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大海捞鱼
一
1998年1月19日，星期一，也是四九第一天,农历腊月二十一。黄昏时分，彤云密布，像是要下雪。天气很冷，寒风是从西北方向的长江江面上刮来的，中保村村委会的食堂里却热气腾腾，一片欢声笑语。
中保村位于鼓楼、雨花两区交界处，原属于雨花区江东乡，前些年刚划给鼓楼区，由于它在外秦淮河以西，南京人把这一片称为“河西地区”。1994年，我由刑警队队长提任为分局副局长，分管刑侦。这两年，我经常到那里去研究以前未破的积案，一来二去，就跟那些村干部熟了。
前不久，他们听说我要离开鼓楼，由分局副局长调任市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说什么也要为我饯行。今天来的，不光有中保村的支书、村委会主任和治保主任、妇联主任等人，还有老魏和鼓楼分局刑警队的一帮弟兄。对了，老魏已是分局刑警队队长。
席开两桌，每张桌子上都已摆好鸡鸭鱼肉好几个冷盘，中间是个烧炭的大火锅，锅里的水已经开了，正沿着锅盖嗤嗤地冒热气。酒杯碗筷也都摆放停当，就等我们落座，大厨就开始上热炒了。
村支书老黄，一个五短身材的壮实汉子，拽着我在主宾位子上坐下，打开一瓶五粮液，笑呵呵地用他那特有的粗嗓子说道：“朱局长……哦，不对，朱支队长，这顿饭你一推再推，让我很没得面子。这些年，你帮我们破了那么多的案子，要走了，大家一起喝顿酒，我们心里也过得去一点儿！……”
盛情难却，其实到这里搞案子，老黄他们对我们分局的支持和帮助更大。
我接过老黄给我斟的那杯酒，正准备说几句感谢的话，偏偏这时腰间的手机响了。
那时手机还不普及，我到刑警支队任职后，为了24小时能找到我，支队给我配了一部。
已经落座的众人，都放下了手里的酒杯看着我，看着我接听这个稀罕玩意儿。
电话是从刑警支队值班室打来的，说刚才玄武饭店有案子发生，市局李局长和张支队长让我立即过去。
老黄一看我接电话的神色，知道今晚这顿酒喝不成了，懊恼得要命。
我合上手机，拍拍他的肩膀，对村干部们拱拱手，说：“没得办法哎，只好下次了，下次我请大家！”又对老魏他们说：“你们代表我吧，好好敬老黄他们！”
话音刚落，老魏也接到了电话，他边接听边朝我走来，俯身低声说：“是分局指挥室打来的，说玄武饭店发生了特大盗窃案。”
玄武饭店虽然冠名“玄武”，却不在玄武区，而在玄武湖畔中央路鼓楼区一侧，所以老魏也得去现场。
二
从中保村到玄武饭店，不过半小时车程。我坐在车里，用手机向值班室大致了解了一下案件的情况。
一个住在玄武饭店的香港商人，随身携带的24万美元，今天下午被盗。因为数目巨大，市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后，立即转到了刑警支队，同时报告了市局领导。
进了玄武饭店，饭店安保部经理大老李立即将我带到饭店二楼的会议中心。支队长张新华和副支队长老曹他们都端坐在会议室，听几个侦查员的汇报。
看见我进来，老张立刻扬手招呼：“快来，正好一块儿听听。市局李局长刚来过电话，说此案直接影响到港商对我们南京营商环境的印象，让我们务必尽快破案。”
前些年，老张从鼓楼分局副职调任秦淮分局一把手，去年又改任刑警支队长，把我调到刑警支队还是他的主意。
我落座后，刚才正在汇报案情的侦查员小顾又继续往下讲，我一边听一边在脑子里复原这起案件。
报案人阎思轩，是香港松城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1月6日，他接到深圳中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驻香港工作人员阮某的电话，说是内地的江苏省机械进出口公司，要进口一批复印机，数量很大。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和一个名叫刘兵的联系，刘兵是负责这个项目的经理。阮某以前曾给阎思轩揽过好几单大生意，所以阎思轩对他比较信任，很快就跟刘兵取得了联系。因为数量较大，阎思轩觉得好多具体问题在电话里说不清楚，正好自己马上要到天津办事，就约刘兵到那里面谈。
1月10日，两人如约在天津凯悦大酒店见面。刘兵称要进口一万台日本复印机，初步谈妥价格后，刘兵提出要阎思轩在合同的价格上每台加价50美元，把这笔加价的钱作为回扣返还给他。阎思轩觉得这是笔大买卖，利润丰厚，也就答应了。于是，刘兵约阎思轩1月19日到南京，届时要把这笔总共50万美元带去，刘兵可以用公司的名义，将其中的一部分兑换成100万元人民币，作为保证金交给阎思轩，然后双方正式签订合同。
1月19日下午两点多，阎思轩从香港乘飞机抵达南京，刘兵坐着一辆进口奥迪轿车，在禄口机场接阎思轩。
见面之后，刘兵就问：“你钱带来了没有？”
阎思轩说带来了，还打开包给他看了一眼。实际上阎思轩只带了24万美元，因为他考虑另外一半反正要作为保证金交给自己，也就没必要带这么多现金往返了。
对此，刘兵也没有多问。
两人一起坐车到玄武饭店，由阎思轩出面登记开房，进了1014房间。
坐定以后，刘兵说：“今天晚上公司领导要请你在这里吃饭，再敲定一些细节，就正式签合同。”
过了一会儿，刘兵又说：“你先洗把脸，我下去到礼品部给女朋友买个礼品，你的房卡借我用一下，那里凭房卡可以打85折。”
后经办案刑警查证，实际上刘兵下楼后，马上到服务台，谎称两人用一张房卡不方便，让服务员复制了一张。拿到另一张房卡后，刘兵立即上楼，回到1014房，对阎思轩说：“挑了半天，没有满意的礼品，下次再说吧。”把房卡还给了阎思轩。
过了一会儿，刘兵看看手表，用手机打了个电话，然后对阎思轩说：“领导已经出发了，我们下楼到餐厅吧。”
在餐厅定好座位以后，刘兵又拨打电话，煞有介事地说：“你们到啦，那我到门口去接你们。”然后转身对阎思轩说：“你在这儿等着啊，我去把他们接过来。”
实际上，他走出餐厅，就快步乘电梯上楼，拿那个复制的房卡开了1014房门，打开那个装有24万美元的包，将美元迅速放入事先准备好的另外一个包内，然后把自己触摸过的茶杯、烟缸丢进坐便器内浸泡，随即背上包逃之夭夭。
那边阎思轩在楼下餐厅等了又等，见刘兵一去不回，心中起疑，赶快上楼回1014房，打开房间柜门一看，原先装钱的那个包，已经空空如也，遂立即拨打110报警。
三
听到最后，我心里不禁想起了说书人常说的两句话：“鳌鱼脱却金钩去，摆尾摇头不再来。”
这个刘兵，不就是这样的“鳌鱼”吗？
我正在出神，肚子却“咕噜咕噜”地响了起来，坐在一旁的大老李耳尖，一下子嚷了起来：“啊呀，不好意思，各位领导还没吃晚饭吧？我们都去餐厅吧！”
老张看看众人，说：“大家都是顾不上吃晚饭就赶过来的，也就不客气了。不过也别复杂，每人弄碗面条就行了。”
大老李说：“那怎么行？我们有这个条件，很快的。”
老张坚持道：“你们是星级酒店，当然有这个条件，但是今天的日子不对，我们还要抓紧时间研究工作，就听我的，一人一碗面条。不然，我们就回支队了！”
大老李只好依言而去，不一会儿，就来请我们到餐厅用餐。
面条没什么出奇的，但是上面青椒肉丝浇头，看上去翠绿可爱，香气扑鼻，吃得我额头上开始冒汗。
老魏一边吃，一边还忘不了跟我嘟囔：“中保村的大火锅，便宜了刑警队那帮小子！”
四
从餐厅回到会议室，老张对大伙儿说：“肚子填饱了，现在大家说说，下一步怎么办？”
也不知是谁，说能不能让画像师按照事主阎思轩的描述画个模拟像，我们登报发动市民提供线索。
我一听就皱起了眉头，前些年为了破“3·24”案，在《扬子晚报》上刊登了嫌犯的模拟画像，让市民举报，结果耗费了大量精力，没有一个是有用的，现在还想搞这个？
老张知道我对这个不感兴趣，也没接这个话茬。
这时正好小顾递过来一个文件夹，说是支队值班室刚派人送来的。老张匆匆看过，又递给我，说：“老朱啊，你看,这是市局指挥中心传过来的李局长批示。”
我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此案数额巨大，性质恶劣，刑警支队要抓紧时间，全力破案。”
老张接着说：“怎么办？你说说你的意见。”
“我刚到支队工作，还是先听大家的吧！”我推让了一下。
“你别给我谦虚，你在支队就是负责现行案件侦破的，你不说哪个说？”老张过去当过我的领导，现在又是我们领导班子的班长，对我说话就比较随便。
我只好开口：“现在我们必须抓紧做的，还是那几板斧：一，马上跟江苏省机械进出口公司核实，到底有没有刘兵这个人；二，尽快找到那辆进口奥迪轿车，这是搭载过刘兵的交通工具，看能否找到一些线索；三，部署警力，搜集案发当天下午，全市范围内突然离开宾馆饭店可疑人员的情况；四，在玄武饭店周边范围内查找，有没有出租车在案发后搭载过刘兵这样体貌特征的乘客；五，调看禄口机场、机场高速公路出口处及玄武饭店的监控录像带，看有无可疑情况。”
我根本不提画像的事，因为那个太不靠谱。根据事主的描述，刘兵说话带有东北口音，很可能是个外地人，只是到南京行骗作案，你画得再像，到什么范围去找？
老张立即拍板：“就这么办！老朱啊，这个案子就由你牵头抓，有什么需要协调的，随时说！”
就这样，这个案子就成了我到刑警支队后负责的第一个大案，我不得不倾注全力。
各项工作连夜开展，第二天各路消息陆续传回专案指挥部。
那辆进口奥迪轿车，很快就找到了。但是据司机讲，他是某单位的公车司机，昨天到禄口机场送领导，有一个人给他200块钱，让他回程时送自己和朋友到玄武饭店。根据他的描述，那两个人就是刘兵和阎思轩。玄武饭店楼内没有摄像头，查看那个时段面向进出口的两处监控录像，并没有拍到刘兵的面部。
至于阎思轩提到的那两家公司，即江苏省机械进出口公司和深圳中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经侦查员查证，他们提供的情况是这样的：
1月4日，深圳中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经理赵某，接到一个来自南京的电话，对方自称是电子工业部常务副部长的侄子，叫刘兵，在江苏省机械进出口公司当经理，现在想进口一批质量好一点的复印机。经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原任总经理介绍，希望深圳公司能介绍一位香港商人代理进口。深圳公司的赵某知道电子工业部确实有一个姓刘的副部长，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又是他们的上级单位，原任总经理的名字也对，而且对方没别的要求，只是请他们从中介绍一下，便没有多想，马上指示其下属的驻香港工作人员阮某代为寻找港商。没一两天，阮某就向刘兵介绍了香港松城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阎思轩。
但是经过调查，江苏省机械进出口公司根本没有刘兵这个人。
这些情况说明，这个名为“刘兵”的人，只是利用人们的某种心理，以假冒的副部长侄子身份，让正规的中资公司出面，介绍香港商人。而香港商人阎思轩见是素有业务往来的中资公司介绍来的生意，便放松了警惕，着了骗子的道。
五
开头那几板斧砍是砍下去了，但是没有见到明显的效果，刘兵这条“鳌鱼”，依然踪迹全无。
他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走的？我们还是毫无头绪。
虽然我坚信，只要是人，在经过的地方，都会留下一定的痕迹，但是这些痕迹在哪里？怎样才能把它找出来？
这几个问题没日没夜地缠着我，搞得我茶饭不思，但是每当我走进专案组办公室，望着专案民警忙碌的身影，我又充满了信心。有这么多刑警在行动，我们早晚能够找到刘兵这个骗子！
那天，我听说失主阎思轩还在南京，就带刑警小顾又去了一趟玄武饭店。
玄武饭店是一座带弧形的三面体建筑，底层的走廊弯弯曲曲，像迷宫一样，也难怪刘兵得手后，能够顺利逃脱，因为餐厅和大堂之间隔着重重回廊，刘兵不用担心被阎思轩看见。
坐电梯上楼到1014房间，敲门进去，只见阎思轩正在收拾行李。
见我们来了，他以为找到了刘兵的下落，等听我说明来意，顿时面露失望之色。
这是个相貌忠厚的中年人，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千里迢迢到南京来做生意，却上当受骗，巨款被窃，心里一定既着急又懊恼，就安慰道：“阎先生，出了这样的事，我们也感同身受。请你相信我们，给我们一点儿时间，我们一定能侦破此案，替你追回损失。”
阎思轩只是出于礼貌，“哦哦”应答了两声。
他的表情告诉我，我的话他并不相信。敷衍了几句后，他指指行李，对我说：“马上就要过年了，我已经订好机票，明天就回香港。”
阎思轩家在香港，春节肯定要回家团聚，我们不可能一直让他在南京等候，况且这个案子现在也没什么头绪，谁都没有把握能不能破，什么时候破。
不过他毕竟是失主，既然还没走，我还是要尽可能从他那里了解一些有用的情况，就问：“阎先生，为了尽快破案，我们想了解一下，你在和刘兵打交道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比较反常的情况？”
听我这么一问，阎思轩想了一下，说道：“19号上午，就是我到南京来的那天，我在香港上飞机前，刘兵好几次拨打过我的手机，问我是不是正常起飞，钱款准备好了没有？听他的语气，很是关心。我手机上显示他打的是座机，可是见了面，我发现他也有手机。想到以前跟他联系，他用的也都是座机，现在看来，他是怕我知道他的手机号码。”
阎思轩讲得没错，刘兵就是怕案发后警察通过他查到自己的手机，才特意使用座机。不过那天他用的那几个座机电话，又是在哪里打的呢？
我要过阎思轩的手机，打开一看，那个时段刘兵打来的电话号码果然还在。
我马上掏出笔记本，把它们记了下来。之后，我一边翻看手机上的通话记录，一边问：“这里面还有哪些电话是刘兵打给你的？”
阎思轩说：“我和他联系，一般都是用座机，手机上没有记录，即使刘兵打到我手机上，这么长时间，我也记不住，上次你们的警官已经把1月6日以后我和内地联系的电话号码都抄去了。”
那些电话可以慢慢查，但是案发那天上午打的那几个电话，是刘兵与阎思轩最后的电话联系，比较重要，说不定能从中找出刘兵的活动轨迹。
从阎思轩那里告辞出来，回到车里，我马上把刘兵使用过的电话号码发回支队，让负责联系电信部门的小苏去查。
车子离开玄武饭店后不一会儿，小苏就来电话告诉我，刘兵在案发那天给在香港机场的阎思轩打电话，用的是南京古都饭店402房间的座机。
我立刻让小顾的车折向古都饭店。
到那里一查，发现这个房间的客人在案发当天就已经离开，前台登记的身份证上名字叫龙伟。根据服务员描述，龙伟的体貌特征，跟阎思轩所描述的刘兵一样。回支队再一查，发现这个龙伟的身份证是假的。
专案指挥部根据这个情况，决定立即在全市对所有宾馆饭店进行清查。第二天，情况陆续汇总上来。这个使用名为龙伟假身份证的人，从1997年11月18日到1998年1月19日，先后在南京住宿过五次，其中虹桥饭店一次，西华门饭店两次，古都饭店两次，他每次办理住宿登记时留下的字迹也被我们获取。
此外，我们也了解到，在这五次抵离南京的时间段里，他从饭店客房拨打出去的电话号码，一共有114个。经逐一比对，这些电话涉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湖北孝感和香港地区。
为了查证这些电话，刑警支队组织力量分别上北京，下广州，去上海，到天津，赴深圳，奔孝感。结果查明，这些被叫号码大多是贸易单位和港商代理。这个自称刘兵的人拨打这些电话，目的就是想以骗盗阎思轩巨款的类似手法，欺骗盗窃其他人。
有一次，办案民警在调查时听一个港商说，在最后快要见面的时候，他及时识破了对方的企图，立即中断了联系。还有一次，另一位港商告诉办案民警，他因为见面时未带现金，对方立即借故离去。
由此可以断定，1月19日那天，如果阎思轩身上没带巨额现金，刘兵在禄口机场肯定也会撇下对方，溜之乎也，不会再有后来玄武饭店那一幕。
通过逆向调查刘兵与阎思轩等人联系的电话，发现刘兵除了用南京这三家宾馆的客房座机打过电话外，他还使用过别处的电话与行骗对象通话。经我们对这些号码逐一查证，发现这些可疑的号码，都是北京等地的公用电话或磁卡电话。
经过好几个昼夜的不间断工作，专案指挥部分析认为，刘兵都是通过查电话号码，打电话给国内的大贸易单位，然后找中介人，找港商，因此发案后谁也说不清刘兵的身份，而其住宿使用的是假身份证，打电话均使用公用电话和宾馆客房电话。
六
这是我到刑警支队后负责的第一起大案，对手十分狡猾，侦破工作一时陷入困境，我感到压力山大。
但是这条狡猾的“鳌鱼”，却也激起了我与之斗一斗的雄心！在侦查员外出走访调查时，我就待在专案指挥部里，把各种材料摊在桌上，反复比对，苦苦思索，找寻案件的突破口。
各方汇总的材料看了又看，我最后归纳出此人行骗盗窃必需的三个条件：电话、住宿和交通工具。
对于电话和住宿，我们已掌握一些线索，但是它们的价值有限，无法引导我们就此破案。但是交通工具呢？
这个刘兵打电话的地点分布比较广泛，忽而在北京，忽而在天津，他应当是流窜作案，而在两个月内五次进出南京所利用的交通工具最有可能的是飞机。如果乘坐飞机，就必须持本人身份证购票登机，机场对于乘客身份证的查验十分严格，刘兵出于安全考虑，应该不会使用假身份证购票登机。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他可能乘坐的航班中找到他，但是他乘坐的具体航班我们并不清楚。怎么办？
再一想，我又有点儿兴奋。尽管我们不知道刘兵乘坐的具体航班，但是，通过走访他所住过的旅馆工作人员，我们已经掌握了他每次来南京登记住宿和离店结账的日期。这是一个已知条件，能不能通过这个已知条件推断出他可能乘坐的航班呢？
应该是可能的！刘兵五次往返南京共十个时间段，我们可以对这十个时间段中抵离南京的航班乘客进行交叉比对，如果某个人重复出现在这些航班中，那么他很可能就是那个自称刘兵的作案人。
我的这个思路立即得到了老张和老曹他们的认可。
大家紧张的情绪一下得到了释放，都认为案子有了突破口，破案就在眼前。
专案组立即行动起来。通过梳理，列出了这五次往返共十个时间段进出南京的乘客名单，一共有300多个航班3万多人次。为此，电脑技术人员编制了比对程序，将它们逐一输入电脑，代替人工操作。
想法虽然不错，现实却很无情。比对工作开始后，出现了一个我事先没有想到的问题。航班机票登记名单，都是由汉语拼音组成，如李军、李君、李俊、李骏、黎军……都被写成li jun，这样，汉语拼音相同的乘客人数远远大于汉字姓名相同的乘客人数。在这些航班的乘客名单中，我们发现拼音字母两次相同的人有6000多个，三次相同的有2600多个，而要查证这些人的身份更是困难重重！那时买机票都在各航空公司的售票点，这些售票点分布在全国各个城市，要查一个人，首先要确认这张票是从哪一个售票点卖出的，然后再到这个售票点去调阅购票人留下的记录，才能查到他的真实身份，这300多个航班涉及全国各地，我们要动用多少力量，才能把作案人找出来？
想起前几年在侦破金陵饭店盗窃案的时候，范围划定后，我们只需在18个饭店保安里面筛查，而今天这个案子，刘兵这条“鳌鱼”和玄武饭店并没有瓜葛，要想把他从饭店之外的无限范围里捞出来，堪比大海捞针！
但是，面对这不大可能实现的任务，我不甘心就此放弃。
春节一天天临近，南京城里的节日气氛越来越浓，但我一点儿过年的心思都没有，脑子里只是想怎么在这个大海里划分出一些范围小一点儿的区域，便于我们打捞这条“鳌鱼”。
七
1月30日，是大年初三，案发至今，已经整整十天过去了。
一大早起床，我用冰冷的自来水洗了一把脸，脑子里忽然灵光一闪。
我匆匆吃了点儿过年剩下的残羹冷炙，只身一人来到了鼓楼分局，对正在值班的老魏说：“你把队里的侦查员能来的都给我召集过来，今天我要把案子破掉！”
老魏似信非信地看着我，傻傻地问：“真的？”
“我让你去，你就去！”我胸有成竹地说。
我敢说这个话，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给这个浩瀚无边的大海划出了一片区域。前段时间我们试图在刘兵五次往返南京共十个时间段的所有航班中排查出这个对象，范围确实太大，乘坐航班的对象太多，难以找出作案人。但是如果能确定其中两个相对比较准确的时间段抵达南京的航班，把6000多个人缩小到几百人，这个排查比对的范围不就小得多了吗？
老魏和值班刑警立即分头打电话找人，对方一听老领导今天要带他们破案，能来的都来了。
刑警们到齐后，我对他们说：“案子没破，大家也没心思过年，但是今天，我已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听我这么一说，大家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我很理解他们，当刑警的，就怕没有目标，有了目标，再苦再累都不在话下。
接着，我详细摆出了我的理由：“在前一阶段的电话查证材料中，我发现这个刘兵曾于1997年12月2日上午10时27分至11时19分，在南京禄口机场用公用电话连续三次打电话到香港找一名中介人。结合刘兵在南京的住宿情况，这个信息告诉我们，他应该是在这天上午10点27分之前乘飞机抵达南京的，对不对？”
众人点点头。
我继续说：“我查了一下，在这个时间段内，南京禄口机场共有三个进港航班。如果把这一点作为已知条件，那么它就像在地图上确定了一个‘经度’，我们只要通过类似办法找到刘兵另一次抵达南京的时间，就相当于确定了‘纬度’，把‘经度’和‘纬度’放在一起，它们的重合之处，就应该能够找到这个自称刘兵的人。对不对？”
众人又都点点头。
我又说：“在前一段的调查中，我们已经掌握了他每次来南京登记住宿和离店结账的日期，但是查下来以后，发现范围太大。为什么呢？因为饭店对客人入住时间的登记不是很精确，往往只记个日子，没有具体时间，要查就得去查那天整整一天的航班。怎么缩小呢？先把他离店的这五天放一边，这就减少了一半，再把他五次来南京登记住宿的时间，减去1997年12月2日这一天，就只剩下四天。如果我们把这四次来南京的日期进一步定位在具体的时间段上，比如上午几点，下午几点。这样，范围不是又缩小了吗？”
大家频频点头。老魏冒出一句：“是的哎，那怎么弄呢？”
我看着老魏，说：“你别急！我告诉你们。”转而向众人，“你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分头到虹桥、西华门和古都这三家饭店，去了解这个叫‘龙伟’的人，来南京这四次登记住宿的准确时间，上午还是下午，大概几点？我们只要找出哪怕一次准确的时间，就可以拿这个时间段飞抵南京的航班和12月2日上午的那三个进港航班进行比对，找到这个家伙。”
刑警们都兴奋起来，凑在一起商量了一下，分别前往。
这次我暂时没让他们查刘兵离店的时间。因为从到达酒店的时间反过来推算飞抵南京的航班相对比较容易，离店之后什么时候飞离南京，就很难说了。
八
一个上午过去了，刑警队里那间办公室静悄悄的，过去它属于我，现在属于老魏。
我一杯接着一杯，老魏给我泡的那杯浓茶已经喝得像白开水。老魏还要给我重泡一杯，我摆了摆手，站起了身子。
今天是大年初三，正是春节探亲访友最热闹的日子，刚才老婆来电话说家里来了亲戚，催我回家吃午饭。
正在这时，我的手机又响了，是程翔。
他在电话那头兴奋地说：“领导，我在虹桥饭店找到一个了！”
我也一下子兴奋起来，说：“你待在原地等我，我们马上过去！”
等我和老魏赶到虹桥饭店，刑警支队也接到我的通知，来了几个刑警。
大家找了一间屋子，迫不及待地听程翔汇报情况。
程翔拿出一张纸，向我们说：“这是‘龙伟’在11月18号入住虹桥饭店的住宿登记单，上面没有具体时间，但在背面有‘出租车送来’这几个字。我问饭店这是什么意思，饭店经理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他们有个规定，出租车每拉一个客人，就付给他们100元，所以就在背面标注了一下。我再问，那这个出租车司机是哪个？他又找来了一张住房确认单，就是这张。”程翔又拿出一张纸，这上面有出租车车牌号和司机姓名。
我急切地问：“结果怎么样？”
程翔说：“我已经找到这名司机。据他回忆，是11月18号11点多，在民航班车从机场到市区的终点站拉上那人的。那人大包小包，操外地口音，应当是刚从民航班车上下来的。司机为了多挣车费，故意在市区里绕了一大圈，11点55分才把他拉到虹桥饭店，所以记得比较清楚。”
由此看来，11月18日11点之前，应该就是刘兵乘飞机来南京另一个比较确切的时间，把这个时间段到达南京的航班，和12月2日上午抵宁的航班作比对，不就可以从中找到我们想要找的人了吗？
想到这里，我不由得一拍桌子，说：“程翔，你立功了！”
这时已经过中午12点了，老魏要请大家在这里吃饭。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马上回支队比对航班名单，哪还有闲工夫在外面四平八稳地吃饭？
我瞪了老魏一眼，也不管大家怎么想的，直接就说：“这几天过年，天天大鱼大肉，不如都到支队食堂，让师傅下点儿面条，早点儿吃完，早点儿干活儿！怎么样？”
大家纷纷说好。
九
回到支队，我把老魏和程翔带到食堂去用餐，支队的小顾他们则立即到电脑室调取航班乘客名单进行比对。
食堂的沈师傅手脚麻利，一边烧开水下面条，一边切肉丝青椒丝，起油锅翻炒。不一会儿，几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连同一大碗浇头，就端到了我们面前。
我刚端起碗，手机铃声响了，放下碗打开一看，是老婆打来的。
坏了，家里还有客人，老婆肯定是来催我的！我只好说软话：“现在工作上有重大突破，大家都在这里忙呢！中午回不去了，你就替我跟客人打个招呼吧！”
老婆也是干公安的，应该能明白我说的“重大突破”指什么。
“呼噜，呼噜，”老魏一边吸吮着面条，一边口齿不清地说：“上次玄武饭店吃的就是面条，今天到支队食堂还是面条，而且浇头也是一样。领导，你是不是把玄武饭店的师傅请到这里来了？”
老魏倒也不是瞎猜，上次在玄武饭店吃过青椒肉丝浇头面后，味道让我难忘。这些日子为了办这个案子，吃住在支队，经常让食堂沈师傅做这个浇头面。
我们这边面条还没吃完，小顾就喜滋滋地跑来告诉我：“支队长，结果出来了！11月18日和12月2日这两天的上午10时01分，从沈阳飞抵南京的航班乘客名单里，有一个姓名拼写一模一样的汉语拼音：yu xiao song。”
我三口两口把面条吃完，一边往电脑室走，一边问小顾：“这个yu xiao song是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自称刘兵或者龙伟的人？”
小顾说：“这两张机票是沈阳飞南京的，它上面的汉字姓名和身份信息只能在沈阳的售票点才能查到。如果要查这个yu xiao song的身份信息，最好是查从南京飞外地的航班，因为只有从南京起飞的航班才可能在南京售票。”
“好！我们暂时先不管刚才查到的这两个飞抵南京的航班。现在马上把这个叫刘兵或者龙伟的作案人离开南京的五个时间段航班调出来，把这个yu xiao song放到里面去进行比对，哪个航班中有这个yu xiao song，我们就可以顺藤摸瓜，去查这张在南京出售的机票上面的身份信息。对不对？”我一边说，一边在电脑室的电脑前坐下。
小顾一边听一边点头，随后就按我说的在电脑上操作。
以前我们在电脑上比对，只是在找相同的姓名，而我们自己手里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名字。现在则不同了，我们有了yu xiao song这三个汉语拼音，把它输入电脑，很快就有了发现。
第一个蹦出来的，是这个yu xiao song于1997年11月26日飞往北京。
看到电脑屏幕上的这行字，小顾二话不说，立即抄起电脑边上的电话，向航空公司查询，这张机票是从哪里卖出的？
这时老魏吃完饭，抹着嘴，也来到了电脑室，见大家屏声静气地盯着小顾手里的电话，也站在一旁倾听。
终于，对方在电话里说：“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这张11月26日从南京飞往北京的机票，是在禄口机场售票处售出的。”
现场顿时一片欢腾，老魏马上踅摸到我的身边，主动请缨：“领导，我和程翔不能白吃支队的饭，让我们去禄口机场查吧！”
哈哈，老魏立功心切啊，我笑了笑，说：“也好，你们快去快回！”
老魏他们走后，我让小顾他们几个分头在电脑上操作，把yu xiao song其他几次乘飞机抵离南京的时间，和刘兵（龙伟）五次往返南京登记住宿和离店的时间逐一进行比对，最后发现，两者的时间完全吻合。
yu xiao song，你这条“鳌鱼”终于浮现了！
突然，我想起小顾他们现在还饿着肚子，马上说：“快，快到食堂吃饭，吃完饭抽空回家一趟，说不定今晚就要行动。”
这是我的一条经验，一旦作案人身份查明，侦查员很可能马上就要出发，前去抓捕。
正想给老婆打个电话，问问家里的亲戚走没走，手机却先响了，是老魏打来的。
他在那头兴奋地说：“领导，我们查到了！这个yu xiao song，汉字是‘于小松’三个字。‘于’，干钩‘于’，‘大小’的‘小’，‘松树’的‘松’，他的身份证号是××……××。”
我一边让支队的值班刑警去查他的身份信息，一边把这个重大情况向支队长老张汇报。
等到老张闻讯赶到支队，我们已经查明，这个于小松系辽宁省阜新市人，30岁，户籍地址是阜新市海州区中阜路××号。
老魏他们也从禄口机场回来了。
他带回来的于小松购机票时留下的字迹，经文检技术人员把它与那个龙伟办理住宿登记时所留字迹进行鉴定，两者完全一致。
至此，先后化名刘兵、龙伟真实姓名为于小松的“1·19”特大盗窃案的作案人，这条骗盗香港商人阎思轩24万美元的“鳌鱼”，终于被牢牢锁定，并且很快就要被我们捕捞进网。
十
在接到老张关于案情有了重大突破的报告后，市局李局长在电话里高兴地说：“太好了！事不宜迟，你们再辛苦一下，马上派人去辽宁，把人抓回来。”
放下电话，老张对我说：“老朱啊！这些天你茶饭不思，年也没过好，抓人的事，我来办吧！辽宁那边我熟，你就在家好好休息几天！”
当天晚上，老张亲自带队，带上小顾和另外几名刑警，从支队直接去了禄口机场。
半夜时分，我听见汽车进院的马达轰鸣声，从办公室探头往外一看，只见几台汽车鱼贯而入，车灯把刑警支队的院子照得亮如白昼，肯定是老张他们回来了。
我赶紧披衣下楼，正看见老张一行风尘仆仆地从车上下来，押着一个脑袋上戴着黑色头套的家伙。不用问，这应该就是那条“鳌鱼”于小松了！
老张一边吩咐小顾把于小松带到审讯室，一边朝我走来。
我迎上前问：“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从案发到把人抓回来，前后不过十二三天，老张因此显得十分高兴，笑呵呵地说：“前天我们赶到机场，当晚已经没有飞沈阳的航班了，只好先飞到大连，然后又从大连飞沈阳。昨天上午，顶着大雪，从沈阳赶往阜新。辽宁同行真不错，要车给车，要人给人。昨天晚上，就在派出所民警的带领下，找到了他家。”
我忙问：“要不要组织连夜突审？”
老张笑着说：“老朱啊，这个事你就别管了！我在路上已经跟老薛打了电话，让他连夜审讯。他负责这一块，我们不能抢他饭碗啊！”
我刚到支队，情况还不大熟悉，副支队长老薛就是专门负责预审的。老张不提醒，我差点儿忘了。
老张和我来到审讯室外间，一边通过电视屏幕看老薛审讯，一边继续跟我说抓捕细节：“这个于小松啊，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找到他，昨天晚上还美滋滋地在家里和亲友喝大酒呢。敲开门后，他家里人还以为我们是他朋友，一个劲地往里请。于小松出来一看，这么多陌生面孔，转身就跑。到后门一看，也有两个便衣警察守着，笑着对他摆摆手，‘你还是回去吧’。他只好束手就擒。”
“他盗走的那24万美元呢？”我想到了那个香港商人阎思轩愁苦的样子，希望老张能把这笔巨款一块儿追回来。
“我们搜了，从他家搜出168万元人民币存款，2.9万元人民币和4900美元现金，都带回来了。其他的嘛，他都挥霍掉了。”老张有点儿无奈地说。
老薛还真有两下子，经过一夜审讯，于小松不但承认了“1·19”玄武饭店一案是其所为，还交代了另外以同样手法作案四次的事实。其中：1993年8月9日，在太原市山西大酒店盗窃港商价值130余万元人民币的财物；1995年9月29日，在武汉市亚洲大酒店盗窃港商25万美元。后经我们与太原、武汉两地公安机关查证，确有其事。这是后话。
我看着于小松一件件交代，不知怎么想起了那天把他拉到虹桥饭店的出租车司机。那个司机为了多收出租车费，故意在南京城里绕远兜圈子，其实也是一种欺诈行为，只不过没有相应的法律条文进行制裁而已。这种心术不正的人，如果像于小松那样自认为自己见多识广，机警善变，说不定也会耍小聪明，去诈骗别人。从古到今，形形色色的骗子，就像落叶一样，扫掉一批，又会落下一批。善良的人啊，一定要警惕！
2月4日大年初八，早上，办公室桌上的电话响了，一接听，是不常听到的港腔：
“朱警官哪，我系阎思轩，我刚刚接到了你们的通知，让我择日到南京办理赃款返还手续。谢谢你啦朱警官，没想到你真的这么快就把案子破了！”
“阎先生，不要客气，我还要感谢你及时给我们提供线索呢。”这倒不仅仅是客套话，我们就是依靠阎思轩提供的临上飞机时于小松打的那两个电话，找到了于小松在南京以“龙伟”名字落脚的宾馆，找出了他进出南京的航班，查到了他的真实姓名，最终将他从千里之外捉拿归案。
放下桌上的座机，手机又响了。
一接通，原来是中保村支书老黄，话筒里传来他的大嗓门儿：“支队长啊，我们在报纸上看到了，你又破了个大案子……”
我连忙打断他的话：“是大家一起破的！”
他马上说：“对，对，大家一起破的，但是你的功劳也摆在那里哎！上次你酒没喝成，现在年还没过完，哪天我们为你再摆一桌庆功酒，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