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10月的一个早晨，艾达注意到对面的房子发生了一些变化。之前的住户把它卖给了一个开发商，而开发商正在拆除这栋建筑，但现在，似乎有人搬进了楼上的卧室。艾达隐约猜想着这个新住户是不是擅自搬来居住的。她对街区的事情兴趣寥寥，尽管她曾经是那样地热切。失去了迈克尔，斯温伯恩路似乎是空洞的。
她坐在扶手椅里看书，抬头一看，发现对面的房子里有动静。她冲到窗前，不由得产生了好奇。一名年轻女子从一扇破旧的侧门走进房子，艾达以为这扇门是通向花园的。她密切地观察着，试图判断这个年轻女子是否有小偷小摸的行为。粉红色的头发让她看上去像是个不法侵入者。但事实并非如此：她好像有一把钥匙。艾达觉得有些惭愧。一秒钟后，女孩进了房子。艾达又开始读书了，她很高兴发生了点什么，而且还是她所目睹的。此外，她还想知道为什么年轻人喜欢把头发染得那么难看、那么不自然。
当天下午，她几个月来第一次准备打起精神做一条苏打面包。她以前常常烤东西，给迈克尔做饭几乎就是一项工作，他最喜欢苏打面包，最好是刚刚从烤箱里端出来的。她一面烤着面包，一面开始写几周来一直想写的信：一封给她在布莱顿的姐姐伊芙，还有几封给住在离牛津几百英里外的朋友。她久不写信了，现在收到的信也更少了。在迈克尔死后的几个星期里，她收到了许多来信。她听说，这就是新寡妇的必经之路，人们喜欢纪念这一时刻，拿出他们很少使用的钢笔，用圣诞节余下的邮票来做些什么。
在迈克尔死后的一个月内，她共收到了六十二张卡片。那时候，她想知道这样的数目算不算多，但她找不到类似情况的人可以询问。她把卡片在屋子里摆放得到处都是，要是风把它们吹起来，她就耐心地把它们放回去。写信不是唯一要做的事情：在追悼会结束的五个星期后，意大利语系的秘书亚历山德拉要前来处理一些行政事务。她带来了葡萄酒和一包打印好的电子邮件。“这些是发给我和系里其他人的，”她说道，应该是刚处理完最令人生厌的文书工作，“它们都是关于迈克的。大部分是他学生写来的邮件。我想你可能想看看。”
“现在的年轻人很少写信了。”艾达点了点头。
“的确。”亚历山德拉回答。她大约三十岁，来自科尔多瓦，是个和善的女人，她有着浅棕色的眼睛，戴着叮当响的手镯。艾达想起迈克尔以前说起过她，她看着那些A4纸。它们看起来并不太多。
“它们是好的消息吗？”她问。
“它们很好。”亚历山德拉说。
她们谈了一会儿其他的事情：经费问题，系里的问题，教职工大楼附近的建筑工程……艾达觉得这场谈话让人精疲力竭。亚历山德拉告诉艾达，如果她愿意，她会来看艾达。她匆匆地问了她是怎么撑过来的，是否加入了“互助小组”，是否还在写诗（艾达的上一本诗集《沉思》在迈克尔死前几个月出版了）。艾达让她放心，说自己一切都好，她大部分时间都会出门，幸好小河就在附近，她可以看到桨手、船屋和挑剔的小天鹅。
“你打算搬家吗？”亚历山德拉一边问道，一边打算起身离开。
艾达茫然地看着她。她感到一股寒意裹住了胸膛。“我为什么要搬家？”她问。
亚历山德拉看上去有些不舒服。她们是在厨房里谈话的，亚历山德拉的目光掠过桌子，她一定知道她们就坐在迈克尔去世的地方。
“嗯……”她低声说道，“大概—这房子太大了……”
“我不打算搬家，谢谢你。”艾达简洁地说道。
亚历山德拉点了点头。她有些尴尬。两人来到了前门。艾达和她握手，亚历山德拉拥抱了她一下。这个拥抱短促而充满歉意，就是手肘和颧骨生硬地碰了一下。艾达感觉自己受到了侵犯，她真希望自己的身体毫无感觉。亚历山德拉最后微笑了一下，离开了。艾达闭着眼睛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亚历山德拉朝自己的车走去，她的手镯在斯温伯恩路上叮当作响。艾达给前门上了双重锁，回到了客厅。她需要拉上窗帘，打开灯。
灯光一亮，她就坐在扶手椅上读那些电子邮件。把它们丢在一旁就太孩子气了。为了不让自己崩溃，她试着让这件事变得有趣。她留心着晚上发送的电子邮件，寻找熬夜与词句不连贯之间的关联；当她看到麦克杜格尔教授从邓迪发来的邮件时，她就用苏格兰口音大声朗读出来；她看了一封邮件后还大声笑了起来，这封邮件是有意或无意地用五步抑扬格[22]写的。但这些善意的邮件很快就泛滥成一种形式了。真的，吊唁和同情是一回事，它们都很周到、很贴心。很多人都称迈克尔为迈克，这很让人恼火，他们用一种轻松的语调谈起迈克尔的性格，似乎与艾达在邮件中寻找的那个人毫无关联。没有一封邮件提到当时迈克尔在厨房里，加热昨天的玉米饼或是给紫苏浇水。自入夏以来，度过每一周都像一百周那么漫长，艾达第一次有了孩提时代看着时间流逝、要在逝川中抓住它的感觉。那就像毕业的前一天，你急着要离开家，离开尘封的村庄，却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知道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你的人生突然在面前展开，宏大而缥缈。
苏打面包烤好了。艾达停下了正在给安格斯写的信—安格斯是她大学时代的朋友，现在和家人住在利物浦—到厨房去取面包。整个房子里都弥漫着奶油的味道，艾达知道那是一种满足的味道，一种家庭生活的味道。她把面包放在台子上，坐在桌旁哭了起来。给自己做一条面包是很荒唐的：她要怎么办呢？把面包一片一片吃下去，直到它不新鲜为止吗？她到洗手间里洗了把脸。在洗手间旁边，放着一堆迈克尔的双关语书籍，书页因房间的潮湿而翻卷了起来。
“你得振作起来，小姐。”艾达看着镜子中自己被水打湿的模样，认真地想道。从六十岁起，她和迈克尔就互相称呼对方为“小伙”和“小姐”：他们的皮肤越是干瘪褶皱，这个笑话就越有趣。“沉沦得够了。”艾达继续说道。她给了自己的脸颊一巴掌，刺痛，屋子里又恢复了沉寂。她走上楼，拉伸了一下手指，以免指关节患上关节炎，她拿起梳子，梳了梳自己灰白的鬈发。她看到刚搬进对面房子里的年轻女子也在卧室里，正在窗边看书。这一幕让艾达一时间感到安慰。那个女子尽管年轻，但也是独自生活。整理好头发后，她就开始找事情做。可是能做些什么呢？现在写诗是荒唐的，能写什么呢？她还穿着睡衣，没什么理由换衣服。她坐在梳妆台前，看着镜中的自己。她的蓝眼睛比以前更灰了，睫毛也不像以前那么多。她想，就算她的脸颊在过去几周里凹陷了也不稀奇。以前迈克尔会常常走到她身后，将宽大、温暖的双手伸到她的棉质睡衣下。她脱下了睡衣，在镜中呈现出自己**的身体，试图不加轻蔑地看着自己。她的胸部交错着皱纹，锁骨几乎要断开了。她不知道该如何去爱这具她多年不曾想起的身体，爱她是迈克尔的事。艾达的**并不丰满，但迈克尔不介意。艾达想，应该为自己保持了苗条的身材而感到高兴，但当艾达默默地看着镜中的自己时，她希望自己能更丰盈一些，体积能更大一些，从而有更多的证据表明她仍然占据着这个世界的空间。她身后巨大的床摊开着，晚上睡觉的时候，她就像刚结婚时那样，紧靠着左边的床沿，仿佛等待着迈克尔的一条腿伸到床垫中央。她拿起睡衣，将它叠了起来，找了条工装裤穿上。她准备在河边待上一整天，看着桨手们划着船来来去去。
艾达并非一直都这样孤僻。迈克尔去世后的头几个月里，她忙得出奇。追悼会结束后，人们似乎认为应当鼓励她社交。她第一次公开露面，是在备受赞誉的统计学家托马斯·汤姆森家中，他邀请她去他家吃饭。他是迈克尔的朋友，喜欢葡萄酒和鼻烟，人很好。艾达被安排坐在一位物理学教授和一位研究青春期前唱诗班的学者之间。在场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她的丧夫之痛，因此没有人问她任何私人问题。她没什么话可说，便按照字母表的顺序想话题：A是羊驼肉（晚餐里会有吗？），B是英国脱欧（会发生吗？），C是玉米饼（太好吃了！）。虽然她不认为这是一个好方法。晚餐后，在等待托马斯的妻子开车送她回伊夫雷时，艾达感到自己筋疲力尽，好像整晚都在做剧烈运动似的。显然，她不善社交，但当她在脑海中把整晚的情形过了一遍，做着她和迈克尔通常所说的复盘时，她意识到自己经历了一段可怕的时光。
更多的邀请接踵而至。研究彼得拉克的专家威尔·格罗兹提醒艾达注意学校里的活动。系里的讲师们也还记得向斯温伯恩路发出邀请。艾达能看到，每个人都在努力表现出自己的同情心。对此，她既不知所措，又感到颇为愉悦。她发现，在周二的晚上涂上她那古典的倩碧口红，乘出租车去市中心，对她来说是可以做到的，甚至还是一种享受。无论玩得开心与否，参加了一项活动就能让她将这一天算作是成功的。她会独自站在大学的中庭或演讲厅里，喝着温热的白葡萄酒，看着一碗又一碗的蔬果脆片在她身边被一扫而空。房间里充满了礼貌交谈的喧哗声。有时，还有开胃小菜。艾达会站在酒桌旁边，看着穿着丧服般的黑衣侍者们优雅地移动着。他们都很年轻，大多来自葡萄牙。桌上的玻璃杯倒映出的水晶般的网格线条很优美。
酒会后是一场讲座或小组讨论会，讨论对西方经典的一些模糊兴趣。许多发言者都是从其他大学邀请来的，有些甚至来自遥远的新西兰。其中就有一次，一个鬈发的家伙出人意料地发表了一次妙趣横生的演讲，主题是“政治之爱”的必要性。艾达总是坐在前排，将手提包放在膝上，这样她就不会有听不见的风险。她想，那些演讲多半是一派胡言。最初，那些易于理解的语言很快就被学术用语所取代。她不能理解。似乎人人都沉迷于性别问题，她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演讲者们不停地谈论“男性凝视[23]”，除非他们说的是“男同性恋[24]”—这并不总是那么明显。一切在艾达看来愚蠢的艺术，都被宣称是情爱、审美的，所有有争议的作家或雕塑家都被描绘为领先于时代的特立独行的颠覆者。
她开始害怕自己就是个愤世嫉俗的老傻帽儿，一个乏味无趣的实用主义者。迈克尔对大学公共演讲圈子里的术语非常敏感—他内心深处那个爱尔兰偶像破坏者就会冲出来，以前，他和艾达在听演讲时总是牵着手，当他们听到自己讨厌的流行词时—如“阈限”“框架”“实践”—就会捏一捏对方的手指。艾达开始握着自己的手，在听到以前会捏迈克尔手指的地方时，她就捏一捏自己的手指。她认为自己的行为又可怜又滑稽，如果她有精力写诗的话，这便是写诗的好素材。不管怎么说，握着自己的手感觉很舒服—直到迈克尔死后，她才知道，或是明晰了这一点。
多年来，艾达见过牛津大学的许多教师，其中一些人常常在演讲结束后来到她身边。她会尽己所能地回答他们的问题，在履行完职责之后，他们会找个借口逃之夭夭：喝多了酒，或是需要回去接保姆的班。在这些时刻，艾达看到自己的孤独又一次显形。她折服于它自我保护的本能。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恢复与人交谈的能力。也许她应该读一些迈克尔的双关语书籍，用文字游戏来结交新朋友。
就在她开始拒绝邀请的时候，迈克尔另一位同事的不幸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波德莱尔评论家查理·莱恩的妻子被宫颈癌夺走了生命，享年四十岁。这是一件悲惨而可怕的事情。他有三个还不满六岁的孩子，面对命运的不公，人们忘记了这位爱尔兰教授的遗孀和她似乎更情有可原的失去。人们认为艾达在这一带有朋友，能得到照顾，她还有花园要打理，有孙子孙女要宠爱。人们一想到给艾达打电话（甚至是打她的座机），或是突然到访艾达家里，做一些像“签到”一类令人讨厌的事情，就畏缩了。那一代女性似乎厌恶耽溺于伤感，他们在内心就这样说服自己，还是关心查理和他的不幸吧。别打扰罗伯逊夫人了。她老了，她的丈夫也老了。死亡，是老年人的命运。
[22] 五步抑扬格（iambic pentameter），诗歌或散文中的一种节奏形式。
[23] 男性凝视（Male Gaze），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男权社会下，女性是被看的第二性，男性则通过各种媒介和渠道享受窥视愉悦，成为观看和凝视的第一性。男性凝视现象是男女差异和不平等的表现。
[24] 男同性恋（Male Gays）和男性凝视（Male Gaze）发音很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