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国梦
中国之发展变化，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所取得的各方面的成就，不但使相当普遍的国民产生了切身感受，并且已被国际所承认。
身为作家，我一向认为，着眼见假丑恶现象分分明明地存在着而不发批评之声，是不正派的作家。反之，若自己国家的进步也是分分明明的事实，却佯装视而未见，听而未闻，也是不正派的作家，甚至连正派的中国人都不配是了。
做正派的中国人，是我做人的底线。故，祈祝我们的国家早日实现中国梦的热望，每使我的头脑中产生诸种对中国未来的向往，或可曰“个体中国梦”。
一、我想早日看到，目前已经退休的企业工人们，他们的最低退休工资不低于每月4000元。那么，夫妇双方的退休工资将不低于8000元。以东三省为例，目前企业退休工人的最高工资不超过3500元，很接近4000元了，但能拿到3500元退休金的人极少，绝大多数人的退休金在2500元至3000元。而退休金低于2500元者，仍大有人在。一对夫妇的退休金加起来5000元多一些的，为数不少。退休金仅在2000元左右的人，也很有一批。这样的夫妇，若一方常年生病，夫妇二人的晚年生活便会陷于贫困。
目前已经退休的企业工人，多为当年的“知青”。这一代人，整体上命运多舛——困难年代、“文革”、“上山下乡”、返城待业、中年“下岗”，中国的弯路和改革的阵痛，使他们退休前的人生坎坷，心理伤痕匪浅。我希望“共享发展成果”的国策，能早日向他们倾斜一下。每月4000元的退休金，才可保证他们的晚年生活相对幸福。虽然，幸福的内涵是多方面的，但对于他们，每月多一千几百元的退休金，会给他们带来特别实在的幸福感。并且，也会减少他们的儿女的生活压力。
二、我想早日看到，在以后的几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重新被重视。当年中国颁布《劳动法》时，不论国企或民企的头头们，有不少人是不支持的，有人甚至很抵触，公开的反对之声亦不鲜闻。他们认为，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国企民企都在发展的爬坡时期，《劳动法》一旦颁布，执行起来有难度。若国家强调严格执行，必然影响企业效益。
当年我已是全国政协委员。
当年我立场坚定地支持《劳动法》的颁布，并且态度鲜明地主张——一经颁布，当然要严格监督执行情况，当然要引导职工自身特别是工会干部首先加强对《劳动法》的认识觉悟。
《劳动法》是保障各行各业工人幸福指数的国家大法之一，具有与其他法律、法规同等重要的严肃性，不容轻视。工人加班加点，延长工时，必须出于自愿。即使在自愿和给予加班报酬的前提下，对延长工时也应有所限制。工人毕竟也是人，《劳动法》旨在保护工人们的健康不因长期加班加点严重透支，健康情况日益下降，受到损害。同时，也是为了生产安全起见。
《劳动法》颁布后的当年，各级政府尤其媒体，确乎对执行情况予以过监督，也确乎对阳奉阴违的现象进行过曝光、批评和警告。
但近十年以来，不知为什么，对《劳动法》的执行情况，几乎无人关注了。
而现实是，不论国企民企，加班加点每成常态，不延长工人工时的企业反而成了少数。严重违反《劳动法》的情况，民企多于国企。在那些民企，加班加点并不按《劳动法》规定给予报酬。它们大抵是生产低端商品的厂家，职工大抵是体力劳动者或粗简型流水线工人。这使厂方很大爷——愿干不干，不干立刻走人。工人因为自身缺乏劳动技能，唯恐离开之后再难找到工作，只得忍气吞声干下去，这助长了厂方的强势。
较大甚至超大型的企业、公司，情况是否会不同呢？
据我所知，也不尽然。某些著名公司，甚至公开宣称加班加点应是本公司文化，竟将习近平总书记“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口号，作为弹回质疑声的盾牌。似乎不明白，习近平总书记那口号，不是向工人发出的，而是向干部发出的。
在那样一些公司，员工大抵为“80后”“90后”。多数“80后”已做父母，并且仍是儿女，上有老，下有小，却经常要加班两三个小时，有时甚至四五个小时，十点以后回到家里，似乎成了他们的上班规律。这不仅严重影响了他们小家庭的生活品质，也严重影响了他们对父母应尽的孝心。最违背人道的，是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健康，中年以后，必会因为青年时期的身体透支成为早衰多病之人，而这也肯定会增加国家医保的负担。
所不同的是，较大公司、大公司和著名公司，是给予加班职工报酬的，往往还会以加班是否积极来作为评定年终奖的条例。这实际上是在利用金钱作用，诱使职工进行透支性的脑力或体力劳动——在某些国家，若有职工诉诸法律，一告一个准，不但必受到法律制裁，而且还会受到社会谴责。表面看来，加班与奖金挂钩，似乎符合多劳多得之原则，但一名不情愿那么晚下班的职工却难以做出不加班的选择。因为其不加班的选择，也会影响班组和全部门的奖金之多与少、得与失。一言以蔽之，每一名职工都被加班绑架了。而部门的头头脑脑是无须加班的，可以到点即下班，因为他们的奖金根本不与加班挂钩，另有评定条例。这使企业或公司的管理者与职工之间，不可能同心同德，几乎必然地逐渐离心离德。在职工方面，加班往往表现为一种形式，以熬时间的消极态度来对待加班这件事，延长工时与劳动成果之间，大抵不成正比。这种情况也体现出所谓劳动资源部的愚蠢无能——他们在制定劳动条例时，除了“周扒皮”那套伎俩，贡献不出更有利于激发职工劳动积极性的方法。进言之，他们所制定的条例，完全是站在企业或公司单方面的利益立场上的思维结果。
而好的人性化的条例，则是兼顾劳资双方利益的条例。正因为也考虑到了职工们的利益，必然会受到职工们的拥护，热爱单位遂成良好的企业或公司文化氛围。相比而言，国企在此点上普遍做得比民企好。因为大多数国企领导，毕竟很在乎职工对他们的认可程度，头脑之中毕竟不同程度地继承了也应该体恤职工的传统。若国企职工普遍的不满情绪高涨，国企领导的位置很可能就坐不稳了。民企老板无此之忧，头脑中也不会有什么体恤职工的传统存在。他们头脑中所形成的，是极其单纯的劳资利益彼增吾减的对立思维。自己一心要获得最大化的资方利益，当然只能以怎样使职工的利益最小化为思考出发点。
放眼望去，中国到处一派派加班加点，延长工时的透支性脑体力劳动现象。仿佛不如此，中国之发展就会止步似的。
平心而论，在目前的中国，特别严格地执行《劳动法》是不现实的。不论国企民企，都可能为支援抢险救灾、进行科研攻关、保证某类重要工程按期完成而要求职工加班加点。即使仅仅是为了保证大家订单的如期完成而要求职工加班加点，也应是被充分理解的。而且，有些特殊职业的从业者，如警察、医护人员、环卫工人等，加班也确成职业常态，全世界各国无不如此。
我强调企业和公司职工透支性劳动的问题，乃因他们从事的大抵非属特殊职业，还因他们在所谓劳资关系中明显处于弱势。更因为，他们不但在中国劳动者中人数最多，不少人的身体健康确实受到了损害，生活幸福感确实受到了严重影响。一半左右的中国“80后”已因而身心疲惫，“90后”正步他们的后尘，也将成为中国最疲惫的人群。
国家发展的宏观宗旨，毕竟不是使人都陷于机器人般的脑体力劳动之境，而是相反，为了使人享有较多的非劳动时光。
我盼着这样的一天早日到来。
三、我希望中国的将来，从市到镇，医院多些再多些；设备全些再全些：就医环境好些再好些。
近年以来，包括北京、上海在内的大城市，社区医院的发展速度相当快，设备也较全。有的社区医院，配备了透视机和B超机，常规验血也能做到，在一定程度上，确实缓解了大医院患者云集的状况。
而某些省份的镇医院，设备和医治功能，则远不如大城市的社区医院齐全。若那些镇离县城近，其实并无多么齐全之必要。但若离县城较远，且周边农村人口密集，便显然应有进一步提升硬件设施的考虑。
由而想到，当下之中国，为以后国人能获得更及时、更便利、更有效也更好的医疗服务，须着眼于长久，确定像“精准扶贫”一样的目标和计划。
首先，应分析国际资料得出大数据性的结论——做得好的外国，平均多少人口拥有一所医院？什么规模？设备如何？再从中国人口众多和国家的实际经济能力出发，制订可操作的方案，即若别国二十万人口拥有一所什么样的医院，中国三十万甚或四十万人口可否拥有同等医疗水平的医院？以人口多少类推，五十万人口的县城应拥有何种规模的医院？百万以上人口的地级市应拥有怎样的医院？二百万以上或更多人口的城市又应拥有怎样的医院？几所为宜？
有了以上结论后，应写入“五年计划”，应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拨款，一年接一年地予以完成。像保证到某一年，国人的普遍退休金要实现怎样的增长那么去努力奋斗。
有一种观点认为，硬件不重要，软件才重要。即使硬件齐备良好的医院在某地的数量够了，医生的总体水平跟不上，有了岂不是也等于白有？
我的观点相反。在这件事上，我是“硬件第一”主义者。依我想来，若一所镇级医院连B超机都没有，就永远不可能有诊断经验丰富的B超医生。同样道理，一所县级医院若无CT机，或虽有，是老旧该淘汰的，那里的医生面对病情难以确诊的患者除了往地级市医院支，也不可能会有另外的作为。二十年前，媒体曾曝光过这样一件事，在一座省会城市的医院里，CT机明明已失去了正常工作的机能，却仍被应用着。而医生被要求，不管怎样，先让患者在本院做一次CT，把钱留在了本院后，再支患者到别的医院也不迟。
确乎，即使设备齐全了，医生们的水平也未必能一下子就提高上去。但一个普遍事实是——最难治的疾病，如癌症，在全世界的药物治疗现状都是差不多的，早期确诊和手术水平才是决定治疗效果的关键。而一所医院若医疗设备不达标，医生们早期诊断的水平就成了一句空话。就连手术水平，也不是什么名医神话。现在，不依靠先进医疗设备而单凭经验成为名医，才是真正的神话。只要设备齐全，许多医院都逐渐会产生经验比较丰富的名医。
简单地说，我希望十年以后，许多中国的癌症患者，即使在地级市的医院，也能获得早发现、早手术、手术情况大抵一流的诊治。并且，他们绝不会因为没到北京上海的大医院治疗而后悔万分。而北京上海的医院，除了服务于本市人，再就是起到医治罕见病例的作用。应建立一种特殊通道，鼓励和奖励名医参与力所能及的远程影像会诊，更应鼓励和奖励他们亲自到地级市去“传帮带”，使地级市重点医院齐全的、先进的医疗设备与医生们的医疗水平的提高相匹配。
总而言之，若十年以后，中国大多数地级市的重点医院，也能在实际上成为具有较高的救死扶伤水平的医院，而且获得当地人们的信赖，那将是中国人的多大的福祉啊！
四、我希望那样一种个人愿望成为现实——中国各大城市的名牌大学，比如“211”“985”“双一流”等大学，能有一部分迁到地级市去。而且，首先应迁到经济发展较滞后，但自然地理条件很适合大学存在的地级市。
名牌大学集中于甚至可以说拥挤于大城市的现象，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好大学根本没必要全都拥挤在大城市。依我想来，越是好大学，越应与大城市保持应有的距离。在普遍的大城市终日车水马龙、纷攘喧嚣的当下，好大学与大城市保持应有的距离，反而应以幸运之事来看待。看看那些拥挤在大城市的大学吧，除了少数得天独厚，当初就占有了足够大的校园面积，多数大学的存在现状其实很逼仄，很尴尬。
问题是，局面已是这么一种局面，该往外迁移哪一部分呢？
依我想来，首先应迁移研究生院、博士点、人文学科。
这乃因为，比之于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的学习自觉性强，在师资因迁移而一个时期内不能完全到位的情况下，他们靠学习自觉性，通过远程教学和与导师的电脑沟通等方式，也有可能获得与聆听导师面对面上课差异不大的学习效果。而比之于理工科，文科的优势在于不受实验室之有无的限制。
我之所以产生此种希望，乃因我对大学影响力十分信服。某些北京的大学，已在外省市办了分校。直接办于地级市的，目前即使有也极少。“分校”的牌子，当地人不是多么看重。但直接将研究生院、博士点、文科院系搬将过去，则含金量极高，必会对该市乃至一个地区的经济、文化、知名度的提升，起到无可替代的牵拉作用。
首先是，一座地级市的气质，几年后就会与众不同起来，想抑制其文化氛围的自然形成都不可能。更多年后，不论本地人还是外地人谈论到该市时，将会不仅说它有什么景点、什么小吃、什么特产，肯定还会加一句——某大学研究生院或博士点便在该市！若那大学确属名校，想想吧，后一句话多么地令人肃然起敬！
在古代的中国，乡、镇、县构成文化的摇篮系统——后来的文化知识分子，大抵先接受乡镇塾学之启蒙，其后进入县城接受馆学教育。从前经济发达的县城，馆学极成景象。设馆授学者，多是饱学之士，以厌倦了追求官位的举人为主。而乡、镇私塾，基本上是秀才们在实行启蒙教育。当一个人结束了馆学教育，他大抵会跻身于科举之路，考取官职。即使做了大官，卸任之后，往往也还是会回到故里。因古代的外省籍官员卸任后若想留在京城，须皇帝特批。那种想法是很容易引起朝野议论和皇帝疑心的。故他们宁愿一走了之，而他们回到故里，若还愿有所作为，便只有兴学。有人不但促进兴学之事，更亲自授课。而同样厌倦了“科举”的秀才、举人们，则只能以当“教育工作者”为生存方式和人生价值的体现。
撇开他们的讲课内容姑且不论，一个事实不容怀疑，即乡、镇、县文化摇篮的作用，对于中国文化传承的可持续性影响深远。
现当代以来，此种循环往复的文化脉象断裂了，不要说乡、镇、县曾有过的文化气息**然无存，就是地级市包括某些省会城市，文化脉象的稀弱也已令人堪忧。人才只外流，不回归，必然如此。
将教育资源，特别是高等优质的部分资源直接迁移到乡、镇、县，自然是倒行逆施。但迁移至地理位置适宜于办学的地级市，从中国发展的长远计，肯定好处多多。
（一）可使许多几乎已完全没了文化气息可言的地级市，重新焕发起久违的文化脉象的光彩来。
（二）重新焕发起来的文化脉象的光彩，必将辐射向四面八方的乡、镇、县，使那些乡、镇、县可以相当充分地凭借文化“软实力”全面发展。
（三）能直接带动地级市的经济内需，于是出现茶室、咖啡屋、餐饮业、书店、卡拉OK厅、服装业等商业经营的兴旺，连理发店也会多起来，当地的青年理发师们，没必要非到大城市去租门面干本行了。家教一行，也会大受当地人的欢迎。
（四）能使宾馆饭店业如乘东风。先是，研究生、博士生的家长亲人们肯定不放心，十之七八都会亲往一遭，看看高等学子们究竟被“弄到”了什么地方？打算考研、考博的本科生们，也会抽出时间进行实地考察，想挡都挡不住。若该市确有旅游资源，旅游业从此不必煞费苦心地宣传亦发达矣。
（五）可使中国的远程教育体系更为成熟，更上一个新的台阶。培养研究生、博士生，全靠远程教育不行，但即使以远程教育为辅，对远程教育的发展也是极大的促进。
（六）可改变中国人日思夜想地渴望成为大都市居民的求学观、择业观、居住观——你大学毕业了不是？想考研、读博吗？那么，请将目光也望向地级市吧！才不去？随你。而起初，一半左右的本科学子是会改变观点的，其后改变观点的人会渐多。随着理工科院系及实验室、研究所也陆续迁出大都市，重新建立于地级市，改变观念的本科学子将更多。他们获得了研究生和博士生学位后，自然将面临择业，而新兴的大学城，必很需要教育界新人。现在的情况是，但凡算得上一所大都市里的大学，能留校的学子比例甚微。而那时，比例会大很多。不想留校？请便。依我想来，愿意留校的人会不少。那么，二十几年后，一批中国的文化、科技精英，教育界才俊，必将出现于他们之中。
（七）又过了二十年，中国成了这样一个国家——它有着世界上人口众多的地级市；它的某些地级市，因为成了中国新几代文化和科技精英的摇篮，于是成了新概念的文化和科技名城。与如今人谈起“西南联大”、李庄油然而生敬意一样，谈起某些地级市，也会因其教育成就而刮目相看。自然，论生活条件，绝不会像“西南联大”和李庄那般艰苦。某些在中国举办的国际学术交流会，也会频频在那些地级市召开。因为，那里是学术精英们的云集地。又于是，文化、科技、教育，在现代的中国，重新完成了一种循环往复——由乡、镇、县、地级市流动向大都市，再由大都市回流至地级市，并在地级市发酵进行中和反应，之后一部分落户于当地，另一部分分散向四面八方。而分散向四面八方的人，其人生的发展，未必个个都比留下的好。
（八）那时的中国，每会有这样的情况——几个人在飞机上或列车上是邻座，聊了起来。
一人说自己是上海人。
一人说自己是北京人。
一人说自己是某地级市的人，第四人也是。
上海人和北京人竟默默然了。因为——北京和上海著名高校的研究生院、博士点，已迁移至那两个地级市二三十年了，不再是北京和上海的金边名片，而是当地的金边名片了。
北京人也罢，上海人也罢，只不过是居住于大都市的人，却不再是居住于最有文化气息的城市的人。
若论现代文化气息，某些大都市的人，在某些地级市的人面前，都不得不谦虚点了。
小说家是爱想象的动物。我的“中国梦”，当然的，想象色彩太浓了，这我自己也知道。
但我却特希望，有一天我的以上想象能变成现实。
估计我是活不到那一天了。
那么，我也许会将我的想象写成小说，以使我对自己的想象，有一种完满的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