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第十钗2
一段奇闻
慈禧不仅在紫禁城内挥霍无度，在陵寝的修建上也耗尽民脂民膏。慈禧与慈安的陵寝分别建在遵化的菩陀峪与普祥峪，均称为定东陵，各用去将近三百万两的白银的巨资，已经相当可观了。但慈禧为了体现自己独尊的地位，下令把菩陀峪定东陵的方城、明楼、三殿（隆恩殿及东西配殿）全部拆掉重建，整整用了１３年的时间。重修后的慈禧陵寝，不仅在清东陵中是最豪华的，即使把建在易县的清西陵以及建在昌平的明十三陵都加在一起，在骄奢**逸方面也没有一座能超过慈禧陵寝。而在慈禧下令重修陵寝时的１８９５年，正是甲午战争期间。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不把资金用于增加或改进军事装备，而用于大肆重修陵寝，又怎么能真正富国强兵呢！至于随葬品数量之多、价格之昂贵，也令人惊诧不已。１９２８年，军阀孙殿英以军事演习为名对慈禧陵寝中的珍宝公开劫掠的案件发生后，《爱月轩笔记》的作者就说过“慈禧的葬物若均追回，足以富国”。
而面对国势已经衰落到这一步，清王朝的决策人居然还如此，这岂能不令人深思清王朝的覆灭呢？
慈禧不仅在生前有许多奇特的经历，而且在死后还有更令人难以置信的遭遇：她的遗体在长达76年的时间里，先后三次殓入同一口棺内。第一次入棺是在光绪三十四年即1908年，那年十月二十二日未正三刻，慈禧走完了她74年的人生路程，撒手人寰。当天下午4时30分，掌仪司首领太监用鹅黄吉祥轿将慈禧的遗体从西苑仪銮殿抬出，5时15分到皇极殿，放在回**。第二天上午8时5分，在隆裕皇太后和瑾妃的敬视下，将慈禧的遗体殓入了棺内。宣统元年即1909年十月初四日巳时，慈禧的梓宫葬入菩陀峪定东陵地宫。
第二次入棺是在慈禧死后的二十年，即1928年7月4日至10日。军阀孙殿英盗掘了乾隆帝的裕陵和慈禧陵，毁棺抛尸，掠走了全部随葬珍宝。慈禧遗体被抛出棺外，嘴里的宝珠被抠走，仅剩下体的一条**。盗案发生后，溥仪派载泽、耆龄、宝熙、陈毅等人到东陵进行了重新安葬。
第三次入棺是在1979年2月17日，清东陵文物保管所对慈禧地宫进行了清理。
慈禧是一个典型的封建时代的独裁者，她将天下一切都视为自己的私有品，儿女是她的，他们的婚姻感情她要干涉，甚至生命都任意剥夺；国家朝政大权是她的，决不允许别人插手；那天下的财物更应归她所有，为她所享受。为满足自己的私欲，她常常置国家面临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危机于不顾，挥金如土，大肆挥霍。她觉得生前拥有权势富贵还不够，还得为身后营建万年吉地多做打算，这样即使到了另一个世界，还能继续享受尊崇和富贵。
功过任评说
对于慈禧这样一位如此重要、又引来如此多争议的人物来说，很难作出服众的评论。有人认为她是一个“浅薄无德的妇人，握定中国命运达四十余年”，有人认为“西太后原是一个阴险狠毒，狐狸其貌而虎狼其心的泼妇人”，也有人认为“观于在太后以前及其同时代的人物，证以中国百姓之公论，则太后并非一残暴之君”。
这位咸丰的懿贵妃叶赫那拉氏玩弄权术，堪称轻车熟路，应对国际局势却总是一误再误；如果在洋务运动的基础上再向前迈一步，她就会成为中国的明治；遗憾的是她不仅未能迈出这步，甚至还把试图迈出这步的人给扼杀了，使中国失去向近代转轨的机遇；更可悲的是，为了泄私恨，在19世纪90年代还迷信起“刀枪不入”，结果是“扶清灭洋”终成虚话，而“辛丑条约”却实实在在地套在国民的脖子上；及至提出所谓“预备立宪”时，早已无力回天。
她是一个权力痴迷者，在权利纷争中果断冷酷；她是一个严厉的母亲，对儿子、媳妇单从个人好恶、一己之私出发，毫无温情，残酷地逼死了两个儿媳妇；她是一个没有政治眼光的太后，在世界大势面前缺乏应对智慧，反应迟钝，在列强面前一味妥协退让，将国家和人民推入深渊；她是一个奢侈腐化的人，为了个人享乐，可以将国家命运、人民困苦抛诸脑后……
她的身上承载了太多的骂名，甚至掩盖了本应被注意到的一些优点——
一、重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能臣，励精图治，出现了“同治中兴”的局面。慈禧垂帘听政初始，面对的是咸丰皇帝留下的内外交困、国库空虚、吏治败坏的烂摊子。慈禧与慈安和衷共济，励精图治，虚怀纳谏，整顿纲纪，重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奕訢、文详等一批贤能大臣。经过几年的努力，内乱消平，外事相对无大麻烦，国家出现相对稳定时期，即所谓的“同治中兴”。
二、在她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牢牢地控制着国家的局面，掌握着最高统治权，国家没有出现地方割据的分裂局面。
三、破除满汉不通婚禁令，禁止妇女缠足。光绪二十七年即1901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慈禧发布懿旨：
我朝深仁厚泽，沦浃寰区。满汉臣民，朝廷从无歧视。惟旧例不通婚姻，原因入关之初，风俗、语言或多未喻，是以著为禁令。今则风同道一，已历二百余年，自应俯顺人情，开除此禁。所有满汉官民人等，著准其彼此结婚，毋庸拘泥。至汉人妇女，率多缠足，由来已久，有伤造物之和。嗣后搢绅之家，务当婉切劝导，使之家喻户晓，以期渐除积习。断不准官吏胥役藉词禁令，扰累民间。如遇选秀女年份，仍由八旗挑取，不得采及汉人，免蹈前明弊政，以示限制，而恤下情。将此通谕知之。
光绪帝晓谕内阁将慈禧的这道懿旨颁发全国。
允许满汉通婚，劝导汉人妇女不缠足，在那个时代应该是一件大事，这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和睦，推动社会进步，提倡人类文明，移风易俗，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不能不说慈禧做了一件善事、好事。
总之，慈禧的思想是保守的。她看不到当时世界发展的总潮流，人类科技进步的新动向，还依然像她的列祖列宗那样，以天朝大国自居，认为外国都是偏邦小国，来中国都应朝拜进贡。但她的这一思想并不是顽固到底、一成不变的。她也在慢慢地改变，逐渐接受新事物，如照相、安电灯、用电报、修铁路、坐火车等。这与当时朝中一些顽固守旧人物的思想相比，还算是比较开放的。
在慈禧执政48年中，应该说是很勤政的，即使在病中也坚持处理政务。她虽然掌握着生杀大权，但并没有像吕后残酷地迫害戚夫人那样迫害其他妃嫔；没有像武则天那样对大臣惨加杀戮；也没有像吕后那样重用自己的家族，屠杀功臣；更没有像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那样**无度，滥杀无辜，祸乱朝政。
慈禧颇有一套驭人之才，将王公大臣操纵于掌股之间。即使像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曾国藩、李鸿章等名望素著、权倾朝野的大臣，在慈禧面前也俯首帖耳，五体投地。
慈禧的爱好和志趣也很广泛。她“性耽文学，深于历史”。她对书法、绘画都很感兴趣，并且有一定的造诣。她酷爱京剧，而且颇为内行。
慈禧是这样一个个性如此鲜明的人物，她在男权世界里把女人做到了极致，风风光光，扬眉吐气；她在政治世界里游戏，政治给了她无限的尊崇，也带给她千古骂名。
但由于在慈禧统治期间，中国内忧外患不断，加上传统对于女性执政的偏见，过去对慈禧的评价几乎是完全负面的。近来，史学界逐渐开始有人从历史条件局限的观点，对慈禧当政提出较为公平的评价。但她在大多数人的心中，依然是一位负面人物。
对慈禧的正面评价：
慈禧太后是帝制时代中国极少数长期当政的女性，政治手腕堪称聪明干练，尤其擅长操弄亲贵朝臣之间的权力平衡，以维系清廷的绝对权威。
慈禧当权时期，清廷的中央集权以及中国主权面临来自内部及外国的种种威胁，她从捍卫清帝国权威及其本身权力的立场出发，所作之举措收效虽不尽成功，但放在历史脉络下做持平之论，多数算得上是合理。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来自欧美列强的挑战，以及镇压太平天国等民间反抗势力，慈禧重用李鸿章、张之洞等能臣，在地方上开办洋务运动，是中国发展近代化工业的开始。在洋务自强运动成果的支持下，清廷得以弭平内部反抗势力，在帝国体制下维系中国相对稳定的局面，并且建设近代化陆海军军备，造就“同治中兴”的气象。
在庚子年一场大祸之后，慈禧皇太后意识到时局已不容她坚持帝制传统，即所谓的“祖宗成法”，只好容许清廷推展多种新政措施。庚子后新政牵涉多端，其中荧荧大者包括：官制改定、代科举以新式教育，甚至立宪准备。社会改革方面，显著者有：废除满汉不通婚禁令，禁止妇女缠足等。
此外，慈禧娘家人除袭“承恩公”一虚爵外，并无家人能干涉朝政。相对当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歪风，慈禧于这方面尚算公私分明。
对慈禧的负面评价：
在个人人格方面，从宫廷斗争中夺得政权，慈禧太后素有残忍和狡诈之名。1861年咸丰皇帝驾崩于热河避暑山庄后，成为皇太后的叶赫纳拉氏，联合恭亲王奕訢等皇室近支，发动了政变，从以皇室远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为首，实际以能臣肃顺为核心的顾命八大臣集团手中夺得政权，并将其中三位（载垣、端华、肃顺）处死。后来为建立及维系其独裁权力，慈禧皇太后对于政敌之整肃绝少留情，即使对亲生儿子同治皇帝，以及继位皇帝光绪皇帝的操控及管制，也是高压严峻之极。
而从中国国家主权的角度出发，许多人对慈禧当政的结果做出负面评价。包括1885年在对法战争中赢得镇南关大捷，并成功阻止法军登陆台湾的优势局面下，却以主动求和、签订令清帝国丧失安南宗主权的中法天津条约来结束战争。此外，令中国丧失重大利权的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1901年辛丑和约等之缔结，肇因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战败，以及1900年庚子拳乱之大祸。慈禧的执政及决策，于此两大事件之发生，均有不可推卸之责任。
还有，在“同治中兴”的太平表象下，慈禧的铺张浪费，以及对于国际时局缺乏认识，堪称是导致甲午战争战败的原因之一。其中最显著的事例，为花费巨资扩建颐和园用以庆祝自己的六十大寿，给包含海军军费在内的国家财政带来无建设性的负担。甚至在战败签约、割地赔款之后，1895年又大兴土木，重新修建自己的陵墓，整个工程长达13年之久，直到她死前才完工；重修的慈禧陵虽成为清代最豪华独特的皇家陵寝，然而耗资巨大，放在清代国事日非的历史脉络下加以检视，更突显出慈禧皇太后重视个人虚荣以及清廷威仪，甚于国家兴衰的贵族心态。
许多批评者认为，慈禧对于李鸿章等汉臣的重用，以及对于洋务运动的接受，均是出于维系清廷统治的现实需要，而非出于真心支持。因其本身的保守心态及揽权私欲，慈禧皇太后表面上虽让光绪皇帝于1894年起亲政，并容许皇帝及一班主张维新的臣僚在1898年实施变法，实际上对于政局的掌控及干涉却从未放松。终于，帝后两党之间的矛盾冲突在一场帝党方面仓皇筹划的流产政变中爆发；皇太后大权在握，在守旧派亲贵朝臣以及近畿军权的支持下，顺势从皇帝手中收回政权，实际上等于后党政变成功。于是，史称百日维新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实验，尚未及实施，即嘎然中止；嗣后朝政愈趋保守，对于当时中国的近代化革新造成强大的阻力。
受到戊戌政变的影响，慈禧排斥维新改革，并宠信端王载漪、刚毅等守旧亲贵，甚至考虑撤换光绪皇帝；载漪之子溥俊因而被立为大阿哥，实同储君，虽然因为忌惮光绪皇帝为欧美日列强一致支持，不敢骤废。载漪为求其子早日登基，乃利用皇太后对“洋人”的嫉忌之心，极力离间帝后。就这样，朝中形势乃逐渐演变为非理性仇视“洋人”的守旧亲贵、结合保守的清流派，对抗主张务实的朝臣之局。
在端王等当权亲贵的纵容，甚至暗助之下，以仇外起家的“义和拳”乃得以大举进入直隶、进迫京畿，形成一股“逼宫”的形势。慈禧皇太后虽未必相信拳民“神力护体”之说，但她也未必不能洞悉端王夺权的阴谋，可出于本身对于外人反感的心理，且认为“民气可用”，她也未曾严令镇压拳民，终于酿成拳民残杀“教民”、攻击外人、杀死德日外交人员等事故，引起八国联军干涉之祸。
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又误信各国欲迫其退位的假情报，负气残杀主张透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的大臣，并率尔对多国宣战，至此大势就全无转圜余地。
联军入京，祸及华北多省，帝后西狩，终以缔结辛丑和约解决；和约规定惩办祸首、谢罪赔款、使馆区驻军、军备限制等，并造成日俄军队长驻满洲的局面，中国的主权以及清帝国的威望均蒙受重大损失。事件发展的过程中，慈禧的诸般考量，均以个人权位为重，结果是严重损害了国家利权以及无辜人民生计，堪称其主政期间最大的过失。
庚子之变后，清政府进行了一系列被后来的历史学家称为“清末新政”的改革措施。慈禧太后作为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是“清末新政”的领导者，所以现在有些学者对于慈禧太后也有了新的比较高的评价。但其实当权者慈禧一开始不想改革，是迫于形势，才不得不同意改革的。应该说慈禧很坏，而且坏得很彻底，她是中国的最后一个女皇帝，是一个不戴冠冕的真正女皇帝。
1906年，慈禧废除运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这当然算是很有革命性的举措。但同样，慈禧废除科举也是被迫的，况且这并不能算是她的功劳。废科举是一种维新运动，其之基础是清末康有为这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共同努力的结果。当晚清政府废除了科举，新式教育开始兴起，不过晚清时新式学校很少，直到清王朝垮台后，新式学堂才真正兴办起来。
因此，现在有些人对慈禧太后评价很高，而提高对慈禧的评价，我个人认为是很错误的。
很多对慈禧和武则天进行比较。
首先，比较对待情敌的态度。
武则天对王皇后、萧淑妃水火不容，采取极端手段杀害自己女儿以嫁祸皇后，而且一点也不顾及皇帝的体面和感受。
而慈禧和慈安太后、咸丰最宠的爱妃丽妃和睦相处，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二十多年，应该说，慈禧这方面比武则天要好得多，至少她的手腕要更圆滑更容易让人接受一些。
其次、论心胸。
武则天虐杀王皇后萧淑妃众所周之，对反对自己的人搞冤狱政策，培植酷吏，枉杀反对自己的朝廷大臣。
而反观慈禧，辛酉政变后，慈禧只是处死了肃顺、端华，并且令查抄肃顺官邸的大臣将所搜书件，就是肃顺和他的党派之间所来往的书信，就地焚毁，毋庸呈览！这免去了很多大臣的心头之患，稳固了人心。当然，这是政治手腕，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慈禧若是效法武则天，就可能朝政大乱了。
第三，论治国。
慈禧身处封建末世，离康雍大治已远，内有太平天国沸反连天，外有全球列强蜂拥来犯，可以说是内忧外患，从《南京条约》割地赔款，到太平天国风起云涌，以及英、法、美、俄步步紧逼。而咸丰和英国法国大动干戈，竟弄了个京城都丢给了洋人，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中俄瑷珲条约》等。在这样的情况下，慈禧开创了同光中兴，并且还从俄罗斯的虎口中，收复了伊犁；实行洋务运动，提拔曾国藩、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大批能臣，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设立同文馆、建立新式陆军、建立北洋海军（此举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八）……
在武则天之前，唐太宗开创了赫赫有名的“贞观之治”，唐高宗李治统治下的唐朝，也处在上升时期，国内稳定，当然完全谈不上英法俄美等国际困扰。可以说，武则天拜贞观之治所赐，托贞观大治之洪福，加之边疆周围并无强敌，故武氏则天成就了一番传世功绩。诚然，慈禧之功绩虽不能望则天之项背，但论治国能力，也不能将她全部否定。
最后，论影响。
武则天在位时，唐朝宗室无一不遭到打压，李氏皇族对武氏家族的迫害啮齿痛恨！武则天死后，她埋下的政治危机，终于引爆了唐朝中央政府的超强大地震。复位的唐中宗李显被一心想要学武则天的韦皇后毒死，而安乐公主又异想天开地要当皇太女，李隆基和太平公主也把目光瞄准了皇权……最后，几番刀光剑影，无数血雨腥风，才总算是由李隆基稳住了局面。
而慈禧从当政开始，直到生命结束的最后一刻，清朝宗室无一不拥戴她，戊戌政变的时候，作为爱新觉罗子孙的光绪皇帝，竟然没有一个宗室支持他，不能不说是他的悲哀，也可见慈禧的政治手腕。可以说，清朝中央政府在慈禧的领导下，至始至终都比较团结。当然，在她死后不久，随着清王朝的覆灭，整个封建体制也彻底走向了终结。帝国时代不存在下文了。
我们现在如果再加上一个吕稚，那么对这三个女性执政者如何评价呢？
吕太后称制时期，虽然大封吕氏，杀害刘姓宗室，但是创自刘邦的休养生息政策却得到进一步的推行，她相继重用萧何、曹参、王陵、陈平等开国功臣。而这些大臣们都以无为而治，从民之欲，从不劳民。在经济上，实行轻赋税；对工商实行自由政策。所以在吕后统治时期，不论政治，法制，经济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均全面地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武则天当政时，虽然搞了一定的铁血统治，迫害宗室元老，但同样政绩很好，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其前后执政近半个世纪，诚乃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
但慈禧就完全不同，虽然殚精竭虑，但是她的眼界既不开阔，才干也不足，面对变法、面对义和团、面对列强，做出了一些列错误愚蠢的决策，晚清的风雨飘摇、民不聊生虽有大时代的背景，她也要负上重要的责任。
巾帼历次胜男儿
男女代代对峙
曾否推测过明天举世
重由弱质再把持
倾国事迹数褒姒
临政唐朝武氏
问两者相比较何所似
男儿尽忠难变志
曾记否几许往事
凤居高处玉龙失意
坐在帘后细把凤声转
屠龙正是她下旨
可笑是八尺昂藏
朝圣论尽国事
或者当初也曾经想过
潺潺弱质难展翅
——电视剧《少女慈禧》主题曲《少女慈禧》
大清十一钗
最可怜——阿鲁特氏
本章简介：
同治皇后阿鲁特氏是被活活逼死的吗？是什么人逼死了她？这位风光的状元女儿是从大清门抬进皇宫来的吗？她是唯一经大清门入主中宫的状元之女，享受了最隆重的皇家婚礼吗？她气质优雅，饱读诗书，这样一位优秀出众的皇家儿媳妇为何却不能讨得婆母慈禧的欢心？她是否在宫中受尽了虐待和凌辱？美满姻缘给了同治大婚后的幸福生活吗？是谁在中间干涉着皇帝的私生活？为什么说世间没有一片乐土？慈禧如何成为一个恶婆婆的？她是否逼迫皇后阿鲁特氏独守空房了？婆媳失和是否招来了无尽虐待与摧残？同治因何而死？慈禧为什么要把皇后阿鲁特逼上绝路？皇后阿鲁特自杀的另一个原因是什么？皇后阿鲁特是用什么方式自杀的？为什么身在朱门酒肉臭的皇宫，死的时候却骨瘦如柴，她是被活活饿死的吗？还是自己绝食自杀的？或者还是吞金自杀的？同治皇后阿鲁特氏在青春正好的21岁年华时早早离世，这时距离她进宫才仅仅两年，在这两年中，她是否遭受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劫难和摧残？最终她的生殉得到了帝后同葬，生不得同衾死同穴是否实现了？对此，西方都有哪些说法？她的娘家是否阖门死难？孔雀东南飞为什么会让我们回肠**气？
目录
风光的状元女儿
美满姻缘
世间没有乐土
恶婆婆
为何要逼上绝路
同治因何而死
生不同衾死同穴
自杀方式
西方的说法
孔雀东南飞
风光的状元女儿
有人统计，从顺治三年（1646）到光绪三十年（1904）的258年中，朝廷共举行过科举殿试112科，取中状元114名（有的书说113科，状元113名）。在这114名状元中，只有一名状元的女儿有幸坐着凤舆，堂堂正正地进入大清门，穿过天安门、端门、午门，抬进了坤宁宫，与大清入关后第八帝同治帝喜结良缘，成了母仪天下的中宫皇后。这位状元就是大清“立国二百数十年，满、蒙人试汉文”惟一获得状元桂冠的蒙古状元崇绮。这位状元的女儿就是后来被谥为“孝哲毅皇后”的阿鲁特氏。
皇后阿鲁特生于咸丰四年（1854）七月初一日辰时，她的家族世代官宦，隶属于蒙古正蓝旗。她的祖父赛尚阿在嘉庆年间中举，曾为大学士，并曾任道光年间兵部尚书兼刑部尚书，可谓权倾一时。１８５１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赛尚阿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入广西镇压太平军。但太平军攻势凌厉，从广西一直打到湖南，赛尚阿由此被革职。父亲崇绮在道光二十八年即中举，因受祖父株连，亦被免掉工部主事的职位。同治三年，崇绮重新参加科举考试，金榜题名，居然夺得一甲一名的状元头衔，担任翰林院修撰。因为崇绮是有清一代惟一的“蒙古状元”，是有清一代满洲、蒙古以汉文获翰林院编修的第一人，所以满蒙士林，皆以其为荣。她的外祖父是郑亲王端华。
美满姻缘
据一些清代笔记记载，咸丰三年，取消了选秀女的制度。
同治十一年。给１７岁的皇帝完婚时，同治的嫡母慈安太后与生母慈禧太后把满朝文武官员家待字闺中的女孩子都理了一遍。
农历二月初二，同治将在这一天择定皇后及妃嫔的人选。慈安看中了淑静端慧、容德俱佳的崇绮之女阿鲁特氏，而慈禧则看中了年轻俏丽、姿性敏慧的刑部江西司员外凤秀之女富察氏。两人各执己见，最后决定由同治帝自己决定。结果同治帝采纳了慈安的意见，同治虽然青春年少，但也懂得选择皇后应该以德为先，同意立状元崇绮的女儿、比他大两岁的阿鲁特氏为皇后。此事表明了慈安在宫中、在同治帝心中的崇高地位和影响力。这个决定惹恼了慈禧，阿鲁特氏还未入宫，就已经让慈禧太后非常不满，她今后的命运实在堪忧。
按照惯例，在皇帝大婚、选立皇后的同时，还要选出一批妃嫔备位后宫。这次同治帝大婚时，选了四位女子为妃嫔，她们是知府崇龄的女儿赫舍里氏、原任大学士赛尚阿之女——也就是崇绮的幼妹同时也是皇后的小姑姑阿鲁特氏、主事罗霖的女儿西林觉罗氏和员外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这四人中，十七岁的赫舍里氏最漂亮，年龄最小的是富察氏，她只有14岁。慈禧将四人分为三等，只将富察氏一人封为慧妃，将赫舍里氏和阿鲁特氏封为瑜嫔和珣嫔，将西林觉罗氏一人封为瑨贵人，故意突出了富察氏的尊贵地位，因为这是她相中的人。
次日，两宫太后即向全国颁发了懿旨：“……翰林院侍讲崇绮之女阿鲁特氏，淑慎端庄，著立为皇后，特谕。”
崇绮之女被选为皇后，阿鲁特氏整个家族都受益匪浅。她原本所属的蒙古正蓝旗是属于下五旗，因为与皇家联姻，被抬为属于上三旗的“镶黄旗”，她的父亲崇绮也因此被封为三等承恩公，从此官运亨通，先后任内阁学士、户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
婚礼定于同治十一年九月十四日举行，在大婚之前，皇家需向皇后家“大征”，意即下聘礼。日子定在八月十八，礼部尚书灵桂为“大征礼”的正使，侍郎徐桐为“大征礼”的副使，取意“桂子桐孙”，希望这位新皇后能够为大清王朝带来更多子嗣。聘礼礼单包括２００两黄金，１万两白银；金银茶筒、银杯；１千匹贡缎；再加２０匹配备了鞍辔的骏马。
只有在即位前没有结婚的皇帝才能举行大婚典礼，算起来也就是顺治、康熙举行过这样规模的典礼。因此同治这场大婚是有清一朝二百年来之未遇，大婚典礼极其繁琐而隆重。盛况空前，锣鼓喧天，花团锦簇。
九月十三日，恭亲王和醇郡王的福晋也就是同治皇帝的两位婶母，将皇后阿鲁特大婚所需的红盖头和宝瓶放入坤宁宫，宝瓶内装满金银米谷，以示吉祥如意。婚礼当日，两位福晋便带领各位女官戴凤钿、穿蟒袍、挂朝珠至皇后家迎接新皇后。
九月十五日子时一到，钦天监的官员立即向外报吉时，四位福晋率内务府的女官开始为皇后阿鲁特改换装束：梳双髻、戴双喜如意、身穿大红的龙凤同和袍，一手握玉如意、一手握苹果（象征如意、平安），坐进１６人抬的婚轿进宫。
在钟鼓齐鸣声中，乘坐凤舆的皇后阿鲁特到了乾清门即大清门。从此，她不再是一位普通的女子，而是大清国的皇后，母仪天下，管理六宫，并且还将是未来大清王朝皇帝的生母与嫡母。
她在两位福晋的搀扶下跨出轿门，同时接过醇王福晋递过来的“宝瓶”，小心翼翼地跨过意为“平平安安”的苹果和马鞍，被福晋引导站定。皇帝也到了，他和皇后阿鲁特一起下拜。
九叩礼毕后，两人在坤宁宫举行了合卺礼（喝交杯酒），吃了名为“子孙饽饽”的饺子。接下来一位福晋还为皇后阿鲁特重新梳头，将双凤髻梳为扁平后垂的“燕尾”。
这一场豪华的婚礼，一共花了１１３０万两白银，相当于清王朝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不少朝廷官员都在同治大婚前上过奏折，希望在内忧外患的特殊时期能够节俭办理婚事。大学士倭仁还特地上了《大婚典礼宜崇俭疏》，这个奏折更是在朝廷内外引起不小的震动。倭仁认为国家的经费是有定量的，如果宫廷用得多，军备势必就会少。时局艰难，实在应该“可省则省，可裁则裁。总以时事艰虞为念，无以粉饰靡丽为工”，劝慈禧放弃奢靡，考虑节俭。事实证明，慈禧没有理会。
世间没有乐土
皇后阿鲁特进宫之后，她与同治的夫妻感情十分融洽。但婆媳关系却很是紧张。不管皇后阿鲁特如何小心，都不能讨得慈禧的欢心。慈禧喜欢的是慧妃，为了给慧妃撑腰，不惜破坏皇家礼制。慧妃仰仗慈禧，对皇后阿鲁特大有不敬不恭顺。
据记载，皇后阿鲁特氏“雍容端雅”，“美而有德”，且文才好。皇后幼年在家，崇绮亲自授课，读书聪颖，十行俱下，“后幼读书，知大义，端静婉肃，内外称贤。及正位六宫，每闻谏阻，自奉俭约，时手一编”。
皇后阿鲁特的父亲崇绮端雅，工诗善画，多才多艺，文化造诣极高。孝哲皇后阿鲁特出生于这样的文化家庭，受父亲的教导和熏陶，文化修养也很高。有书记载，皇后阿鲁特“幼时即淑静端慧，崇公每自课之，读书十行俱下。容德甚茂，一时满洲、蒙古各族，皆知选婚时必正位中宫”。她受父亲的影响，字也写得很漂亮，尤其是能用左手写大字，备受时人称赞。《清宫词》里有一首赞美孝哲皇后的诗：
咏同治皇后
蕙质兰心秀并如，花钿回忆定情初。
珣瑜颜色能倾国，负却宫中左手书。
珣、瑜指珣妃阿鲁特氏和瑜妃赫舍里氏。意思是珣、瑜二妃虽有倾国倾城之美貌，但在文才上却逊于善长左手写字的中宫皇后。皇后阿鲁特喜好文学，对那些有名唐诗均能“背诵如流”。平时她“气度端凝，不苟言笑”，“曾无亵容狎语”，颇有母仪之风。然而这样一位优秀出众的皇后却不能讨得婆母慈禧的欢心，在宫中受尽了虐待和凌辱。
当然这是有原因的。
皇帝大婚之后就意味亲政的来到，而留恋权力的慈禧并不愿意交出权力，同治虽然是慈禧所生，但她感觉同治和慈安的关系更密切，而且同治在亲政之前就曾联合慈安，悄悄地杀掉了慈禧最宠爱的太监安德海。给同治选皇后，慈禧并不愿意选个能干的，以免影响她对权利的控制，偏偏同治再一次地倒向慈安。如果慈安、同治、同治皇后三个人联合起来对付自己，那岂不是太被动了。在这种认识下，慈禧把怨气通通都发泄到了无辜的皇后阿鲁特身上。
皇上在新婚以后，有了皇后阿鲁特的良好影响，他变得成熟不少。皇后阿鲁特觉得自己有义务让天子真正担当起治理天下的职责，因此她以女性的温柔和耐心，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同治。婚后的同治，出于对皇后阿鲁特的敬意和爱，果然对政事更加上心。
皇后阿鲁特和同治大婚时洞房里的油灯，还加上了上好的蜂蜜，寓意夫妻俩将来能够好似“蜜里调油”。而大婚后两人的感情果然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慈禧严重地干扰了他们的夫妻生活。婚后，同治去得最多的地方是皇后的寝宫，偶尔也会去一去瑜嫔寝宫，慧妃寝宫去得很少。慈禧居然为此，经常把同治叫到自己所居住的长春宫教训一番，她甚至明里暗里要求同治少去皇后寝宫，多去临幸慧妃：“慧妃贤慧，虽屈居在妃位，宜加眷遇。皇后年少，未娴宫中礼节，宜使时时学习。帝毋得辄至中宫，致妨政务。”
皇后阿鲁特听说后，无比悲伤。慧妃出自世代簪缨的富察氏家族，隶属满洲上三旗的正黄旗，是满洲“八大贵族”之一，以前她的家族里也曾出过皇后，就是乾隆皇帝的孝贤纯皇后。此后，富察家接连产生出将入相的人物，傅恒、福康安就是这个家族的名臣，堪称是椒房勋戚，是阿鲁特氏根本无法比的。所以说慈禧对于慧妃的偏宠，也可以说是慈禧对于一个家族倚重的策略。这样说的依据就是慈禧能和才十几岁、完全是少不更事的慧妃和平共处。我们从慈禧对于光绪珍妃初期的态度和对咸丰丽妃的礼遇可以推知，她很清楚皇帝所谓的宠爱并不具有实质意义，但对于她的态度，却是对于皇宫之外的这位宫妃娘家势力的一种表示。
相比之下，皇后阿鲁特氏的娘家原本仅仅只属于“下五旗”，还是郑亲王端华的外孙女——端华是咸丰帝临死时任命的赞襄政务八大臣中的主要成员之一，是慈禧的死对头，后被慈禧以朝廷的名义赐死。慈禧即便只是出于自保，防止郑亲王家族东山再起的秋后算账，也不可能喜欢阿鲁特氏。
那么皇后阿鲁特其实缺乏的，还有娘家的势力——她原本所属的蒙古同治正蓝旗是属于下五旗，因为与皇家联姻，是因为和皇帝联姻才被抬为属于上三旗的“镶黄旗”，她的父亲崇绮也因此被封为三等承恩公，才得以先后任内阁学士、户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而这些都是皇后的身份带来的，因此其本身并不具有为她起支撑作用的家族力量。
可皇帝却偏偏不看重家世，而是看重德与才，看重书香门第出身的皇后阿鲁特。皇上的这一番真情厚意让皇后阿鲁特深深感动，为了爱情，皇后阿鲁特决定委曲求全，她主动劝皇上多去其他妃子的住处，少到自己的承乾宫来。
慈禧与慈安并尊两宫皇太后，共同处理朝政大事。但由于慈安秉性温和，一向谦恭退让，而慈禧却处处争强好胜，所以在处理家事、国事上，只要无碍朝政大端，一向以慈禧的意见作定夺。在为同治帝选立皇后时，慈禧满有把握地以为同治帝会按照自己的意愿选立员外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为皇后，万万没有想到同治帝竟会遵照慈安的心意，选中了侍讲崇绮的女儿阿鲁特氏，使慈禧大为恼火。为了发泄自己一肚子的火气，慈禧一方面干预皇后阿鲁特与皇帝的夫妻生活，对她百般挑剔，多方虐待；一方面对落选的富察氏处处偏爱，给予优厚待遇，甚至不惜破坏祖制家法。
按照惯例，妃、嫔的册封礼应与皇后的册立礼同日举行。可是同治帝的大婚礼，只安排慧妃的册封礼与皇后的册立礼同日举行，将瑜嫔、珣嫔的册封礼安排在一个月后举行。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十五日，将慧妃直接晋封为皇贵妃，连升了两级。
慈禧觉得将慧妃券座安排在园寝前排正中，似乎还不能表达对她的厚爱，于是几次降旨，欲将惠妃园寝提高规格，仿照清朝妃园寝等级最高的景陵皇贵妃园寝和慕东陵的规制，增建方城、明楼、宝城、大宝顶、东西配殿，还要增设石五供。清朝陵制：只有帝、后陵才设石五供，而且标准规制的妃园寝不建方城、明楼、配殿等。后来由于一些王公大臣的暗中抵制，加上实际施工的困难，也可能是慈禧觉察到这样做不妥，最后不得不收回成命，谕令按定陵妃园寝规制办理。
皇后阿鲁特自小饱读经书，按照书上的说法，长辈与晚辈如果不和，不管什么原因，晚辈都有责任。因此皇后阿鲁特认定，婆婆慈禧不喜欢自己，是自己做得还不够好，虽然慈禧的无端怪罪，总让这个可怜而无辜的皇后更加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每当皇后阿鲁特委婉且违心地劝皇上多去咸福宫陪陪慧妃，同治的心里就很不滋味，虽然他知道皇后阿鲁特的良苦用心，但他贵为天子，自小任性惯了，现在居然连喜欢哪个女人都不得自由随心，因此他老大不痛快。
对于慈禧的话，同治帝不得不听，但又不想与他不喜爱的慧妃亲近，所以干脆就独居乾清宫。新婚的阿鲁特氏独居宫中，形单影吊，郁闷不乐。慈安便时常将她召到钟粹宫，和她谈心拉家常，百般安慰。同治帝非常敬重皇后，皇后更爱自己的夫君。阿鲁特氏每次见到皇上，必笑脸相迎，慈禧反倒说皇后“狐媚以惑主”。
就这样，同治不忍心让皇后阿鲁特为难，又不情愿和自己不喜欢的女人在一起，便索性哪里都不去，一个人住到了乾清宫。同治这种举动，是在跟所有的人赌气。哪里都不去，既可以让皇后阿鲁特不为难，也能让慈禧和慧妃无可奈何。现在他觉得很得意，认为自己找到了一种办法来反抗母后、惩罚慧妃，还让慈禧无话可说，只是皇后阿鲁特心疼丈夫，因为这样。最苦的是同治本人。而且长此以往，慈禧还是要怪罪皇后阿鲁特没有尽到做皇后的职责，致使皇上任性妄为，冷落六宫。
同治自从搬到乾清宫，就很少再到承乾宫里来。皇后阿鲁特也同样痛苦着，失落着，郁闷着……
恶婆婆
皇上虽然不到承乾宫，慈禧太后对皇后阿鲁特的脸色也没有阴转晴。崇彝写的《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载：一次，慈禧萌发了要废掉阿鲁特氏皇后位的想法。于是将担任宗人府宗令的咸丰帝的五弟惇亲王召来，商议此事。惇亲王说：“欲废后，非由大清门入者不能废大清门入之人，奴才不敢奉命。”慈禧欲废皇后阿鲁特之心才作罢，但却由此深恨惇亲王。
皇后阿鲁特只得从同治处下功夫，想办法改变。同治每次到承乾宫来，皇后阿鲁特都会婉转地劝他多顺着慈禧，不要让他的母亲生气，也不要让她这个做媳妇的为难。
同治自小同生母的关系就不太融洽，母子不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但为了不让皇后夹在中间为难，同治开始讨好慈禧，为此，他办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就是将每年孝敬两宫太后的“交进银”大幅度增加。“交进银”是户部每年孝敬两宫太后的银两。以往每年为１４万两，从同治十三年起，每年增至１８万两。同治此举打的是两宫的幌子，其实完全是为了讨好慈禧。因为慈安喜静，素来节持有加，份内的钱都用不完。但慈禧却爱打扮、爱听戏，爱游玩，每年开销巨大。
第二件事就是不顾朝廷上下的议论纷纷，同治提出了重修圆明园。自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后，慈禧太后一直想重修。
早在同治八年，御史德泰在安德海的授意下，奏请两宫太后重修圆明园，并有内务府官员贵祥送上了早已准备好的捐纳章程。那一次的奏案遭到了恭亲王的强烈反对，德泰被革职，贵祥被发配到黑龙江为奴。慈禧只好作罢。
此次同治再次提出重修圆明园，马上遭到包括师傅李鸿藻在内的大臣反对，朝臣均以军需增大、无钱为理由，大有不奉圣旨之意。但同治重修圆明园的决心并未因此动摇。皇后阿鲁特觉察到同治的良苦用心，他希望慈禧能长期住进圆明园离紫禁城远一点，这样可以多给皇后一点权力，也多给自己一点自由，让他们可以自由地相亲相爱。这是一份多么可怜又是多么感人的爱情！皇后阿鲁特不禁潸然泪下。
但这样一来，同治和大臣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恭亲王联合五位军机大臣和五位御前大臣，上了一份长长的奏折劝谏同治。皇上那日极其失态，因为恭亲王的劝谏触及了他个人隐私。寻花问柳对有身份的人来说，绝不是光彩事，当然就更不是一个勤政爱民的君主应当做的事。同治虽然平日倦怠政事，但却非常爱惜自己的声誉。
为何要逼上绝路
很快，同治就病倒了。开始说是出红斑，接下来又传出皇上出天花了。数日后，说天花已经好了，“惟余毒未尽”。这未尽的“余毒”其实就是花柳脏病的代名词，同治没能挺过这一关。由于“余毒挟湿，袭入经络”，同治腰部红肿、溃烂以至流脓，余毒的蔓延使他的“牙龈黑糜”。
皇后阿鲁特恨不得一天十二个时辰都在病榻旁伺候皇帝，可慈禧不允许。在慈禧看来，同治病到这个地步，都是皇后的错。
皇后阿鲁特自入宫以来，处处小心谨慎，毫无失礼之处，但慈禧见到她，总是气不打一处来，事事找茬。同治帝有病，皇后阿鲁特心中着急，但不敢去侍奉，慈禧责怪她“妖婢无夫妇情”。同治病势垂危之际，皇后阿鲁特偷着去看望，并亲手为同治帝擦拭脓血，慈禧又骂她“妖婢，此时尔犹狐媚，必欲死尔夫耶？”皇后阿鲁特左右为难，怎么做也讨不出好来。据《崇陵传信录》记载，皇后阿鲁特终于有了一次单独看皇上的机会了，夫妻俩四目相望，千言万语却不知道从何说起。眼见曾经相敬如宾的丈夫已经病到万难康复的地步，皇后阿鲁特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珍珠滚落下来，倾诉独处宫中、备受虐待之苦。
同治心中更不是滋味，他强打起精神安慰皇后阿鲁特说：“你暂且忍耐，总有出头的日子！”这短短的一句话却被慈禧的耳目听到了。
慈禧闻讯，勃然大怒，立刻闯进宫来，一把揪住皇后阿鲁特，扯住她的头发，迎面就是一个耳光。
而《我的前半生》也记载：同治病重，皇后前去养心殿探视，二人说了些私房话，被慈禧皇太后知道。慈禧怒不可遏，闯入暖阁，“牵后发以出，且痛抶(chì)之”，并叫来太监备大杖伺候。
皇后阿鲁特从未顶撞过慈禧，这次却不明就里地受到如此责罚，就这样，她在情急之下说了一句：“我是从大清门进来的，请给媳妇留一点体面。”
这是一句传颂甚广的话，此语大大触怒了她的恶婆婆。
慈禧太后是偏妃出身，不可能享受从大清门里抬进来的荣耀，皇后的话无意触到了她的伤疤，她一边打，一边往外拽，并扬言要备大杖伺候，就是要给这个从大清门里抬进来的人一点颜色看看。只有出身低贱的婢女和太监才会使用杖责，现在慈禧却要用此责罚皇后。
慈禧当时完全是暴怒，在她看来，这位从小就被作为未来中宫之主被教养（很多史书记载说，这位状元女儿早就是人所不敢高攀的，从小就被断言将为一朝皇后，因此她的父亲也是按照皇后的规格来教育来抚育她的）的她根本就瞧不起这位出身庶妃的太后婆婆，所以说，慈禧认为“大清门”之语与其说是皇后阿鲁特被“逼到墙角”的反戈一击，不如说是心里早就这么想的结果。
本来同治已经病入膏肓，经此惊吓愈发衰弱，已经朝不保夕，他在死之前必须为皇后的后半生安排好。病到这个份上，他最恨的就是自己的母亲，如果当初她不干涉自己的婚后生活，又怎会落得如此地步！同治设法把身边所有的侍从支开，偷偷叫来了皇后阿鲁特和他最信任的师傅李鸿藻。
同治问皇后阿鲁特对嗣君有何考虑，皇后明确表示：“国赖长君，实不愿居太后之虚名，拥立稚子，贻误宗社”。
听了皇后深明大义的表述，同治如释重负，便向李鸿藻口述遗诏，立贝勒载澍为皇太子。
洋洋数千言的遗诏草稿拟好之后，同治要李鸿藻回去好生修改润色，拿出正式文本，第二天送回。
李鸿藻虽与同治有很深的感情，但他很清楚得罪慈禧会有什么后果，经过一番掂量，权衡利弊得失，他还是把遗诏草稿交给了慈禧。
慈禧见到遗诏，立刻将其扔到火盆销毁。同时，她蛮不讲理地认定，若非皇后阿鲁特的教唆，同治不会做出如此决定，而皇后阿鲁特“国赖长君”的表态分明是冲着她慈禧来的。慈禧暗中咬牙，只等同治一过世，就要下狠手收拾皇后阿鲁特。
皇后阿鲁特性格耿直，不善逢迎。她认为自己是堂堂正正从大清门迎娶的皇后，只要自己行得端，做得正，没必要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而且，她有意无意地几次刺激、激怒慈禧，致使矛盾更加尖锐。一次，皇后阿鲁特陪慈禧看戏，“演**戏剧，则回首面壁不欲观，慈禧累谕之，不从，已恨之”。一来皇后阿鲁特表现得不听话，不顺从；二来反衬出慈禧好**乐，格调低俗，从而加深了对皇后阿鲁特的怨恨。
皇后阿鲁特身边的人劝她要处处讨慈禧欢心，要善逢迎，只有和皇太后搞好关系才能保住自己的位子，否则于己不利。皇后阿鲁特则表示：“敬则可，则不可。我乃奉天地祖宗之命，由大清门迎入者，非轻易能动摇也。”慈禧是通过选秀女进入皇宫的，最忌讳别人提从大清门而入，大清门是她心头永远的痛。有人将皇后阿鲁特的话偷偷地告诉了慈禧，慈禧勃然大怒，认为是故意蔑视自己，因而对皇后阿鲁特“更切齿痛恨，由是有死之之心矣”。
李鸿藻的一去不回头，使同治开始感到事态不妙。他连急带病，不久就到了垂危状态，可慈禧却在此时下达“尽断医药饮食，不许任何人入乾清宫的命令”，同治又熬了一天，终于怀着对皇后的无限牵挂驾崩了，时为同治十三年的十二月初五。
慈禧给了同治皇帝生命，却又无情地摧残了他的幸福与青春，包括生命。而凭借儿子当上太后的慈禧，却在儿子死后依旧赖在太后的宝座上，继续垂帘听政。实际上，伴随着同治的去世，慈禧已经没有资格再当太后了，但无论是皇室成员还是朝廷的官员，谁也不敢同慈禧去较真。
一般都认为同治是由于生活放纵，得了不洁之症而年纪轻轻就过世了。但他的这种放纵，其实是同母亲关系不和有关。据说，同治近女色，或著微服冶游。手下人给他看一些“小说**词，秘戏图册，帝益沉迷”。
同治常到崇文门外的酒肆、戏馆、花巷。野史记载：“伶人小六如、春眉，娼小凤辈，皆邀幸。”又记载同治宠幸太监杜之锡及其姐：“有奄杜之锡者，状若少女，帝幸之。之锡有姊，固金鱼池娼也。更引帝与之狎。由是溺于色，渐致忘返。”
据记载：醇亲王曾经泣谏其微服出行，同治质问从哪里听来的？醇亲王怫然语塞。他又召恭亲王，问微行一事是听何人所言？答：“臣子载澂。”同治微行，沸沸扬扬，既不能轻信说其有，也不能断然说其无！
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初五日，同治帝崩于皇宫养心殿。关于同治因何而死，一直有如下三种说法，即死于天花、死于梅毒、死于天花和梅毒并发症。
死于天花说。主要是根据历史档案和翁同龢日记。翁的日记记载：同治于十月“二十一日，西苑着凉，今日（三十日）发疹”。十一月初二日，“闻传蟒袍补褂，圣躬有天花之喜”。又记载：“昨日治疹，申刻，始定天花也。”初九日，召见御前大臣时，“气色皆盛，头面皆灌浆泡饱满”。上谕云：“朕于本月遇有天花之喜，经惇亲王等合词吁请静心调摄”云云。经学者研究清宫历史医案《万岁爷进药用药底簿》后认为：同治帝系患天花而死。在同治得了天花以后，太医公布病情与药方，宣布同治之病为“天花之喜”。慈禧太后暨文武大臣对同治之病，不是积极地寻求新医药和新疗法，而是依照祖上传下的规矩，在宫内外进行“供送痘神”的活动，敬请“痘神娘娘”入皇宫养心殿供奉。宫内张挂驱邪红联，王公大臣们身穿花衣，按照“前三后四”的说法，要穿7天花衣。同治的“花衣期”延长为“前五后七”，就是可望12天度过危险期。慈禧、慈安两宫太后，还亲自到景山寿皇殿行礼，祈求祖先神灵赐福。内务府行文礼部，诸天众圣，皆加封赏。一身疮痍的同治，在皇宫求神祭祖的喧嚣中离开了人世。他死在养心殿，这里恰是他的祖先顺治被天花夺去性命的寝殿。《崇陵传信录》记载：“惠陵上仙，实系患痘，外传花柳毒者非也！”近年专家们发现了御医给同治看病的《脉案》。医学史专家对相关档案进行了认真分析，结论是：同治皇帝死于天花。
死于梅毒说。也主要是根据历史档案和翁同龢日记。野史中也有载述，《清宫遗闻》记载，同治到私娼处，致染梅毒。翁同龢日记云：十一月二十三日，“晤太医李竹轩、庄某于内务府坐处，据云：脉息皆弱而无力，腰间肿处，两孔皆流脓，亦流腥水，而根盘甚大，渐流向背，外溃则口甚大，内溃则不可言，意甚为难。”二十八日又记：太医云：“腰间溃如椀，其口在边上，揭膏药则汁如箭激，丑刻如此，卯刻复揭，又流半盅。”二十九日再记：见“御医为他揭膏药挤脓，脓已半盅，色白而气腥，漫肿一片，腰以下皆平，色微紫，看上去病已深。”李慈铭日记也记载：“上旋患痈，项腹皆一，皆脓溃。”但他又说：“宫廷隔绝，其事莫能详也。”但清宫史专家指出，清朝的典章制度是非常严格的，皇帝私自从紫禁城里出去寻花问柳，是没有什么可能性的。另一种意见却认为，同治重修圆明园计划遭百官反对而失败后，百般无聊，便在太监引导下，微服出宫，寻欢取乐。时外国人可能已知同治帝之病，如美国公使给本国政府的报告说，“同治皇帝病若以西医及科学方法诊治，决无不可医治之理，决非不治之症。”然而，同治帝是一国之君，太医开方要经过严审，出于为君者讳，是不能公布病症实情，也不能按病开方，下药不对症，医治无疗效。
民间对于同治皇帝死因有种种说法，清朝官方则保持沉默，不予申辩。因此，同治到底是死于什么病，成了一个历史疑案。
《清史稿·穆宗本纪》对同治皇帝这样论述：
“冲龄即祚，母后垂帘。国运中兴，十年之间，盗贼刬(chǎn)平，中外乂安。非夫宫府一体，将相协和，何以臻兹!”同治年间，内处“太平军”与“义和团”两大社会动**之间，外处英法联军与八国联军两次入侵之间。太后垂帘，亲王议政，宫府一体，尚能协和，推行新政，有一定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