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爸爸的梦想2

晚上七点多的时候,我收到了丽娜发来的短信,上面写着:菁菁啊,听说你和区杨中止合作了,你也真是的。唉,算了,你现在心情不好,我不和你说那么多了。我只提一个问题,相信你就能明白……

丽娜提的问题,让我的心海**起了点点涟漪,但最终还是淹没在失去至亲的巨大悲痛之中。我本想用睡觉来抵御悲痛,却根本没有效果。就在我辗转反侧的时候,家里的座机骤然响起,我慵懒地下床接听了电话。

“喂,你好。”

电话那边响起了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你好,请问这是王进老先生家吗?”

“是的。”

“能麻烦让王老先生接电话吗?”

我忍着悲痛带着哭腔说:“他刚刚去世了。”

“啊!怎么会这样啊!”

我调整了一个情绪:“请问你是哪一位?”

“是这样的,我姓谷,是报社的编辑。我们报纸今年在周末的副刊上搞了一个有关老物件的征文活动,王老先生前段时间给我们报纸打来电话,说在副刊上看到一篇有关自行车票的文章,让他想起了自己经历的一件事。他不会写文章,问能不能由他口述,我们替他代笔。当时电话是我接的,我答应了王老先生的请求,把他请到报社来。王老先生口述得很精彩,我很快就把故事作为重点选题报给我们部主任,刚刚部主任的反馈意见下来了,准备发在下期副刊头题的位置上,不过,领导建议把故事的结尾虚构处理一下。我就是为这个事儿打算和王老先生商量一下的,可没想到他老人家却已经不在了。”

我问:“他讲了一件什么事儿?”

谷编辑反问:“你是王老先生的什么人?”

“我是他女儿。”

谷编辑:“哦,这样吧,王老先生口述的时候,我拿录音笔做了录音,你可以拿去听一下。”

没想到爸爸在去世前还留下了一个故事,放下电话后,我马上赶到报社取回了录音。

寂静无声的黑夜里,我躺在**,带着复杂的心绪打开了录音,那个无比熟悉的声音随即在我的耳畔响起:

站在厂门口,又一次看着魏雨莹坐在卢剑的自行车后座上渐渐远去,我心里却没有往日的那份怅然。1970年9月14日,我参加工作已经整整两年,距离实现自己拥有一辆自行车的梦想,只差一天时间。

下班后,我没有马上回家,而是来到国营太阳升商店[1]一楼的五金区,这一年多来,只要一有空我就会来这里。

驻足在一辆东方红牌自行车前,我不禁感慨万千,明天发完工资后,我就是这辆车的主人。

我吹着口哨,带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回家,走到门洞口,看到九岁的小妹坐在门槛上吃着什么。走近一看,竟是一大块花生赞。

家里的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我爹死得早,我和小妹还有两个姐姐,都是靠我娘绣花挣钱拉扯大的。大姐和二姐在大前年一个下乡一个嫁人,先后离开家,我在前年又参加了工作,家里的负担减轻了不少。但即便如此,我娘也是省吃俭用,小妹平时很少有零食吃。

我惊奇地问道:“从哪弄的?”

小妹张了张嘴巴,露出两颗刚长出来不长时间的大板牙,没回答我的问题,直接朝那块花生赞上又狠狠地咬了一大口。

我笑着逗她:“给哥也咬一口呗。”

没想到一贯抠门的小妹,这次竟然很爽快地把花生赞送到我嘴边让我咬。

我抚摸着她的头说道:“哥不吃,你吃吧。”

简单吃了几口晚饭,我就出门了。最近半年,为了加快实现梦想的速度,每天晚上我都要去一家木材厂刨木板,一块木板一分钱,我一个晚上能刨40块木板,挣四毛钱。

刨木板时不用动太多的脑子,掌握了技巧和要领后,只需要机械性地做同一个动作即可。不断的重复难免会有枯燥的感觉。但是,只要一想到骑自行车载着魏雨莹的场景,不管什么乏味的事情对我来说都是生机盎然的。

那时候,很多年轻人的梦想是:去一次天安门,亲眼见一次毛主席。而我却没有那样的想法,只盼望能早日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

半年风雨不误的刨木板生涯,让我的两个肩胛骨下方鼓起一层厚厚的肌肉,更重要的是给我带来了七十二元钱的额外收入。夜里,在自己的房间,我拿出了那个攒钱用的茶叶盒,打开后轻轻地把里面的钱掏出来放在炕上。

钱是按照面值大小的顺序对折叠在一起的,从十元钱到一分钱整整齐齐地撂了一沓。这是凝结了我一年多心血的钱,当时最便宜的自行车是东方红牌的,一百四十四元钱一辆,我的月工资是二十一块四,每个月交给我娘十四块钱,剩下七块四,我强制性地拿出五块钱放到茶叶盒里攒着,剩下的两块四就是我一个月的零用钱。攒了一年零三个月,加上刨木板挣的钱,终于要凑够自行车钱了。

在茶叶盒的最下面是一张自行车票,相比较而言,这张自行车票更为珍贵。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甭管是吃的穿的用的,全得凭票供应,买东西光有钱还不行,还得有票。在各种票中,自行车票是最稀有的。各大国营单位每隔两三年才能分一次自行车票,一次只有几个名额,只有获得过先进工作者的老工人有资格分到,像我这种学徒工想都别想。幸运的是,我师傅分到了一张,他家里人口多,根本拿不出钱来买自行车,就被我给要了下来,代价是两瓶五粮液外加二斤猪头肉。

尽管心里清楚眼前一共是一百四十二元钱,但我还是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用手指蘸着吐沫数起钱来。从头数到尾,得到的数字是一百零六块三毛二。想着可能是自己太激动,数错了,重新数了一遍,还是一百零六块三毛二。我接着又数了一次,结果仍然是一百零六块三毛二。

我的心立马悬了起来,惊出一身的冷汗,第一反应是家里遭贼了,可冷静下来后,又觉得不太可能。我一直把茶叶盒藏在立柜下面最靠近墙根的鞋盒子里,这么隐蔽的地方不太容易被发现。

我推断肯定是自己人干的,家里就三个人,除了我之外,不是娘就是小妹。一想到这儿,小妹送到我嘴边的那块花生赞格外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不觉怒火中烧。

我霍地跳下炕,径直来到娘和小妹那屋,她俩已然息灯睡下。我摸着黑拉开了灯,上前一把将被窝里睡得正香的小妹揪了起来。

经过我的一番逼问,小妹承认了偷钱拿去买糖吃的事实。同时,我要买自行车的计划也让娘知道了。

一下子差了三十多块钱,买自行车的事突然起了变数。算上马上就要开到手的二十一块四,还差个十几块钱。其实差钱倒不是主要问题,关键的问题是那张自行车票是有时效的,一个星期后就要过期。当务之急得赶紧借钱把那辆东方红买下来,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都不富裕,十几块钱不是那么容易借得到的。第二天,在厂子里跟工友们借了一圈才借到五块钱,还差将近九块钱。

下班后一进院子里,小妹正和一群小伙伴跳皮筋,一见到我撒腿就跑。我没工夫搭理她,直接进了屋。躺在炕上盘算着该找谁借钱,我很快就有了目标人选。

等到了休息日,一大早,我从立柜底下拿出那个茶叶盒,装进语录包里挎上就出了屋。刚一出屋,娘就追了过来。

娘急问道:“喜子,你这一大早,饭都没吃这是要上哪儿?”

我:“去我二姐家一趟。”

娘:“你不是要去借钱吧?”

被猜中心思的我愣了一下,接着平静地说道:“娘,你就别管了。”

说完我转身欲走,却被娘一把拽住衣袖。

娘:“喜子,咱别去了,你二姐家什么都是你二姐夫说得算,他那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把钱看得跟**似的,怎么可能借钱给你?”

我:“我连本带息加倍还他。”

我使劲甩了一下袖口,想甩开娘的手,没承想,非但没甩开反倒被她攥得更紧了。

我费解地望着她:“娘,你这是怎么了?”

娘随后就道出了实情,原来她之前就去二姐夫厂里找过二姐夫,二姐夫也一直想添自行车这个大件,却一直苦于没有自行车票,娘把我那张自行车票以两张大团结[2]的价格卖给了二姐夫。

听到这个消息,我立即觉得天旋地转,差点没背过气去,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赶紧从包里掏出茶叶盒,打开后发现自行车票果然不见了,我狠狠地把茶叶盒扔在地上。平生第一次冲娘高喊道:“谁允许你卖的?”

娘的声调也提高了八度:“不卖怎么办?眼睁睁的看着过期作废呀?”

我浑身无力,颓丧地说道:“娘,你这是要我的命啊!”

娘:“一个破自行车就值得你这样?你可真有出息。”

我没再说话,一个人跑了出去。

自从爹去世以后,我就没再流过眼泪。不过,这一次我却流泪了,一个二十岁的大小伙子在大街上边跑边哭,看起来很丢人,可没办法,这是我的真情流露。

近在咫尺的自行车梦竟然以这样一种方式破灰,我心里难过到了极点,一个人来到位于西安路的一家锅贴铺。我爹在世的时候,知道我最喜欢吃锅贴,常带我来这里打牙祭。自从参加工作以后,准确地说是自从攒钱买自行车开始,我就没再吃过锅贴。我进到锅贴铺里一个人点了一斤三鲜馅锅贴,打算用这种方式来发泄心中的愤懑。

不一会儿,一斤锅贴就被我近乎疯狂地全部塞进肚子里,我打着饱嗝离开了锅贴铺。心里却一点没觉得轻松,反而更堵了。肚子撑得要命,连喘气都有些吃力。我只好选择步行的方式,边消食边往家的方向走,准备回去蒙头睡上一觉。

眼瞅着还有一站地就要到家了,肚子里却翻江倒海起来,只觉得有一股激流要从肛门喷涌而去。肚子一年多没见荤腥,猛得一下子进去那么多油脂,开始出现了反抗的情绪。

我想加快步伐,又不敢太快,生怕走得太快有**喷出,只好夹着腿用尽可能快的速度往家赶,到最后我几乎是用手捂着屁股来到我家院子里的公用厕所。

一番水银泻地过后,肚子总算轻松了。从厕所出来后,我的目光无意间停留在离厕所最近的刘婶家大门上,脑子里忽然有了想法。现在对我来说,要实现梦想最大的障碍是没有自行车票。刘婶的二儿子锁柱虽说没个正经工作,但在街坊邻居中算是个有门路的人。以前就知道他帮人弄过手表票和布票,何不找他看看能不能帮忙搞到一张自行车票。

脑子里这么想着,脚步也不由得迈进刘婶家。一进锁柱那屋,看到他正躺在炕上翘着二郎腿,悠闲地嗑着瓜子。

一见是我,锁柱连忙收起二郎腿,坐直身子,说道:“喜子来啦。”

我点了点头:“锁柱哥,有点事儿想麻烦你。”

锁柱手指着炕沿对我说道:“来,坐下说。”

他边说边拿起放在炕上的一顶军帽,端正地戴在脑袋上。当时一般赶时髦的小年轻戴的都是假军帽,锁柱戴的这顶军帽可不寻常,是真军帽,里面有方形章,章上还有番号和人名。他家并没有部队背景,很多人都说他的军帽是抢来的。可不管怎么样,锁柱的军帽在街坊四邻眼里是很扎眼的一道风景,他自己也把军帽当作招牌,不论什么场合遇到人就戴上,只不过,他的头相对帽子来说有些大,戴着紧紧巴巴的,尤其帽檐像是斜插在脑门儿上,显得有点滑稽。

在听完我的请求后,锁柱一口应承了下来,答应帮我想办法,让我回家耐心静候好消息。刚刚破灰的自行车梦,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我心怀无限的期待,离开了刘婶家。

暂时骑不上自行车,我每天还得继续重复原来的轨迹。在我们车间,1967年和1968年进厂的这两批年轻学徒工一共有十来个人,魏雨莹、卢剑、韩国庆是1967年那批的,我和孙庆梅、朱志国是1968年那批的。大家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自然有很多共同语言,平时在厂里不管是吃饭还是其他业余时间,都在一起行动。到了下班时间,大家伙儿一起走到厂门口,然后再各奔东西。

我们这些人当中,只有家庭条件较好的卢剑和韩国庆有自行车,每次在厂门口分手,他俩都会分别载着魏雨莹和孙庆梅,顺路把这两位女同志送到解放广场换乘公交车。

魏雨莹在我眼里是最特别的一个,她比我大两岁,五十年代末跟随父母从黑龙江阿城来到大连。她不仅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还讲得一口好听的普通话,皮肤白皙的如同牛奶一般,没有那个年代的姑娘标志性的大红脸,一对杏核眼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明亮,穿衬衫总习惯把雪白的领子翻出来。

魏雨莹在下料班,我在电焊班,两个班组离得很近,干活儿时互相能看得到。有好几次,我在电焊作业时因为看魏雨莹走了神儿,烧到了手。每次和她说话或是单独在一起,我都会有一种莫名的紧张,不敢直视她的眼睛。总之,在我眼里魏雨莹什么都好,好的没有一点点瑕疵。每次卢剑载她的时候,她都会像一只灵敏的小兔子,只要轻轻一跃就侧身坐到后座上。相比之下,孙庆梅要笨拙得多,总要几次才能勉强成功,还得韩国庆奋力地调整歪歪扭扭的车头,才可以正常上路行驶。

每到午休时间,我们这群年轻人喜欢在一起打乒乓球,采用打擂台的方式,一局定胜负,谁输谁下台。我是有一些乒乓球基础的,还曾经拿过学校乒乓球比赛的第二名。绝大多数工友都不是我的对手,只是我总也打不过卢剑。这让我非常郁闷,在工友当中,我最想赢的人就是卢剑,偏偏就是赢不了他。其实我们俩的水平差不多,只不过我对卢剑的发球很不适应,他总是会变换不同的花样发出不一样的球出来,我根本判断不出来球到底是什么旋转,接球不是高了被他一拍打死就是直接出界。

这天中午,我和卢剑又一次在擂台赛上狭路相逢,之前我已经连赢三场,气势正盛。魏雨莹也在一旁观战,一般这种情况下,我打球都会格外认真。

比赛正式开始,我先发球,5个球发完后,比分是3:2,我领先。我的发球局对卢剑威胁不大,每一轮他都能得个两三分。而他的发球局,我想得一分都难。很快,卢剑的5个球发完了,我一分未得,比分变成了3:7。此后的比赛一直保持这样的态势,最后,卢剑以21:14的比分,把我送下擂台。

我把球拍放在球台上,沮丧地走下场坐到一把长凳上。抬头看了一眼魏雨莹,发现她也在看我,脸上还挂着淡淡的微笑,我赶忙收回目光,心脏狂跳不止。

论乒乓球水平,我们这群年轻人当中,水平最高的是魏雨莹。我和卢剑充其量只能称得上是野球界的高手,魏雨莹就不一样了,她从小就在体校学习乒乓球,绝对属于专业级别的。和我们用公共球拍打球不同,魏雨莹有自己的球拍,她不怎么参加擂台赛,更多的时候都是安静地坐在场边当观众。偶尔参加一次,也是在轻松赢下几场后就让给别人打。

等心跳平缓了之后,发现魏雨莹已经坐到我的身旁,手里拿着她自己的那个精致的球拍。她的球拍也与众不同,胶皮上没有凸起的颗粒,只是平平的一层胶皮,听魏雨莹说,这种胶皮专业名称叫反胶。

魏雨莹问:“卢剑的发球有那么难接吗?”

我惭愧道:“唉,总也判断不好,搞不清楚他发的都是什么球。”

魏雨莹:“其实,卢剑的发球只是动作花哨,所有的球都是不转的。”

我感到不可思议:“是吗,不可能吧?”

魏雨莹微微点头道:“是的,不信我和他打一场,你在旁边好好看着。”

这时擂台赛上刚好又结束一场,获胜者依然是卢剑。魏雨莹拿着球拍走到卢剑的对面。大家伙儿见魏雨莹上场了,都兴奋地拍着巴掌叫好。卢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快速吐了出来,弯下腰准备和魏雨莹认真打一场。

比赛开始后,不出所料,局势完全一边倒。魏雨莹以往打擂台的时候总是收着打,只用两到三成的功力,让对方也能得个八九分。这次不同,魏雨莹打得很用心,一共只让卢剑得到3分,比分最终定格在21:3。

众人在一旁看得直呼过瘾,我心里也觉得非常解气,最大的收获是通过魏雨莹的示范,我摸清了卢剑的发球。魏雨莹说得对,卢剑所有的发球都是没有旋转的,在和魏雨莹的比赛中,不管他的发球动作如何变化,魏雨莹的接球方式都是一样的。总算捅破了这层窗户纸,我心里憋着一股劲儿要和卢剑大战一场。

第二天早上,眼看着就要走到厂门口,突然从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车铃声。我回头一看,发现朱志国骑在一辆自行车上,一脸的得意。朱志国一直和我一样是“无车族”,他家的条件更差,竟然也能有自行车骑,让我很意外。

朱志国骑车在我身旁停了下来,我赶紧上前仔细查看车子,发现居然是飞鸽牌的。不过,自行车看起来有点旧不像是新买的。

我感叹道:“行啊你小子,连飞鸽都骑上了。”

听我这么一说,朱志国更是喜不自禁。推着车子和我一道往厂里走,看着他把自行车停到厂门口的自行车棚之后。我忍不住问道:“从哪弄的呀?”

朱志国冲我翻了一下眼白:“什么叫弄的?买的呗。”

我:“可拉倒吧你,跟我还不说实话。”

朱志国狡黠地一笑:“借的”

“从哪借的,给我也借一辆呗。”我脱口而出。

朱志国却不再言语了。

借车的问题我磨了朱志国一上午,直到中午吃饭时,朱志国在接连从我饭盒里捞走三块冻豆腐之后,才神秘兮兮地说道:“你就别问那么多了,你如果真想借,下班后我帮你借一辆就是了。不过,你得请我吃一顿好吃的。”

我拍着胸脯豪爽地说道:“这个没问题。”

借车的事情搞定了,我开心的不得了。可是,我还惦记着和卢剑打擂台的事儿,匆匆吃过午饭后,就赶紧来到那个用铁皮隔出来的乒乓球室。

没过一会儿,我和卢剑就隔网而立,比赛随即正式开始。这次是卢剑先发球,他仍然沿用自己的“花式发球法”,我只用球拍轻轻推了一个直线,就把球打到对面球台的左上角。卢剑发完球后站着没动,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就先丢了一分。

在卢剑的第一个发球局里,我破天荒地得到了4分,开局便以4:1领先。随后,比分交替上升,一直打到19平。虽然卢剑的发球对我来说已经不是问题,但是我俩的实力毕竟不相上下。谁对谁都没有必胜的把握。从胜面上讲,五五开,胜负关键看临场发挥。还好,19平的时候是我的发球局,我干净利落地连拿两分,以21:19艰难战胜卢剑。

这是我第一次赢他,心里特别高兴。只是这份高兴终究还是抵不过魏雨莹坐上卢剑车子后座时,把双手轻轻放在他的腰间对我内心的刺痛。

下班后,我请朱志国到西安路吃锅贴,这家伙狠狠宰了我一顿,却迟迟不提借车的事。我耐着性子一直陪到晚上八点多,朱志国才动身载着我去借车子。

二十多分钟后,我们俩来到位于中山广场的人民文化俱乐部,朱志国在道边停了下来,让我把着车把。接着,他鬼鬼祟祟地四下张望了一下,走到墙根下停着的一排自行车前,从裤兜里快速掏出一个什么东西,在一辆自行车的车锁上轻轻扭动了几下,锁就被打开了。朱志国赶紧推着那辆自行车向我这边走来。我彻底明白了朱志国的所谓“借”其实就是偷,大脑顿时一片空白。

朱志国走过来把手里的车子向我这边递了过来:“喏,它现在是你的了。”

我正在愣神儿,没去接自行车。

朱志国见我还在发呆,把他手里的自行车直接放在地上,随后上来从我手里夺过我手里的自行车,同时附在我耳边低声说:“你赶紧骑车走吧,一会被人保组发现了就麻烦了。”

朱志国一说完就骑上车子走了。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回过神儿来,低头看着躺在地上的自行车,心里矛盾极了。自行车是永久牌的,看起来有八成新,是一辆二八自行车。看着看着,车上那黑色的车座在我眼里变成了我骑车载着魏雨莹的画面,我不由得弯下腰向那辆车伸出了手。

可是,我的手却在即将要碰到车的那一刻停了下来。渐渐地,我的手开始哆嗦起来,我知道我的手和我的心正做着一场激烈的斗争,手的想法是扶起车子骑上就走,心的想法是不可以那么做。斗争的最后结果是:心赢了。我几乎是逃回到家里的。

不是自己的,终归要失去。朱志国偷的那辆飞鸽很快就成了其他小偷的猎物。他又和我一样成了“无车一族”,不过,通过这件事我悟出了一个其实很简单的道理,自行车不光可以买得到,也可以通过借的方式得到。

可问题又来了,该跟谁借呢?作为三大件之一的自行车,哪个主人不把它当成祖宗供着,谁会舍得借给别人呢?我在脑海里把认识的“有车一族”逐一过了一遍堂,最后锁定了目标:二姐夫。

之所以选择二姐夫,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是用我的自行车票买的车,欠我一个人情。当然了,他这个人吝啬得很,跟他借车的难度是相当大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我还是准备硬着头皮上阵。

我打算让二姐帮我这个忙,二姐没工作是家庭妇女,白天二姐夫上班后只剩下她一个人在家里。利用休息日的工夫,我下午就来到二姐家,准备在二姐夫下班前这段时间多干点活儿,赚点印象分。于是,二姐家门前的一堆煤面子在我的一番运作下变成了一个个煤饼。二姐夫回家后看着我的劳动成果不住地点头,我在心里暗自高兴。

我本想干完活儿就走,借车的事让二姐去和二姐夫说,二姐却执意让我留下,理由是人在人情在,当着我的面二姐夫总还是要有所顾忌。我们三个人一起吃晚饭时,二姐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我的来意。二姐夫听完后却装聋作哑,顾左右而言他,根本不接话茬。后来才迫于二姐的压力,勉强同意替自行车给我用一天。

在回家的路上,我骑着自行车意气风发地飞驰在夜晚的街头,忘情地高喊着,就好像魏雨莹已经坐在自己身后一样。夜里,我做了一个梦,在梦里我骑自行车载着魏雨莹,穿行在这座城市的每一条大街小巷。

第二天刚一上班,我就开始数秒,车间墙上的那个大摆钟让我望眼欲穿,为什么还不到下班时间呢?就这样熬到了下午三点,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魏雨莹坐惯了卢剑的车,有什么理由突然坐我的车呢?有一个成语叫急中生智,很快我就有了主意。

我在车间的地上随手捡了一块锋利的废铁皮,然后来到厂门口的停车棚。我先警惕地四处看了看,没发现“敌情”,然后装成很自然的样子走到卢剑的自行车旁,迅速用手中的那块废铁皮扎向车子的后轮胎,不等轮胎完全瘪下去,我就快速逃离“犯罪现场”。

下班后大家伙儿一起往厂门口走,我怀着忐忑且激动的心情走在最后面,时刻关注着前面的一举一动,确切地说是关注魏雨莹和卢剑的一举一动。我能感觉两个手心在不停地往外冒汗,他俩终于走到自行车棚。卢剑打开车锁后,刚用脚挑开车梯子就觉察到后轮胎的异常。

卢剑自言自语道:“车胎怎么扎了。”

一旁的魏雨莹看得真切,忙说:“你赶紧找个地儿补胎吧,今天我自己走。”

我见时机已成熟,赶忙上前故作平静地对魏雨莹说:“我今天骑车来的,要不我带你走吧。”

因为太过紧张了,我的声音听起来有些颤抖。

魏雨莹:“也行。”

我推着车子和魏雨莹一起来到厂门口,然后欢天喜地的骑上车慢慢向前悠着,等待魏雨莹轻盈地跳上来双手轻轻挽住我的腰,这是无数次在梦中出现过的场景,现在马上就要实现了。就在这时,身后却响起了孙庆梅的声音。

“魏雨莹你坐韩国庆的车吧,我和王进更顺路,让王进带我。”

“好的。”

魏雨莹的回答,让我没经过任何思想过渡,直接从天堂来到地狱的第18层。现实的情况不允许我把这种情绪表露出来,可我却无法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哪怕是回过头来装作无所谓的笑一下,我没有那么高的涵养。所以,在那一刻,我停下了车子却并没有回头。身后依然是孙庆梅的声音。

“王进,咱们走吧。”

我缓缓蹬起了脚蹬子,蹬了几下之后又突然加快了频率,只听身后扑通一声,有一个人重重地摔在地上。

“王进,你到底会不会骑车啊?可摔死我了。”

与此同时,韩国庆已经载着魏雨莹走远。看到此情此景,我欲哭无泪,在心里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挫败感。我想借助风的速度来暂时忘却这份挫败感,载着孙庆梅一路狂奔,先把她送到解放广场,后又以更快的速度往家走。二姐夫焦急地等在楼门洞外,一见我飞速过来急忙喊道:“慢点,慢点。”

我在二姐夫面前停下,翻身下了车,没等停稳就把自行车往他身上一扔,接着头也不回地进了门洞。

到了年底,魏雨莹、卢剑、韩国庆他们几个人学徒满三年,正式出徒,他们相约星期五休息时到魏雨莹家庆祝一下,我们这些1968年进厂的也都收到了邀请。对此我非常重视,不仅借了一套绿军装,还专门买了一双新袜子。听说魏雨莹家是地板地,进屋需要脱鞋,我不能穿着那些千疮百孔的旧袜子在魏雨莹面前丢丑。

到了约好的日子,我一大早去大众浴池,赶第一池水好好洗了个澡。好容易等到下午一点半,我穿戴完毕即将准备出发时,才发现新买的那双妹子忘在厂子的换衣箱里。

我赶紧往厂子里赶,去的路上还挺顺利,从厂子后门出来后,我坐上了一辆1路无轨电车,刚走了不到五百米,发现前面停了一串1路无轨电车,原来有一辆1路无轨电车坏在了路上,占用了电线,导致整个一线的1路无轨电车都无法正常行驶。

没办法,我只好下车跑步前行,却屋漏偏逢连夜雨,跑到泉涌街火车道口时,眼瞅着铁路工人要放下栏杆,我知道有火车要经过,想疾跑几步过去已经来不及了。

我没有手表,却知道自己肯定迟到无疑。这趟运煤的火车每天下午三点都会准时经过泉涌街火车道口,我们约好到魏雨莹家的时间正好是下午三点。

等那列长长的火车开走后,我不等栏杆收起就跨了过去,用双脚开始了长途奔袭。魏雨莹家住在体育场附近的高尔基路,等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体育场正门时,意外发现魏雨莹正静静地站在那里等着我。

魏雨莹责怪道:“王进,你怎么搞的,现在才来。”

我嗓子直冒烟无法说出话来,只能咧嘴苦笑一下。

魏雨莹:“看你这一头的汗,赶快跟我进家,别感冒了。”

魏雨莹家是日本房,整个一橦小楼都是她家的。一进屋看到脚下红色的实木地板,我连忙脱了脚上的那双解放鞋。大家伙儿早就来了,围坐在一个大圆桌旁,桌子上尽是美味佳肴,大家都来埋怨我迟到的时间太久,招呼我和魏雨莹快点入席。气氛非常热烈,我刚一坐定就听身旁的孙庆梅嗅着鼻子问:“这是什么味儿啊?”

我也嗅了嗅,心想坏了,是自己的臭脚味。刚才的大运动量奔跑让我先前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大家伙儿也都闻到了我的臭脚味,纷纷捂着鼻子向桌底下张望。

“呀,原来是王进的臭脚味,看,还有湿脚印呢。”

又是孙庆梅的声音,我对这个声音十分反感。

我不由得也低下头朝桌底下瞅了一眼,这一眼却让我更加无地自容。只见从门口到桌子底下有两行湿脚印,因为脚上出汗太多我的一双新袜子已经湿透了。我恨不得找个地逢钻进去,更不敢看魏雨莹的面部表情。

1970年的最后几天,我是在无尽的懊恼中度过的。我始终都想不明白一个问题,为什么一牵涉到魏雨莹,所有的事情都那么不顺。我长这么大,从没这么倒霉过。家里的人口虽然多,但因为我是独子的缘故,也享受过不少特殊待遇。中学毕业后,有门路的同学都去当了兵,我虽然没有什么关系,可也没落得上山下乡的命运。幸运的进了工厂,成了一名工人。那又是什么原因让我走起了背运呢?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命运?我渐渐产生了宿命论的想法。不过,有梦想支撑的人生永远不缺少快乐,更何况我离梦想只有一张自行车票的距离。

1971年是中国农历的猪年,魏雨莹在元旦那天送给我一个精致的记事本,在扉页上写着:王进同志,祝你在新的一年里,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做一名合格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魏雨莹赠。

后来,我知道魏雨莹给每位工友都送了一个记事本,尽管心中有一点小小的失落,但能天天看到魏雨莹那娟秀的笔迹,我已经很满足了。

几乎整个1月份,我都是在喜悦中度过的,只要一有空,我就捧着那个记事本,望着扉页上的字发呆,仿佛魏雨莹就在我面前。即便是在过年期间同学聚会时,得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也没影响到我那份欢愉的心情。

这期间,我一有机会就向锁柱打听自行车票的消息,他总是说:“快了,快了。”等得春天都要过去了,他口中的“快了”才算是有了眉目。

这天下班回家,我刚进门洞就被锁柱截住。

锁柱兴奋地说道:“兄弟,你的自行车有戏了。”

我一听这话,立马来了情绪,赶紧问道:“什么情况,自行车票要弄到手了?”

锁柱:“我有个哥们儿在沈阳搞到一批东方红,不需要用自行车票,可以直接用现钱买。”

我兴奋地说道:“真的,太好了。”

锁柱:“但价格要比市面上的高,你得溢价买。”

我:“要多少钱?”

锁柱:“给别人是一百五十五,给你按朋友价走,一百五就行了。”

我想都没想就直接答应了:“行,什么时候能拿到车?”

锁柱:“你把钱给我,我明天一早就去沈阳,晚上就把车给你拿回来。”

我:“我和你一起去吧。”

锁柱眉头一挑:“你这是什么意思?咱们邻里邻居住了这么多年,信不过我?”

我忙解释道:“不是,不是,我哪能信不过你呢,主要是我想早点看到车。”

锁柱:“也不差那么一会儿,实话告诉你吧,通过我要买这批车的可不止你一个,明天我跟车过去,你去了也坐不下。”

看我还有些犹豫,锁柱似乎生气了:“反正情况我都和你说了,机会就摆在眼前,抓不住你可别怨我,以后也别缠着我帮你弄自行车票了。”

我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把钱交给了锁柱。不知为什么,钱交出去之后,我心里很不踏实,第二天一整天都惴惴不安的,干什么都打不起精神。下了班就急忙往家赶,心里头七上八下的,也带有几分兴冲冲的意味。

进到院子里,我直奔刘婶家,发现大门紧锁。我以为锁柱还没回来,又觉得不对,刘婶平时都在家的,今天似乎有些反常。我带着疑惑回到家里,娘正往桌子上摆碗筷。

我:“娘,隔壁刘婶家没什么事儿吧?”

娘:“她家被下放到北大荒去了。”

我顿觉五雷轰顶:“什么?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娘叹道:“挺突然的,今天一大早就走了。对了,她家二小子把那顶军帽留给你了。”

我急问:“在哪?”

娘随手指了一下我那屋说:“我放你屋里了。”

我立即回屋,看见锁柱那顶“招牌帽”静静地放在我的炕头上,我上前抓起翻了过去,发现在帽檐里侧夹了一张纸条。打开后看到上面只写了一句话:喜子,对不住你了,这顶军帽留给你算是补偿。

我狠狠地把军帽摔在地上,像一头暴怒的狮子冲到院子里,把刘婶家的所有玻璃砸了个稀巴烂。刘婶家的玻璃碎了,我的梦也碎了,我彻底绝望了。

一天中午,我又一次败在卢剑拍下。下场后直接颓然地坐在地上魏雨莹走到我身边蹲了下来。

魏雨莹:“最近看你打球总是没精打采的,出什么事儿了吗?”

“没有,我本来就是胡乱打的。”我语气冷淡,全然没有了以往的热情。

魏雨莹坚定地说道:“不对,你没说实话。”

我反问道:“你真想听实话?”

魏雨莹点了点头。

我:“那你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告诉你。”

魏雨莹:“什么条件?”

我:“你教我正规的打法吧。”

我只是随口一说,根本没抱任何希望,何况我也不可能把真实情况告诉魏雨莹。可没想到的是,魏雨莹竟认真起来。

魏雨莹:“我教你可以,不过,我也有一个条件。”

我大喜过望,连忙问:“什么条件?”

魏雨莹:“只要你明天中午能守住擂台,我就教你。”

我忙不迭地点头答应下来。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只要能打败卢剑,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

第二天中午的擂台赛,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只要我认真起来,除卢剑外,没有人能赢我。我一口气连胜了7场,终于迎来了头号对手卢剑。我是带着目标用正式比赛的态度和卢剑打这场球的,而卢剑更多的是用玩的心态来应对。这是我的优势,在比赛中我把这个优势发挥到了极致,最终以21:16战胜了卢剑。我守住了擂台,正当我兴高采烈地放下球拍,准备朝魏雨莹走去的时候,三工段的陈得胜从人群中走了出来,站到球台对面。

陈得胜饶有兴致地说:“我来和小王打一场。”

以往陈得胜总是站在一旁当观众,从未打过擂台。对他打球的风格、路数我一无所知,而他对我的球风却很了解。陈得胜拿起了球拍,我定晴一看,赫然发现他还是十分少见的横握球拍。尽管心里有些没底,可我必须迎接这个挑战。

甫一上手我就感觉到陈得胜的基本功很好,比赛进程也再次暴露了我不善长打遭遇战的弱点,对于陈得胜的打法极不适应。他的战术非常明确,利用横板两面进攻控制范围大的优势,压制我的反手。一开局我便以4:11的比分落后,这么大的分差几乎判了我的“死刑”。本来我已经守住了擂台,不承想,半路却杀出个陈得胜,坏了我的大事。

我心情糟糕透了,在一次捡球过程中,我用绝望的眼神看了一眼魏雨莹,魏雨莹俏皮地回给我一个灿烂的笑容,同时伸出一根手指向她自己的怀里指了指。

随后的比赛,我继续保持追分的态势,但因为开局落后太多,还是让陈得胜以20:18率先拿到了赛点。好在发球权在我手里,我发了一个下旋球到陈得胜的反手位,陈得胜回过来的短球有点高,我直接迎前台内挑打到陈得胜的胸前位置,陈得胜对此无计可拖。比分追成19:20,接下来的这个发球非常关键,我赢了,比分就扳平了,要是输了,陈得胜就赢得比赛。

我发了一个不转球到陈得胜的正手位,因为太紧张了,力度没控制好,球发的有点出台,陈得胜直接侧身接发球抢攻,我只能被动地退台进行防守。陈得胜连扣了三大板,一板比一板快,一板比一板狠,我的回球一次比一次高,一次比一次狼狈,到第四板的时候,我已防不住了,只能靠条件反射,用球拍把球朝对面球台的方向高高地抬送过去。刚一出手,多年打球积累下来的球感告诉我败局已定,这个球十有八九要出界,我瞬间感觉浑身瘫软无力,木然地看着乒乓球在对面缓缓下落。惊喜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只见乒乓球在下落过程中,擦了一下球台边最后掉到了地上,是一个擦边球。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兴奋地挥了挥拳头,心中泛起无限的感慨。想当年在关键时刻,我正是因为对手的一个擦边球,才惜败获得学校比赛的第二名。有道是风水轮流转,终于到我走运的时候了。

比分战成20平,我士气大震,状态越发的神勇。换到陈得胜发球,他发了一个正手位的侧旋球,我直接抽直线,陈得胜猝不及防,没控制好接球时的拍形,致使回球下网。21:20,我拿到了赛点。我静心沉气,先稳定一下情绪,然后突然发了一个急球只奔陈得胜的反手位,陈得胜的回球有些高,被我一板打死。

我赢了,我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振臂高呼起来,仿佛拿到了世乒赛冠军一样。

魏雨莹就这样成了我的乒乓球教练,我又恢复了往日的神采,每天下班后都要跟着她练半个小时的乒乓球。从最基本的步伐开始学起,再到推挡、搓球这些基本功,我的乒乓水平提高得非常快。魏雨莹的喂球非常棒,不管我打过去的球落点多凌乱,都能回给我一个接球最舒服的位置。

为了不让她累着,捡球的活儿由我来完成,有时候她也会帮我捡。有一次,我们同时弯腰去捡球,两人的指尖无意中互相碰了一下,我的脸上立刻发起烧来。

那是一段幸福而又美妙的时光,有没有自行车对我来说已经无足轻重。我只盼望着这样的日子能尽可能长的延续在自己的生命里,但是一个意外让这一切化为乌有。

那天练球的时间比平时要长一些,等我和魏雨莹走出厂门口时,天色已经彻底暗了下来,我们两个人边走边聊。

魏雨莹突然想起了什么:“王进,你说话不算话,我都教你这么长时间了,你也不告诉我,前一阵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让你打球的状态那么差?”

我一时语塞,魏雨莹却步步紧逼。

“你怎么不说话啦?”

我只能随口应付道:“等过了端午节再告诉你。”

魏雨莹撅嘴道:“那还得好几天呢。”

我:“也不差这几天,等到时候我一定告诉你。”

魏雨莹:“那好,我就信你这一次。”

我们俩在大道边走着,魏雨莹在里侧,我在外侧,不时有自行车从我身旁经过。我故意走得很慢,想尽可能和魏雨莹多待一会儿。不知不觉中,我们俩走到了一个僻静的路口。

“王进,你的帽子歪了。”魏雨莹提醒道。

练球这段时间我格外注重自己的外在形象,一直戴着锁柱留下的那顶军帽。我赶紧伸手正了正帽子,几乎在同时,我感到脑后似乎有一阵风吹过,帽子也从后脑勺上被掀了起来。我下意识地用双手紧紧抓住帽檐,我当时根本不可能想到,也没时间去想,我会为这个下意识的动作后悔一生。

有一股力量在和我的双手较量,较量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刹那,很快就分出了胜负,我赢了,军帽被我紧紧地抓在手上。有一个人连人带自行车从我的侧后方摔倒在我身前。我马上意识到,遇到抢军帽的了。

抢军帽是那个年代的不良青少年最常干的坏事,惯用的方式是骑着自行车或者跑步从被抢人的身后直接把帽子一把薅下来,然后扬长而去。这次碰到的这个人,阴差阳错地选择在我正帽子时下手,被我晃了个狗啃泥。

那个人很快从地上爬了起来,直冲我而来,我这才看清他的相貌,小平头、金鱼眼、个子不高,年纪看起来和我差不多。与此同时,从我身后传来了一个低沉的声音。

“把帽子交出来。”

我回身看到,说话的是一个高个儿卷发男子,原来对方是两个人,我本能的那点反抗念头立即被打消在萌芽状态。我把军帽递给了那个卷发男子,身后却先后传来金鱼眼**的笑声和魏雨莹的尖叫声。

金鱼眼轻佻道:“小妞长得不错嘛。”

魏雨莹大声斥责:“你干什么!放开我!”

金鱼眼已经触及到了我的底线,任何人伤害魏雨莹都是我无法容忍的。我上前对着金鱼眼的肚子狠狠地踹了一脚,他被踹的连续后退了三四步,最后还是倒了。可是,我也被身后的卷发男子扑倒在地,在魏雨莹的惊叫声中,我们三个人扭打在一起。毕竟双拳难敌四手,我逐渐落了下风,直至最后不省人事。

我一直觉得,一个男人最痛苦的事,莫过于在喜欢的女孩子面前挨打。其实有一件事要比这个痛苦一万倍,那就是由于自己的无力保护让喜欢的女孩子遭受坏人的强暴。

当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废弃的厂房里。离我不远的地方,衣衫不整的魏雨莹正在无助地抽泣着。从泪腺里喷涌出来的泪水溢满了我的双眼,我把脑门儿重重地磕在地上,有血不断从头上流出,我希望自己就这样死去,我希望刚刚发生的一切只是一场梦。我恨我自己,为什么要练球练到那么晚!为什么不让军帽直接被抢走!为什么自己那么无能!

两天后,又传来一个噩耗,让我的悔恨升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魏雨莹自杀了。

录音结束有一会儿了,我还深深地沉禁在故事结尾处那悲怆的气氛之中。听完这件尘封已久的往事,爸爸身上的那些谜团似乎都有了答案。虽然在爸爸的讲述中,没有明确透露魏雨莹死亡的具体日期,但这是一个可以通过推理得出大致结果的问题。在爸爸和魏雨莹出事之前的对话中曾经提到过,还有几天就是端午节了。端午节差不多都在每年的6月份,几乎可以百分百地下结论,爸爸每年在6月19日晚上是给魏雨莹烧纸,每次竖鸡蛋时念叨的名字也肯定是魏雨莹,这些年来,爸爸一直活在自责和忏悔的苦海之中。

应该是在魏雨莹自杀之后,爸爸逐渐开始封闭自己,甚至有意断绝了和过去有关的一切,除了自家亲戚之外不再与故人来往。我清楚地记得我十岁那年,在奶奶的葬礼上,来了一些老街坊和爸爸的老同学,爸爸对他们表现得很冷漠,只是礼节性地简单打了打招呼,便不再有任何言语了。

另外,我还在爸爸的故事里,意外地听到了妈妈的名字,其实在她被爸爸故意摔下自行车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后来的悲剧结局。

为了进一步证实自己的结论,我打开了电脑,用百度搜索来核实一些细节。让我深感意外的是,只搜索了一条信息就几乎推翻了我之前的所有推断:1971年的端午节是5月28日。

爸爸终究还是带着那些不解之谜永远地离开了我。

爸爸去世后,我用了很长时间才让自己的心情恢复到从前的状态。颇有戏剧意味的是,在爸爸活着的时候,我从没认真执行过“王进语录”,他去世后我却不自觉地开始按照“王进语录”来要求自己了。

我又来到了那家文具店,像往常一样精挑细选了很久,最后买下了几个最新款式的笔记本。结完账后准备离开时,那个店主叫住了我。她从收银台下面拿出一个包装精美的大礼盒递给我。

店主微笑着说:“这是本店对忠实顾客的特殊礼物。”

我把礼盒接了过来,惊奇道:“没想到今天还能有意外惊喜!”

店主用期待的眼神望着我:“打开看看吧,里面有更大的惊喜。”

我打开了礼盒的包装,一个大笔记本呈现在我面前。我慢慢翻开了笔记本,我的照片赫然出现在里面,都是我自己从未见过的,时间跨度从2003年到2007年之间,所有的背景都是613路公交车上,而且每张照片下面都写了一句话:

我猜你今天一定会迟到,那么晚才来车站,害我也迟到了。

降温了,你也没多穿点,真想把我的风衣披在你身上,可惜现在还不行。

你剪短了头发,看起来很有点孙燕姿的味道呀。

我发现用手机偷偷给你拍照,成了我人生最大的乐趣。

今天怎么不堵车了呢?我还没看够你呢!呵呵!

……

我一页一页翻看着,脑海里自动浮现出丽娜在短信里提的那个问题:区杨住在新星绿城,家门口有的是公交车能到中山广场,可他为什么每天早上要跑到锦绣小区坐613?况且区杨在2002年就买了车,他脑子进水了吗?

我用微微颤抖的手慢慢合上笔记本的最一页。

店主笑着问我:“怎么样?这惊喜够大吧。”

我浑身热血沸腾,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店主抬手指了指店外:“回头看一下身后吧。”

我慢慢转身,发现区杨站在店门口。他的脸上**漾着浅浅的微笑,几个大步就来到我面前。

我刚要开口说什么,区杨却把右手食指轻轻地按在我的嘴唇上。

区杨:“别说话,也不要打断我,我有好多话要对你说,在心里准备了很久很久。我奶奶曾经说过,遇到中意的姑娘一定要大胆去追。那天和你在锦绣613终点站偶然的邂逅,让我的心悸动不已,我知道这是爱情来了的讯号。

“你知道我为什么从不排队上车吗?因为我知道你喜欢坐在离后门最近的那个单人座上,我只有先抢到前排的座位,才能不管车里多拥挤,都可以视线无阻地看到你。所以,每次我都会特别关注你在队伍中的位置,只有在确定你一定会上这辆车的前提下,我才率先插队上车。

“我也曾想过,和你来一次浪漫的萍水相逢。可是,生活不是电影,没有那么多的巧合。我能做的只有通过自己的关系网,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和你的交汇点。几经辗转,我找到了丽娜,后来的事你都知道了。

区杨的话犹如火山爆发时的岩浆一样,激**着我的心灵,我的泪水像决堤的海水倾盆而下。

区杨柔声道:“菁菁,给我一个机会,让我送给你一场世界上最隆重的婚礼好吗?”

我的嗓子已经哽咽的发不出声音,只能用肢体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态度:我摇了摇头。

我对天发誓,摇头不是我的真实想法,我却真的那么做了。对此我唯一的解释是惯性的力量太过强大,虽然我的内心已经接受区杨了,但我的身体还没有收到心灵传递出来的信号。

泪水早已朦胧了我的双眼,等我能看清楚周围事物时,区杨已经不见了。

我满心以为区杨还会再联系我,可他却像消失了一样音信全无。我在心里设定了一个半年的时限,如果半年之后区杨还不来找我,我就主动去找他。

时间一天一天地慢慢流走,我的心情也渐渐朝谷底的方向跌落。我恨区杨为什么不能像别的男人那样对女孩子死缠烂打,更恨自己的不解风情。有好几次听到《猪之歌》的歌声响起,等我拿起手机时却发现是自己的幻觉,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才是那头猪。

就这样,我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捧着区杨送的那个大笔记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

半年的时限到了,我拿起手机准备拨通区杨的号码。就在这时,那首久违了的《猪之歌》突然响起,我定了定神,确定不是自己的幻觉,又把眼睛贴在手机屏幕上看了看,没错,显示的是插队男来电,看来我们俩还真是心有灵犀,我欣喜若狂地接听了电话,用最快的速度把区杨的声音倒进自己的耳朵里。

“菁菁啊,我要结婚啦,你可得来啊。时间是……”

“真是一波三折!”听完老钟的讲述,我发出这样的感慨。

钟浩权问我:“老领导,你见多识广,觉得王进身上的那些疑问该怎样解读?”

我:“很明显,是报应,他以前一定犯过什么不可饶恕的错误,所以才会遇到那么多倒霉的事儿。”

我和钟浩权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着,小杜和小高二人却坐在那里默不作声。为了改变这种情形,我把话题抛给了小杜。

“小杜歇得怎么样了?我们还着急听你那个故事的后半部分呢。”

小杜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马老既然着急听,那我就赶紧讲。”

说完后,小杜仰头将杯中的茶水喝尽,开始续讲先前的那个故事。

注释:

[1]即现在的大连商场。

[2]第三套人民币十元纸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