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在洗脸、梳头，准备去赴艾略特约的饭局。就在这时，旅馆的前台打来电话，说他已到楼下。我有点诧异，一收拾好，就下楼去了。
“我觉得还是来接你更为稳妥些。”我们在握手时，他说道，“我心里没谱，不知道你对芝加哥熟不熟。”
我发现一些旅居海外多年的美国人都有他的这种顾虑，觉得美国是个很难弄的国度，甚至可以说充满了危险，让一个欧洲人自己寻路是不安全的。
“时间还早，咱们可以走上一段路。”他提议说。
外面微有寒意，不过，万里无云，活动活动腿脚倒是不错的。
“我想还是在你会见家姐之前，先把她的情况介绍一下为好。”走在路上，艾略特说道，“她去巴黎我那儿小住过一两次。不过，那时你可能没到我那儿去过。今天人并不多，就是家姐和她的女儿伊莎贝尔以及格雷戈里•布拉巴宗。”
“就是那个室内装潢设计师吗？”我问。
“是的，家姐的房子糟得一塌糊涂，伊莎贝尔和我都劝她重新装修一下。碰巧听说布拉巴宗在芝加哥，所以我就叫家姐请他今天来吃午饭。他虽说算不上一个地道的上等人，但品位还是有的。玛丽•奥利芬特的拉尼城堡以及圣厄茨家的圣克莱门特•大宝庄园都是他给装饰的。他很讨公爵夫人的欢心。你去看看路易莎家的房子就知道了。她怎么能在那儿一住就住这么多年，这叫我永远也理解不透。说到这里，我还无法理解的是，她怎么能在芝加哥住下去。”
他的姐姐布雷德利夫人是个寡妇，有三个孩子，二子一女，儿子们早已长大成家，一个在菲律宾政府里做事，另一个继承父业供职于外交界，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布雷德利夫人的丈夫曾经出使过若干个国家，在罗马做了几年一等秘书，后来又被派到南美洲西岸的一个小共和国做公使，最终在那里死在任上。
“姐夫去世之后，我想让路易莎把芝加哥的房子卖掉，”艾略特继续滔滔不绝地说着，“可她对那房子有感情。那家人在那儿住了有些年头了。布雷德利家族在伊利诺伊州算得上是最古老的人家。他们1839年从弗吉尼亚原籍迁来这里，在离芝加哥大约有六十英里的地方置下田产，目前还保留着。”艾略特说到这里略做停顿，用眼睛瞧瞧我，看我有什么反应，“我想你也许会说他家早先是务农的。我不晓得你可知道，在上世纪中叶的时候，中西部开始搞开发，不少弗吉尼亚人—上等人家的子弟—受到未知世界的**，抛弃了故乡衣食无忧的生活。我姐夫的父亲切斯特•布雷德利看出芝加哥有发展的前景，来这里进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反正他赚的钱也够一辈子丰衣足食的了。”
艾略特的话虽如此说，从他的神情却可以看出，那位已经去世的切斯特•布雷德利离开他祖传的华屋肥田，进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未免有点不划算，不过，幸好积攒了一笔财富，起码也算是一种补偿吧。后来有一回布雷德利夫人拿几张乡下所谓祖屋的照片给我看，艾略特显得有些不太高兴；照片上面我见到的是一座很不起眼的农家屋，有美丽的小花园，可是谷仓、牛棚和猪圈都隔开只有一箭之地，四周是一片荒芜的平畴。我不由得想道：切斯特•布雷德利先生丢下老宅到城市里求发展，并不是没有成算的。
走了一会儿，我们叫住了一辆出租车，到一幢棕色的石头房子前下了车。房子窄而高，要攀上一串陡峭的石级才到大门口。它处于一排房屋之间，坐落在湖滨大道旁边的一条街上，房屋外表就是在那天明媚的秋光里也还是阴沉沉的，真不明白一个人对这样的房子会有什么感情。开门的是个一头白发的黑人管家，又高又壮，他把我们引入了客厅。我们进去时，布雷德利太太从椅子上站起来，艾略特为我做介绍。她年轻时一定是个美丽女子，五官总体端正，一双眼睛生得煞是漂亮。可是，现在的她脸色灰黄，几乎未施任何粉黛，肌肉松弛，显然在跟中年发胖的战斗中已一败涂地。我猜她还不肯服输，因为她坐下时，腰杆在硬背椅子上挺得笔直；无疑，穿着那受罪的铠甲一般的紧身衣，这样坐在硬背椅子上要比坐在软垫椅子上舒服一些。她穿一件蓝色长衫，上面缀满了花边饰物，高领子用鲸鱼骨撑得硬硬的，一头白发烫成波浪纹，发式做得极其复杂，看上去挺有风度。另一位客人还未到，为了等他，我们就东一搭西一搭闲聊起来。
“艾略特告诉我，说你是走南边那条路过来的，”布雷德利夫人说，“你在罗马歇脚了没有？”
“歇了，我在那儿住了一个星期。”
“亲爱的玛格丽达王后还好吗？”
我被她这一问给问蒙了，只好回答说我不知道。
“哦，你没有去看看她？她真是一个大好人。我们在罗马的时候，布雷德利先生曾任使馆的一等秘书，她待我们好极了。你怎么就不去看望看望她呢？你跟艾略特又不一样，不至于懒得连奎里纳尔皇宫都不去一趟吧？”
“完全不是那回事。”我笑了笑说，“事实上，我并不认识她。”
“不认识？”布雷德利夫人说，那表情好像是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能不认识呢？”
“实不相瞒，一般来说，作家跟国王和王后是没有过密交往的。”
“不过，玛格丽达王后是个和蔼可亲的人呀！”布雷德利夫人好言劝我，好像不认识这位王后完全是我摆架子，不屑似的，“我敢肯定你一定会喜欢她的。”
这时候门开了，管家把格雷戈里•布拉巴宗领了进来。
格雷戈里•布拉巴宗空有一个好姓名，却并不是个风流倜傥的人。他五短身材，大腹便便，除掉耳朵根和后颈有一圈黑鬈发外，头秃得就像个鸡蛋，一张脸红得似猴屁股，好像时刻都会流淌下一大堆臭汗一样，两个灰色的眼珠滴溜溜乱转，嘴唇肥厚，下巴特长。他是英国人。在伦敦时，**不羁的文人聚会，有时会遇见他。他是个乐天派，总是很开心，动不动就哈哈大笑。不过，即便你不善于观察人的本质，也会发现他那种嘻嘻哈哈亲密的样子只不过是一种外衣，下面遮盖的是精明的生意经。一些年来，他一直都是伦敦城里最成功的室内装潢设计师。他那洪亮的声音和又小又胖的手都极富表现力，能产生奇异的功效。他只要摆动小手，再奉上一大串令人兴奋的字眼，就会叫一个犹豫不决的客户激动起来，极大地刺激他的想象力，使他简直没法拒绝那似乎是一份施舍的订单。
管家又走了进来，端来一托盘的鸡尾酒。
“咱们就不等伊莎贝尔了。”布雷德利夫人拿起一杯酒说。
“她到哪儿去了？”艾略特问。
“跟拉里打高尔夫球去了，说也许要晚一点回来。”
艾略特转向我说：“拉里就是劳伦斯•达雷尔。伊莎贝尔可能已跟他订婚了。”
“艾略特，我不知道你喝鸡尾酒。”我说道。
“我原本是不喝的。”他呷了一口杯中的酒说，“可在这么个禁酒的野蛮国度，你又能怎么样呢？”说着，他叹了口气。“巴黎的一些有身份的人家也开始上这种玩意儿了。坏的世道把好的传统都给毁掉了。”
“纯粹是胡言乱语，艾略特。”布雷德利夫人说。
她的口气相当温和，然而坚决，让我听出来她是个有个性的人。她看艾略特时，神情怡然自得，我怀疑她没有将弟弟当作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我暗自寻思：她把格雷戈里•布拉巴宗归于哪一类人呢？正说着，布拉巴宗来了，一进门先用专业的目光把屋子扫视了一圈，不由得抬起了他那两道浓密的剑眉。这幢房子的确叫人称奇。壁纸、窗帘布、椅垫、椅套，全是一式的图案；墙上的油画镶在厚重的金相框里，显然是布雷德利这家人去罗马时买来的—有拉斐尔派以及圭多•雷尼派的圣母像，有苏卡莱利派的风景画，还有帕尼尼派的真迹。除此之外，屋里还摆着他们去北京时买的纪念品—精雕细刻的黑檀木桌子和景泰蓝大花瓶，也有从智利或者秘鲁买来的玩意儿—硬石刻的胖人儿和陶制花瓶。屋里的写字台是齐本德尔式的，玻璃橱亦是出自名匠之手。灯罩的底料是白绸做的，上面不知是哪个没品位的画家画了几个身穿华托式服装的牧童、牧女。屋子里的装饰不伦不类，但不知什么原因却叫人感到温馨。这是一种平凡却又安逸的生活气息，让你觉得这令人无法相信的杂乱之中自有一番情趣。所有这些互不协调的物件合为一个整体，成为布雷德利夫人生活的组成部分。
大家喝完鸡尾酒，门被推开，进来一个姑娘，身后跟着个小伙子。
“我们迟了没有？”她问，“我把拉里带回来了。有他的一份饭吃吗？”
“我想是有的。”布雷德利夫人笑着说，“你按下铃，叫尤金添个位子。”
“刚才是他给我们开的门。我已经告诉他了。”
“这是我的女儿伊莎贝尔，”布雷德利夫人转身向我说，“这是劳伦斯•达雷尔。”
伊莎贝尔匆匆跟我握了握手，然后将身子迫不及待地转向了布拉巴宗。
“你就是布拉巴宗先生吧？一直渴望见到你呢！你替克莱门蒂尼•多摩装饰的屋子我很是喜欢。这屋子很糟糕吧？我好多年来都劝说妈妈，要把这儿收拾一下，现在你来芝加哥，正是我们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请实言相告：我们家这房子究竟怎么样？”
我知道布拉巴宗绝不会直言相告的。只见他飞快地望了布雷德利夫人一眼，而后者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看不出任何名堂。后来他断定伊莎贝尔是拿事的人，于是就爆发出一阵响亮的笑声。
“我敢说这屋子是很舒服的，还有其他的优点。”他侃侃说道，“不过，既然你让我直言相告，那我就说品位上糟得一塌糊涂。”
伊莎贝尔高个子、鹅蛋脸、直鼻梁，眼睛俊俏，嘴唇丰满，有着布雷德利这家人的特征。她长得很漂亮，只是有些偏胖，我想大概是由于年龄的关系，再过几年，可能就会苗条下来的。她的手结实、好看，不过也有点偏胖，就连短裙下露出的腿肚子也显得胖了些。她肤色健康，泛着红晕，这显然跟体育锻炼以及刚才开敞篷车回家不无关系。她容光焕发，活力四射，散发出蓬勃的朝气，一派顽皮快活的劲头，流露出对生活的满足以及由衷的幸福感，让人见了为之感到高兴。不管艾略特多么儒雅，比较之下，她的那种自然纯真都会使之显得庸俗。由于她的朝气蓬勃的衬托，布雷德利夫人那张惨白无色、满是皱纹的面孔显得疲惫和苍老。
我们下楼去吃饭。布拉巴宗一看见饭厅，眼睛就眨巴了几下。墙壁上糊着暗红的普通纸，算是冒充壁纸，挂着一些脸色阴沉死板的男女肖像，画技不堪一提。这些人都是去世的那位布雷德利先生的近系祖先。他自己也在其中，留着浓浓的小胡子，僵直的身体穿着双排扣常礼服，戴着浆硬的白领子。一幅布雷德利夫人的肖像，是90年代一个法国画家的手笔，挂在壁炉上方，穿一袭灰青缎子的晚礼服，颈上挂着珍珠项链，头发上点缀一颗钻石星，一只戴满珠宝的手捏一条编织领巾（领巾画得极为细腻，连针脚都一一可辨），另一只手随随便便拿一柄鸵鸟羽扇子。屋内家具是黑橡木的，给人以压抑感。
“你觉得这东西怎么样？”大家落座后，伊莎贝尔问布拉巴宗。
“我敢说一定花了不少钱。”他答道。
“的确如此。”布雷德利夫人说，“这是我和布雷德利先生结婚，他父亲送给我们的礼物，跟着我们跑遍了全世界—里斯本啊，北京啊，基多啊，罗马啊。亲爱的玛格丽达王后对它艳羡不已。”
“假如是你的，你把它怎么办？”伊莎贝尔问布拉巴宗，可是，不等后者回答，艾略特就替他说了。
“付之一炬。”他说。
接下来，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开始讨论如何装饰这房子。艾略特主张装饰成路易十五时代的风格，伊莎贝尔则想要一张修道院里的那种餐桌和一套意大利式椅子。布拉巴宗认为齐本德尔式家具比较适合布雷德利夫人的性格。
“我一直都认为房子的装饰应该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这是至关紧要的。”他说完，又将身子转向了艾略特：“你当然是认识奥利芬特公爵夫人的了？”
“玛丽吗？老朋友了，熟得不能再熟了。”
“她要我为她装饰饭厅，我一见她的面，就敲定用乔治二世那时候的风格。”
“真是英明决断。上次在她家的饭厅吃饭，我注意到了那儿的装饰，其品位无可挑剔。”
谈话继续进行着。布雷德利夫人在侧耳倾听，谁都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我很少开口，而伊莎贝尔的年轻朋友拉里（我忘记了他姓什么）简直一言不发。他坐在我对面的布拉巴宗和艾略特之间，我不时会看他一眼。他看上去十分年轻，和艾略特差不多高，将近六英尺，瘦瘦的，四肢显得柔软灵活，样子甜甜的，不俊也不丑，相当腼腆，并无出众之处。我觉得有趣的是：根据我的记忆，自从进屋之后，他话没说上五六句，却显得十分自在，尽管不开口也像是在参加谈话，无不令人称奇。我注意到他的手很长，可是，就他的个头论，不能算大，形状看上去很美，同时又有力。我想画家一定高兴画这双手。他身板比较瘦，但是，看上去并不文弱，相反，我敢说还颇具力量和韧劲。他的一张脸宁静庄重，晒得黝黑，要不是有这点黝黑，就看不出颜色来了；五官端正，但并不出众；颧骨相当高，太阳穴凹陷，深棕色的头发微微卷曲，眼睛看上去比实际的要大，那是因为陷在眼窝里很深，睫毛浓而长。眼珠的颜色很特别，不是伊莎贝尔和她母亲、舅舅共有的那种淡褐色，而是一种深深的颜色，虹膜和瞳仁差不多是一个颜色，这给他的眼睛以一种特殊的魅力。他有一种动人的潇洒风度，从中看得出为什么伊莎贝尔对他倾心。她的眼光不时落到他身上，在那儿停留一下，从她的神情里我似乎看得出不但有情爱，而且有慈爱。二人四目相撞时，里面情意绵绵，好一幅美丽的图画。看见年轻男女彼此相爱，是极能感动人的。我，一个步入中年的人，觉得有点眼红，同时不知何故又为他们感到悲哀。若说悲哀，就蠢得没名堂了，因为我明知他们追求幸福的路上没有任何绊脚石—两家的家境似乎都宽裕，没有任何因素可以妨碍他们结婚，妨碍他们在婚后过上幸福的日子。
就重新装饰房屋这个话题，伊莎贝尔、艾略特和布拉巴宗说起来没个完，目的就是想让布雷德利夫人吐口，允许开工，可布雷德利夫人只是满脸慈祥地笑笑，硬是不吐这个口。
“不必操之过急，我想静下心来好好想想。”随后，她转过头问伊莎贝尔的男友：“你是怎么看的，拉里？”
拉里向桌子四周环顾一下，眼中露出微笑。
“我觉得装不装修都无所谓。”他说。
“你这个小坏蛋，拉里。”伊莎贝尔嚷嚷道，“我还特地关照过你，让你支持我们呢！”
“如果路易莎伯母满足于现状，为什么非得变变样呢？”
他的话说到了点子上，入情入理的，引得我不由得大笑一声。拉里看了看我，也咧嘴笑了。
“别傻乎乎地笑行不行！你说的话愚蠢到家了。”伊莎贝尔说。
拉里没理会，反而笑得更厉害了。我留意到他有一口又白又小的牙齿，整整齐齐的。他望着伊莎贝尔的神情别有深意，叫她脸红起来，呼吸也急促了。假如我没有弄错的话，那她就是疯狂地在爱着他，可是不知道什么缘故，好像她对他的情意里面还有一种母爱的成分。在如此年轻的女孩儿身上竟然有母爱，真让人意想不到。她嘴角浮出温柔的笑意，重又将注意力转向了布拉巴宗。
“别理他。他傻得不透气，一点水平也没有，什么都不懂，就知道开飞机。”
“开什么飞机？”我问。
“‘一战’中，他是个飞行员。”
“我还以为他那时年纪太小，不能参战呢。”
“年纪是很小，而且不是一般的小。他调皮得不得了，逃离学校，跑到了加拿大参军，撒了个弥天大谎，真让人家相信他已满十八岁，混进了空军。都宣布停战了，他还在法国作战呢。”
“别说这些话了，会让伯母的客人厌烦的，伊莎贝尔。”拉里说。
“我从小就认识他，他还乡时穿一身军装，外套上挂那么多漂亮的奖章，非常英俊。我坐在他家门口的台阶上不走，缠得他一刻不得安宁，所以他只好答应要娶我为妻了。那时候，竞争可真激烈。”
“真的吗，伊莎贝尔？”她母亲说。
拉里冲着我探过了身子。
“希望你别信她的话，一句也别信。伊莎贝尔不是什么坏女孩子，就是爱撒谎。”
吃完午饭不久，艾略特和我就告辞了。我先前告诉他打算去博物馆看看画，他说他带我去。我不大愿意有人跟我去逛博物馆，可推辞的话说不出口，无法说我喜欢一个人去，只好接受他的陪同。路上我们谈论起了伊莎贝尔和拉里。
“看见两个年轻人如此恩爱，怪叫人感动的。”我说道。
“他们还小，结婚还太早。”
“怎么早？趁年纪轻时恋爱、结婚，不是挺好嘛。”
“别说傻话啦。她今年十九岁，拉里也仅仅二十岁，连个工作也没有。他倒是有一笔小进项，一年三千块钱，这是路易莎告诉我的。路易莎不管从哪个方面讲都不算个富人，刚能凑合过日子。”
“哦，那他可以找个工作。”
“说的是呀。可他没有这个心思。他好像很满意过这种无所事事的日子。”
“我敢说他在战争中一定吃了不少苦，也许现在想休息一下。”
“他休息已有一年了，时间够长的了。”
“我觉得他像是个很不错的孩子。”
“哦，我对他毫无成见。他的出身以及所有的一切都挺好的。他的父亲是巴尔的摩人，过去曾在耶鲁大学任教，是罗曼斯语副教授。他的母亲曾出身于费城教友派的一个古老世家。”
“你口口声声提到过去，难道他的父母都去世了吗？”
“是的，他母亲因为生孩子难产而死，父亲约在十二年前去世。他是他父亲的一个大学同学抚养大的，那人是马文的一个医生。路易莎跟伊莎贝尔就是这样才认识他的。”
“马文在哪儿？”
“布雷德利家的产业在那个地方，是路易莎的消夏之地。她见了那孩子，觉得挺可怜的。纳尔逊医生是个单身汉，怎样带孩子连初步的常识都不知道。路易莎力主把这孩子送到圣保罗中学求学，每逢圣诞节便接他出来过节。”艾略特模仿法国人那样耸了一下肩膀，“我想她当初应该能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
说话间，我们已走到博物馆，注意力也就转移到了绘画上。艾略特的见识和品位又令我拜服了一番。他领着我在画廊里转来转去，仿佛我是游客似的，讲解起那些画来，恐怕任何一个美术教授都不如他传授的知识多。我决定独自再来一次，那时自己可以由着性子转悠，自得其乐，现在先听他讲好了。过了一会儿，他看了一下表。
“咱们走吧。”他说，“在画廊里，我所待的时间从不超过一小时。一小时是一个人欣赏力所能坚持的极限。咱们改天再来看完它。”
分手时，我满口道谢。打道回府时，知识面也许扩大了一些，但我心里产生了几丝恼意。我和布雷德利夫人告别时，她告诉我第二天伊莎贝尔要请她几位年轻朋友来家里吃晚饭，饭后约好去跳舞；我要是愿意来的话，年轻人们走后，我还可以跟艾略特谈谈。
“你这等于是帮他的忙哩。”布雷德利夫人当时补充说，“他在外国待得太久了，回到这里觉得不合群，似乎找不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人。”
我当即接受了她的邀请。此时在博物馆门口台阶上分手时，艾略特告诉我，说他很高兴我答应了下来。
“在这座大城里，我就像一个迷途的幽灵。”他说道，“我答应路易莎跟她住六个星期。我们姐弟自从1912年后彼此就没有见过。可是，我盼着回巴黎真是归心似箭，在这里度日如年。在这个世界上，唯有巴黎适合于文明人居住。我亲爱的朋友，你知道他们这儿把我看作什么？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怪物！这些野蛮人！”
我听后打了个哈哈，然后抽身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