开始了。
美国人史迪威认为中国军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人，但是中国将军是不优秀的。所以，史迪威在没有征得蒋介石同意的情况下，就将三百余名美国军官调到了印度，准备替换中国远征军中营长以上的所有军官。
史迪威的这一举动遭到中国远征军所有军官的集体抵制，也遭受了蒋介石的反对。那三百余名远道而来的美国军人，在印度无所事事，他们对史迪威也牢骚满腹。
史迪威骑虎难下，此事做得实在欠火候，在前期工作没有做好的情况下，怎么能贸然把三百名美国军人叫到印度？
1942年10月，史迪威向蒋介石状告副司令长官罗卓英，他说罗卓英“终日绕室彷徨，对于军队之教育训练毫无办法”，还列举了罗卓英的十大罪状。
为了缓和矛盾，蒋介石将罗卓英回了国内。罗卓英确实很冤枉，他成为了蒋介石和史迪威斗争的牺牲品。
而那三百余名美国军官，除派一部分到昆明建立训练基地外，其余的分配到中国驻印军担任各级联络官，也有的在蓝姆伽帮助训练中国军队。毕竟那些美国提供的，印着洋码子的新式武器，他们比中国远征军操作更熟练。
罗卓英回国后，中国驻印军简化为新一军，在派遣谁担任新一军军长时，蒋介石颇费周折。本来蒋介石想派邱清泉去印度担任新一军军长，但是何应钦认为，邱清泉脾气暴躁，难当此大任。因为在印度当新一军军长，不但要会打仗，还要会外交，要能够周旋于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必要时能够忍受屈辱。而邱清泉尽管能打仗，但是脾气粗鲁，他有一个外号叫“邱疯子”。既说他打仗凶猛，又说他脾气凶猛。
何应钦建议改派郑洞国任新一军军长。
郑洞国经历丰富，长城古北口、保定会战、血战台儿庄、昆仑关大捷，都有成绩更难得的是，这个人性格柔和，为人低调。
1943年春，郑洞国走马上任，任新一军军长；孙立人担任新一军副军长，兼新38师师长；新一军另外一个师是新22师，师长仍由廖耀湘担任。此时，后来也归新一军建制的胡素将军的新30师，还没有成立。
新一军军长是郑洞国，副军长是孙立人，那么忙前忙后的史迪威担任什么职务？
当年，英军在印度的军队职务编配上非常搞笑。
英国仍然妄自尊大地认为“欧洲第一”，对亚洲战区还没有上升到战略的意义上，尽管史迪威力主全面反攻缅甸，但是英国总是推三阻四，他们以“确保印度”为最高目标，不愿对缅甸出兵。
当时，东南亚盟军总司令是蒙巴顿，史迪威是盟军副总司令；盟军总司令部又下设地面部队司令官，由吉法德担任；吉法德的下面，又有11集团军司令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的下面是14军团军团长斯利姆，斯利姆的下面又是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史迪威的下面是新一军军长郑洞国，郑洞国的下面是新38师师长孙立人。
在这个架构中，史迪威出现了两次。
所以，当史迪威要率领中国驻印军进人缅甸作战的时候，蒙巴顿说，让史迪威找地面部队司令吉法德请示。史迪威勃然大怒：“搞清楚，是我领导吉法德，不是吉法德领导我。”
李文才对当年的培训记忆犹新。
在蓝姆伽，李文才顿顿都能吃饱饭。不但能够吃饱饭，而且还有各种肉食和罐头吃。这种高质量的生活，是他以前在国内想都不敢想的。
训练的时候，美国教官要求在规定的时间里，打光枪里所有的子弹，扳机一扣，枪里的子弹就全部打出去。这对当年“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的中国军队来说，也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连想都不敢想的，还有医疗救护。在蓝姆伽，训练负伤了，有野战医院。而在那时候的国内战场，士兵负伤了，只能听天由命。命好的，就侥幸活过来；命不好的，只能含恨离去。
关于当年中国战场上伤兵的救治，有这样几件事情。
1941年月，罗卓英将军指挥的上高会战中，49军26师78团一营二连三排排长朱光第负伤，前胸后背给日军穿透力很强的三八大盖子弹打穿，被抬到了一座土庙里。他在土庙里躺了一个晚上，那天晚上所见到的惨状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惨叫声、呻吟声、哭喊声，从黄昏一直响到了半夜，黎明来临的时候，土庙里的声音渐渐静息了，很多人就这样死了。
天亮后，来了一名医生，他挨个摸着伤兵的身体。走到朱光第身边的时候，医生摸着朱光第的额头说：“这个活着，抬走。”就这样，朱光第被抬到了后方医院，捡回了一条命。
1944年5月，11集团军司令部参谋谭延煦跟随司令部翻越高黎贡山，展开滇西大反攻。在高黎贡山，他看到沿路都是死尸，横七竖八的死尸遮住了路面，无法行走，只能将这些尸体搬走。只要一搬挪，尸体里的脓水血水和蛆虫就从绑腿和衣服的缝隙里冒出来。这些死尸中，大部分是中国士兵的。他们的死因让人不可思议，有的是负伤牺牲，有的是被冻死。
事实上，正面战场上的大量伤兵，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医治；正面战场上大量的阵亡者，都没有得到抚恤。有的家属得到了一张《阵亡通知书》，而更多人的家属连亲人是否阵亡，亲人在哪里，都不知道。一直到了现在，70年过去了，还有人在寻找当年抗日战场上的亲人。
给李文才留下过深刻印象的，还有美军的步兵战法。
美军条例规定：主动权是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一旦发起进攻，应竭尽全力取得并保证进攻趋势，直至夺取目标为止。
当进行攻击的时候，不能齐头并进。当遇到对方支撑点抵抗时，应该从侧面绕过；或者用部分兵力牵制，主力继续进攻，保持旺盛的锐势。
步兵在进攻的时候，后面有火力掩护。在火力延伸后，进攻部队以散兵队形立即向指定目标发起冲击，并对对方可能会藏身的地方进行射击。
美军的作战条例，是建立在他们强大火力的基础上。在进攻的途中，只要见到有可以藏身的地方，比如灌木丛、房屋、矮墙，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射击和投弹再说，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自身的安全。
再反观那时候的中国战场上的中国军人，“不见鬼子不挂弦”。不把日军放到近处，都舍不得开枪，因为子弹太金贵了。
中国士兵也愿意像美军士兵这样打仗，也知道这样能够把伤亡降到最低。可是，中国太穷了，一杆枪比一条命还要珍贵。
中国士兵在冲锋的时候，哪里会有炮火掩护？哪里会对着任何可疑目标就开枪射击？中国士兵的寒酸和美国士兵的阔绰，又怎么能够相提并论？
所以，中国军队的伤亡，肯定就远远大于美国军队。
笔者采访的很多抗战老兵都说，“二战”时期，日军人手一本《步兵操典》，他们能够从日军的尸体中翻找到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懂日文的长官说，这本小册子里详细记载了日军如何冲锋如何防守。
而当年的中国士兵，根本就没有一本《步兵操典》。即使有，文盲占据绝大多数，士兵们不识字，翻开看，也不知所云。
中国士兵和日本士兵差距很大。
而日本士兵与美国士兵的差距也大。
日军的《步兵操典》讲究的是勇敢，冒着枪林弹雨冲锋；而美国的《步兵操典》则讲究的是技巧，如何把士兵的伤亡减少到最低。
李文才说，看到美军教官示范如何进攻和防御，中国绝大多数军人绝对想不到，原来打仗还可以这样打。
美国武器精良，美军作战有思想，加上中国军人特别吃苦耐劳的战斗品质，这样的一支军队，战斗力肯定很强。
对照美军条例，确实让人茅塞顿开，醍醐灌顶，原来仗还可以这样打。
进攻让人大开眼界，防守也让人深有感触。
美军条例规定，防御的时候，必须修筑两个阵地，一个是基本阵地，一个是辅助阵地。对于一个班来说，基本阵地上要构筑五个双人掩体和一个单人掩体。双人掩体是士兵的，单人掩体是班长的。
在基本阵地的后方2300米的地方，构筑辅助掩体，形成环形防御。基本阵地与辅助阵地之间有交通壕相连，交通壕上通常也有射击设备，以打击来自不同方向的敌人。
士兵守在基本阵地和辅助阵地，就能够形成交叉火力，机枪配置于侧翼。
在连排的防御阵地上，将迫击炮配置在阵地的正面。
据相关资料记载，当年新一军的装备是国内其他部队远远不能相比的，新一军每个师15万人（也有资料记载125万人），配置车辆00辆，骡马1000匹，105炮12门，75炮24门。
一个团，除了轻武器外，贝陏82迫击炮12门，7战防炮8门，57战防炮4门。
一个营，除了满员的三个连外，还有一个重机枪连。确实够阔绰的。
中国远征军总指挥部，还有七个战车营。以后在反攻作战中，第一坦克营骁勇善战，曾将一名日军少将用坦克压成肉饼。
除了野战医院外，新一军还有十多个流动手术组。每组有两三名医生，他们多是美国各大医院富有经验的外科医生抽调而来。在反攻缅甸开始后，这些流动手术组经常跟随新一军迂回穿插，一起行走在缅北的丛山密林中，如果有人负伤，可以随时随地做手术。如果伤势过重，则会直接呼叫飞机，将重伤员转移到野战医院。
而野战医院，则有上千张病床，随时为伤员提供治疗。轻伤战士，住院只需15天，就能够重返战场。野战医院的医生都医术高超，而院长瑞沃汀准将，更是全美国赫赫有名的外科专家。
新一军的空中补给，也是国内其他部队望尘莫及的。缅北丛林覆盖，交通不便，由于美军控制了制空权，所以，日军如果被包围，就只能等死，所以，在反攻战中，就出现了 2000名日军被活活饿死的情景。而中国远征军如果被包围了，则有美国飞机空投食品和弹药。
在反攻于邦中，有一次，新38师112团一营营长李克己带着一个加强连，被五倍之敌包围在一个后来叫李家寨的地方。他们依靠空中飞机的补给，坚守6天，终于等来了孙立人带着114团来增援。一番激战，日军死伤枕藉，连联队长和大队长都被击毙。
何应钦是一个对新38师有贡献的人。孙立人在《统驭学》中回忆说：缉私总队在贵州训练成熟后，有人想吞并这支缉私总队，就派戴笠来巡视。戴笠带着五十多人来到贵州都匀，吃拿卡要，作威作福，白天要赌博，夜晚要嫖娼，出门要坐轿，回去后还向上级报告说，孙立人训练出的这支队伍“无中心思想”。
于是，李默庵就准备接收吞并这支缉私总队。
就在这时候，日军进攻缅甸，滇缅公路中断，中国要出兵缅甸，兵力不足。孙立人看到这是一个机会，就找到何应钦，要求带队出征。
何应钦问孙立人打过仗没有，孙立人说打过淞沪会战；何应钦又问部队能不能作战，孙立人说自信还有几分把握。
就这样，缉私总队终于获准改编为新38师。
在国内的时候，何应钦就听说了新一军的战斗力，而这次来到印度，更是亲眼看到了新一军的演习场面
很多种资料都写到过这次演习中的一个故事：
新38师112团的一个班按照主攻组和掩护组，向目标进攻。一名叫王敬的士兵，在掩护组担任机枪手。当主攻组距离目标仅有十米的时候，机枪手王敬还在不间断地发射，子弹从主攻组队员的头顶上飞过去，落在阵地上。在王敬后面的何应钦惊得站了起来，他担心王敬机枪中的子弹，会误伤了冲锋的战士。可是，王敬手中的机枪还在欢叫着，直到进攻队员甩出的手榴弹，在阵地上爆炸，王敬手中的机枪才戛然而止。
何应钦震惊不已，他实在没有想到，新8军这个班的配合能够绝妙到这种地步。
何应钦还观看了新38师的步炮协同作战，也大加赞赏。
宋子文也来过蓝姆伽。在国民政府高层中，对这支军队最关心的，无疑就是宋子文了。因为税警总团、缉私总队都是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创办的。他看到新38师已经成为了军中翘楚，自然喜不自禁。
1943年5月，在日本占领缅甸“一周年”的庆祝会上，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对身边的缅甸方面军高级军官（缅甸方面军是日本驻扎在缅甸的军队）和缅甸政府高级官员说：“日本皇军独自可以肩负保卫缅甸的全责，但是中国驻印部队，乃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我们应予密切地注意。”
东条英机真是“慧眼识英雄”。当年驻扎在印度的几十万军队中，庞大的英军在他的眼中不值一提，他唯独关注的是，这支仅有两个师的中国队伍。
这支中国军队，很快就让日本举国震惊。
缅甸是中国远征军的伤心地，也是史迪威的伤心地。
史迪威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反攻缅甸，一雪前耻。然而，依靠目前仅有的这点兵力，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需要从中国向印度增派新兵，进行训练，然后反攻。
可是，英国人处处阻挠，他们以交通给养不能承受为借口，不让这么多中国军人进入印度。甚至还有英军军官反问：“让那么多中国人来到印度干什么？”
为什么英国屡屡对中国设置障碍？答案只有一个：人口众多的中国，让英国人感到恐惧。
最后，中国都做出了让步，每天只补充400名新兵从中国来到印度。
最先从中国空运到印度蓝姆伽的，是军政部第25补充兵训练处。1943年10月，这支部队被改编为30师，隶属于新一军。现在，新一军有了三个师：新38师、新22师、330师。
为什么330师的前面没有加“新”？这是因为，从缅甸退入印度的军队，前面加“新”，这两支加“新”的部队，在原来的军队编制里，就一直这样叫；而此后从国内运至印度的部队，前面都不加“新”，包括这次运来的330师和以后运来的14师和530师。
因为30师都是新兵，训练时间不如新38师和新22师长，战斗力较弱，所以，新一军在反攻缅甸的初期，当新38师和新22师攻城拔寨，所向披靡的时候，330师一直作为预备队，听候调遣。
这些从国内运来的新兵，是什么样子？说出来都让人伤心。
新一军新38师少校翻译官周明道写过一篇《从军记忆》的文章，里面有这样一段文字：“这些新兵甫下飞机，骨瘦如柴，弱不禁风。军队也没有什么营养品，军粮就是糙米加牛肉这种牛肉，来自美国和阿根廷，长条形包装，每条六磅。除此之外別无他物，天天如此。说来也怪，新兵进食牛肉半个月后，马上显得丰腴，远非原来状况可比。牛肉吃得越多，胳膊也越粗，走起路来也越快、越远、越能耐久。”
原来，新兵在家中吃不饱饭，才如此瘦弱；而来到中国驻印军，吃半个月饱饭，身体马上就变化了。吃饱饭才能身体强壮，身体强壮才能打胜仗。
1944年月8日，日军三个师团和印度国民军的一个师，从缅甸进人印度，英帕尔战役爆发了。
日军用一个师团攻打科希马，另外两个师团攻打英帕尔，科希马距离英帕尔120公里。
当英军14军团军团长斯利姆听说日军来袭时，“我心灰意冷了”——他在日记中写道。
笔者在前面写过一段文字，是孙立人给蒋介石的汇报信。在这封信中，孙立人罗列了它所看到的英军种种疏于防范的愚蠢行为，他们想当然地以为，依靠高山大河和雨季，就能够阻挡日军的进攻。没有想到，日军居然翻过高山，涉过大河，突然来到了他们的面前。
英军风声鹤唳，惊慌失措。
在这种情况下，史迪威急忙召回30师，扼守茅马普和曼尼坡地区，不让日军前进一步。
与此同时，史迪威又征得蒋介石同意后，紧急从中国空运了两个师，加强防务，这就是14师和530师。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翰托兰在《日本帝国的衰亡》中记载：英帕尔战争进行了两个月后，因为英军的战斗力有限，所以，日军及协助其作战的印度国民军距离英帕尔“只有一箭之地”，日军已经准备好了攻下英帕尔的广播演说。可是，意外发生了，印度国民军一定要让他们的军队先进人英帕尔，否则，印度人民会认为这是日军在侵略。而日军又不同意，他们想尽快拿下英帕尔，作为即将到来的天皇寿诞的献礼。
内讧导致了进攻的缓慢。
内讧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印缅的雨季来临了。
制空权完全被美国人控制了，而通往缅甸的道路桥梁完全被冲垮，在英帕尔作战的日军没法补充。三个师团中，只有一个师团带足了粮食，另外两个师团不得不依靠吃草、土豆、蜗牛、蜥蜴、蛇等等动植物充饥，到了后来，他们抓住什么就吃什么。
没有带足干粮的原因是，日本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和日军第15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两个人都自信，日军仅仅只用20天就能够攻占英帕尔。到时候，所有的补给都从英帕尔取得。他们没有想到，英帕尔战役居然拖了三个月之久。
7月9日，日军开始了撤退。然而，道路泥泞，极度饥渴，疾病流行，悲观绝望，让这支日军如同坠入地狱。数以千计的日军抱在一起，用手榴弹自杀。在大雨倾盆中，一些士兵摔倒了，想要爬起来，却因为无力抬头，而被积水淹死。
雨季救了英军的命。史迪威说，英国人自以为了不起，“这次在英帕尔又险遭惨败，完全是咎由自取”。
史迪威是一名好士兵，他拥有一个士兵应该拥有的品质：勇敢、坚强、血性、不屈不挠；但是史迪威不是一名好统帅，他缺少一名好统帅应该具有的品质：协调、平衡、一视同仁、爱护部下。
第一次缅甸战争失败后，史迪威能够放弃美国提供给他的一架飞机，带着一支小分队穿越高山险滩，穿过丛丛密林，步行来到了印度。后来的人们，在谈到史迪威的优点时，都会谈到这个故事。
史迪威第一次来到蓝姆伽视察的时候，看到中国远征军盔甲鲜亮，士气高昂，他兴奋不已，感到自己反攻缅甸的理想能够实现，就站在一个高台上，面对士兵用中文喊：“反攻缅甸，打到东京，是每一个官兵的理想和愿望，大家应该努力，早日促其实现。”史迪威的话点燃了驻印军心中的豪情，此后，“攻占东京”成为了驻印军人人皆知的奋斗目标。
郑洞国来到印度后，他几乎被架空了。
郑洞国这个新一军军长的角色很难当。上面有刚愎自用，非常自以为是的史迪威，他连蒋介石也不买账，和蒋介石大吵大闹；下面有两位师长孙立人和廖耀湘：、这两位一个是美国军校的高材生，一位是法国军校的高材生，而且两个人除了学历过硬，在资历、战绩方面，也不是一般的将领能够相提并论的。有这样骄横的上级，强悍的部下，郑洞国的日子确实很不好过。
孙立人和廖耀湘一直很尊敬郑洞国，宽容低调的郑洞国和他们也一直相处得很融洽。但是，史迪威对郑洞国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史迪威对郑洞国抱有成见，他认为郑洞国是蒋介石派来的“监军”，是限制他的权力，监视他的行动的：所以，史迪威有事情，总是绕过郑洞国，直接找孙立人和廖耀湘。
史迪威不与郑洞国交流，郑洞国的新一军军长在他的眼中形同虚设，很多事情，连驻印军中的营长都能够知道，但是军长郑洞国不知道；史迪威对廖耀湘呼来喝去，完全是命令式的；而史迪威对孙立人则是商量的口吻，有时候他们相谈甚欢，有时候则会吵了起来。比如，三百余名美国人想要替换中国军官的那件事情。
不仅仅史迪威是这样霸道，所有蓝姆伽的美军将领都是这样。
郑洞国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写道：美国军官想要替换中国军官的阴谋没有得逞后，就将部分留在蓝姆伽的美国军官任命为联络官。联络官的权力很大，能够直接调动营以下的部队。“而且，联络官认为哪个干部不行，只要向总指挥部汇报，就随时撤换，并送上飞机回国，事后中国的部队长才知道。”“总之，美国军官是以施主自居，认为既靠美国援助，就得听他们的话，他们的联络官就是太上皇。也有很少数中国的败类（多半是翻译官），为讨好美国人，从中搬弄是非，所以中美军官一度弄得很僵……现在回想起来，深刻体会到：这就是美援的滋味！”
这段时间里，同样受到冷遇的廖耀湘，隐忍以行，期盼着能够反攻缅甸。黄埔军校和法国圣西尔军校的高材生廖耀湘此时潜心研究丛林战战术，编写了《森林作战手册》；又因为丛林作战的特点不同于大兵团作战，只能运用小股部队作战，廖耀湘又编写了《小部队战术》、《城镇村落战斗》。廖耀湘的三本著作在当时的中国远征军中反响强烈，史迪威一向自视甚高，后来也对这三本书籍给予高度评价。刘伯承元帅在解放后也高度评价了廖耀湘的作战艺术，并请他为南京军事学院的学生们上课。而南京军事学院的学生，都是解放军部队里的中高级将领。
高层斗来斗去，而士兵们从来不知道。
新38师113团一营战士李文才那段时间里，只有一个目标，这就是刻苦训练，等待反攻缅甸的机会到来。
丛林作战和国内作战很不一样，训练方法也很不相同。在蓝姆伽，每个战士除了学会熟练操作各种枪械和迫击炮，还要学会爬树，十几米二十米高的树木，要像猴子一样一眨眼就能够爬上去在丛林中，谁能够爬上大树。谁就占据主动。高高的热带树木，既能够用来藏身，又能够发动突然袭击，还能够进行瞭望，观察敌情。所以，在后来的反攻缅甸作战中，敌我双方的狙击手，都选择了树木作为狙击地点。
除了会爬树，还要会爬山。缅北多山，崇山峻岭，连绵不绝，谁能够身体健壮，翻山越岭如履平地，谁就能够有足够的体力发动攻击。
还要学会武装凫泳。缅北河汊密布，尤其是到了雨季，更是成为汪洋大海，平地起河，所以，所有人都要掌握游泳的本领。不但要会游泳，还要能够背着随身装备游泳，能够用随身所携带的物品，比如缸子、水壶、布包、子弹袋，作为漂浮物，帮助凫游。
还有小组的配合训练。在丛林中，经常会与敌人突然遭遇，而又由于视线限制，空间狭小，这就需要几个人之间的精密配合，谁攻击，谁掩护，谁牵制，都要在一瞬间完成。谁能够提前一秒钟射出子弹，谁就能够击倒对方。
经过艰苦训练的中国驻印军，战斗力得到提高。他们盼望着：打回老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