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同代人的别样年华 酷老头范圣琦
第一次见到范圣琦时，我在家里，他在电视里。
他在电视里吹萨克斯；我在听，在看。
屏幕上只有他一个，背景是海蓝色幕幔。而他，戴一顶黑色贝雷帽，帽檐斜佩一枚银色的锚形徽。白绸衣裤。上衣的领口、袖口、对襟和下摆，刺绣着图案简约又美观的红色宽边。漂亮。至于他的脸，那是一张典型的国字脸，五官分明，线条硬朗，委实够得上是一张相貌堂堂的脸。屈指算来，十年已经过去，当年他也该有六十余岁了。但若不是他的下巴蓄着一簇挺古典的、托洛茨基式的胡子，我竟不能立刻看出他已是一个老头儿。
倘若他穿着那么一身出现在街上；即使不是出现在街上，而是出现在公园里，出现于晨练的时光；看见的人们，十之七八大约是会议论他“老来俏”的——哪怕他正打着地道的太极拳或别的什么宗什么派的拳路，也还是难免的会受到讥嘲吧？
但他可是在电视里呢。所以他那一套怎么看都不太像是演出服的衣裤，也就只有顺理成章地被当成演出服来看待了。而若被当成演出服来看待，任你是一个喜欢评头论足的人，你也不得不承认——儒雅。
儒雅归儒雅，那股子俏劲儿，却是儒不尽也雅不掉的。
显然，那正是他一心想要留给人的印象。
归根结底，无论谁的眼都能看得出一个老头儿人老心不老，胸怀里涨满着不泯的青春潮。
萨克斯曲，我是听过几次的，演奏者皆洋人。有两次是在国外的演出现场听到的；其余几次，只不过听的是碟。故我一向以为，洋乐器还是要由洋人来吹奏才够味儿。并认为，萨克斯是比小提琴、大提琴、钢琴和竖琴更洋的洋乐器。因为它看去未免太“机械化”了。
没想到一个中国人居然也能将萨克斯吹奏得那么好！而且是一个中国老头儿！
我两次在国外的演出现场所见的演奏者，一位是四十几岁的黑人；一位是三十几岁的白人。前者吹奏时，手中萨克斯根本无需吊带悬在颈上。后者用了，但吊带很窄，二指宽的黑色的皮质吊带而已。
电视里那中国老头的萨克斯的吊带，却有四指宽，还是一条锦而不艳的彩带。像他的服装，雅得可以，俏得也可以。
六十几岁的人了，身板笔直。
他幅度有致地左右摇摆着身体，将一首萨克斯曲吹奏得行云流水，回肠**气。
我一时看得发呆，听得发呆。虽外行之耳，却也敢料定那是专业的水平。而且是，很高的水平。
再者说了，水平不高，恐怕也没机会出现在电视里呀！——人家可一连吹奏了三首曲子啊！电视台正宗的音乐频道的时段，一般舍不得全让一个老头独揽了的。
等他从电视里消失了，我这厢仍听得意犹未尽，不禁脱口赞道：“好一个帅老头儿！”
仅那一次，他的形象，便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之中了。
一年后某日，或许还是两年后某日，我到我们民盟北京市委去开会——发言稿居然忘在家里了；我低着头回忆写在发言稿上的内容，猛抬头时，见对面的一个人冲我微笑。
他是一位老同志，灰白的顶发已然稀疏。但鬓发、边发还挺密，也挺长，一并向后梳拢过去，扎成一束，像女孩子们的马尾辫那样。自然，短是要短许多的。一双眼睛，目光闪闪，大而且眼神晶亮，看去精神矍铄，气色良好。那是夏季的事。他穿着一件短袖的半新不旧的浅色格子衫。事实上他坐在我对面的两排人之间并不显得多么特别，一般人也能看出他的职业大约与某类艺术有关。对于男人，不论年老抑或年轻，长发后束具有先锋艺术家的招牌意味。而坐在他左右两旁的又差不多都是搞艺术的，先锋的意味并不足以格外吸引我的眼球。
我盯住他目不转睛地研究他的脸，乃因他脸上有着一种别样的表情。他显然是一个很不习惯于开会的人，却又偏要做出一个经常出席各种会议的人的样子。他还似乎想要证明自己是一个老顽童，打算调皮捣蛋一下，以放松自己的神经，也娱乐别人一下；但又明知那不可取，于是和自己较劲儿地表现规矩。几乎每一所托儿所里都有几个那样的孩子——当有参观者们光临，只许他们小大人似的一个个端坐在小凳子上不许他们玩，或不许他们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玩时，他们的状态往往是颇令人同情的。然而连这一点也不是我研究他的真正原因。我自己在某些会议场合的状态也同样是颇令人同情的。既不但在开着会而又喜欢开会的功夫，那是一种挺高级的功夫。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乃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太熟悉他那一张老脸了，可一时又怎么也想不起来究竟在哪儿见过他。想不起来还偏不能停止地想。如同一个人一边行走一边数着一座摩天大楼的层数；一次次重数也数不清，于是干脆站住了数起来。
他发现我在盯着他看，一次次向我点头微笑。似乎终于忍无可忍，站起身来，大模大样地绕场半周，坐到我背后一排的一个空位置那儿去了……
终于挨到了自由发言的时候。没想到他还不甘寂寞，先声夺人地大发了一通言。我已记不得他究竟说了些什么话了，只记得众人一阵阵的笑。我们都知道的，某些很不习惯于开会的人一旦终于逮着了自由发言的机会，其率性道出的话语是我们爱听的。何况我们民盟北京市委一向鼓励和包容个性化的发言。
这老头儿发过言之后，我继着他的话题发了一通言，蓄意使气氛更活泼些。那一次会在笑声中休息了十分钟。不待我起身，一只手拍在我肩上。转身一看，是那老头儿。他问：“你相亲啊？”我反问：“我们在哪儿见过吗？”他说：“肯定没见过？”我说：“肯定没见过。”旁边有人说：“范圣琦。‘老树皮’乐队吹萨克斯的！”我不由得一拍双手：“我在电视里见过你吹萨克斯！一流水平，大家风度！”他哈哈一笑，自谦道：“我是个老顽童，爱上镜！”他的笑声很爽朗。我说：“能笑得这么响亮的中国老头不多呀！”他又哈哈大笑道：“承蒙夸奖！承蒙夸奖！”
旁边又有人说：“整天吹萨克斯嘛，底气充沛。”他郑重了，连说：“对，对。我这一辈子，全仗着那么一口气了。”我又说：“十三亿多中国人中，能把萨克斯吹得像你那么好的老头，估计没几个。”他却孩子般的腼腆了，又连说：“我那是吹着玩儿，吹着玩儿。”我说：“陪我到院子里吸支烟。”他就陪我到院子里去了。
在树荫底下，我又问：“叫你老头不在意吧？”他说：“那在什么意啊，本来就是老头儿了嘛！”我犹豫一下，忍不住再问：“六十几？”他说：“虚岁六十八。年轻。”
我不禁大发感慨：“老范，老范，你在电视里，那可是一个帅老头哇！最好平时也要保持那么一股帅劲儿！”
他嘴凑我耳，小声说：“那当然！今天不是来开会嘛！平时我老范，出门就要求自己有回头率，少了心里还不舒服！”我笑了，说：“支持。”他问：“老弟似乎挺喜欢我这老头儿？”我说：“是啊。想不到你老哥居然也是我们盟里的人。今天能见到你，我太高兴了。”他又问：“真话？”我说：“绝对。”
他大睁双眼把我看了几秒钟，更加郑重地问：“那你说我是帅老头儿？”
我奇怪，反问：“说你是帅老头儿不正是赞美你的话吗？”
“可别人都说我是酷老头儿！”分明的，他有异议。我说：“酷，那得形容小青年的。六十八了，就别酷了。帅就行了。”
“六十八怎么了？六十八就不该活得精神抖擞了吗？我要还是小青年，那就非酷个够不可！酷多上档次！帅，太腻歪人了。你是作家，你应该比我更明白帅和酷那是有很大区别的……”
“可酷，还多少有点儿另类的意味儿……”
“我很另类啊！老头儿就不许另类了？”
他跟我较真。
“依你，依你。”
我只得退让。
两年以后的某天，民盟中央办公室的同志打来电话，说澳门将举办纪念林则徐诞辰多少周年的活动，盟里的几位艺术家以民间人士的身份组团前往助兴，问我愿否参加。我考虑到要乘三个多小时的飞机，考虑到自己的颈椎病，有些犹豫。
“大家都希望你能一道去。特别是老范，他说都两年多没见到你了……”
“哪位老范？”
“范圣琦呀！”
“‘老树皮’乐队的酷老头？”
“对啊。”
我不再犹豫，当机立断：“去！”
可不，自从两年前相识，我和他再就没见过。两年间只通过一次电话，是我想请他到我们北京语言大学去进行一场他一个人的专场演出，他当时爽快地表态：“没问题！”我说：“钱很少。”他说：“不要钱。”我说：“也别不要。一点儿不要，我过意不去。”
他说：“你是谁？我是谁？咱俩不是还有一层盟里的同志关系吗？何况是为了活跃大学里的文艺气氛，这是咱们民盟一向的社会义务之一啊，谈钱干什么呢？”我说：“好，不谈钱了。那么你给我个底儿，你能吹奏多长时间？”他反问：“你希望多长时间？”我说：“一个小时短了点儿，一个半小时你顶得下来吗？”他说：“没问题！”——稍停，补充道，“太没问题了！我自己有时吹着玩儿，还吹过一个多小时呢！”
那事，纯粹由于我这一方面的拖延，竟没操办成。然他当时的爽快，他的话，又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赴澳之日，在北京机场，我俩一见面，他打量我直摇头。我问：“看我哪点不顺眼？”他以批评的口吻说：“你穿得太不像样子了！”我追问：“得像什么样子？”他说：“咱们这是一个艺术家代表团哎！你怎么也应该穿出点儿派来嘛！”
那一天，他穿得很有派，头上又戴着那一顶招牌式的贝雷帽了。帽檐上照例佩着锚形徽，上身穿着一件褐色皮质夹克，再加上他那俄式的胡子，像一位着便服的老船长——酷！
我看着他刚欲评论，他抢先道：“想好了再说！”
我说：“你很酷。”
他高兴地笑了。
我接着说：“等我到了你现在的年龄，也向你学习。”
他又批评道：“错！大错特错！衣着能体现出一个人的生活热情。没有经济条件不必刻意追求。可你有经济条件！我们的作家你要与时俱进！干嘛非等到了我这种年龄？我这只不过是随心所欲罢了……”不待他说完，我已从他头上摘下了他的贝雷帽，戴在自己头上。他笑道：“这种帽子太不适合你了，到了澳门我帮你选一顶帽子！”我知陋闻寡，直至那一天，还相信他只不过是一个业余的萨克斯吹奏者。在澳门，有时间从容地交谈了，才了解到酷老头范圣琦和萨克斯的关系，实在是一言难尽的。
范圣琦祖籍山东黄县的某一个小村庄，乃范仲淹三子一系的第二十九代孙。他的爷爷是晚清秀才，废除科举以后，成为村里的私塾先生。他的大爷十四五岁就随人闯关东，在黑龙江富锦县首屈一指的皮货商栈里站柜台，凭着机灵好学，二十来岁便由小伙计出息成了一个经营管理型的人才，被东家派往到沈阳一个更大的皮货商栈独当一面，薪水颇丰。他的父亲，投奔他的大爷先到了沈阳，也当小店员。后来他的母亲带着他们四兄弟追随他的父亲到了东北，落脚哈尔滨，住在一位富有的亲姨姥姥家里。当年姨姥爷已经病故，给一个目不识丁的小脚老太太也就是他的姨姥姥，留下了在哈尔滨、在青岛、在上海的多处实业，洋蜡、洋皂、洋袜、洋服是它们供不应求的产品。那一年范圣琦六岁，地位上有点儿像大观园里的林黛玉。然而那么一种童年，却是亲情氤氲，其乐融融，无忧无虑，衣食富足的。这为他后来一生不泯的快乐性格奠定了成长基础。但是随着抗日战争的发生，姨姥姥那多家实业纷纷倒闭，童年的好时光也就开始现出危机来。在那一时期的某一天，姨姥姥带着他和他的二哥逛一家日本商店，一个十四岁、一个十一岁的两个少年，被一排乐器柜台里的各种各样的洋乐器吸引住了目光；姨姥姥左催右催，兄弟俩竟不愿离开了。而那年头，姨姥姥家已只靠变卖家当维持生活了，遂叹曰：“等你们长大了给你们买。”
那本是一句大人敷衍小孩子的话。
然而冥冥之中，似乎有着一个主宰，偏要成全两少年的音乐幻想似的。
不久日本投降了。
又某日，范圣琦的二哥带着姨姥姥的一件貂皮大衣到当铺里去当，揣着为数并不太多的一笔钱回家时，在马路边上看到了有人在大声招徕着叫卖乐器……
往事如烟。
在澳门，由六十八岁而七十一岁的酷老头儿范圣琦讲到此处，仍不免的神情激动。
他说：“那可都是精良的乐器啊！是不是我和我二哥在日本人开的大商店里看见的那些我不敢说，但却件件都是新的！便宜呀，等于白给似的！……”
二哥怎么能经得起那一种**呢？手里拿着这个，眼睛还盯着那个。
结果他二哥不假思索地就花掉了当姨姥姥的皮衣所得的一半的钱，竟买下了三支提琴两管萨克斯——也带不走啊，只得雇上一辆人力车拉着自己也拉上乐器……
姨姥姥竟没责备他的二哥，那一件便宜的事情简直使对音乐一无所知的老太太没有了责备的理由。
范家四兄弟，也同样对音乐尚一无所知。
大哥已是一名专科学校里学科技的学生，没精力再染指乐器了。四弟还小，兴趣也不在乐器方面。于是，三把小提琴和两管萨克斯，成了二哥范圣莹和范圣琦终日爱不释手的东西。结果就“玩”出了以后中国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家和中国铁路文工团半个世纪内无人可以取代的萨克斯演奏家。
范圣琦十一岁开始自学。说是自学，其实亦经名师指点。他的启蒙老师，乃是真正的音乐大师，当年流亡到哈尔滨的前俄国国家乐队的音乐家，俄国音乐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故范圣琦有幸受过正宗的古典音乐演奏之法的熏陶。
他十四五岁以全国第一的名次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管弦乐系；十八九岁毕业后分配到铁路文工团；后来又被团里派回哈尔滨市拜认俄籍名师学过一个阶段双簧管；再回到团里，时逢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那一年二十四岁……
我问：“你怎么也会被打成右派？”
他哈哈大笑，反问：“这有什么奇怪的？我被打成右派才一点儿也不奇怪呢！”
追诘缘由。
答曰：“还不是因为给领导提意见嘛！鼓励我提，我就提呗。一提，自然就成右派啰！”
又问：“心理上受过很大的伤害吧？”
他说：“那倒没有。只不过是不服！把我打成右派？我看你才是右派呢！已经被宣布为右派了，还敢和领导吵。我常去中南海演出啊，周总理都熟悉我了。如果再见不到我，他老人家会问：‘小范哪儿去了？怎么没来啊？’有一次我没去，周总理就这么问过，真的！”
“那领导就拿你这个右派没辙了？”
“那倒也不是。把我工资降了两级呀。由八十四降到六十二了。才过两年，又给我恢复到八十四了。我这个人，只要不禁止我吹萨克斯，什么工资啦、级别啦、右派不右派的啦，不在乎。一拿起萨克斯，那就是满心怀的快乐。右派经历，在我这儿没留下什么大感觉。”
我说：“那你可真是一个幸运的右派。”
他一愣，沉思片刻，同意地说：“是啊，比起来，我范圣琦这个当年的右派，太幸运了。”……
酷老头爱听“段子”，自己也爱讲“段子”。什么“段子”都爱听，都爱讲。“色情”的讲来无所忌讳，“情色”的讲来更不在话下。而且，尤其喜欢讲给我听。讲罢，还往往赞叹不已：“多生动啊，多鲜活啊。比你们作家笔下的语言如何？”
我自是每次听了都自愧弗如，甘拜下风的。我不上网，也没手机，自己的头脑里一个“段子”的储存也没有过。团里的一位老大姐，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制止他：“老范，不许污染咱们晓声！”他反驳道：“我这是熏陶！你问他，愿不愿意我这么熏陶他？”我说：“愿意。”于是同行诸人皆笑。
他嘴凑我耳，又悄悄地说：“记住，人不可以活得太素了。毫无半点儿荤味儿，那么一个人也就活得太没劲了。”我装傻。求教：“怎么就太没劲了？”他一本正经，诲人不倦地说：“人生终究是应该通趣的，那就活得太不通趣了呀！”我大声说：“范老，拯救我。我要通趣，我要通趣！”那一位大姐便双手一拍，叹道：“唉，眼睁睁被拖下水一个，这可如何是好！”诸人又都开心地笑。
由于有他这一个成员，我们的澳门之行笑声不断。我则学作“捧哏”的，技非专业，尽力而为。车上车下，行迹匆匆，东离西往，观光亦累。倘哑团状态，闷煞人也。本非文谈雅论之刻，笑话且有适当分寸，娱人悦己，我能接受。
然拜会一刻，座谈时候，酷老头又是一番样子——落落大方，彬彬有礼；性格内束，神情庄重，特绅士。我悄悄问：“怎么判若两人了？”他便扯过我手，用手指在我手心写了一个字是——“节”。回到住地，问他那一个“节”字的深奥，答曰：“我这一生，所谓的经验，便是‘节’字而已。也可以说是我做人的原则——爱国，爱民族，爱民盟，此大节。大节方面，力求行得端，做得正。其他方面，是我自由，皆小节。而小节，仅老伴有权限制我，属特权。那特权，别人我是绝对不给予的。我以大节的一贯，保障我行我素的自由。”
我沉思良久，说：“所见略同。”
及纪念典礼仪式揭幕后，酷老汉代表我等上台献艺。
临行，刮胡子，扰头发，正领带，擦皮鞋，旋转镜前，左照右照。
我说：“可以了呀。”
他说：“我一人上台，代表的是你们大家，马虎不得。”
一曲终了，掌声骤起。
于是又吹奏一曲。
那时刻，酷老汉在台上神采奕奕，出尽风头。
台下人士，交头接耳。
我听到一句话是——“真是味儿！”
也不知赞的是曲，还是他这个老头儿。一想到这世上古今中外七十余岁的一个人了，居然还能经常魅力四射地活跃在大小舞台上，不禁的心生几许醋意。又想到老头儿曾对我轻描淡写地说过：“今年开门红，前三个多月已挣了一辆奥迪。”
那醋意，越发的不可收拾，遂成嫉妒。
……
如今，我与酷老头又两年没见了。
他已七十有三矣。
前不久又在电视里见着了他——左右伴着两个美女，在做一道什么拿手菜。有美女从旁替他解说，而且两个！他一脸的得意扬扬，分明是——把他美的！
我又得知，我们民盟的几位大学校长、副校长，去年与台湾方面的大学校长们共聚某名山，纵论教育心得。酷老头与盟里的几位音乐方面、戏曲方面的艺术家，又结伴登山助兴，亦大受彼们欢迎。以至于活动结束时，有位台湾方面的大学校长夫人，带头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
噫兮！
一管乐器，竟使一个人的人生从少年至老年，那么充实，那么快乐，那么具有活力，这真是一件令别人称羡不已的事情啊！艺术不仅带给许多艺术家以美好的满足，却也带给许多艺术家不幸与厄运。伟大如莫扎特者，尚且一生荣辱交织，伤痕累累。它带给范圣琦的，几乎尽是快乐！缪斯女神，未免太偏爱他了！他靠了他的萨克斯，活得自信无比，嘲笑做人之曲谨，张扬真性之疏狂。智利机巧，不屑一为，浮名纷争，视若烟云。一辈子只管从无厌时地吹他那一管萨克斯；直吹得黑发变白发，少年变老人，竟还在吹着！吹时那一种如醉如痴，似拥红颜新妇！直吹得越老越酷，越老越精神！
如此艺术人生，美哉！美哉！
世人，谁能不看着高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