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第十钗1
最霸权——慈禧
本章简介：
随着辛酉政变，清史走到了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时代。慈禧太后从此走上了中国权力的最巅峰，成为近代中国最有权势的女人，统治中国达48年之久。她的一生几乎与中国近代史相始终。慈禧太后亲身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她一生经历的重大事件之多、国家政局变化之大，是任何一位清帝所不能比的。她所驾驭的大清国这只巨船已经是百孔千疮，她所遇到的是她的列祖列宗所从来没遇到过的大动**、大变化的时代。关于她，有很多误识，我们需要在下面的故事里一一澄清。那么是怎么样的生逢末世度日难？慈禧如何母以子贵？无力回天的咸丰皇帝，是否用醇酒妇人来自杀？慈禧太后是否成功地发动了政变，实现了垂帘听政？慈禧与丽妃是不是情敌呢？丽妃是否被剁下了手脚呢？慈禧太后是如何由同治走向了唯我独尊的？慈禧太后是否谋杀了慈安太后？慈禧对儿媳确实恶毒，那么她对亲生儿子同治皇帝是否也狠毒非常呢？光绪皇帝是否为慈禧太后所暗杀？慈禧末日也语善又是一种怎样的情景？一段慈禧太后的奇闻：跨越七十六载，同一遗体三入同一棺，这是真的吗？一生功过任评说，对慈禧太后都有哪些负面与正面的评价？
生逢末世度日难
慈禧太后，即咸丰懿贵妃叶赫那拉氏，生于道光十五年即公元1835年11月29日。
关于慈禧的身世存在很多说法，尤其是慈禧的出生地，可谓众说纷纭。除生于北京的说法之外，还有五种，第一是甘肃兰州说；第二是浙江乍浦说；第三是内蒙古呼和浩特说；第四则是安徽芜湖说，而第五就是山西长治说了。
慈禧出身于满洲镶蓝旗（后被抬高入了满洲镶黄旗）的一个官宦世家。慈禧的曾祖父吉朗阿，曾在户部任员外郎。其祖父景瑞，在刑部山东司任郎中，相当于现在部里的一个司局长。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时，因没能按约定期限退赔其父吉朗阿在户部任职时的遗留下的亏空银两而被革职。她的外祖父惠显在山西归化城当副都统。她的父亲名叫惠征，在吏部任笔帖式，是一个相当于人事部秘书、翻译的八品文官，后屡有升迁。根据清宫档案《内阁京察册》（清政府对京官三年一次的考察记录）记载：慈禧的父亲惠征，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调任吏部文选司主事。二十八年（1848年）、二十九年（1849年）因为考察成绩又是一等，受到皇帝接见，被外放道府一级的官职。同年四月，任山西归绥道。咸丰二年（1852年），调任安徽徽（徽州府）宁（宁国府）池（池州府）太（太平府）广（广德州）道的道员。
从慈禧之父惠征的履历看，他曾先后在北京、山西、安徽等地方任职。那么，慈禧出生在什么地方呢？
关于慈禧的出生地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文献记载，因为谁也没有料到几十年后这个普通官宦人家的女子，会成为执掌大清国朝政近半个世纪的圣母皇太后。近几年，北京学者从清宫档案中找到了新的史料，就是清朝皇帝选秀女的名单，这在档案中叫做“排单”。其中有咸丰五年（1855年）慈禧的亲妹妹被选为秀女的记录。慈禧的这位妹妹后来成了醇郡王奕的侧福晋，光绪皇帝的生母。“排单”上明确记载：此女属满洲镶蓝旗，姓叶赫那拉氏，父亲名叫惠征，最高官职做到五品的道员。一些学者主要根据这份“排单”认定，咸丰五年之前，慈禧的娘家住在北京西单牌楼北劈柴（辟才）胡同。所以，这里应该是慈禧太后的出生地。按照京师八旗分城居住的规定，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镶蓝旗满洲都统衙门在阜成门内华嘉寺胡同；到民国初年，镶蓝旗满洲都统衙门旧地在阜成门内华嘉寺14号。劈柴胡同距华嘉胡同很近。慈禧的父亲属于满洲镶蓝旗，他们家应当住在劈柴胡同一带。
此外，还有人认为慈禧是出生在北京东城方家园。《清朝的皇帝》一书中记述：“慈禧母家在东城方家园，父官至安徽徽宁池太广道，时当道光末年，洪杨起事，惠征守土无方，革职留任，旋即病殁，遗妻一、子女各二，慈禧居长。”有书说：“恭亲王曾慷慨言之：‘大清天下亡于方家园’！”注云：“方家园在京师东北角，为慈禧母家所在地。”慈禧之弟照祥，袭承恩公。
《翁同龢日记》同治九年（1870年）八月十七日记载了慈禧母亲发丧的经过：
“昨日照公（照祥）母夫人出殡，涂车刍灵之盛，盖自来所未有，倾城出观，几若狂矣！沿途祭棚络绎，每座千金，廷臣往吊者皆有籍，李侍郎（军机大臣、户部侍郎李鸿藻）未往，颇忤意旨。”
慈禧家的具体地点至今没有解决，慈禧入宫时选秀女的“排单”至今也没有发现，所以慈禧的出生地点以及身世仍存在着如下五种异说。
慈禧出生在甘肃兰州说。这是根据慈禧的父亲惠征曾任过甘肃布政使衙门的笔帖式。传说慈禧出生在当年他父亲住过的兰州八旗马坊门（今永昌路179号院）。但是，经过专家查阅文献、档案，发现惠征虽然做过笔帖式，但其地点是在北京的吏部衙门，而不是在兰州的布政使衙门。此其一。
慈禧出生在浙江乍浦说。这是根据慈禧的父亲惠征曾在浙江乍浦做官。《人民日报》曾发表一篇小文，题目是：《史界新发现——慈禧生于浙江乍浦》。这篇文章说：慈禧的父亲惠征，在清道光十五年至十八年（1835～1838年）间，曾在浙江乍浦做过正六品的武官骁骑校，而慈禧正是在这段时间出生的，所以她的出生地在浙江乍浦。这篇文章又说：在现今乍浦的老人当中，仍然流传着关于慈禧幼年的传说。当时的规定，京官每三年进行一次考核。有学者查阅过清朝考核官员的档案，其记载：这时的惠征被考核为吏部二等笔帖式，三年后又被“懿妃（慈禧）遇喜大阿哥”档案作为吏部笔帖式进行考试，可见这时惠征在北京做吏部笔帖式，为八品文官。所以，这种说法值得怀疑：其一，惠征不能同时既在北京做官又在浙江做官；其二，官职也不对，在京师是文官，在浙江是武官；其三，品级也不合。此其二。
慈禧出生在安徽芜湖说。是根据慈禧的父亲惠征曾做过安徽徽宁池太广道的道员，道员衙署在芜湖，因此说她出生在芜湖。这种说法是源于慈禧擅长演唱江南小曲，便推断她是生于江南。而她也因江南小曲而打动了咸丰帝的春心，并由此获得宠幸。一些小说、影视多是这样描写的。根据历史记载：惠征当徽宁池太广道员是在咸丰二年（1852年）二月，正式上任是在同年七月。而慈禧已经在咸丰元年（1851年）入宫，被封为兰贵人；档案中还保存有兰贵人受到赏赐的赏单。可见慈禧不会是生于安徽芜湖。此其三。
慈禧出生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说。这是根据慈禧的父亲惠征曾任过山西归（化）绥（远）道的道员。清代的绥远城，今为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这种说法又称为内蒙古说。慈禧的父亲惠征当年曾任山西归绥道，道署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据说在呼和浩特市有一条落凤街，慈禧就出生于落凤街的道员住宅里，甚至传说慈禧小时候常到归化城河边玩耍。但文献记载，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惠征任山西归绥道道员时，慈禧已经15岁，所以说慈禧不可能出生于归化城。不过，慈禧可能随父惠征在归化城住过。慈禧的外祖父惠显，从道光十一年至十七年（1831～1837年）年，在归化城做官，当过副都统。慈禧可能在外祖父家住过。以上就成为慈禧出生归化（今呼和浩特）说的一个历史的影子。慈禧的母亲不可能从北京回娘家生孩子，因为这在当时既路途遥远，也不合礼法。所以，慈禧不大可能出生在今呼和浩特市。此其四。
第五，慈禧出生在今山西长治说。这是近年来的一种新说法。此说认为慈禧不是满洲人，生父也不是惠征。今山西长治当地传说：慈禧原是山西省潞安府（今长治市）长治县西坡村王增昌的女儿，名叫王小慊，4岁时因家道贫寒，被卖给上秦村宋四元家，改姓宋，名龄娥。到了11岁，宋家遭到不幸，她又被转卖给潞安府（今长治市）知府惠征做丫头。一次，惠征夫人富察氏发现龄娥两脚各长一个瘊子，认为她有福相，就收她作干女儿，改姓叶赫那拉氏，取名玉兰。后来玉兰被选入宫，成了兰贵妃。说慈禧是王家的女儿，当地提出的根据是：第一，王姓家谱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一直续谱到现代。王氏家谱上更写着：“王小慊后来成为慈禧太后”。但是，这份家谱不是原家谱，是后来重抄的。第二，当地还传说：在西坡村外边的山脚下，还有据说是慈禧生母的坟。坟前有碑，原来是木牌，后来竖立石碑。说慈禧是宋家的女儿，当地提出的根据是：首先，在上秦村里至今保存着一处娘娘院，被认为是慈禧入宫前住过的院落。其次，在宋家的炕上曾刨出了当年慈禧给宋家写的家信等，据说她娘家六代侄孙还保存着这封信。再次，在上秦村居住的宋家老人说：“慈禧太后是咱家的。”为此，宋家曾联名写信，要求政府调查澄清这件事。上面的传说，有文有物，具体生动。长治地方众口一词，画押证明，说慈禧是长治人。长治市还为此专门成立“慈禧童年研究会”。上述动人的传说，真是太传奇了。可是经专家考证，在这段时间，历任潞安府的知府共有七个人，却没有惠征。既然惠征没有在山西潞安府做过官，那么慈禧怎会在潞安被卖到惠征家呢？显然，这种说法也不可靠。这是关于慈禧出生地及身世的第五种说法了。
慈禧的父亲惠征在咸丰二年出任安徽宁池太广道，当时正是太平军横扫大江南北之时，安徽地界很不太平。惠征到任内不足一年，就不安于小小道员的官职了。第二年三月，惠征以“携带饷银印信避至镇江”而被上级官员开除离职，同年六月初三，惠征悲愤致病，最后客死于江苏镇江府，终年仅四十九岁。
慈禧的母亲也出身于显宦人家，慈禧的幼年就生活在京城，一家三代虽然都未能做到显赫的一二品大员，但却也是风光无限的达官了。为了能够进一步的升迁，慈禧的家中几代人都作了非常大的努力，但是收效却甚微。祖辈的坎坷遭遇，力图升迁的经历，给了幼年的慈禧深刻的影响，也让她在日后对权力抓得特别紧。
以醇酒妇人自戕
咸丰元年即公元1851年，清廷按照惯例颁诏选秀女。这为慈禧进入皇家提供了一个机遇。慈禧由镶蓝旗佐领恩祥选送入宫，于咸丰二年二月被皇帝看中，被封为兰贵人，于五月初九奉旨进入宫廷。咸丰四年二月二十六日晋封为懿嫔。
慈禧在咸丰元年入宫时，被封为懿贵人，那一年她１６岁，比咸丰皇帝小四岁。这就是说，叶赫那拉氏在宫里的起点并不高，比贵人高的有嫔、妃、贵妃、皇贵妃，当然最高的是皇后，而贵人在宫中仅仅是比“常在”、“答应”高一点点。
咸丰的第一位皇后是他在藩邸时的嫡福晋萨克达氏，这个短命人在咸丰即位前的一个月去世，被追封为孝德显皇后。咸丰的第二位皇后是钮祜禄氏，虽然比叶赫那拉氏小两岁，但她在咸丰居藩邸时就嫁了过去，咸丰册封钮祜禄氏为孝贞显皇后。
对叶赫那拉氏即日后的慈禧太后来说，能否上位，主要得能否生儿子。而能否生儿子，首先得争取到生儿子的机会。
可后宫中粉黛如云，竞争异常激烈，她使出了浑身解数，争取获得了生儿子的机会。慈禧后来曾回忆那段经历说：“入宫后，宫人以我美，咸妒我，但皆为我所制。”可见这个女人也绝非善类。后又生皇子载淳，其地位更为巩固。
咸丰子嗣不旺，结婚后七八年里，二十来个后妃，却就是没有一儿半女。打破咸丰子嗣零纪录的是与叶赫那拉氏同时进宫的丽嫔他他拉氏，他他拉氏在咸丰五年五月生下一位公主。紧接着懿嫔叶赫那拉氏也在咸丰六年即１８５６年三月生下了大阿哥载淳，咸丰狂喜不已。
早在咸丰五年，慈禧怀孕后，慈禧之母于是年的年底至储秀宫陪同住宿，以便照应自己的女儿。经过一番“刨喜坑，选佣人，备木槽”等紧张准备而又繁杂的宫廷礼仪后，懿嫔终于迎来了分娩的时刻。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咸丰六年三月《懿妃遇喜大阿哥》档册一份，记载丁当时的一些具体细节：二十三日巳时，懿嫔开始坐卧不安，随储秀宫服役的太监韩来玉，问接生姥姥口氏，说似有转胎之象。这就是说可能会难产。但在三月二十三日未时，懿嫔却顺利地分娩出一个阿哥。收拾完毕后，太监带领两个大夫来到储秀宫，一个是给大人察看身体，一个是给刚出生的孩子检查身体。两位大夫给懿嫔母子号脉，母子均安，皇帝大喜。
慈禧生的这位大阿哥取名载淳，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咸丰八年，咸丰帝的玫贵人徐佳氏生下第二个皇子，可惜一出生，此子就夭折了；从此以后一直到清王朝宣统皇帝宣布退位，甚至被赶出宫前，紫禁城内再也没有一位后妃生儿育女了。因此，慈禧所生的载淳被皇帝视若掌上明珠。
时年二十二岁的慈禧，于咸丰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即晋封懿妃，次年又晋封为懿贵妃，在宫中的地位日益显赫，仅次于皇后了，真正是母以子贵。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慈禧被抬入镶黄旗满洲，这就是所谓的“抬旗”。清朝八旗制度有所谓“上三旗”与“下五旗”之分，上三旗指的是镶黄、正黄、正白；下五旗则指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五旗。关外征战时，上三旗由皇帝亲自统帅，位高势尊，下五旗则是由各旗旗主带领，和皇帝关系不是很密切，所以政治地位较“上三旗”低下。同治帝继位后，慈禧“母以子贵”，故其母家得以破格被抬入镶黄旗。
咸丰实际上日子很不好过。面对着严峻挑战，他必须得有力挽狂澜的能力和勇气，可他完全不具备，只事歌舞升平的他对于接踵而至的内忧外患不胜其烦：内忧的是太平军势头过猛，打了好几年也未有最后胜负；外患的是英、法等国得寸进尺。咸丰承受不了如此强大的重负，已经烦到连奏章都懒得看的地步，对于如同一团乱麻的内政外交，他索性选择了逃避。
从咸丰四年即１８５４年，咸丰皇帝就已经把同英、法谈判的包袱甩给了广东巡抚叶名琛，但涉及到公使驻京、开放长江沿岸城市为通商口岸、贸易税、传教等等一系列问题则是叶名琛无权解决的，而上述要求又是西方列强蓄谋已久的，以至彼此谈了一两年也不可能达成协议。第二次鸦片战争终因英国领事巴夏礼利用“亚罗号”事件而爆发了。
英法联军在十一月十四日攻陷广州，就连广东巡抚叶名琛也沦为俘虏。稍后，英国军舰十余艘、法国军舰六艘、美国军舰三艘、俄国军舰一艘在咸丰八年即１８５８年三月初抵达天津的白河口。
白河口距离天津二百里，清政府设置大沽炮台进行保护。四月初八，大沽炮台陷落，京师戒严。咸丰只能在英、法、美、俄拟好的条约上签了字，这就是包括赔偿英法军费、商业损失四百两在内的不平等的“天津条约”。
可英法两国对已经获得的权益依然不满意，英国内阁已经通过再次发动战争的表决，到北京换约不过是发动战争的借口。而清政府很多人也认识到，同英法打交道“断非口舌能争，亦非微利能动，必得用兵方可”，然而当时“内寇方帜，民困未苏”，在“将天津海口预备齐全之前”还是“以免登时决裂”为上策。
在畿辅地区开战，必须要打有准备之战、有把握之战。可这时大沽炮台失守、英法联军占领了天津，清政府根本就顾不上去更新炮台装备。
最让人遗憾的是，以咸丰为代表的大多数清朝官员对西方列强的情况两眼一抹黑，在对外交往中要么是盲目乐观，要么是一味妥协。当英法联军从天津向北京进发中，咸丰却打算以御驾亲征的名义外逃。
联军到达通州后，北京局势已危如累卵，在谈判不利的情况下，怡亲王载垣扣留了巴戛礼，想迫使对方也能接受一点清政府的条件，不料此事反而成为了一心要挑衅的联军发起进攻的最好借口，虽然僧格林沁在八里桥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联军如狼似虎，八里桥、定福庄均已失守，朝阳门更是一战即溃。
咸丰十年，英法两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侵略军由广东挥师北上，**，攻陷大沽，陈兵天津，京师受到严重威胁。咸丰帝束手无策，时而要“御驾亲征”，时而又策划遁逃。慈禧却在关键时刻头脑冷静，她认为：皇上在京可以镇慑一切，圣驾若行，则宗庙无主，恐为夷人践毁，昔周室东迁，天子蒙尘，永为后世之羞，今若遗弃京城而去，辱莫甚焉。
可惜慈禧的这一主张未被咸丰帝采纳。当通州八里桥败讯传来，联军进逼北京城下，咸丰的应对就是逃！
他与皇后钮祜禄氏、懿贵妃、大阿哥载淳等仓促北逃承德，而将残局留给已经赋闲五年的六弟恭亲王奕訢收拾。当他们平安逃到了热河的避暑山庄。而在离京前，他把同洋人谈判这件极为棘手的差事交给了恭亲王奕訢的同时，咸丰还下达了处死巴戛礼的命令。但奕訢此时来了个“君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释放了巴戛礼。可这也没用，联军依然向北京推进，奕訢也逃了，不过他只是跑到卢沟桥一带，紧接着圆明园、颐和园、玉泉山、香山相继被劫掠、焚烧，这把火从八月二十二日开始燃烧，持续了将近半个月，尽管奕訢已经在联军拟订的更加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上签了字，但火势依旧，皇家园林冒出的熊熊浓烟与窜动的火苗，对每个中国人都如同烈火焚心。
联军从安定门入城，驻扎在国子监一带，京城内外一片惶恐。
留在北京的奕訢惶恐不安，度日如年，逃到承德的咸丰则是惊弓之鸟，面对北京条约，他只有用玺的义务，没有审批的权利。“城下之盟，春秋耻之”，可签订北京条约，敌军岂止兵临城下，完全是占领了京城，这是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
咸丰十年即１８６０年九月底，占领北京的联军在“北京条约”正式签订后撤走，京城又成为了帝都，恭亲王等廷臣一再吁请皇帝回銮，但咸丰就是不想起驾，惟恐“夷人又来挟制，朕必将去而复返”。他无法面对圆明园、颐和园、玉泉山等皇家园林沦为废墟的现实，也无法面对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被他抛弃的宗庙、社稷，就这样，既没有面对现实的勇气，也没有痛定思痛、励精图治的志气，那么就只能躲在避暑山庄消极待日。
无力回天的咸丰消极非常，完全是在用醇酒妇人来自杀，他用酒色来发渲内心的痛苦，他原本就不健壮的身体步入恶性循环的轨道，他的病情迅速恶化。第二年的即１８６１年七月，一天晚饭后，咸丰突然昏了过去，死亡的迫近让三十刚出头的咸丰开始安排自己的后事了，他的大阿哥才六岁啊，他既怕有才干的奕訢起了篡位之心，又怕大臣辅政会重蹈当年顺治四辅政的老路子，同时还担心大阿哥的生母懿贵妃会欺负老实的皇后。在承德避暑山庄，慈禧“披览各省奏章”，议论朝政得失，这些举动渐渐引起了咸丰帝及其亲信肃顺等朝臣的不满。肃顺甚至请求咸丰帝行“钩弋故事”，即仿照汉武帝的做法，将太子之生母钩弋夫人赐死，以除后患。这让慈禧与肃顺之间的关系已势同水火。
然而咸丰帝却不具备汉武帝的远见，“濡需不忍”，并且咸丰认为，留下叶赫那拉氏，或许对八大臣是个挟制，最终他有了一个自认为万全的安排：以两宫牵制辅弼的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八大臣，再以皇后钮祜禄氏制约叶赫那拉氏。即刻有“御赏”的印颁给钮祜禄氏；把刻有“同道堂”的印颁给载淳，“同道堂”暂由载淳生母叶赫那拉氏代管，待小皇帝亲政归还。凡八大臣所拟谕旨必须要上面盖有“御赏”、下面盖有“同道堂”之印才能生效。单独颁给钮祜禄氏“御赏”之印则体现出皇后的地位永远在母以子贵的叶赫那拉氏之上。咸丰召见的最后一个人就是他的皇后钮祜禄氏。
咸丰十一年七月初十，咸丰帝忧劳成疾，暑泻日久，终至病逝于烟波致爽殿。
发动政变
皇太子载淳即位柩前，尊嫡母钮祜禄氏为母后皇太后，亦称母后皇太后为慈安皇太后；因钮祜禄氏居住的钟粹宫在紫禁城的东路，民间又称慈安为东太后。生母叶赫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亦称圣母皇太后为慈禧皇太后。因慈禧居住的储秀宫在紫禁城的西路，故民间又称慈禧为西太后。
八大臣给新皇帝拟的年号是“祺祥”。咸丰安排的八位顾命大臣中，最有能力的是郑王端华的弟弟、时任御前大臣肃顺。
此时的慈禧以圣母皇太后身分代行皇帝职权。朝廷出现了垂帘、辅政兼而有之的局面。但慈禧对于这种政治格局，仍感到很不满足，她一心想的是垂帘听政，大权独揽。而以载垣、肃顺为首的辅政大臣则坚决反对慈禧干预政务。这两股政治势力之间，已经隐藏着深刻的矛盾。而当时的政治舞台上还潜伏着另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即恭亲王奕訢的洋务集团。
本来，清朝自开国以来从无太后垂帘听政的惯例，于是渴望垂帘听政的小皇帝生母叶赫那拉氏，首先说服了对处理政务无甚兴趣的慈安同意太后垂帘听政。
接着御史董元醇上书言事，直接吁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明确提出“现值天下多事之秋，皇帝陛下以冲龄践祚……臣以为宜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海内咸知皇上圣躬虽幼，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左右不能干预”。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董元醇竟直接提出变更清朝祖制以及咸丰遗诏的奏请：“虽我朝向无太后垂帘之仪，而审时度势，不得不为此通权达变之举”，“襄赞政务，虽有王大臣军机大臣诸人，臣以为当更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同心辅弼一切事务”。
虽然董元醇的奏折给“留中”了，然而以肃顺为代表的八大臣却不依不饶，以小皇帝的名义草拟了一份严厉斥责董元醇的上谕：“我朝圣圣相承。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体，朕以冲龄仰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御极之初，何敢更易祖宗旧制……该御史必欲于亲王中另行简派，是诚何心？所奏尤不可行！以上两端，关系甚重，非臣下所得妄奏……”慈禧、慈安不同意发布批驳董元醇的所谓上谕，为此两宫皇太后与小皇帝召见顾命八大臣，由于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词语激昂，以至把小皇帝吓得都尿了裤子。一向比亲妈更心疼小皇帝的慈安只能宣布“明日再说”。由于两宫皇太后不肯用“御赏”与“同道堂”的印，斥责董元醇的上谕也就发不出去。
为了向两宫施加压力，八大臣来了个集体撂挑子——用当时的话就是“搁车”。八大臣的强硬态度，愈发坚定了慈安支持慈禧实行两宫垂帘听政的决心。但她们俩绝斗不过八大臣，她们必须联合在京城的六爷奕訢。而恭亲王正因被排除在顾命大臣的行列而难以释怀，慈禧便利用恭亲王奕訢的愤愤不平，以及慈安对襄赞八大臣心存芥蒂，一起惊天政变就这样安排成了。
慈禧因势薄力单，不得不对八大臣作了些妥协，但是她却通过自己的妹妹那拉氏与妹夫醇亲王奕譞加紧了准备政变的步伐。
顾命八大臣可以颁布上谕，痛斥董元醇“殊属非是”，但他们无法阻止两宫太后和小皇帝的回銮计划，因为一旦回到京城。就是奕沂的势力范围了。
十月二十六日，两宫太后由热河乘坐骡车起驾回京。端华、载垣等七名赞襄政务大臣护驾同行。肃顺率领亲军拱卫着咸丰棺柩行进缓慢，远远落在了两宫的后面。十一月一日，两宫太后回到紫禁城，第二天在朝房逮捕了端华、载垣。
肃顺于十一月二日晚，拱卫着咸丰棺柩到达了密云行宫。密云副都统德兴阿安排护卫部队在檀营整休一日。密云行宫由“檀营”驻军担任警戒。夜间，醇亲王奕譞（咸丰七弟、慈禧妹夫）由北京赶到密云，在德兴阿的配合下，顺利地擒获了肃顺，然后拱卫着咸丰棺柩回京。在京文武大员及臣民们在东郊半壁店跪迎咸丰棺柩，肃顺被押械在囚车之上回到了北京。
十月六日，慈禧下令将载垣、端华赐死，慈禧命其二人在在宗人府空室自尽；至于肃顺，则以其悖逆狂谬，较载垣等尤甚，本应凌迟处死，后加恩改为斩立决。十一月八日，肃顺被斩之日，万人空巷，前往观看。肃顺白衣白靴，面无惧色，骂不绝口。囚车行至菜市口刑场肃顺又拒而不跪，被刽子手打断腿骨，始下跪就刑。
而两宫皇太后同小皇帝回到京城后，在恭亲王奕訢的导演下，大学士周祖培、贾桢、驻防京畿的胜保都把吁请两宫垂帘听政“因时制宜”、“而于近支亲王中择贤而任”等内容的奏折呈上。
十一月十一日载淳在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撤改“祺祥”，年号换为“同治”，意在两宫太后同治天下。十二月二日，清廷宣布两宫太后垂帘听政。
这场晚清政治舞台上动人心魄的权力争斗，被称为“祺祥政变”，又称“辛酉政变”。它为慈禧上台执政铺平了道路。以当时情形而论，以肃顺之才，早已经能够知道慈禧与他水火不容，应该早下手除掉慈禧，可惜载垣、端华之流才能平庸，没有采纳肃顺的建议。最后都落了个自杀的自杀、砍头的砍头的下场。
“辛酉政变”取胜的直接原因在于，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訢抓住并利用官民对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的强烈不满，对“承德集团”不顾民族、国家危亡而逃到避暑山庄的不满，而把全部责任都加到了顾命八大臣头上。也把咸丰皇帝到承德的责任加到他们头上。从而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訢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争取了官心、军心、旗心、民心，顾命八大臣则成了替罪羊。
至此咸丰遗诏中“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的谕令已经被推翻。与此同时，八大臣为新君所拟定的年号“祺祥”也一并被废弃。在这场政变中，最大的赢家就是慈禧，由此而揭开的就是她左右政坛４８年的历史。
咸丰皇帝的原意是让八大臣和两宫太后权力互相制约，既不让辅臣一手遮天，又避免后宫专政。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咸丰皇帝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他的临终遗命被否定，分散权力的目的没有达到，反而制造矛盾的严重后果却日见凸现出来。它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引发了“辛酉政变”。关于政变的过程和结局，许多书里都有详尽记述，这里不再多说。我们更关心的是慈安太后在这场政变中所起的作用。
慈安太后在辛酉政变中的独特地位。这场政变实质上就是一场朝廷内部的权力之争。一方是两宫皇太后和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皇族，另一方则是咸丰帝临终任命的八位赞襄政务王大臣。这场政变的组织者、策划者和领导者是慈禧，其主要倚靠的骨干力量是奕訢，但也绝对不应忽视慈安在其中的作用。她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名正言顺的原中宫皇后、当时的母后皇太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她是这场政变中决定成败的关键性人物。这一点，机敏而工于心计的慈禧比谁都清楚。慈禧更清楚自己是靠“母以子贵”才登上皇太后宝座的，声望、资历、影响力远逊于慈安。如果不将慈安争取过来，夺权、垂帘听政的目的就达不到。慈禧凭其如簧之舌，终于将慈安拉到了自己这一边。反过来，如果慈安旗帜鲜明地坚定拥护咸丰帝的遗命，毫无保留地支持并站在八大臣一边，辛酉政变就不会发生，这段清史就得重写。
慈安太后在日常朝政中的表现。有书记载，慈安“及与孝钦后（慈禧）垂帘听政，首简恭王入军机处。时国人称孝贞优于德，而大诛赏大举措，实主之；孝钦优于才，而判阅奏章，裁决庶务，及召对臣工，咨访利弊，悉中款会”。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时人对慈安和慈禧的评价是各有所长，慈安“优于德”，慈禧“优于才”。一些日常的事务由慈禧处置，但每遇朝政大事，还是要由慈安太后最后决定。慈安太后的理政之才主要表现在：
一、重用能臣，“同治中兴”。慈安与慈禧密切配合，发挥己长，励精图治，在朝内重用奕訢、奕譞、文祥、倭仁等重臣，外用一批优秀的汉族将领，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使得同治年间出现了“中兴之象”。1914年出版的《清朝全史》记载：“同治改元之初，即知曾文正公之贤，授为两江总督。文正感其知遇，尽心谋国。而东宫（指慈安——笔者）则自军政、吏治、黜陟、赏罚，无不咨询文正而用其言。”于是当时遂有“至军国大计所关，及用人之尤重大者，东宫偶行一事，天下莫不额手称颂”之说。
二、诛杀安德海，朝野称快。清朝制度：太监不得出都门，犯者杀无赦。安德海是慈禧的心腹太监，他依仗慈禧的宠信，胡作非为，肆无忌惮。朝中大臣，甚至连同治帝都恨他入骨。同治八年（1869）八月，安德海请求慈禧派他到江南置办龙衣，获得许可。但他不知收敛，一路招摇，途经山东境内时，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拿获。丁宝桢迅速将此事上奏朝廷。慈禧有意袒护，慈安“立命诛之”。结果安德海被就地正法。由于慈安的力主其间，安德海才得以伏法，当时朝野上下，人心大快。
由上可见，慈安皇太后不仅有德，而且有才，小事不拘，在大事上决不糊涂。慈安的存在对慈禧是有着相当震慑作用的。
她们不是情敌
电影《垂帘听政》中，有关慈禧残酷迫害咸丰帝的另一个妃子丽妃的情节一直让人印象深刻。在影片中，慈禧与丽妃是一对情敌。丽妃千娇百媚，能歌善舞，深受咸丰的宠爱，根本不把慈禧放在眼里。一心想要承宠、费尽心机往上爬的慈禧对她妒恨不已。咸丰皇帝死后，慈禧成功发动辛酉政变，实现垂帘听政，成了大清皇朝的实际统治者。她在肃清了敌对势力后，回过头来整治昔日与她争宠的丽妃。慈禧效法汉代吕后迫害戚夫人的方法，将丽妃的手脚悉数砍去，装在一个坛子里，对她极尽侮辱之能事。这段情节，在影片中阴森恐怖，尽力将慈禧塑造成了一个刻薄寡恩、睚眦必报的恶毒妇人形象。那么，历史上是否真有丽妃这样一个人，她与慈禧的关系真的像影片描绘的那样吗？慈禧真的以那样残酷的手段迫害过她吗？
据史书和清宫档案记载，丽妃是主事庆海的女儿，他他拉氏。道光十七年即1837年二月二十七日生，比咸丰帝小六岁，比慈禧小两岁，与慈安同岁。咸丰元年即1851年参选秀女时，丽妃和慈禧同被选中。丽妃被封为丽贵人，慈禧被封为兰贵人。
咸丰二年，二人同时入宫。咸丰四年，丽妃被封为丽嫔，慈禧被封为懿嫔。咸丰五年五月初七日，丽妃为咸丰帝产下了皇长女，三天后就晋封为丽妃。
咸丰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慈禧生下了皇长子载淳，即后来的同治帝，当天就晋升为懿妃。
咸丰帝死后不到三个月，慈禧就以同治帝的名义，以“丽妃侍奉皇考有年，诞育大公主”，晋封她为丽皇贵妃，越过了贵妃这一级，一次升了两级。同治十三年十一月，慈禧又降懿旨，尊封丽皇贵妃为丽皇贵太妃，地位仅低于皇太后。
多年来，丽妃体弱多病，经常吃药，于光绪十六年即1890年十一月十五日病逝，享年54岁。她死后第三天，光绪帝亲自到金棺前奠酒、行礼。她的金棺暂安于田村殡宫。光绪十九年四月十八日，丽妃金棺葬入清东陵的定陵妃园寝。这座妃园寝的后院建有15座宝顶，共分三排。丽妃的宝顶位于第一排的正中之位，处于这座园寝的最尊贵的位置。
丽妃所生的女儿是咸丰帝惟一的女儿，所以备受咸丰帝和众妃嫔的喜爱，同治九年被封为荣安固伦公主。清朝制度：只有皇后生的女儿才能封为固伦公主，妃嫔生的只能封和硕公主。按此规定，丽妃生的这个女儿应封和硕公主，可是慈禧却破例封她为荣安固伦公主。
以上史实表明，丽妃不仅未受到慈禧的迫害，反而受到了慈禧的格外关照和一系列礼遇，这表明丽妃与慈禧的关系是十分融洽的。由此看来，经常以专横跋扈、阴狠刻毒面目示人的慈禧也还有温情、恤下的一面。
也可能是因为丽妃本人比较温顺听话，而且在慈禧牢牢掌握了国家、后宫大权之后，丽妃对她不构成任何威胁，所以才对她如此礼遇有加。而一旦有人胆敢忤逆她的旨意，挑战她的权威，慈禧流露的就是另一副面孔了。这从她对儿媳的态度上可见一斑。
唯我独尊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九，载淳在太和殿举行登极大典，以明年为同治元年。十一月初一，同治奉两宫皇太后到养心殿垂帘听政。封奕訢为议政王，享受双亲王的俸禄，并入主军机。
通过一系列施政，两宫皇太后与奕訢所组成的三人同盟，开始了一个稳定时期。动**的局势，也迫使他们必须同舟共济。
在这个组合中，地位最高的是慈安，但恰恰是她在三巨头中最为薄弱。据薛福成的《庸庵笔记》所载“西宫太后性警敏，锐于任事，太后（指慈安）悉以权让之，颓然若无所与者”。
慈禧本来就是个一山不容二虎的人，更何况三虎！因而慈禧极力争取慈安，以恭亲王在两宫面前失礼作为借口把奕訢从三巨头中排挤出去。所谓失礼实在是慈禧有意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来找奕訢的碴。
在慈禧的策划下，一份弹劾奕訢“揽权、纳贿、徇私、骄盈”的奏折在同治四年三月初四，炮制出笼，慈禧遂利用这份“均系风闻”的弹劾，以同治的名义罢免了奕訢的一切职务。
但令慈禧始料不及的是，不仅内阁以“此事须有实据”拒绝附和两宫的意见；在要颁布处分奕訢的谕旨时，内阁大学士周祖培竟以“此惟两宫圣裁，非臣等所敢知”为由而拒绝拟旨；以至慈禧不得不亲自动笔，把“事出有因”写成“是出有因”；“诸多狂傲”写成“诸多狂敖”；“倚仗爵高权重”写成“以仗爵高权重”；“诸多挟制”写成“诸多挟致”；“若不及早宣示，朕亲政之时，何以用人行政”，也许她已经忘记是以同治的口气写谕旨了，竟然写成“若不即早宣示，朕归政之时，何以用人行正”，居然把“亲政”写成“归政”。
让慈禧惊诧的是，就连近支亲王也都开始上书：“请皇太后、皇上恩施格外……”更令慈禧感到意外的是，被派往东陵祭祀的醇亲王闻讯也急忙赶回，上言道：“恭亲王感荷深恩，事烦任重，其勉图报效之心，为我臣民所共见。至其往往有失检点，乃小节之亏，似非敢有心骄傲，若因此遽而罢斥，不免骇人听闻，于行政用人，殊有关系。”
王公大臣的反对使慈禧意识到：虽然经过四年的垂帘，要甩开老六奕訢还为时尚早，在三月十六降旨：恭亲王“仍在内廷行走，并仍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直到四月十四日才又下达“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毋庸复议政名目，以示裁抑”。但慈禧毕竟削掉了奕訢的议政王名号。
奕訢目睹了洋枪洋炮的厉害，在他的带动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一批封疆大吏也都开始办起了洋务，自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中叶以后以国防工业为领军的涵盖采矿、制造、航运、近代教育等方面的洋务运动在中国崛起，江南制造局、福建造船厂、轮船招商局的建立以及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等措施，都使得晚清社会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洋务与维新之间的差距其实就差那么一步，用冯桂芬的话来说就是：“略仿西法”、“注重舆论”、“废除科举”、“改进教育”“加强地方自治”鼓励读书人“发表政见”。
同治亲政后，为了重修圆明园和恭亲王闹翻，一气之下把恭亲王一切职务革掉。虽说当时慈禧已经归政，但她依旧控制着同治，她把同治训斥了一通，令同治撤销颁出的谕令。慈禧为什么要宽容恭亲王，因为紫禁城内又出现了新的危机：同治在立后问题上竟然不听生母慈禧的安排，而听嫡母慈安的意见，在后宫内慈安、同治再加上同治皇后一起来对付她，她必须得缓和同恭亲王的关系。而同治急着要修圆明园说的是为了母亲，实际是想把慈禧打发到园子里，皇宫内院好由他和皇后把持。深谙权力之争的慈禧很清楚，在充满激流险滩的政坛上既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所以她把恭亲王争取到自己这边，是对于她的下一步有利的。她想要结束同治走向独尊了。而同治驾崩，则为结束三人同治、走向独裁铺平了道路。
同治帝亲政未及两年，就因病结束了短暂的一生，同治十三年即公元1874年，载淳染上天花，于十二月五日死于养心殿东暖阁。谥继天开运中居正宝大定功圣智诚孝信敏宽毅皇帝。庙号穆宗。葬河北遵化清东陵之惠陵。
同治皇帝死时并无一子，慈禧主持为同治立继承人，不允许同治皇后参加，对此居然没有人质疑，足以反映出尚未议储，慈禧就已经主宰了议储会议。
无论在一些正史著述还是在野史传说中，都盛传慈安太后手中保留着咸丰临终前给她的手谕，并对皇后说道：叶赫那拉氏“今既生皇子，异日母以子贵，自不能不尊为皇太后，惟朕不能深信其人。此后如能安分守己，则已，否则汝可出此诏，命廷臣传遗命除之”。
如果真有那份手谕，也不可能是临终前写的，那时咸丰连“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都是口述由臣下记录的，除非咸丰在肃顺的提醒下早就写好了这份遗诏，在临终时交给皇后。据说慈安为了表明对慈禧的信任，把遗诏拿给慈禧看，并当着慈禧的面把遗诏焚烧，才使得慈禧愈来愈跋扈专横。
从名分上说，应该由慈安主持此次立储会议，同治的死已经使得慈禧失去母以子贵的基础，但深通权术的慈禧已经在一年前的圆明园风波中把恭亲王奕訢置入毂中，这一次是慈禧同奕訢联手，立慈禧的外甥兼侄子、也就是醇亲王同自己妹妹生的载湉作为咸丰的继承人，这样她可以继续垂帘听政，因为当时载湉年仅4岁。
慈禧的安排让“诸王皆谔”，毫无思想准备的醇亲王竟然当场昏了过去，只有恭亲王奕訢神态自若，不仅斥责醇王失礼，还“令侍卫”把醇亲王“扶出”，显而易见恭亲王是慈禧的同谋，因而“诸王不敢抗后旨”，当四岁的载湉被抱进宫后，才四十岁的慈禧再度垂帘，光绪时代就此开始了。
在美女如云的皇宫，在多情好色的咸丰帝身边，能保持十年荣宠不衰，除了凭借她本人超凡的容貌和人品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她有一套十分成功有效的处理和驾驭她与众妃嫔、与夫君皇帝关系的秘诀。这些都足以表明慈安是一位城府很深的大智若愚的女性。即使把她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来衡量，即使把她与慈禧放在一起做比较，慈安太后也绝不是一无是处。决定朝政大端，慈安优于德，而慈禧优于才。慈安对权力不感兴趣，所以日常朝政多让慈禧处理。而“慈禧慑于嫡庶之分，亦恂恂不敢失礼”。遇到朝政大事，慈禧不敢擅做主张，仍要征询慈安的意见。由此可见，慈安太后在控制局面、掌控权力方面也是很有一套办法的。在光绪年间任过大清国驻英国大使，回国后先后任过光禄寺卿、太常寺卿、大理寺卿、左副都御使的薛福成，在他的《庸盦笔记》中记到：诛杀陷城失地、临阵逃脱的两江总督何桂清，将骄蹇贪**的胜保下狱赐死，赏给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爵位，皆出自慈安之意。
慈安比慈禧根本不同处还在于，她一心扶助同治，无论是同慈禧一起抑制恭亲王、还是又同恭亲王联合除掉安德海，都是为同治亲政做准备，她不能让同治受制于他人。
好不容易支撑到同治亲政，她正以为可以对得起先帝的临终重托，偏偏同治又早逝！关于同治在病危时被生母“断医药饮食”以及同治皇后连同腹中的孩子——也就是同治的惟一骨肉，被慈禧活活逼死，这些她也是在事后才听到的。慈安开始主动退避，她认为光绪不是先帝的骨肉，因此她不去操心了。然而慈禧并不因为慈安的退让而善罢甘休，慈安毕竟是咸丰的皇后，她绝不能让光绪成为第二个同治，倚仗慈安和自己作对。除掉慈安，已经成为慈禧的下一个目标。据（美）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孝钦显皇后传中写道：
“１８８１年４月７日（即光绪七年三月十一日）孝贞皇太后突然去世，染病仅一日”，而该文译者王澈在这段的文字后面还特意加了这样一条注“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上谕档》，孝贞从发病到死亡不到两个小时”。
在当时就“传言四起，说孝贞是被孝钦毒死的”，而萧一山在其著作的小标题中就赫然写有“慈安被弑”，书中也有“慈禧悍然弑之”的表述。
关于慈禧的病，在萧一山先生著作中也有如此一段描述：“光绪七年，慈禧忽患疾甚剧，征中外名医治之，皆无效。盖由误认血崩所致。惟薛福辰（福成兄）诊其脉，知为小产，乃投以疏瀹（yue）补养之品，奏效如神。”这段材料表明慈禧因小产而血崩，这就是说她也同武则天一样，是有面首一类的男性服务者。
事情弄到这一步，慈安不会听不到风声，在慈禧病好后，曾备酒宴与其推心置腹谈心。慈禧生怕被慈安给点破此事，更何况咸丰临终前同钮祜禄氏的密谈，对慈禧来说是个永远摆脱不了的禁锢。而慈安之死对恭亲王不啻当头一棒，在宫内惟一能对慈禧进行制约的人不复存在，她从此可以独裁独尊了。
三人同治，虽说有个互相制约的问题，但总还可以互补，可以减少决策中的失误；没有了制约、没有了互补，只能执迷不悟，一错再错，甚至还会把最后一点回旋的余地都给断送了。
毁光绪毁大清
从１８６４年清军攻克太平天国都城南京至中法战争爆发前的二十年，无论国际环境还是国内形势都为清王朝发展自身实力、实现“自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遗憾的是，清王朝的决策人慈禧和奕訢只满足于购置洋枪洋炮、建立军事工业，没能抓住这极为关键且永不复来的二十年，同时，他们把主要精力用于内部的权力之争上——两宫与恭亲王、恭亲王联合慈安遏止慈禧、慈禧与同治及同治皇后明争暗斗。慈禧利用一系列的内耗建立了个人独裁，清王朝不仅与“自强”失之交臂，也始终没有跨过从洋务到维新的关键一步。然而与中国仅一水之隔的日本，恰恰是紧紧抓住了这一稍纵即逝的机会，不仅挣脱列强对自身的束缚，完成了明治维新，而且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它的近邻——朝鲜与中国。慈禧虽然很懂权术，但在应对国际形势比恭亲王奕訢差得多，所以她在大权独揽后，外交一误再误，终至铸成难以挽回的大错。中法之战及所签订的“中法新约”，就是慈禧在独权后外交的一大败笔。
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中法战争爆发，清军恐怕“失和”而“退让”。光绪十年，法国舰队司令孤拔率领舰队驶入福建水师基地马尾军港。清军被迫迎战。同年，法军又进攻吴淞口。法军再侵犯台湾淡水、鸡笼(今台湾基隆)，台湾军务大臣刘铭传率领守军扼守淡水，击退敌军侵略。第二年初，法军在水路进攻浙江镇海，在陆路进攻镇南关，清军获得“镇南关大捷”。光绪十一年（1885年）四月，清朝“以胜求和”、“不败而败”，派李鸿章同法国代表在天津签订《中法新约》。
同时，在处理险恶复杂的国际形势，慈禧出现重大失误，即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清王朝联合俄国牵制日本。国土辽阔且与中国接壤在万里以上的俄国，早就对中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俄国在“与中国接壤之境，每值勘界，则必侵入”。
１９世纪六十年代，俄国利用《中俄北京条约》，攫取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此后又把侵略矛头对准了中俄边境的西段，并在１９世纪七十年代，利用阿古柏在新疆的分裂活动、清政府忙于平定内乱的机会，俄国又出兵占领巴尔嘎什湖以东以南及至伊塞克湖南岸二百多公里一线的大片土地。此后则通过勘定中俄西部边界，使得侵占新疆４４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强盗行径通过外交方式得到确认。
慈禧并未从日本咄咄逼人的气焰中感受到新的军事进攻威胁已经在即，反而把精力放在六十大寿的操办上。当日本侵略者把甲午之战强加到清王朝的身上时，慈禧却一心想避战，只事消极应对。伴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列强瓜分中国的浪潮已经迎面扑来，然而此时慈禧的心思却放在拖延归政上，在她的心目中，保住无限期地听政，比应付咄咄逼人的列强更重要。
但岁月如梭，转眼就到了皇帝亲政的时候，光绪十三年即公元1887年正月十五日，光绪皇帝在太和殿举行大典，开始亲政，颁诏天下。到光绪二十四年即公元1898年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重新垂帘训政，光绪被囚禁，其间12年，为光绪亲政时期。
当时，对慈禧畏惧到极点的醇亲王深知太后最不能放下的就是手中的权力，于是他以国事多艰为由，恳请慈禧太后继续训政。但慈禧不放心，她娘家弟弟桂祥的女儿——比光绪大三岁的叶赫那拉氏册立为皇后，以便能在光绪的身边安插一个耳目。
如果光绪的执政理念同慈禧一致，也许问题就不会那样尖锐。毕竟从父系这边说慈禧是他的伯母，从母系那边论太后是她的姨母，从名分上他是皇太后与咸丰的过继儿子。但问题是光绪认为慈禧将近三十的政治经验已经难以应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必须改弦更张。
而慈禧权利欲过强，从北洋水师到军机处、总理衙门、督抚、都统的任命都把持在她的手里。光绪被她束缚得寸步难行。
他的授课师傅翁同稣给了光绪很大的影响。
翁同稣虽然是咸丰六年的状元，但他却并不是书呆子，管过户部，也在军机处、总理衙门当过差，有一定的从政经验。翁同稣竭尽全力想为大清王朝培养出一位有作为的皇帝，一位使中国走向自强的皇帝，而这就注定了光绪同慈禧在执政理念和措施上的差异。《马关条约》签订后，光绪在翁同稣的影响下同维新人士开始来往。
事实上，当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光绪皇帝改革，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慈禧西太后并不是一开始就反对变法，光绪皇帝在变法的开始的时候，曾经颁布一个诏书，这份诏书叫《明定国事诏》。光绪皇帝企图通过这个《明定国事诏》，把变法，把改革确定为国家的根本政策。光绪皇帝颁布这份诏书的时候，是请示过慈禧太后，而且慈禧太后不仅表示同意，而且慈禧太后表现得相当激进。慈禧太后当时说“今宜专讲西学”，意思是说说皇帝你不要变法嘛，很好啊！
光绪皇帝把起草这个变法文件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老师翁同龢，而且把慈禧太后的思想“今宜专讲西学”告诉了翁同龢，翁同龢觉得西太后走得太远了，所以后来翁同龢在诏书里还改了一下，叫“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基，同时又需要博采西学之切时务者，实力讲求”。意思就是翁同龢在西太后的意见上，他做了一点折衷，做了一点调和。他说我们首先要把中国的古代圣人的学问要作为国家的基础，同时呢，把西方学问里边对我们有用的那部分东西，我们要学过来。所以说慈禧太后最初赞成变法的，而且是主张学西方的，有些变法的内容是慈禧太后支持的。
但是慈禧太后的变法有一个底线，有一条不能够超越的界限。这个界限就是不能够损害西太后本人的权力，不能够损害满洲贵族的利益，步子不能走得太快，而且最重要的是不能够涉及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而恰恰维新派的改革和西太后本人的权力、和满洲贵族的利益发生了冲突，所以正是在这个情况底下，西太后决心镇压。
光绪进行戊戌变法的时间已经是１８９８年，此时日本的明治维新已经完成了三十年，而西方列强又处于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时期，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国际环境已经不如三十年前。更何况慈禧有意废黜光绪，维新党人决定由谭嗣同去说服曾经同“强学会”有联系的袁世凯派军队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真正兑现归政皇帝的诺言。
袁世凯表面同意支持变法，私下却向上司荣禄告密。这是致命的一击，袁世凯的告密使得本来就举步维艰的变法陷于彻底失败！
戊戌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废除新法。慈禧认为只要改革触及到了西太后本人的权利，触及满洲贵族的利益，那她是不能容忍的，那就把谭嗣同他们六君子送到了菜市口杀了，把维新变法全部否定了。
1900年，华北地区发生了义和团运动，这个运动的口号是扶清灭洋。
有着习武传统的山东民众在义和团的率领下率先起来反对洋人教堂所进行文化侵略与经济掠夺，在遭到巡抚袁世凯的残酷镇压，便转移到直隶一带。
义和团为了避免在直隶遭到镇压的命运，便公开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这恰恰与慈禧对洋人的愤怒心情相符。
慈禧太后觉得义和团可以利用，因此慈禧太后下令向八个国家宣战，首先是进攻北京的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向八个国家宣战。慈禧太后的宣战诏书是写得非常慷慨激昂，里面有这样的话：与其苟且图存，遗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中国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剪彼凶焰，张国之威。
慈禧竟然还采取坐山观虎斗：让义和团去同洋人厮杀，侥幸能灭灭洋人的威风，也出口心中的恶气；如果义和团敌不过洋枪洋炮，也可以借洋人的力量除掉肘腋之患；义和团毕竟已经到了京畿。
当义和团运动达到汹涌之时，她的退步抽身之计就是宣战。此时朝廷上下，无人能对慈禧所做出的宣战进行任何制约。
可她的宣战却只是对着使馆人员，须知宣战后的局面则是极其严峻和对以应付的。慈禧太愚蠢了，没落的清王朝怎么可能八个列强的对手呢？义和团的血肉之躯，它怎么可能跟洋人的洋枪洋炮来相抵抗。慈禧此次就是在既“不知彼”也“不知己”的情况下宣战的，实在是犯了兵家之大忌。就连慈禧最倚重的荣禄、李鸿章、庆王、袁世凯以及地方有影响的督抚刘坤一、张之洞等都反对打这场毫无准备的战争。但十几年的惟我独尊使得慈禧已经习惯为所欲为，听不进任何逆耳忠言，只图一时痛快。就连当了将近两年哑巴的光绪，也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开口说道：义和团全都是乌合之众，根本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洋兵利，能以骨肉相搏乎？奈何以民命为儿戏？”所有这些反对意见对于慈禧都等于零。从鸦片战争以来所发生的战争，清王朝都是被迫应战，可这次却是主动宣战，而且是同时向几个国家宣战，而且在宣战后，对于战略战术也都没有认真研究过。当时一位官员曾分析说：“以一国而敌十数强国，危亡立见。”
独断专行，确实痛快了一时，但慈禧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8月4日，八国联军两万余人从天津向北京进犯。慈禧太后在8月10日下旨西巡，但因车辆准备不齐，迟迟不能动身。14日，联军先头部队攻占天安门，次日凌晨进攻皇城东华门，慈禧此时胆量全无，吓得直打颤。黎明时分，急忙带着光绪皇帝、隆裕皇后等出神武门西逃。这一次她坚持挟持光绪逃到西安，并非关心光绪的安全，而是怕光绪在同洋人的谈判中得到权力。
由京城随后赶来随銮西行者，有部分王公大臣及兵能数千人。18日，从怀来起驾，甘肃布政使岑春煊率威远军2000余人前来护驾。8月23日，慈禧自宣化起驾，继续西行。
30日，太后及皇帝这两宫逃至大同。慈禧太后亲自下令屠杀团民，同时继续逃跑，直到西安方安置下来。
八国联军占领下的北京，百姓饱受刀兵之苦，整个京城陷入一片血海，而栽到西安的慈禧，这时一点脾气也没有了。
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城里的洋人已经开具了一张“惩办”名单，但是为了中国的“体面”，首犯的名字没有提及，如果这些从犯得不到惩办，那么他们将自己去寻找首犯算账。慈禧很清楚，“首犯”指的就是她自己。
李鸿章得到了荣禄转达的只要保住慈禧就什么都可以商量的“示意”，于是便更加积极地贿赂俄国出面斡旋此事。外国人咬住除慈禧之外其他祸首的名字死死不放，不得已，李鸿章给慈禧去电，要求朝廷尽快从重惩办这些洋人心中的“祸首”，以阻止联军西进和为谈判创造条件。
慈禧被迫连续两次发布“惩办祸首”的谕旨，但都遭到了列强的拒绝，联军司令瓦德西甚至说，如果中国再不提出令各国满意的决定，联军就要进攻陕西，去捉拿真正的祸首！实际上洋人的军队在几个月前攻打山西娘子关的时候已经被清朝的军队击溃。但是他们现在仍然仗着船坚炮利疯狂叫嚣。
正当李鸿章、奕劻左右为难之际，突然传来俄国准备监理东三省的消息，这引起日、英、美等国极大的不安，再加上李鸿章年迈体衰，因过度劳累而病倒，这使得各国沉不住气了，他们不再坚持把“严惩祸首”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而是转向急于开始讨论议和的具体内容。
就这样，在西方圣诞节的前一天，八国和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等11国公使将《议和大纲》交给了奕劻，列强要求清政府迅速答复。
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奕劻尊旨在《议和大纲》上签字画押。知道自己已经时日不多的李鸿章想尽快结束谈判。他代表清政府要求各国早日撤军，但各国的态度是，必须亲眼看到祸首的惩办，必须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否则决不撤兵。被逼进墙角的慈禧只得第四次发布了惩办祸首的谕旨，并于农历辛丑年正月初三开始执行。
《辛丑条约》索赔数额之多，到了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３９年还清，连本带利九亿八千万两，可摊到每个大清子民身上也就是一二两；而且还得拆毁大沽炮台，从此列强可以**。但签订这个极端不平等条约后，慈禧保住了权力，当她从西安回銮后，居然无能复无耻地表态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第二年的1月7日，从保定就坐上了火车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陪同下回到了北京。在慈禧一行刚刚回到紫禁城的那些日子里，北京被粉饰成了一番太平盛世的景象，至此，在中国庚子年爆发的那场动**终于结束了。
一切似乎又回到了以前，光绪依旧是慈禧手中的傀儡，“庚子拳变”把废立推上高峰，《辛丑条约》则又使废立偃旗息鼓。即使慈禧、光绪能在瀛台演出“遂母子和好如初”的一幕，但清王朝统治的土崩瓦解，已经是迟早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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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慈禧在太后垂帘听政的问题上，汲取了历代后妃预政的经验教训，她绝对不重用娘家的兄弟、内侄，顶多把内侄女选为光绪的皇后。在军机处、总理衙门、海军衙门她所任用的是咸丰的兄弟或堂兄弟，无论是两宫垂帘，还是单独听政、训政以及在归政后发动戊戌政变，她都得到宗室亲王、近支等皇族成员的支持，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在主张维新的光绪一边，女主临朝能做到这份儿上也堪称一绝了。
实际上当慈禧从西安回銮后也把一些维新措施捡起来，诸如废除科举、取消捐纳、颁布学堂章程、派遣留学生出国、设立练兵处，凡此种种，也并没超过当年洋务运动的深度与广度，而且为时晚矣，反清组织华兴会、兴中会、光复会等，纷纷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
受到重创的慈禧也曾很是反思，她于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在西安的行宫内发布变法图强诏书，认为：应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并于次年春成立了督办政务处，作为推行新政的专门机构，派奕勖、李鸿章、荣禄、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遥为参预，大有“母子一心”、“卧薪尝胆”的架式。
然而，慈禧为一己之私利，扼杀戊戌新政，酿成了庚子之祸，错过了变法图强的有利时机，清王朝大失人心，虽欲挽救，但已无济于事。光绪二十七年冬，慈禧与光绪一起取道河南，回到京城，采取了一系列新政措施，诸如废除武科，整顿吏治，编练新军，创办学堂，振兴商务。但是，这些措施收效甚微。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建议慈禧对封建政体进行扩大化改革，“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发出这种呼吁的，既有汉族官僚，如孙宝琦、岑春煊、张之洞等要员，也有慈禧所信赖的满人官僚如端方等，这些接连不断的奏请引起了慈禧的深思与重视。
第二年夏天，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回国。为首的载泽迫不及待地向慈禧呈递密折称：实行立宪可使君位万世不变，皇位永固；可使外患减轻，列国之鄙我者，转而敬我；可使革命消弭，自然冰消瓦解。并建议慈禧宣布立宪，只为明确宗旨。载泽是皇族近支，讲得如此娓娓动听，慈禧自然不能不作认真考虑。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琢磨，慈禧听取了各种人物的意见之后，于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颁布了审慎的上谕：
“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
但是细读此谕，慈禧对立宪并不放心，仅将立宪一事视作巩固皇权、对付革命的手段。这就注定了慈禧在这方面决不可能有大的作为。但是，说慈禧丝毫没有立宪诚意，纯粹玩弄骗局，也不符合历史真实，因为她为了巩固皇权，确确实实在严峻现实的逼迫下，一步一步地缓缓爬行。光绪三十三年，慈禧宣布厘定官制，除内阁、军机处及外务、吏、学部仍保留规制外，其余各部均有大幅度变动。夏季又派出汪大燮等人分别赴英、日等国考察宪政，同时设立了资政院，以为将来成立议院之基础，并要各省筹设咨议局。所有这些举措，都是在慈禧的允诺下实行的。
然而，慈禧晚年的改革却受到许多方面的困扰，尤其是清廷上层争权夺势的斗争，满汉之间的离心离德，都使她心力交瘁，难于应付。她尤其担心北洋大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势力膨胀，尾大不掉。于是当年七，八月慈禧将将袁、张二人均调到中央担任军机大臣，实际上明升暗降。
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慈禧为巩固大清王朝的长远利益，对立宪曾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支持，但是步子迈得太小了，而历史的发展却迅猛异常。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初，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张謇、汤寿潜电请速开国会，以二年为限；随后，政闻社社员法部主事陈景仁奏请三年内开国会，并要求将态度消极的于式枚革职；七月十五日各省代表又联名上书宪政编查馆请立即开国会；次日山西代表的请愿开国会书签名，各省竟有两万人参与。形势发展之快，大大出乎慈禧所料。要求民主的呼声愈高，慈禧愈加感到君权受到威胁，她甚至有些后悔，当初不应该允许实行宪政，而现在却已是箭在弦上，大局难以控制。她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于八月一日下了一道懿旨：自本年起，务在第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宪法，召开议会。然而，这一纸空文难以平息愈来愈猛烈的立宪风潮。
慈禧终于到了残灯将尽的地步，她最不放心的是光绪。
在光绪身边侍卫多年的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如实地介绍了光绪的处境：自从入宫“无母子之亲，无夫妇昆季之爱，无臣子侍从宴游暇豫之乐”，尤其从１８９８年戊戌政变被囚禁在瀛台以来，即使除去到西安逃难的一年多时间，也还有八年多的囚禁。他不是亡国之君，却连汉献帝都不如。
即位３４年的光绪从“无疾病……郊庙大祀必亲临，大风雪，无几微怠容，步稳而速，扈从诸臣常疾趋追随”，要让光绪“病”死在慈禧前面，的确不容易。
瀛台八年多的囚禁、饥寒交迫的日子、毫无亲情的囚徒生活也没能把他摧垮，他心底始终有个百折不挠的心念：要坚持到太后百年之后，实现自己振兴国家的抱负。在从西安回京后依旧被囚禁在瀛台的光绪，“继续阅读有关中外书籍，甚至重新学习英语”……但大权在握的慈禧最终还是如愿以偿。
据一位给光绪送终的太医的后人在一篇回忆中文章中说：他的先人在光绪驾崩后，回到家中所干得第一件事，就是如风卷残云般地扫**着家中的食品——他已经陪同大行皇帝挨了好几天的饿了！
光绪的死因不言而喻。
慈禧所做的最后一件大事，就是要为大清王朝选择皇位继承人，因当时的风雨飘摇内忧外患，军机大臣建议选择年长者。慈禧竟愤怒地拍着床叱责。
结果霸道专横的慈禧早已经考虑好的人选却是不到二三岁的溥仪。醇亲王载沣立时回府，抱阿哥溥仪入宫。
至二十一日傍晚，光绪帝驾崩。三岁的溥仪正式登上皇帝之位，并且由摄政王载沣抱着朝见慈禧。年号定为宣统，兼祧光绪与同治，慈禧被尊为太皇太后。
就在光绪去世的第二天，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即１９０８年１１月１５日，慈禧也不得不伴随着生命的终结而放弃把持了近半个世纪的权力。
慈禧在当日颁布最后一道懿旨：特令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裁度施行，现予病势危笃，恐将不起，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有必须请皇太后(即光绪的皇后隆裕)懿旨者，著由摄政随时面请施行。
由于她一直把主要精力用于对付已经亲政的同治与光绪、用于大权独揽，由于她的孤陋寡闻以及对世界风云缺乏最起码的了解，因而她给过继孙子溥仪留下的是一个无法挽回危机、即将灭亡的江山社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