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绝地求生1
第一节前篮球冠军，前清华学子
在所有国民党军的将军中，孙立人是一个另类。
孙立人的前半生轰轰烈烈，御敌抗日，创造了国民党军中最好的战绩；后半生遭到蒋介石诬陷，身陷囹圄，关押长达年。
据说，蒋介石见到手下将领的时候，最喜欢问：“你是黄埔几期的？”因为蒋介石当过黄埔军校的校长，所以，他对所有从黄埔走出来的人，都以导师自居。
而孙立人不属于黄埔系，也不属于国民党员，所以蒋介石一直视孙立人为异类。
1945年，缅北战役结束，艾森豪威尔邀请孙立人赴欧洲考察。孙立人向蒋介石告假，蒋介石竟然酸溜溜地问道：“为什么没有邀请我去？”他认为能够和艾森豪威尔地位对等的，应该是他，而不是孙立人这样一个小小的军长。
蒋介石一生都没有把孙立人当成自己人。蒋介石手下的黄埔系一直都在排挤孙立人。
孙立人出身书香门第，家境显赫。伯父是晚清进士，曾任台湾海关监察；父亲是晚清举人，曾任山东高级审判厅厅长。用今天的话来说，孙立人是一个“官二代”，他的父亲应该属于省部级高官。后来被新一军传唱的《新一军军歌》，就出自他的父亲孙熙泽之手。
孙立人身高186米，即使放在今天，他也算高个子，他属于高富帅。
孙立人以安徽状元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同一年考上清华大学的还有闻一多、梁实秋、梁思成、吴文藻……这些人无一不是某一学术方面的泰山北斗。如果孙立人继续从文，他也许会成为某一学术方面的领袖，可是他却没有走这条路。他弃文从武，投身行伍。
孙立人在篮球方面极具天赋，他是清华大学篮球队的队长，此后以学生的身份进入中国篮球队，在远东运动会上击败了日本队，为中国捧得了第一个国际比赛的冠军。曾经有人说，在缅北战场上，孙立人笑着对士兵们讲：打篮球，日本人不行；打仗，日本人更不行。
在清华大学，孙立人的各项球类都成绩突出，除了篮球之外，他还是清华大学足球、排球、棒球、手球队队员。
孙立人在军事方面更具天赋，他在清华大学学习的是土木工程，而考取了美国公费留学后，进入弗吉尼亚军校学习军事。此后，他成为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正面战场上最有才华的将军。弗吉尼亚军校还培养出一名军事奇才——马歇尔如果没有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就没有巴顿、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等等这些美国名将。马歇尔是美军中的伯乐，他随身携带着一个小本子，把他发现的每一个军事人才的姓名和特点都记录下来，一有合适的机会，就把这些人安排在合适的位置。
在正面战场所有的部队中，孙立人和新一军都是个另类。
在正面战场上，没有哪支军队像新一军这样历尽波折，大起大落；也没有哪支军队像新一军这样成绩辉煌，扬威异域；更没有哪支军队像新一军这样，战法与八路军如此贴近。
新一军的前身是新38师，新38师的前身是税警总团。税警总团是一支算不上正规军的编外部队，它甚至连杂牌军都算不上，它连军队的番号都没有。
从税警总团变为新38师，是因为孙立人。当时税警总团已经被胡宗南吞并，
而还能称为税警总团的，只剩下了孙立人一个人。是孙立人竖起大旗，重召旧部，保存了税警总団仅有的一点血脉。而这一点血脉，就是新38师的根基。
从新38师变为新一军，还是因为孙立人。当时在中国远征军大部还在缅北野人山中艰苦跋涉，每一公里的地面上，都躺下了几十具尸骨的时候，孙立人带着新38师突出重围，早早来到了印度。新38师严明的军纪和突出的成绩，让来到印度的欧美观察家刮目相看。后来，新38师和后期来到的廖耀湘的新22师合二为一，这就是新一军。本来，孙立人可以无可争议地担任军长。但是，蒋介石派来了黄埔系的郑洞国担任军长，孙立人是副军长。
然后，新一军开始了缅甸之旅，他们闪电突击，迂回包抄，把骄横无比的日军打得遍体鳞伤，让日军少将死在轰隆隆开来的坦克履带之下；让2000名被困日军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最后活活饿死；让号称“丛林战之王”的日本第18师团先后补充达到15次之多；最后连官方大印、座驾都丢失了……
之后，新一军打通了中印公路，另一支中国远征军打通了云南境内的滇缅公路，这条中国抗战的输血管终于开通了，从印度雷多的美援战略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西南大后方，然后又运往了抗战最前线，抗战的进程大大加快。
最后，新一军意气风发，浩浩****地开进国门，沿途百姓箪食壶浆，夹道欢迎，新一军押着600名日军战俘和三头大象，来到广州接受日军投降。广州市万人空巷，人们争相一睹中国远征军的风采。新一军命令600名日军战俘在广州修建“新一军阵亡将士纪念碑”和“新一军阵亡将士公墓”。这些狂妄自大的日军，在亚热带炙热的阳光下，挥汗如雨，洗刷罪孽。至今，这块纪念碑还屹立在白云山麓，
孙立人出生在1900年。那时候满清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像一辆行驶在斜阳余晖中的残破马车，随时都可能散架。1906年，孙立人进入了私塾学校，如果大清的龙脉还能继续绵延，他大概会像他的父辈们一样，沿着秀才、举人、进士的道路一直走上去。按照孙立人的天赋和努力，他最后一定会头戴花翎，脚蹬高靴，官拜御史大夫或者钦差大臣，甚至还会走得更高。
然而，在孙立人12岁的那一年，腐朽昏庸的大清王朝在一片骂声和欢呼声中，轰然坠落。学生们此后不再学之乎者也，而改习西学。
这一年，孙立人随同父亲来到山东青岛，进人了一家德语学校就读。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所学校就是一座双语教学的贵族学校。
现在，能够找到的最早关于孙立人的记载，是他在青岛上学的一个故事。有一次，孙立人一个人沿着海边漫步，看到几个德国孩子殴打一名中国孩子，孙立人冲上去厉声斥责，结果被一名德国孩子打了一个耳光。当时，幼小的孙立人没有哭，他咬紧牙关，发誓一定要努力学习，习练武功，为中国人争口气。
在当时那种情势下，幼小的孙立人肯定是打不过那几个德国孩子的，尽管孙立人明白这一点，但是他还是冲上去保护那名受欺负的中国孩子，从这件事情上就能够看出孙立人从小就具有勇敢和正义的品质。而他在遭到德国孩子打了一记耳光后，并没有像个莽夫一样冲上去拼命，如果那样，他肯定会被打得更惨，甚至会被打死。从这件事情又能看出孙立人懂得隐忍以行、审时度势。而他被打后不流眼泪，反映了他倔强和不服输的性格。
中国古代人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从一个孩子表现出的特征，就能够看到他以后的发展和走势。确实是这样。
1914年，清华学堂在全国招生。当时的清华学堂，就是今天的清华大学。
时年仅有14岁的孙立人报名应考，结果以安徽第一名的成绩考中清华学堂的留美预科。当年，清华大学只在安徽招收五名，而报名应考者达到上千人。
这一年，闻一多、梁思成、吴文藻、梁实秋、吴国桢等等一大批以后成为学界名流的少年，也都考上了清华大学。闻一多从湖北考上了，吴文藻从江苏考上了，吴国桢从天津考上了，梁思成和梁实秋都从北京考上。那时候每一个能够进入清华大学的，都是真正的佼佼者。
闻一多以后成为著名学者和作家；梁思成是梁启超的公子，以后成为著名的建筑学家，他的妻子是民国最有名的美女才女林徽因；吴文藻是著名的人类学家，他的妻子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冰心；梁实秋也是著名的作家，他的散文到现在还深受读者喜爱；吴国桢以后在国民政府任要职，曾担任蒋介石的秘书和上海市长。
孙立人考上清华大学后，父亲送给他的礼物是一方砚台，砚台上刻着曾子的一句话：“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砚台现在成了古董。那时候的人们写字还是用毛笔，要用毛笔写字，先要在砚台里研墨，然后用毛笔蘸着墨水在纸上写字。
父亲在砚台上刻下的这句话，以后成为孙立人终生的座右铭。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学生们上街游行请愿，热血青年闻一多抄写了一份岳飞的《满江红》，贴在了清华大学的学生食堂门口，表达驱逐列强、收复失地的决心和信心。清华大学的爱国火焰被点燃了。
五天后，在清华大学体育馆门口，学生们举行“纪念会”，孙立人当场宣誓陈词：“口血未干，丹诚难泯，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中华民国八年五月九日，清华学校学生，从今以后，愿牺牲生命以保护中华民国人民、土地、主张。此誓。”
这就是清华学子，以天下为己任，胸中燃烧着一腔热血。
192年，孙立人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美国的公费留学。当年，孙立人的父亲想让儿子继续在土木工程方面深造，以后成为中国一流的建筑学家。孙立人想学军事，但是又不愿意违背父亲的意志，就去美国普渡大学学习建筑，获得了学士学位后，突然弃文从武，考取了美国弗吉尼亚军校学习军事。
他的人生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也就在孙立人去往美国继续深造的这时候，闻一多也赴美国留学，他学的是绘画，留学的学校是芝加哥美术学院；梁思成也去了美国，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吴文藻也去了美国，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社会学，此后获得了该校“最近十年内最优秀的外国留学生”奖状；吴国桢也去了美国，他先在格林内尔学院学习经济学，获取学位后，又到普林斯顿大学学习政治学……
这些天之骄子，他们在美国都是跨行业求学，只有梁实秋去美国还是学习文学，而孙立人的行业跨度最大，从学术转入完全不同的军事。
孙立人要进入的弗吉尼亚军校，是一所特别的学校。
弗吉尼亚军校和西点军校齐名，但是它教学方法的严酷和残忍，在全世界所有军校中，应该排列第一。
在这所学校里，新生永远是小弟，永远都会受到老学生的考验。新生走在路上，如果步伐散乱，老学生就会饱以老拳；新生坐在寝室，如果大声说话，
老学生就会飞起一脚；新生和老学生说话，如果眼珠乱转，老学生就会抡起巴掌；新生吃饭的时候抬起头来，老学生就会拳打脚踢……
孙立人是弗吉尼亚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他后来回忆说，在军校学习的头两年里，他从来不知道食堂的天花板是什么颜色，因为吃饭的时候不敢抬头，一抬头就会遭到老学生痛殴。
在这座严酷的军校里学习时，孙立人有一次被打昏在地。那次，新生围着操场跑步，孙立人脚步慢下来，几个老学生冲上去就对着孙立人拳脚飞舞，将他打昏了。醒过来后，孙立人独自爬起来，又围着操场奔跑。因为没有跑够要求的公里数，谁也不能离开操场。
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当年也在弗吉尼亚军校遭到痛打。他在人校的第一天，就因为不了解而违反了校规，遭到一顿胖揍。后来几十年里，马歇尔都不知道当年是谁打了自己。
弗吉尼亚军校的学生中，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被毒打的命运。马歇尔和孙立人这样优秀的学生都被打成这样，更何况那些普通的学生呢！
老学生给新生颜色，这只是弗吉尼亚军校的众多特点之一。
这个军校还有很多特色显著的、迥乎寻常的地方。学校里的伙食异常恶劣，每天发给学员的面包又少又硬，就像砖块一样；如果把面包屑掉在地上，就必须趴在地上用舌头舔干净，还要忍受老学生一顿毒打；在食堂里，老学生一放下刀叉，新生必须起立立正，排队离开，吃不饱就自己饿肚子；学校常常半夜三更突然就会吹响集合号，让这些刚刚挨上枕头的学生不得不顶着满头星光开始野营拉练；学校没有暖气，没有自来水，没有洗澡间，没有抽水马桶，所有能够带来舒适享受的设备都没有。
进入军校，不是来享受的，不是来镀金的，而是来锤炼自己的意志的，是把自己锻打成一名合格的职业军人的。
前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说过：“在盐水里煮三天，在卤水里泡三天，在泥水里滚三天，你就会成为一个纯粹的人。”中国也有古语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弗吉尼亚军校的严酷生活，把孙立人锤炼成了一个职业军人。这种生活影响了他的一生。
孙立人不仅仅是一名职业军人，更是一位极富爱心的善良人。他爱护部下，救济贫弱。在抗日战争期间，孙立人一直在收留失去了家园和父母的战争孤儿，到抗战结束，孙立人已经收留了 1400名孤儿。这些孤儿跟着新一军的家眷生活在一起。后来，孙立人到了台湾，又把这些孩子带到了台湾，然而这却遭到了一些阴险政客的猜忌，而蒋介石不分青红皂白，就命令遣散这些孩子，孩子们的生活陷人了困顿，几十年后，这些发愤图强的孩子长大成人，他们有的成为将军，有的成为工程师和科学家。他们每年都会聚会一次，说起当年被新一军收留的情况，泪流满面。
这样一个军事奇才，却一直淹没在并不遥远的历史尘灰中。而且，从1955年开始，因为莫须有的“兵变”罪名，蒋介石将他关押。蒋介石去世后，他依然被蒋经国关押了 14年，直到1988年，他才被放出来，而这时候他已经是88岁的老人了：他生活无着，以卖玫瑰花为生，时人称为“将军玫瑰”。两年后，他就去世了，人们整理他的遗物，发现仅有两件衬衣，而衬衣全都打着补丁。
他一生都生活在蒋介石的歧视和黄埔系的排挤中，生活在蒋氏父子的猜忌中。他是一名悲剧英雄。
第二节曾经的税警总团
从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毕业后，孙立人又在欧洲游学几年，然后回国。
因为有着清华大学和弗吉尼亚军校的双学历，宋子文任命他担任税警总团第四团团长。
那时候，税警总团的营团级干部都有留洋经历。这是一支和其他部队完全不同的部队。以后和孙立人搭档的齐学启将军，曾经毕业于清华大学和美国西点军校；以后担任孙立人副手的贾幼慧将军，先后毕业于清华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
税警总团很特殊。
军人的职责是保家卫国，而税警总团的职责是稽查走私。它的功能相当于今天税务局里的稽查大队，专门检查偷税漏税的。检查偷税漏税的，算不上军队了。
甚至，税警总团连税务局的稽查大队都算不上，只能算是盐务局的稽查大队，因为他们的功能主要是稽查食盐走私。
在过去，食盐历朝历代都是纳税大户。朝廷能够从百姓手中收取税收的，食盐是最主要的来源。农耕文明社会，自给自足，衣服是自己纺线织布，粮食是自己春种秋收，家具是自己刀削斧砍，肉食是自己家中喂养。家中能够生产这些生活必需品，但是家中不会生产食盐。食盐只能出自特殊的地方，比如山东的海盐、四川的井盐。要吃盐，只能从山东和四川长途运输，朝廷就把住交通要道，想运盐，先交税，不然就不叫你过去。在出产海盐和井盐的那些地方，食盐如尘土一样无人问津，但是到了别的地方就论斤卖。为什么？因为有高额税收在里面。这就像今天，牛仔裤在广州东莞论斤卖，而一到内地就要论条卖。为什么？好几道批发贩子都要抽利润。
食盐又是生活必需品，吃饭少不了它。如果长期不吃盐，就会身体浮肿，四肢乏力，染病身亡。
清朝末年，清朝政府忌惮湘西人的凶焊，担心他们举旗造反，就故意不愿供给湘西人食盐，没有食盐，他们就没有力气。湘西就出现了贩卖私盐的，贩卖私盐一旦被抓住，是要课以重罪，甚至杀头的。所谓的私盐，就是没有缴纳税收的食盐。隋朝瓦岗寨上的程咬金，就干过贩私盐的勾当。
湘西桑植县青年贺龙也是贩卖私盐的，贩卖私盐的都是有胆有识的血性汉子。青年贺龙因为不满税务局的霸道，就提着两把菜刀剁翻了收税的。不仅仅如此，还一把火把税务局烧掉了，然后带着堂弟侄儿们上山起义。
税警总团尽管算不上一支正规的军队，但是它的装备是正规军比不上的，它的训练和战斗力比正规军还正规。
因为这支部队是财政部部长宋子文的部队，是宋子文的掌上明珠。
宋子文家境显赫，他的大姐夫是中华民国的前财政部长孔祥熙，二姐夫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妹夫是陆海空三军总司令蒋介石。在百年中国的历史中，再没有人能够拥有宋子文这样显赫的背景了。
宋子文是在美国求学，在美国长大的，所以他的思想观念也是西方的，他治下的税警总团也是按照西方的军事思想来培训，所以他特别青睐留洋归来的青年军官。
税警总团因为靠山是财政部长宋子文，所以得天独厚，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当时，欧美在华银行为了讨好财政部长宋子文，以便让自己的银行能够在华得到稳定的投资环境，所以，对税警总团大力拨款和扶持。税警总团的装备和武器的精良程度，超过了国民党军的第2030师。而第2030师，是国民党军第一个机械化师，第一任师长是杜聿明，第二任师长是戴安澜，都大名鼎鼎。
孙立人之所以从美国回来后，选择去税警总团，是因为他看上了税警总团全新的美式装备和税警总团开放而严酷的管理方法。
税警总团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支有着传奇色彩的武装，它诞生于190年10月，首任总团长是王赓，下设三个团，第一团团长是赵君迈，第二团团长是古鼎华，第三团团长是张远南。
和中国那时候的所有军队都不一样，税警总团的机构很庞大，不但有野炮营、通讯营、辎重营、野战医院、修械所，还有8名金发碧眼的德国军事顾问。当时的中国，师一级配备德国军事顾问的，仅有德械师，而德械师仅有三个。
“一战”结束后，战胜国签署的《凡尔赛条约》把欧洲最大的军事强国德国打入了深渊，条约规定德国只能保存10万名陆军，不得拥有海军和空军。他们幻想着这样，就能够永远遏制德国的强大。可是，他们低估了德国人的意志和凝聚力。
“一战”结束后，德国还有四五十万精锐部队，而现在只让保存十万人，剩下的人怎么办？这可都是职业军人，他们除了训练和打仗，什么都干不了。于是，欧洲呆不住了，有人就去遥远的东方淘金，寻找用武之地，而刚好蒋介石也想一统中国，打败各路军阀，急需把自己的军队锻炼成一支具有战斗力的武装。双方一拍即合，德国优秀的将官们，就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当教头。比如，德国最有名的炮兵专家马克斯鲍尔，打开了德国优秀军事人才进人中国的通道；德国军事奇才冯塞克特，他的建军计划让蒋介石统一了各路军阀，也加快了中国迎战日本的步伐；德国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魏采尔，他帮助蒋介石进行淞沪抗战……据说当年来到中国帮助训练军队的就有10多位德国将军，而那时候还有一位德国人也想来，却没有被挑选上，因为他那时候资历太浅，他感到异常失落。这个德国人在后来的“二战”时期，在非洲打出了让全世界震惊的战绩，他的名字叫隆美尔，人们叫他“沙漠之狐”。
孙立人后来有一个外号，叫“东方隆美尔”。孙立人和隆美尔一样，打仗精于算计。
九一八事变前，日军剑拔弩张，威胁东北。当时密谋攻占东北的，是一个名叫石原莞尔的日本人。很多人认为石原莞尔是日本少有的战略家，可是他在抗战时期，一直没有受到日本的足够重视。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进攻北大营，然后迅速占领了东北。
日军占领了东北后，迅速向中国增兵，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反抗，阻击日军。当时最精锐的中国军队第五军，在张治中将军带领下，从南京飞兵直下，增援上海。第五军军长是张治中，该军下辖87师和88师。87师师长宋希濂，88师师长俞济时。对抗战历史了解的人，都会知道这三个人的名字。其中俞济时是首任74军军长，他的继任者是王耀武，再继任者是张灵甫。宋希濂在滇西会战中担任第11集团军总司令，打通了滇缅公路中国段。张治中和共产党来往密切，和周恩来是好朋友。
这就是中国人都知道的“一二八”淞沪抗战。
第五军有当年中国最精锐的两个德械师。
税警总团也参战了，因为没有军队番号，就对外宣称88师独立旅。
税警总团在淞沪抗战中表现优秀，不但多次击败了日军进攻，还俘获了日军佐官一名。抗战初期，要能够抓住一名日军俘虏是非常困难的。
税警总团的牺牲也是巨大的，仅仅第二团，牺牲的排长以上军官就有16名。
税警总团在上海打得风生水起时，总团长王赓却失踪了。
王赓也是文武全才。王赓当年是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文学学位后，报考西点军校学习军事的。他在西点军校表现很突出，毕业时是以全级第12名的成绩毕业的，而这一年级有来自全世界各国的佼佼者17名。
王赓从美国回来后，担任军阀孙传芳的炮兵司令。孙传芳覆灭后，王赓就来到宋子文新成立的税警总团，担任总团长，相当于师长。
因为文武全才，又有留洋经历，王赓自然会受到很多女孩子的青睐。后来，王赓娶了一个名叫陆小曼的女人为妻。两人生活了五年后，就离婚了。
是的，这个陆小曼，就是徐志摩的妻子陆小曼。陆小曼和王赓离婚后的第二年，就嫁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名的诗人徐志摩。
陆小曼和林徽因，都是民国名媛，也是民国时代最有故事的女人。
王赓在上海被日军俘虏，有过多种版本，但是最靠谱的版本是这一种：
有一天，王赓在战斗空闲，穿着便装，去往一个叫做查理饭店的地方，看到饭店门口站着几个士兵。王赓没有在意，径直向前走，到了跟前才发现是日本兵。王赓眼睛高度近视，他也不知道查理饭店已经被日军占领了。
突然遭遇日本兵，王赓也还冷静，他干脆继续向前走，走进饭店，想从侧门逃走，没想到他的异常举动引起日军怀疑，就将他抓走了。
王赓是怎么逃脱的，没人知道，只知道他回来后，有人告他泄密，被判了两年徒刑。出狱后，全身心投入抗战的后勤供应工作，1942年死于开罗。
王赓可能是冤枉的。可是，大战在即，作为师长的王赓，你不和自己的部队在一起，跑到外国人开的饭店干什么？
纪律严明的税警总团都是这样，更何况当年的国民党其他军队？
孙立人来到税警总团的时候，税警总团已经扩充为四个团，他担任第四团团长，而第四团的前身是税警总团特种兵团。
孙立人的第四团编制庞大，战斗人员5000余名，相当于当时的一个师。下辖三个营，每个营有四个连，还有一个重机枪连，一个直属炮排；每个连有三个排，每个排有六个班，每个班有14人，这14人中，除了配置最新式的步枪夕卜，还配置有机枪、冲锋枪。
而税警总团除了四个团外，还有十个直属步兵营，总兵力高达三万人。
当年血战衡阳47天的第十军，仅仅有17万人。税警总团相当于两个第十军。
这样的装备和这样的人员架构，战斗力能不强吗？
196年，当时的中国人都知道中日终有一战。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胜利来到陕北的红军，高举“北上抗日”的大旗；逃到关内的东北军，处处受到排挤欺负，也要打回老家去；国军中的很多高级将领也在制作对日作战纲要，提出收复领土。蒋介石也知道全面抗战就要来临，可是他却加紧进攻红军，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
税警总团在这种氛围中，自然也难以独善其身，当时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也看到了税警总团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便提出改编，军政部派遣第二师师长黄杰，担任税警总团团长。这样，税警总团就完成了从地方武装到军事力量的过渡。
黄杰在离开第二师，去税警总团上任的时候，向老上级顾祝同告別。顾祝同惋惜地说，第二师是一支正规部队，税警总团算个什么呀，实在不应该去。
那时候，尽管税警总团已经成立了六年，而且在淞沪抗战中表现突出。但是，在陆军上将顾祝同的眼中，仍然是一支不人眼的部队。陆军上将都是这样，更何况普通官佐。
然而，黄杰很快就发现这是一支让人瞪目结舌的部队。
黄杰一上任，就进行改革，将总团下属的十个步兵营改编为两个团，这样，税警总团就拥有了六个庞大的团，而税警总团的总人数，超过了当时一个军的人数。
黄杰现在担任的不是师长了，而是军长。
税警总团的兵力超过了黄杰的预料，而税警总团的战力，更超过黄杰的预料。
196年9月，国民政府的各支精锐部队，在江西南昌举行军事演习，当时参加演习比赛的有120个团，孙立人带着税警总团第四团也参加了。比赛结束，孙立人的第四団以绝对性的压倒优势，获得了第一名。而在个人单项成绩中，前十名士兵，就有七名是孙立人的部下。
举座哗然。
孙立人开始进人了人们的视线。
19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的卫队在陕西临潼华清池突然抓捕前来督战的蒋介石，漆黑夜色中，蒋介石深一脚浅一脚地逃往华清池旁的骊山上，结果还是被找到。当年蒋介石藏身的那个地方，先叫捉蒋亭，现在叫兵谏亭。
偏居西北的西安，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
蒋介石被捉，黄杰认为这是一个表现的好机会。他带着税警总团乘上火车，向憧关急进。来到潼关后，封锁所有交通要道，炮口对准西安，驻守在咫尺之遥大荔县的西北军冯钦哉师投降。
局势变得急转直下，战争一触即发。
关键时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将蒋介石放回去，避免了一场同室操戈的悲剧上演，也避免了日本渔翁得利。
197年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陕西风平浪静，税警总团从陕西撤回。
不久，日军为全面侵华做准备，派遣了一个大队的海军陆战队进驻青岛，而作为“二鬼子”的朝鲜流氓也啸聚而来，和日本浪人在青岛横行无忌，寻衅滋事，欺压中国百姓。当时，中日尚未开战，而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见到日本人就小腿抽筋，只会下跪，对日本人唯唯诺诺。鉴于这种情况，如果中国军队开进青岛，则会授人以柄；如果税警总团以缉私的名义驻扎青岛，则名正言顺。于是，197年4月，税警总团的两个团进人青岛，防范日军。
当年，日本的《朝日新闻》在山东有发行，税警总团一来到，这份报纸立即大肆污蔑，说税警总团纪律恶劣，滥杀无辜，烧杀**，无恶不作。
没想到这一宣传歪打正着，日本的报纸既然这样宣传，税警总团干脆就这样做。他们上街的时候，每个人身后都背着一把明闪闪的大砍刀，见到日本浪人和朝鲜流氓就故意比划比划。而且，他们还故意在日本侨民的居住地附近，演练刀法，引来围观。
日本侨民和朝鲜“二鬼子”，看到这群“亡命之徒”，惊惧万分，退避三舍，青岛治安，空前良好。
日本领事看到税警总团如此“横行无法”，就多次与青岛市市长沈鸿烈严正交涉，要求严惩税警总团。而沈鸿烈说，税警总团背后有靠山，是财政部的部长宋子文，而宋子文又是蒋委员长的大舅子，他一个小小的市长怎么得罪得起。他劝日本人好好忍耐，不要惹这群“亡命之徒”。
日本海军陆战队战斗力很强，但是他们也不敢和税警总团正面冲突，他们担心一旦事发，这群“狂徒”会“滥杀无辜”，向日本侨民开刀。
197年7月7日，中日全面战争爆发。
197年7月下旬，为了保证日本侨民的安全，日本政府让日本侨民速速乘船返回日本。青岛市长沈鸿烈密令将日侨所有财产全部焚毁，税警总团和地方武装这才真正开始了“烧杀抢掠”。在青岛辛辛苦苦经营了几十年的日侨，一夜之间变成了贫民。
第三节上海变成绞肉机
8月中旬，淞沪会战开始。
中日双方都把最精锐的部队向上海集结，要在这座东方最繁华的国际都市打一场决战。中国的海岸线很漫长，沿线城市多达几十个，而日本之所以把上海作为攻击点，可能有这两方面的考虑：一个原因是上海为中国工业重心，占领上海，中国工业将陷入瘫痪；另一个原因是上海距离首都南京很近，占领上海，南京指日可下，就可以摧毁中国人的抵抗决心和信心。
中国正面战场上最好的军队奔赴上海，驻扎在浙江的税警总团当然也不例外。
当时，上海这座东方最繁华的城市变成了一座巨大的绞肉机，中国军队伤亡巨大，几乎每天都要消耗一个师。又由于交通堵塞，运输欠缺，占据了空中优势的日军飞机轰炸，中国军队也只能将兵力渐次投入上海战场，三万人的税警总团，分成了三部分，一部分留守，两部分奔往上海，而一到上海，因为战事紧急，就被投向不同的战场。
税警总团本来是一个拳头，现在却只能作为三根手指使用。
孙立人在《统驭学》中写到了当年奔赴上海参战的经过。他写道：
“当时税警总团开上去的有六个团，共约25000人，配备齐全，可做三个师用，如果担当一面的攻守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可惜上面指挥者没有整个计划，竟被别人分散着用了。当时我们奉命开苏州河待命，接着就开南翔，到了南翔车站，已经天黑，只见各个的副官，都在抢着接兵，好像宾馆的茶房在车站接客一样，互相争抢。原因是各师都有损伤，就争着接兵补充，并送在最前线，以资抵御淞沪会战打得很英勇，伤亡也很大，但是下级士兵英勇奋战，而上级军官胡乱指挥，让这场战役落得大败。总指挥部都不知道自己的战略目的，走到哪里哪里黑，哪里黑了就在哪里歇。这种走一步看一步的作战纲领，居然就是50万人参战的总指挥部所为，实在让人想不通。把装备和战斗力都极强的税警总团瓜分得七零八碎，让他们单兵作战，傻子都知道这种打法非常不可取，而当年竟然就发生了。
当年统帅部的无能和昏庸可见一般。
当年一线的将士都在浴血奋战，他们并不知道统帅部的瞎指挥是多么不靠谱。
最先，淞沪会战上的国军是以两个德械师为主力，这两个德械师是87师和 88师，指挥官是张治中将军；日军是陆军和海军组成的联合军队。
两个德械师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仅仅87师，伤亡就达到一半以上，而日军的第九师团也被打成残废，阵地交付赶来增援的第三师团。
日本在增兵，从日本本土通往中国的海面上，昼夜疾驶着满载日军士兵和坦克大炮的舰船；中国也在增兵，从全国各地通往上海的大道小径上，奔跑着身背步枪的中国士兵。沿途的百姓，箪食壶浆，支援前线。
现代战争打的是国力和军力，日本当时已经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
可见，战争对中国极为不利。
上海变成了屠场，硝烟弥漫，战火纷飞，每一寸土地都在燃烧，每一寸土地都被烧烤。
为了鼓舞士气，中央军校的教导总队都派到了上海战场。教导总队本来是培训军官的，现在把他们当成了士兵使用。作为缉私武装的税警总团也来到了上海。
税警总团是最先赶到上海的第一批增援部队。他们刚刚赶到，顾不得休息，就投人了战场。
税警总团在蕴藻滨与日军交战。在这里，第四团团长孙立人负了重伤。
蕴藻浜是一条河流，它全长仅有0公里，宽不过二三十米。这样的一条普通的小河流，之所以能够被人们关注，是因为淞沪会战。在这场会战中，蕴藻浜是战况最激烈的战场之一。
参加过淞沪会战的老兵，都会反复提到蕴藻浜。
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伤亡很大。
伤亡很大的原因，一方面是兵力过于集中，成为日军重武器的靶子；一方面是上层指挥无方。
可是，如果不集中兵力，更容易让日军突破。，所以，当时的中国军队，只能选择人海战术，用巨大的牺牲来阻挡日军的进攻。
税警总团来到上海的时候，日军的第三师团又被打残了。
可是，日本的军队在被打残后，能够很快得到补充，战斗力丝毫也不会下降；而中国军队被打残后，尽管照样得到补充，但是战斗力大大下降。
这是为什么？
因为日军每一个师团都来自同一个地方。比如，第三师团来自名古屋，第四师团来自大阪，第五师团来自广岛。因为来自同一个地方，语言饮食和风俗习惯都是一样的，在战场上相互配合相互交流也很得力。如果第三师团被中国军队打残了，阵地就先交给第九师团，第三师团赶快去补充。从哪里补充，还是从第三师团的根据地名古屋补充，补充的都是些什么人？补充的都是从第三师团退役后的老兵。这些老兵回到当初的部队，官兵都很熟悉，武器也是曾经用过的，再次走上战场，自然战斗力丝毫也不会下降。第三师团补充完毕了，立即接替又被打残了的第九师团，而第九师团也依法炮制，继续进行补充。
再反观中国军队，德械师87师被打残后，只能从别的部队去补充，而德械师全是徳式装备，补充的战士连怎么使用都不会。既然不会用徳式装备，那就用自己的汉阳造吧，可是德国武器和中国武器在一起混杂使用，战斗力又怎么能够发挥出来？还有，老兵和新兵来自不同的地方，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音，交流都会发生困难，又如何能够进行战术指导？最后只能是长官怎么做，士兵们就跟着照做。所以，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的下级军官，伤亡非常大，尤其是连排一级军官，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打仗的时候，他们冲在最前面。
比如，日军每个士兵在走上战场前，都最少打过几百发子弹，练就了一副好枪法；而中国军人，很多是抓的壮丁，上了战场，连枪是怎么使用的，都不知道。
懂得了日军的兵役法，就不会对抗战时期的中国军队求全责备了。这些年，经常听到有人说，中国军队打了八年，为什么没有成建制地消灭日军一个师团？这实在是冤枉中国军队。
仅以孙立人的新一军为例。在缅北战场，号称“丛林战之王”的日军第18师团，是新一军最主要的对手。据统计，第18师团在与新一军的交战中，至少进行了 15次补充。尽管第18师团的番号还在，但是打到最后，几乎全是补充进来的新兵了。
我釆访的老兵阮明刚，在湖北随州老家被抓了壮丁后，跟着部队去打台儿庄，边走边学打枪，走了一个月，到了台儿庄，学会了打枪，却没有过一次实弹射击，因为子弹太金贵了。
我采访过的八路军战士刘志明说，当时他们连队里，平均一杆步枪只能配发四颗子弹，很多人拿着大刀长矛上战场。为了迷惑日军，八路军把高粱杆折成一寸长的小节，塞进子弹袋里迷惑日军。
“二战”时期，还有哪支军队能够穷成这样？
电影中经常能够看到，八路军伏击日军的时候，枪一响，就马上冒着弹雨，发起冲锋。为什么？我问过好几个八路军老兵。他们说，八路军穷啊，没有那么多子弹，只能和日军白刃战，打死日军后，才能缴获枪支弹药。
当年淞沪战场上的战况有多惨烈？惨烈得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日军先后向上海投人了20万兵力，中国投入了50万兵力，双方70万兵力投放在一座城市里，那时候的上海远远不如今天的上海这么大，兵力的密集情况，完全能够想到。
日军攻打了十几天，每天只能推进几百米，而每一米都变成了焦土，地面上遍布着弹片和弹头，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打得最为惨烈的一场战役。
那时候的上海还没有摩天大楼，房屋的结构也不全是钢筋水泥，那些低矮的砖瓦结构的房子，在日军一颗炮弹的轰炸下，就会轰然倒塌，将藏在其中抵抗的中国军人掩埋。在淞沪会战中，不知道日军共消耗了多少发炮弹，但是，仅仅日军出动的飞机，每天都在500架次。每天500架次的飞机，盘旋在一座城市的上空，反复轰炸，这座城市还有多少值得轰炸的东西？更何况，还有比飞机炸弹多得多的舰船炮弹和各种山炮野炮小钢炮的炮弹。为了这次淞沪会战，日军除了20万陆军和海军共同参与外，还派遣了一支炮兵旅团和三支炮兵联队。日军的一个旅团，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师；一个联队，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团。除此之外，日军的各种炮装备到了每一个中队和小队里。现在算算，日军共有多少门炮？
而中国军人，在这么密集的炮弹轰击下，居然没有死，居然还在反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日军除了炮弹外，还有坦克，坦克装备到了每一次冲锋中。而中屆那时候的坦克，稀罕得不得了，除了第2030师有坦克外，其余的军队连坦克是木头做的，还是泥巴糊的，都不知道。
所以，每次日军展开攻击，坦克打头，步兵紧跟其后，向着中国军队的阵地慢悠悠地开过来，中国军人没有见过这个像乌龟壳一样的玩意，就拿起枪瞄准射击，子弹打在坦克上当当作响，连一条印痕都没有留下。坦克开到了跟前，将至死不退的中国军人压在了履带下，跟在坦克后面的日军将躲在一边的中国军人射杀，然后继续向前进击。
中国军人在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后，才明白这个铁乌龟不能用子弹打，只能炸。可是怎么炸呢？中国军队没有反坦克炮，没有火力凶猛的野炮，中国少量军队装备的平射炮，对坦克就根本构不成威胁，而且这些威力弱小的平射炮在日军第一轮轰击下，就几乎丧失殆尽。
万般无奈下，中国军队只能使用自己的最基本武器，用手榴弹炸。
我曾经采访过参加了淞沪会战的第七军老兵梁天恩。他说，在淞沪战场上，每个士兵能够领到两枚手榴弹。只发给每个士兵两枚手榴弹，可见当时的中国军队有多穷，这还是作为主力使用的，冲在最前面的第七军，而另外的军队，估计连手榴弹也没有，只发给几发子弹。中国军人们就拿着这几发子弹，和拥有坦克飞机舰炮的日军，在上海这个有限的空间作战。
用手榴弹炸坦克，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手榴弹又如何才能炸坦克呢？只能用人体炸弹。把很多枚手榴弹绑在身上，爬向坦克，接近了坦克后，拉响手榴弹，自己和坦克同归于尽。
坦克里有日军，日军能够在潜望镜里看到前面的动向。坦克后面是日军，日军能够看清左右和后面的动向，在四面都被日军密切注视的情况下，要接近坦克，谈何容易！一个战士上去了，还没有拉响手榴弹，就牺牲了，另一个战士冲上去，又牺牲了。往往为了炸掉一辆坦克，要牺牲很多个战士的性命。
梁天恩回忆说，为了炸掉一辆日军的坦克，常常要牺牲一个排的战士！
防守蕴藻浜北岸的除了税警总团，还有第11师62团。62团几乎全军覆没。其中，第一连在守卫阵地时，一天就换了三个连长。打到最后，只剩下了六名战士，日军冲上来，六名战士与日军展开白刃战，一刀砍死了日军的宿田信义中队长，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上海久攻不下。
而淞沪会战开始前，日军大本营就曾经夸口说：只需三天，就能够拿下上海。而现在几十个三天都过去了，为什么日军还不能占领上海？
西村敏行回到大本营，第一句话就说：速速向上海增兵。
在没有新一军在印缅战场诞生之前，第一军被当时的人们常常提起。蒋介石、何应钦都在第一军当过军长。抗战开始前的19碎，胡宗南担任第一军军长。
第一军也是首期赶到上海前线的军队。
激战数天后，淞沪警备司令部作战参谋刘劲持受命来到第一军了解情况，第一军参谋处长傅维潘介绍说，他刚刚从第一师回来，第一师共有两个旅长，都已受伤；四个团长，两个牺牲，两个受伤；第一师所有的连长中，除过通讯连连长外，其余的全都死亡或者重伤，现任的所有连长都是战场上重新任命的。
所有的长官非死即伤，仗打到了这个份上，已经不仅仅用惨烈能够形容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陶峙岳，在抗战之初任第八师师长。他率部参加了淞
沪会战，而当时他就是和税警总团并肩作战，在蕴藻浜阻击日军的。陶峙岳在后来的冋忆录中写道：
“我们必须与阵地共存亡。无论官兵，思想上只有国家民族，个人安危均已置之度外，因此，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在蕴藻浜与敌人周旋了21个日日夜夜，阵地安如磐石。部队每天处在战火硝烟之中，休息和进餐只有在战斗的间隙里进行。战斗之频繁激烈为前所未见。我们由于缺乏空军和重武器，除偶尔夜袭外，主要是防御，以免消耗实力。后来有人问我，在当时那种艰苦的条件下，怎么能坚守21个日夜的？我说，就是两个字：死守。”
参加淞沪会战的税警总团分成了两个支队，从江苏赶往上海，因为一路有日军轰炸，公路铁路毁坏严重，他们赶到上海的时候，已经到了 9月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