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林徽因的一生：红尘来啊来，去啊去

纵览林徽因的一生，她生命的前45年都是在清末民国的乱世中度过。然而那个风雨飘摇、人心离乱的动**时代却似乎并没有在林徽因的身上留下任何阴暗消极的一面。无论是在个人性格、家庭生活还是事业成就上，林徽因都是成功的正向楷模。就如出淤泥而不染的一朵清莲，更似风雨时代中的四月艳阳，即照耀了那个时代，也在茫茫青史中留下一抹光辉。

林徽因具有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也许林徽因“四月艳阳”的光辉在她从小的性格塑造上就已见端倪。心理学家阿德勒曾说：“幸运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而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但这句话用在林徽因身上却似乎并不合适。如果不了解她幼年家庭氛围的人很难想象乐观、豁达、善谈、直爽、敢爱敢恨、善于交际的林徽因其实拥有一个性格与她完全相反并且给她童年留下一生难以治愈阴暗回忆的母亲。

如今的我们已经很难探寻林徽因的性格塑造为何一点儿也没有受到她母亲何雪媛的负面影响。只能猜测是因为她的祖父、祖母、父亲都给了她足够多的正向影响，这才形成了她日后特别正向的性格基础。其实，每个人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必然会遭遇负面与正面的双向影响，不同的是正与负之间的关系或多或少而已。受到正面影响多于负面影响的人是幸运的，我们也同情那些受到负面影响更多的不幸之人。然而，自身所遭受的负面影响不是自己也必然一定要跟随堕入负向性格的借口。在对自身的性格蕴养上，林徽因无疑是一个极成功的表率，她不但在自己很小年纪时就对善恶事理、正负思想具有清晰的价值观认知，对自身的性格养成还具有很强的控制力。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诚然，在林徽因的性格表现中偶尔也有急躁、焦虑的一面，但是她的这些负面性格和偶尔的情绪宣泄又都始终能保持在一个理智的范围内。

一个具有出众性格魅力的人无疑是众星捧月般的存在。所以，有那么多的人亲近林徽因、赞扬林徽因、尊敬林徽因，甚至为她痴狂、被她迷倒。说起林徽因的个人和家庭生活，很多人先想到的就是两段至今都有争议的“感情公案”。而林徽因的这两段“感情公案”也有世人对她的最大误解。于性格层面，林徽因与中国传统社会妇女大相径庭。也正因此，林徽因在性格支配下的某些行为在当时也经常会被一些人所诟病，并渐而渐之对她的一些行为产生了诸多误解。其中，最为人知的一些事情便是她先后与徐志摩、金岳霖之间的莫名情愫关系了。不可否定当然也没必要否定的是，林徽因和徐志摩、金岳霖之间的确产生过超越男女友谊的情愫。但是也仅此而已，至少无论是当事人还是当时与他们相识的朋友都没有过林徽因出轨一说，当然更没有什么其他证据证明这一点。

俗语有云：“孝字论心不论事，论事万年无孝子。**字论事不论心，论心千古无完人。”且不去讨论这说不清道不明的争议，至少林徽因在感情上是非常坦诚的，她从没有对梁思成隐瞒过她对徐志摩的往事，也在婚后跟梁思成坦诚过自己对金岳霖的仰慕之情。仅此而已，林徽因从来没有过任何有违道德的行为，梁思成也信任林徽因绝不会做出僭越之举。谁也无法剖析另一个人的内心究竟是怎样想的，但我们却能在可查找的事实上看到，林徽因虽然充满感性，对待情感也非常坦诚，不虚伪、不隐瞒，但是她在感情的处理上却一直非常理智。

但正所谓人言可畏，当人们在津津乐道林徽因那些子虚乌有的“风流韵事”时，却常常忘记或忽略了林徽因一直都有一个她深爱并且也深爱她的丈夫梁思成，他们拥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他们之间的感情也远远不是其他任何人可比的，他们既是少年相识的青梅竹马、是一起留学的同窗、是一对亲密爱人，同时还是长期共事的同事是一对志同道合的建筑界伉俪。

尽管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外在性格迥异，但是梁思成包容大度对林徽因更是疼爱有加，并且他们都拥有务实、理智的内在性格，再加上二人家世相近、志向一致、事业相同，简直就是天作之合。也许在外人看来，徐志摩、金岳霖都好像是林徽因梁思成婚姻中的危机，但也许在林徽因内心中丝毫也没想过自己会而离开梁思成，无论什么理由，他们之间的感情羁绊实在太深了。民国的知识分子骨子里其实还有很强的男尊女卑思想残留，在那个年代为了自己口中的“真正爱情”抛妻弃子的文人不在少数，鲁迅、徐志摩、郭沫若等等无一不是。他们口口声声称离婚是因为对家庭包办婚姻的不满，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包办婚姻的受害者是男女双方而不仅仅只是他们个人，而在当时被离婚的女人其实更加不幸。他们拥有一定地位后抛妻弃子，从爱情自由的角度看这无可厚非，但从人道主义来看，他们的做法就未免有些精致利己主义的嫌疑了。相比之下，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爱情和婚姻就像是一段美丽的爱情童话。他们感情坚定，彼此之间以完全平等的关系来相处。两个能力一样出众、事业同样成功的人没有谁是谁的附庸一说，他们尊重对方的独立人格和独立灵魂。就像梁思成亲手为林徽因设计的墓碑上所写的那样“建筑师林徽因墓”，在她的名字之前不需要添加任何前缀，林徽因就是林徽因，这就是最大的尊重。

除了与徐志摩、金岳霖之间的感情争议外，林徽因组建的“周六文化沙龙”也一直是她身上被争议的地方，更有名人著文让这个“周六文化沙龙”成为了大名远播的“太太的客厅 ”。

关于所谓的“太太的客厅 ”的争议，其实也并不复杂，归根到底还是那个封建思想残留年代对女性的偏见导致，所谓的争议不过是某些自认为清高的“卫道者”对男女关系的无端臆想罢了，而通常这些人又从来没进过北总布胡同3号院，也完全不了解“周六文化沙龙”，更不了解林徽因的为人。而了解林徽因为人的人对于“周六文化沙龙”中那个被众星拱月般追捧的“梁家太太”则是非常推崇的，一种完全出于文化层面而丝毫无关男女之情的推崇。萧乾评价林徽因“她的健谈不是妇人的那种闲言碎语，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这种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仇”，李健吾更是评论“林徽因的聪明和高傲隔绝了她和一般人的距离……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

林徽因的文学作品与她的性格有很大的出入，她的性格是直爽、有棱角的，但她大部分的文学作品却是婉约、唯美的。她在1920年代初就对文学产生了极大兴趣，并在徐志摩的带领下结识了一批活跃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在美国留学时，林徽因也经常与胡适、闻一多等人有文学上的交流。1931年，林徽因发表了她的第一篇文学作品，现代诗歌《谁爱这不息的变幻》，然后正式开启了她的文学创作生涯，从1931年到1937年是林徽因的文学创作高峰，她一生绝大部分的文学作品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完成的。而在这一时期，林徽因不但亲自参与文学创作，还担任了多家进步文学报刊杂志的文学编辑，发现提携了很多进步文学青年。可以说文学一直是林徽因在建筑专业之外的最大兴趣。卢沟桥事变后林徽因的文学创作便急剧减少，其后再也没有重现自己的文学创作高峰。虽然林徽因的文学创作时间较短，但她在文学上的造诣很深，她的文学作品虽然算不上特别多，但题材广泛，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剧本、译本等，就连她的建筑专业学术论文也具有一定的文学可读性。代表作有：诗歌作品《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小说作品《九十九度中》等。

林徽因的文学起点是现代诗歌，并且由于少年时长期接受西式教育，并且有旅学欧洲及留学美国的经历，因此西方文学的创作手法、创作意识对林徽因的文学创作影响很大。作为新月诗派后期的代表诗人之一，林徽因的诗歌作品具有鲜明的西方浪漫主义、现代主义、颓废主义特征。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新文化运动后，中国文学尤其是现代诗歌、白话文小说这两种题材，在探索的道路上对西方文学理论、创作手法呈现一种自觉吸收并积极融合的创作方向。因此，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坛的主力活跃人物多以有留洋西学背景的知识分子组成，比如，胡适、闻一多、梁实秋、徐志摩等，当然也包括林徽因也是如此。

林徽因的诗作抒情得当，丝毫没有现代诗歌情感泛滥的通病。在强调个性化的主观情感表达的同时，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物象风景皆是林徽因笔下的常客，这便令读者倍感亲切。林徽因曾这样解释过她对诗歌的理解：“在诗里，情感必依附于意象上，求较具体的表现；意象则必须明晰地或沉着地、恰适地烘托情感、表征含义。”除了以上创作特点，林徽因的诗歌由于受到西方诗歌影响较大，因此又具有唯美主义形式和颓废悲观倾向相结合的特点。仔细阅读林徽因的诗歌作品就会发现，大部分作品在唯美的语言下所表达的内涵却偏向颓废悲观、孤独意识的精神抒发。这与西方诗歌文学中所强调的“酒神精神”、“哥特文学”具有一脉相承的创作意识。虽然林徽因大部分的诗歌作品带有西方诗歌创作特征，但悲观的精神抒发并非一以贯之，如《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这首诗语言唯美、韵律自然，情感表达更加倾向乐观向上的精神。也就是说，林徽因的诗歌创作既有学习西方文学的一面同时也有自我创新的一面。

林徽因的小说创作也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极深，这点在她的代表作《九十九度中》这篇小说中反映的特别典型。这篇小说林徽因借鉴了西方文学中意识流、蒙太奇的创作手法进行叙事，这在中国近代小说发展中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和代表性。林徽因的小说创作，不但有意淡化故事情节而且还会用散文手法大量穿插非情节内容，注重描写人物主观层面的心理活动和情绪波动以及某种意境。这些都是典型的西方小说写作特征之一。

林徽因是民国时期最有才华的女作家之一，而她的作品无论是是个还是小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自己的写作风格。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无论是在诗歌题材还是小说题材上的成就，林徽因不都能算是一个顶级作家。其中的原因就是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自身的创作风格，但是她的文学创作具有明显的西方文学模仿痕迹，并且她也始终没能将自己掌握的西方文学创作技巧完全融合进自己的作品中，仅就纯文学技巧而言略显稚嫩，中西创作理念手法的结合也不够自然，也就是说她的创作风格并不具有完全的独立性和唯一性。

但是，在那个中西文化冲突剧烈、中西意识形态大碰撞的时期，刚刚结束了两千年封建统治正在积极寻求求融入世界体系的旧中国而言，林徽因在文学创作上对西方文学的学习和模仿无疑是具有积极探索意义的。因此她也不愧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女性先驱。相比较林徽因的文学成就，她在建筑领域的成就则无疑是更加伟大的。文学只是林徽因许多爱好中的其中之一，在她生命中占据的部分其实很小。而建筑则是林徽因一生的热爱，她生命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在了这项事业当中。

林徽因少年旅欧时因为一名建筑师女房东的影响下与建筑结缘，之后又求学于宾夕法尼亚大学，虽然因为学校规定不能注册在建筑系，但她还是选修了建筑系的所有课程，并在入学两年后凭借优异成绩成为了校史第一位女系教授助理。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后，林徽因和梁思成又游历了欧洲各国，期间考察了大量欧洲古建筑，购买了大量建筑类书籍，为今后的建筑事业打下了良好的根基。学成归国后，林徽因在梁启超的安排下，随梁思成一道进入东北大学夫妻二人共同出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大学建筑系专业。东北沦陷后，又加入了私人创立的建筑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从而开启了长达十几年的中国古代建筑考察和有针对性的学术研究。

据统计在此期间，林徽因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其他成员一道先后踏遍了全国190多个县，考察了2738处中国古建筑遗址，期间绘制的图纸、考察记录更是不计其数，与此同时林徽因还会接受一些其他的建筑设计工作。根据另一项统计，仅在1931年-1935年期间，林徽因先后发表了《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平郊建筑杂录》等八篇建筑类学术著作。而在同一时期梁思成署名发表创作的将近二十篇建筑类学术著作中，林徽因也都有不计名利的参与其中，帮其收集整理资料、校检润色、查缺补漏。即便是在1940年前后肺病发作重病缠身的恶劣状况下，林徽因也协助梁思成完成了《营造法式》破解注释、《中国建筑史》、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三篇建筑专业大作的工作。

抗战胜利后，林徽因又随梁思成加入清华大学，夫妻二人又携手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为我国今后的建筑领域培养了大量人才。解放战争后期，林徽因和梁思成依然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坚决留在北平接受共产党新政权的领导，并为解放军绘制编纂了北平建筑文物地图和《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在战争期间为保护全国古建筑做出了突出贡献。

新中国建立后，林徽因的事业再上高峰。她先后参与了新中国国徽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底座和纹饰设计、八宝山革命公墓整体建筑格局设计。尽管在这一时期她的身体状态急剧下降，但是在参与设计工作之余，林徽因还笔耕不辍，发表了十几篇建筑学术著作和介绍中国古建筑的普及文章，在与梁思成合作的一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出了“北京中轴线”建设概念。

在新中国建设过程中，林徽因主张保护古建筑提出了“北京城墙公园”设想，为了保护北京古城墙和古城原貌与当时的建设激进派多次争论。虽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林徽因是带着对古建筑保护的遗憾和不甘而离开的。但是，她的对中国古建筑的态度和保护理念在她去世几十年后终于得到了是人的认可和支持。可以说，林徽因的一生都在致力于研究中国古建筑、宣传中国古建筑，探索中国古建筑中所蕴涵的历史密码，并试图通过自己对中国古建筑的深层理解向世人表达中华传统文化的某种先进性，并试图通过对中国古建筑的保护实现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提起林徽因来，人们总是惊叹于她的聪慧明智和才情艳艳，却总是忽略了她在事业上的勤奋执着。

十年时间，190多个县、2738处古建筑的考察之行将会耗费多少时间精力？十年时间，上百万字的著作成稿是多少测绘图纸和写作草稿的累积而成？更遑论梁思成数百万字的成稿背后又隐藏着林徽因多少的心血？对待自己热爱的建筑事业，林徽因既是勤奋的也是执着的。在那个交通不便、战乱纷纷的年代里，走南闯北的到各地去寻找考察古建筑遗存是一件即辛苦又危险的工作。行艰露宿、餐食无常是常有的事情，大小军阀混战、土匪强盗横行又无疑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危险，而那些破损严重岌岌可危的古建筑本身也是危险源……

然而，无论是面对任何艰难险阻，林徽因却从未曾有过一丝退缩。这也是她能成就自己伟大建筑事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只是一味地夸赞林徽因的聪明才智却总是忽略她的勤奋执着，这是不够尊重的。相信林徽因也更愿意让人们看到自己勤奋执着的一面，因为聪明才智是天分，而勤奋执着才是个人精神的体现，就像那句歌词所唱的那样：“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深入林徽因在建筑领域的成就，就会发现她的成就不仅仅体现在具体的事业上，还体现在一种深层次的思想内涵上，而这种思想内涵其实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她那个时代中国整体知识分子的思潮倾向。林徽因保护中国古建筑的坚持与执着更深层次的内涵其实是对民族文化、传统思想的一种坚持，是对西方意识形态中“冲击-回应”模式进行的反驳探索。

“冲击-回应”原本是西方社会研究以中国及东亚近代史的一个历史专业学术名词，后来这个学术概念被扩大到了“以西方价值观来认识东方、引导东方”的研究体系，这个体系强调的是“西方中心观”，在这套西方理论中，“冲击”代表的是整个近现代世界以及将来的世界趋势都表现为以“西方体系”为中心运行；“回应”代表的是以中国为首的东方世界只有顺从这个模式才有发展的可能，否则就是落后的。

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以西方为中心的论调不仅是解释世界近代史阶段问题的通用视角，其自身更着眼于布局未来世界的意识形态渗透。从更高、更广的维度上看，世界历史发展、地缘因素变化时刻影响着全球发展进程，“西方中心论”并不具有科学性，这并不是一个科学的理论，而是一种政治手段。

“冲击-回应”的明确概念是美国学者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所提出的，但是这种理论思潮却早已在西方社会蔓延了二百年之久，可谓是根深蒂固。而在中国反对这种“以西方为中心”思潮的思想探索和实践探索也早在鸦片战争后就已开始萌发，并在清末和民国时期由知识分子群体推动达到了第一次探索**。这既是一种文化上的自觉抵制，也是一种政治上的自觉反击。林徽因虽然并不热衷于参与政治，当时的她对“冲击-回应”这个概念也没有清晰的认识，但是在那个大环境下林徽因又必然会站在中西文化冲突的大矛盾背景下进行抉择，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林徽因学贯中西，她对于中西文化冲突自然有着更深的理解。对此，林徽因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时就有了清晰的认知：她认为，虽然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西方领先中国、领先东方乃至领先整个世界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在以西方为中心的论调下，世界文化呈现的不是百花齐放的兼容，反而是呈现一种野蛮吞噬状态。在这种趋势影响下，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独创艺术正在被无情的践踏，难逃被西方文化、审美淹没的浪潮。

林徽因在那时就已立下宏愿，将来的某一天她一定会让中华建筑的风采惊艳整个世界。让全世界见识到中华文化的魅力，让所有人意识到中华文明不是落后的，更不是愚昧的，中华民族也一定会在中华文明的文化基础上谱写出新的篇章！在对“冲击-回应”模式进行反驳探索的过程中，林徽因的所作所为明显是受到了清末民国三代知识分子的三种思潮变化影响，或者说林徽因本身也代表了这三种不断进化的本民族文化觉醒思潮。

林徽因的一生与晚清时期、五四时期、民国中后期的三代知识分子精英都有密切交集，这三代知识分子群体在历史大浪潮的命运浮沉中都有典型的时代烙印。面对西方文化及意识形态的侵略扩张，中国知识分子阶层遇到了从未有过的挑战，他们即承认西方文化形态的某些先进性，同时又不认为自身的民族文化已经完全没落。在西方文明的强势挑战下，如何依据本民族文化特征做出更适应本土性的文化、政治和社会体制改革，这三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分别探索尝试了三种可能性。而林徽因这个善于学习、思想开明的女知识分子则具有包涵三个时代特征的典型性。

第一代知识分子以“师以夷长以制夷”的思想为主。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承认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性，也愿意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是对待西方文明还有明显的敌对性。林徽因受到她父亲林长民以及梁启超的影响，她接受西方新式教育、去西方国家求学是被他们安排，她的爱国观念和报国观念也是在这一时期成型并坚定下来的。

第二代知识分子以学习西方文化并探索本土性融入的思想为主。这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大部分人尽管对西方列强依然有很强的敌视心理，但是在事实上却已经大部分倾向于“西方中心论”。在这一时期无论是文学文化、政治制度都对西方进行了生硬的模仿。譬如，林徽因这一时期在文学上所体现的就是对西方文学的生硬模仿。

第三代知识分子以倾向彰显本土文化特征反“西方体系过分介入”的思想为主。经过前两代知识分子群体的探索，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包括已经有所觉悟的第二代知识分子已经不再迷信所谓的“西方中心论”，在探索中逐渐找回民族文化自信的同时也对西方体系过分介入进行了思想领域的反击。林徽因和梁思成对中国古建筑的保护理念就是这种民族文化自信对西方文明的反击表现之一。再比如，在这一时期林徽因在模仿西方文学的创作上几乎停滞不前，反而开始更加欣赏沈从文的“乡土文学”、推崇自己之前从未涉猎的“乡土文学”，其实也是体现这种思想内涵的一种表现。

写到这里，笔触措辞竟不自觉得逐渐严肃起来，但也并不违和。初读林徽因，认识的是一个聪慧洒脱、芳华绝代的奇女子；再读林徽因，认识的是一个勤奋执着、成就斐然的女建筑师；三读林徽因，认识的已不只是一个伟大的林徽因，而是那个风起云涌年代为了实现民族复兴上下求索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画像了。我们需要铭记林徽因先生，更需要铭记她所代表的那一代上下求索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是我们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精神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