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愿望，一种理想
这愿望和理想，是由对我国现时期初中及高中教育的一些看法而产生的。
我明知现阶段教育体制所面临的难题，并非在“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讨论中。依我看来，二者并不极端矛盾，更不根本对立。因为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全世界的大学，都是要经过考试才能录取学生的。尤其重点大学名牌大学，不经过考试难以择优。考试自然非是择优的唯一方式，也非是最好方式，但的确是最公平的方式。
人类在教育制度方面，似乎目前还没想出比考试更公平的方式。考试的制度，显然有其自身存在的弊端，但恐怕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乃弊端最少的方式。
正如虽然全世界还没有一部包罗万类的最完善的法典，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司法原则，的确最大程度地体现着司法公正。同样，“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也的确最大程度地体现着升学资格的公正。
一名优秀的运动员，可能因其体育技能以外的某种微不足道的因素，而在世界性的赛事中名落孙山。结果他或她的名字被从世界优秀运动员的名单中划掉了。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他或她作为一名优秀运动员的“综合素质”应该被彻底否定了，但奖牌却只能与之无关了，优秀运动员的名次却只能与之无关了。他或她要证明自己仍是优秀的，那么只有通过下一届运动会上的表现了。
同样，初中考高中、高中考大学的学生也是这样。
既然“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像运动员在运动场上人人平等那么无可厚非，分数的高低对于学生便是至关重要的。“应试教育”也便无可厚非。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方式，其实都不能完全彻底地摆脱“应试教育”的影响和制约。
依我看来，教育的方式，未见得一受“应试”所导向，学生的“综合素质”一定就差，一定就劣，一定就大成问题。“应试”的智力资本和心理基础，难道不也是“综合素质”的两个主要方面吗？
二者矛盾与否，对立与否，不在“应试”不“应试”，而在出什么题？基于怎样的一种目的出题？
中国乃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历年的初中生高中生，因而也是世界上最多的。但中国却并不相应地是世界上大学最多的国家。这是一个残酷的前提。此前提决定了，每百名中国儿女中，仅二三名高中生最终能进入大学校门。主要不是他们和她们的智力问题，而是现有的大学最多只能吸纳百分之二三。
中国目前出高考题之首要的，最终的目的，捅破窗纸说亮话——乃为大面积地、有效地杀伤百分之九十七八的中国儿女升学的可能性。排除许多省份的穷困地区教育质量确实普遍低下的因素，高考题所要杀伤的人数，估计仍在百分之七八十以上。杀伤率每年不能低于这个比例。倘低于这个比例，则必出现有许多学生的考分虽过了高考分数线，但全国各大学人满为患的局面。
这个局面是万万不能出现的，万万不允许出现的。因一旦出现，简直无法解决，现盖大学是来不及的。
进一步捅破窗纸说亮话——出高考题之首要的，最终的目的，在于使残酷的前提看来像是这样——“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所有大学的校门对一切考生敞开，而谁若不能成为幸运的百分之二三，那是谁个人的遗憾，非是国家高等学府吸纳能力的遗憾。
于是国家在一种国家性的窘况前似乎不窘了。
陷入空前挫败感的千千万万的高考学生，只有自怨自艾。
故高考题据说是一年比一年偏，一年比一年怪，一年比一年刁，甚至，一年比一年“坏”了。
“坏”！——太夸大其词了吧？
我意在指出——为了替国家达到摆脱和转嫁窘况困扰之目的，题意往往存心暧昧不明，往往存心误导考生的思维定向。一名考生无论答对了或答错了，事后似乎都能品味出那题所包藏着的一份儿出题人的幸灾乐祸的“阴险”。
而这一点，是与教育的宗旨，以及全世界普遍高考原则相悖逆的。高考是对学生智力的检阅，而非是对学生智力的捉弄。但捉弄是有效杀伤的手段。
据我所知，高考题中，早已具有了捉弄考生智力的成分。于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于是老师总结经验，学生吸取教训，考与学双方，都身不由己地被朝歧途上推去……
明知这一“病态”教育制度背景之下日渐形成的“应试教育”对教与学双方都非好事，明知在这一情况之下“素质教育”的呼吁之声的确代表着教育的良知，但学生、教师、家长，谁又敢亲“素质教育”而疏“应试教育”呢？有幸成为百分之二三，大学毕业后谋职也很难，不幸成了百分之九十七八，那结果那下场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
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世纪末，它的显著的特点是——许许多多种从前由许许多多人从事的传统的工作正在消亡。而时代所派生出来的新行业其实只需要极少数人从事就迅速饱和了。这也就是说——社会并没那么许多工作提供给许许多多的人去干，这许许多多的懵懂不知所从所适之人，注定了首先是许许多多的高考落榜生。
现实如此的确是很残酷的。
捅破窗纸说亮话，道出这一残酷的现实，也是很残酷的。
面对此残酷，“应试教育”向学生、教师、家长发出的警告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闭上乌鸦嘴，少废话！
而“素质教育”其实只有闪在一旁喃喃地自说自话——“我们已经分别的太久太久！”
似乎也只有这样——权且先“应试”，日后再“素质”。
真的，坦率地开诚布公地讲，我就是每每以这样一种“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观点教诲儿子的……
自以为将中国当代教育体制的现实透视分明了，我才用“看法”二字圈定我的立场，而不写成是我有什么意见。对于某一种现实，倘确知它一个时期内积重难返，与其满腹意见，莫如仅仅有自己的看法。
但我的看法虽未免那个，我内心里对于中国教育体制的明天却怀着一种大的愿望，一种热切的理想。因我当过老师，教过小学也教过中学，对教育的事业有天性上的感情。
我对教育的愿望，我对教育的理想，目前还仅仅寄托在中国语文教育方面。我认为，在中学，在“应试教育”的驱使之下，中国语文教育的教条化，似乎是尤其突出的。初高中语文教师们的教学主观能动性，似乎被限制到了基本没有发扬余地的程度。教师不得不遵循“应试”模式及考分标准而教，学生不得不为“应试”和考分而教条地理解，教条地死记硬背。学生学语文的主观能动性和兴趣，往往惨遭涤**。现象乃是——考分高的文科初高中生，未必是语文实际应用能力强的学生；而对语文可能具有天性潜质的初高中生，其潜质往往也许倍受压抑，并且难以通过语文考试得到充分的证明。不消说，这极大地挫伤了他们中相当一部分学生原本对语文的热情。若统计一下很可能结果会是这样——倘小学有半数以上学生喜欢语文，到了中学往往只剩三分之一，到了高中又很可能减少为四分之一、五分之一、六分之一。排除时代重理轻文的因素，语文教学的教条化僵死的理念化，是否也是因素之一方面呢？内容丰富的，博采古今中外绚丽的语文，竟落到被大多数初高中学生冷淡的下场，岂非咄咄怪事？岂不引人发思？
我热爱语文。
我这个小说家，其实，只不过是以写作的方式继续着中国语文学习的超龄生。
不是一名优等生。
但自认为学得还勤奋。
我每突发奇想，并为中国将来的初中生高中生祈祷——祈祷他们和她们将来能上这样的语文课：
一篇课文，无论是诗是词是小说是散文或古今中外，老师先讲作者生平、命运，接着讲作者所处的时代，再接着讲作者与那时代的关系——是顺应者，还是反叛者？抑或彷徨者迷惘者失意者激进者促进者？导致作者命运的因素哪些与家庭或家族有关？哪些与时代与社会有关？他或她的文学主张是什么？其主张在当时是多数还是少数？为什么？他或她的人生观、爱情观、世界观，他或她的实事或逸事——判断一位老师的教学责任和水准，主要看其在以上方面，收集了多少有价值的资料？向学生讲了多少有意义的值得讲给学生听的内容？——至于结合到课文，应该分三段还是四段？某个词应视为比喻还是形容？某字的发音是平声还是仄声？非得按对国家一级播音员的标准去要求？非得和教师一致？非得与语文教学大纲如出一辙？对于语文，具有相对独立的欣赏角度，相对独立的理解悟性，相对独立的才情储备意识，难道既不但是正常的，允许的，而且应该是得到鼓励的吗？对于热爱语文的学生，这一点难道非得上了大学乃至大学毕业以后才开始培养吗？此前必须刻板、教条、概念，遵一循二吗？不是提倡“素质教育”吗？在语文教学方面怎么实践？情操素质、心灵素质、品德素质算不算“综合素质”的宝贵方面？
数理化中即或有，不是也很少吗？
而语文教学与这些又有多么深层多么紧密的联系啊？
我们目前的语文教学开掘这一种联系性了吗？发扬这一种联系性了吗？
如果我们大力开掘了，发扬了，三年初中的语文教学，是不是会比目前三年高中给予学生的还要多一些？三年高中的语文教学，对学生是不是很可能接近于大学文科的受益水平？
但文科，具体说语文学科的高考该怎么出题呢？以什么方式考试呢？以什么标准判卷呢？那标准允许灵活到什么程度？谁来把握那一种灵活的程度？是电脑还是判卷教师？是相信电脑的公正性更可靠，还是相信判卷教师的识辨水平更可靠？
细一寻思，又不禁地陷于迷惘。
但我仍不泯这一愿望，不泯这一理想主义的希冀和企盼——我相信，未来的中国父母们的儿女们，一定会有那么一天，学语文像学艺术一样！
我要一直为未来的初中生高中生们祈祷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