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男孩儿随了石头的姓，姓马，名字是玲花给取的，叫文德，也就是我，马文德。当年除了我之外，参加抄家的其他七个人分别是：金聪伟、葛俊、曾启铭、解方远、邹家述、黄洪涛、王进。他们都是我杀的，哦，对不起，我忘了，这些你们早就知道了。我该讲的都已经讲完了，有什么要问的你们就问吧。”

我不再说话，用目光依次和钟浩权他们三个人的眼睛对接了一下。小高注视着我，问道：“马老，您杀人的具体过程，能不能再详细说一下？”

我点了点头，缓缓说道：“好的。1967年那次在中山公园打群架，金聪伟冲在最前头，我在最后面，我趁乱捡起一块砖头向金聪伟后脑勺重重地砸过去，直接要了他的命。说实话，在向金聪伟击出那块砖头之前，我的脑海里并没有要为母亲报仇的计划，也可能有，只不过存在于我的潜意识里吧。一旦出现机会，我就必须去实施。总之，从金聪伟倒下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第二个被我杀死的是葛俊，他有低血糖的毛病，身上常年带着糖块。我很早就为其准备好了一块含有剧毒药物氰化钾的冰糖，只待合适的机会让他吃下。1970年我们意外地被困在赵先寿的墓室里，我一直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那天晚上在墓室里，我们十几个人紧紧地依偎在一起，互相连接成一个整体，连生叔和葛俊分别在两边，所以葛俊的身旁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并不是我刚才在故事里提到的毛蛋，而是我。由于十分饥饿，葛俊的低血糖又犯了，他身上带的糖块也吃完了，难受得始终无法入睡。我等所有人的手电筒电量都耗尽，墓室里彻底回归一团漆黑时，才不失时机地将那块冰糖拿出来递到葛俊的手里。葛俊把冰糖含到嘴里后，不一会儿就出现了呼吸困难的中毒表现，我用一只手紧紧地捂住葛俊的嘴，用一条腿压住葛俊的身体，确保他无法发出任何声响。很快葛俊就断气了，当时大家伙儿都睡着了，葛俊的另一边又没有人，故而没有人发觉我和葛俊这边的异常情况。等到第二天早上众人醒来后，发现葛俊死了，也都把葛俊的死归罪到他在墓室里不知深浅，又是主动开棺，又是随意撒尿，冲撞了赵先寿的鬼魂，遭到了报复。”

“邹家述和解方远的死有一定的偶然因素。1975年2月3日那天是我和曾启铭、解方远离开草房深大队回城的日子，中途临时改道去丰阳大队看望邹家述一家是我主动提议的。我原本是想说服邹家述和满枝离婚，以便邹家述也能像我一样被抽调回城，因为邹家述如果一直留在丰阳大队，身在大连的我很难再有合适的机会除掉他。尽管邹家述对我们三个人的回城羡慕不已，但他还是拒绝了我的建议，表示要永远和满枝在一起，即使一辈子留在农村也无所谓。就在我失望之际，一个好机会从天而降。第二天天还没亮，县里发来了紧急通知，说马上就要地震了，丰阳大队的所有社员都要赶紧转移到附近的西山上，只留邹家述一个人在村里留守。于是，我偷偷地把曾启铭和解方远的档案袋藏了起来，等我们三个人在集市上发现档案袋不见了，我就诬陷邹家述，说是邹家述不想让我们三个回城才偷拿了我们的档案袋。我们三个人返回丰阳大队时，社员们都转移走了，只剩邹家述一个人在村里。面对我们三个人的质问，邹家述一头雾水，而我为了激化矛盾，没说上两句话就先动手和邹家述厮打了起来。起初曾启铭和解方远还在一旁拉架，后来在我的挑唆下，他们俩也加入战团，毕竟回城的机会太宝贵了，谁都不想出现任何意外。局面变成三打一之后，邹家述彻底落了下风，我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故意下重手，用镐头狠狠地击打邹家述的头部，致使邹家述当场丧命。”

“面对邹家述的死，曾启铭和解方远一时有些发懵，好半天才恢复神志。虽说是我直接杀死了邹家述，但曾启铭和解方远也算是帮凶，他们俩别无选择，只能和我站在一条战线上。我原计划是想找个隐蔽的地方把邹家述的尸体埋了，可是计划没有变化快。我刚说完自己的计划，还没来得及去抬邹家述的尸体，地震就真的发生了，这便是著名的海城大地震。那场地震的强度之大、来势之猛烈都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们和邹家述刚刚发生过厮打的地方被震出一道大裂缝，并且迅速变成一个深坑，邹家述的尸体被直接卷进深坑里。当时的情形是，我和解方远在深坑的这一头，曾启铭在深坑的另一头，随着深坑面积的不断扩大，很快延伸到了我和解方远的脚边，眼看就要将我和解方远吞噬，我只得拔腿就逃，但解方远却被吓傻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下意识地大声呼喊解方远的名字，同时跑过去拉住解方远的一条胳膊，准备和他一起逃走，解方远这才回过神儿来。不过，我马上又改变了主意，趁解方远还未彻底清醒过来，也趁其没有任何防备我用尽全身力气将解方远推进深坑里。我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结果了解方远的性命，我本想趁乱将曾启铭也一并解决掉，但奈何于深坑的阻隔，加上我在地震中受了轻伤，只能暂时放过曾启铭。地震结束后，我和曾启铭统一了口径。后来，曾启铭将这段我们统一口径后的经历演绎了一番，写进了《岁月悠悠》里，但是因为涉及封建迷信被删掉了。”

“接下来就该说说黄洪涛的死了，他的死亡过程想必你们现在也能猜的到，1976年9月5日那天晚上我陪黄洪涛在黄河街粮站值夜班，利用半夜到粮库里巡夜的机会，我推倒了码放在粮垛上的粮食将黄洪涛砸死。”

小杜插话问道：“马老，那六张假粮票和那个能定格人死亡时间的德国挂钟又是怎么回事？”

我：“那六张假粮票都是黄洪涛自己画的，我是1976年2月初调进公安局工作的，黄河街粮站正好在我们局的管辖范围里，我很快就和黄洪涛重新取得了联系。所以我和老钟、刘汉中、陈彦生一起第一次到黄河街粮站了解案情时，我和黄洪涛的‘意外’重逢其实是我们俩提前设计好的。丁慧丽自杀后，黄洪涛的心理压力非常大，晚上睡觉总做噩梦，他想重新换一个工作环境，遂主动向上级领导提出申请，希望能调到其他粮站工作。但因为丁慧丽的事，其他粮站都不愿意接收黄洪涛。黄洪涛只好去求他父亲给他重新换一个工作，可是黄洪涛的父亲舍不得让黄洪涛放弃粮站的好工作，坚决不同意。黄洪涛为此十分苦恼，于是我替他出主意，让他在居民领粮时，用假粮票调包真粮票，以便引起公安局的注意，故意制造恐慌，最终让黄洪涛的父亲也误认为黄河街粮站不能再待下去了，这样黄洪涛想换工作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当然了，我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更多的是出于自己要杀死黄洪涛的目的。后来公安局接手案子之后出现的两张假粮票，都是我调包放进铁皮箱里的。至于那个能定格人死亡时间的挂钟，恐怕只有老钟能说清楚吧？”

我顺势把目光投向钟浩权，钟浩权面露尴尬，淡淡地说道：“有关那个德国挂钟能记录人死亡时间的事情，都是我的个人发挥。一来呢，你们讲的故事都那么精彩，我的故事总不能逊色太多吧。二来呢，当年在办这个案子时，老领导给我讲了很多他自己编的灵异事件，我今天借这个机会也给老领导讲一个我自己编的灵异事件，也算有来有往。您说对吧，老领导？”

钟浩权又把话题抛给了我，我知道又轮到自己讲述了。

“老钟刚才讲的那个假粮票的故事其实有一多半算是我讲的。老钟在故事里也提到了，后期是我一个人在办假粮票的案子，老钟得知的案情后续发展都是我告诉他的。老钟说得没错，我确实给他讲了不少我自己编造的灵异事件。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充分制造恐怖气氛，为黄洪涛最后的死做一个貌似合理的铺垫。”

“1977年以后，社会秩序逐渐恢复正常，想要不露马脚地杀人变得困难起来，我只能耐心地等待机会。1995年夏天，局里打掉了一个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没过多久，就有人为那个团伙的头目向我疏通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我见到了团伙头目的儿子，也就是小高第一个爱情故事里的杰，他真正的名字叫顾闯。第一次见到顾闯我就惊呆了，他简直和邹家述太像了，不仅长得像，身材也几乎是一模一样。加上当时顾闯和邹家述死时的年纪差不多，让我一下子有了灵感，我知道搞掉曾启铭的机会来了。曾启铭这个人有一个弱点：特别迷信。我和顾闯做了一笔交易，让他假扮成邹家述的鬼魂出现在曾启铭的生活里，经过多次惊吓，最终将曾启铭吓死。”

“王进是最让我费脑筋的一个，他似乎很早就意识到了身边的危险，警惕性很高，甚至不惜断绝了和我们这些老同学的来往，想用与世隔绝的方式逃避惩罚。我始终无法找到合适的机会除掉他，一直等到2008年5月，离我退休的时间只剩下一年多，眼看着我就要失去一些便利条件，我不能再等下去了。恰巧在这时，一个机缘巧合，让我遇到了一个来局里自首的犯罪嫌疑人，他就是小高第二个爱情故事里的程栋。他杀了一家三口，犯的罪肯定会判死刑，我又和程栋做了一笔交易，给他一天时间让他完成一个心愿，然后再将其归案，条件是要帮我杀掉王进。我知道王进有晨起跑步的习惯，于是，经过一番简单的‘培训’后，程栋驾驶着一辆报废的大货车在王进居住的小区里将王进撞死。”

我用双手撑住桌面缓缓站了起来，钟浩权和小高、小杜见状也纷纷起身。

“情况大致就是这样，具体的细节等我跟你们回去后再详细说吧。”

我将双手握成拳头合拢到一起擎到小高和小杜的面前。小高和小杜对视一下，脸上都流露出为难的神情。

小高：“马老，不必了吧？”

我：“还是按规矩来吧。”

小杜在犹豫不决中从裤兜里慢慢掏出了手拷，看他仍然是举棋不定的样子，我只好主动伸手拿过手拷，慢慢戴在了自己的两个手腕上，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为自己戴手拷。

我用41年的时间杀了7个人，用34年的警察生涯办了1126个案子。曾经，我想用7条人命换回一份心灵的慰藉，我想用办案数量的不断叠加来昭显自己是正义的化身。可是，到头来发现，自己终究还是无法摆脱那份深深的负罪感。我时常会问自己，四十多年前的那一幕悲剧真的无法避免吗？如果一切可以重来，自己是否有勇气在那么残酷的现实面前和母亲相认。我始终都无法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或许，这本来就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当我跟着钟浩权他们三个人即将走出茶庄时，又忍不住回身环顾了一遍茶庄里的陈设。我在心里向自己心爱的茶庄默默道别，也和自己那充满了纠结和困惑的人生默默说一句：“再见。”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