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伊莎贝尔突发奇想，想到那些野去处瞧一瞧，鉴于我在那儿有熟人，便请我当向导。我老大不愿意，因为巴黎的这种地方不喜欢叫外人进去参观，他们对此毫不掩饰，十分叫人扫兴。可是，伊莎贝尔非去不行。我提前告诉她，说那种地方非常叫人倒胃口，吩咐她穿着一定要朴素。我们很迟才吃晚饭，饭后去女神影院看了一个小时的短片。接下来，我先带他们到巴黎圣母院附近的一处地下室，那儿是流氓恶棍和他们的姘头常来常往之地。我认识此处的老板，他为我们安排位子，让我们坐到一张长条桌旁，同桌的顾客是几个不三不四的人。我为所有的人都要了杯酒，大家相互敬酒。屋子里闷热、肮脏，乌烟瘴气的。后来，我又带他们去了斯芬克斯舞厅，舞厅里的女人们穿着华丽却俗气，袒胸露怀，面对面坐在两张长凳子上，乐队奏舞曲时，她们便到舞池里无精打采地跳舞，一边用眼睛搜索中意的男人—那些男客散坐在舞厅各处的大理石面桌子旁。我们叫了一瓶未经冰镇的香槟酒。有些女人经过我们面前时，会给伊莎贝尔抛个眼色，我不知道伊莎贝尔是否明白其中的含义。
随后，我们又去了拉佩街。那是一条脏兮兮、路面狭窄的小街。一到这儿，你就会油然产生污秽下流的印象。走进一家咖啡馆，只见一个面色苍白、沉迷于酒色的年轻人在弹钢琴，另有一个倦容满面的老头在抚琴，还有一个吹萨克斯管的，吹出来的调子杂乱无章。咖啡馆里人满为患，好像一张空桌子都没有了。不过，老板看出我们是肯花钱的主顾，便毫不客气地把一对男女赶到另外一张已经坐了人的桌子旁，请我们在空下来的桌旁坐下。被赶走的那两个人很不服气，说了一些让我们难以入耳的话。舞池里有许多人—有帽子上缀着红绒球的水手，还有杂七杂八的男子（他们大多数都头戴帽子、脖子上围着帕巾）；有半老徐娘，也有青春女子，一个个描眉涂唇（她们都没有戴帽子），下穿短裙，上穿五颜六色的罩衣。舞伴的搭配乱七八糟—有大男子和矮胖的小男孩跳（小男孩的眼睛化了妆）；有身子干瘦、横眉立目的女人和染了头发的胖女人跳；也有男人和女人搭配跳。屋里弥漫着烟气、酒味和汗臭味。舞曲没完没了地奏着，人群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在舞池里舞个不停，脸上的汗水闪着亮光，气氛严肃、紧张，有一些可怕的成分在里边。男客里有几个大块头，面相凶狠，但大多数男客都是矮个儿，显得营养不良。我看了看那三个乐手，觉得他们跟机器人一样，演奏起来死板生硬。我怀疑他们是否在起步时怀揣过梦想，梦想着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大音乐家，引得人们从大老远赶来听他们演奏，为他们喝彩。即便提琴拉得不好，也得请人教，也得练习呀！这位提琴手十年磨一剑，末了难道就是为了屈身于这么一个肮脏猪圈里，为人家拉狐步舞曲，一直拉到次日凌晨吗？后来，音乐停止了，钢琴手掏出一块脏手绢揩揩脸。跳舞的人纷纷返回自己的座位，或无精打采，或脚步踉跄，或身子歪斜。突然，我们耳边传来了一声美国口音的叫喊：
“我的老天呀！”
只见屋子另一头有个女子从一张桌子旁站了起来。和她在一起的那个男子想拦她，却被她一把推开，然后她就摇摇晃晃走了过来。她已经有八九分醉了，来到我们的桌前，站在那儿，脚下有点立不稳，傻里傻气咧嘴笑着。她似乎觉得我们这几个人很好笑似的。我偏头望了望我的同伴们。伊莎贝尔木然瞅着她；格雷一脸愠色；拉里目瞪口呆，仿佛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一般。
“你们好呀！”那女子说道。
“原来是索菲！”
“那你把我当成哪一个了？”索菲咯咯一笑。她一把扯住一个从身边走过的侍者，对他说道：“文森特，去给我拿把椅子来。”
“你自己拿去。”侍者挣开她的手说道。
“你个坏东西。”她骂道，朝他啐了一口。
“T’en fais pas， 索菲，这儿有椅子。”一个油头粉面的大胖子喊了一声。那家伙坐在我们的邻桌，身上只穿了一件衬衣。
“想不到竟在此处碰上了你们诸位。”她说道，脚下仍站立不稳。“你好，拉里！你好，格雷！”她打着招呼，一屁股坐在了那个胖子放在她身后的一把椅子上。“来，咱们一起干一杯。老板！”她扯着喉咙叫了一声。
我留意到那个老板一直在盯着我们，此时闻声走了过来。
“你认识这几个人，索菲？”他问道。他对索菲说话，用的是亲昵的单数第二人称。
“当然认识，”她醉醺醺地大笑着说，“他们是我小时候的朋友。我要请他们喝一瓶香槟酒。你可不要给我们把马尿拿来。拿酒来，别喝了叫我们呕吐。”
“你醉了，可怜的索菲。”老板说。
“咸吃萝卜淡操心。”
老板抽身走掉了，心里乐得卖掉了一瓶香槟酒。我们为了安全起见，只喝白兰地掺苏打水。索菲用呆滞的目光盯着我，把我打量了一会儿。
“伊莎贝尔，怎么不把你的这位朋友介绍一下？”
伊莎贝尔把我的名字告诉了她。
“啊，想起来了。你到芝加哥去过。看你的样子，很有派头呢，是不是？”
“也许吧！”我笑了笑说。
对于她，我却是一点也想不起来了，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去芝加哥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当时以及以后又接触到了许许多多的人。
她的个子很高，站在那儿，由于瘦，就显得更高了。她上穿一件鲜绿的丝绸衣衫，皱巴巴的，上面满是污痕，下穿一条黑短裙，头发染成了亮亮的红褐色，剪得很短，马马虎虎盘了一下，乱得像鸡窝。她把自己打扮得妖里妖气，满脸都搽了胭脂，上下眼皮涂成了深蓝色，眉毛和睫毛上抹了浓浓的睫毛油，嘴唇用口红染成了血红色。她的手脏兮兮的，指甲盖上涂着指甲油。她一看就是个**，比跟前的任何一个女人都显得下流。我怀疑她不仅喝醉了酒，还吸了毒。不过，无可否认的是，她身上有一股狐媚劲；她喜欢风情万种地把头仰得高高的，脸上的脂粉将绿眼珠子衬托得绿得惊人，尽管醉得厉害，却有一种厚颜无耻的**劲，想象得来是颇受下流男人喜爱的。此时，只听她冲着我们冷笑了一声。
“看来，你们都不太高兴见到我。”她说道。
“听说你来巴黎了。”伊莎贝尔有气无力地说道，脸上浮出的笑容冷冰冰的。
“那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电话簿上有我的名字。”
“我们来的时间不长。”
格雷赶忙解围问道：
“你在这儿过得好吗，索菲？”
“还好。你破产了，格雷，是不是？”
格雷一听，脸红得跟猪肝一样。
“是的。”
“真够呛。芝加哥那边恐怕日子都不好过。幸亏我逃了出来。上帝呀，那个天杀的怎么还没有把酒送来？”
“正朝这边走呢！”我瞧见一个侍者手举托盘，上面放着酒杯和一瓶酒，正顺着桌子间的甬道走过来，于是这样说道。
我的话把她的注意力吸引到了我身上。
“我那慈爱的婆家人把我踢出了芝加哥，说我败坏了他们家的名声。”她说完咯咯一笑，笑得野里野气，“现在我是靠汇款过日子。”
香槟酒送来后，倒进了杯子里。她哆嗦着手端起酒杯，把酒杯举至唇边。
“那些势利小人，去他们的吧！”她说完一仰脖子喝光了杯中的酒，然后望了拉里一眼。“你好像肚子里没有多少话要说的，拉里。”
拉里一直在观察着她，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自从她露面，他的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过她。此时听了她的话，他便冲她莞尔一笑。
“我本来话就不多。”他说。
乐手们又奏起了音乐。一个家伙朝我们这边走了过来，他个子比较高，长得虎背熊腰，大鹰钩鼻子，头发油黑发亮，嘴唇厚墩墩的，面容有点像“恶人”萨伏那洛拉。跟屋里的大多数男人一样，他没有戴衣领，上衣的扣子扣得紧紧的，显出了他的腰身来。
“来呀，索菲，咱们跳舞去。”
“走开。我忙着呢！你没看见我和朋友在说话吗？”
“J’m’en fous de tes amis. 叫你的朋友见鬼去吧！你跟我跳舞去。”
他说着一把抓住了索菲的胳膊，却被索菲甩开了。
“Fous-moi la paix, espèce de con！ ”她勃然大怒，吼了起来。
“Merde .”
“Mange .”
格雷听不懂他们的话，但我看出伊莎贝尔却完全能理解他们的意思—奇怪的是，大多数讲究道德修养的女子对污言秽语很敏感，一听就懂。这时，只见她沉下脸来，蛾眉紧蹙，显出一副厌恶的表情。那人举起胳臂，张开他那只长满老茧的工人的手，眼看就要扇在索菲的脸上。就在这时，格雷从椅子上半抬起身子，恶声恶气地大吼一声：
“还不快滚蛋！”
那人住了手，气哼哼地瞥了格雷一眼。
“小心点，可可，”索菲奸笑了一声说，“他会要你的命的。”
那人看了看格雷的个头和体重，看得出他力大无穷，悻悻地耸耸肩膀，冲我们骂了一句脏话，灰溜溜地跑了。索菲醉醺醺地咯咯笑个不停。大家谁都没有说话。我又给她的杯子斟满了酒。
“你住在巴黎吗，拉里？”她喝干杯中的酒，问道。
“只是暂时的。”
跟一个喝醉酒的人说话一般是很吃力的。毫无疑问，没喝酒的与喝醉酒的交谈，总是谈不拢。我们跟索菲说了一会儿话，气氛别别扭扭，很是尴尬。后来，索菲把椅子向后一推，说道：
“我再不回到我的男朋友那儿去，他会气疯的。那是个爱生气的浑蛋。不过，感谢上帝，他**的功夫很棒。”
她说着，摇摇晃晃站了起来。
“再见，老乡们。欢迎再来。我每天晚上都在这儿呢！”
她挤进跳舞的人群，然后就消失了。伊莎贝尔那典雅的脸上冷若冰霜，挂着蔑视的表情，我看了差点没笑出声来。有半晌儿，大家谁都没有说话。
“这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伊莎贝尔突然蹦出了这么一句，“咱们走吧。”
我付了酒水钱，也为索菲的那瓶香槟酒买了单。随后，我们鱼贯走出咖啡馆。人们仍在舞池里跳个不停，我们却看也不看便离开了。时间已过两点，我觉得应当睡觉了，可格雷说他肚子饿，于是，我建议到蒙马特高地的格拉芙餐馆去吃点东西。汽车启动时，大家都默默无语的。我坐在格雷身旁为他指路，一直把车开到了那家富丽堂皇的餐馆。餐馆的露台上还坐有顾客。我们进了门，要了鸡蛋、火腿和啤酒。至少从表面看，伊莎贝尔已经恢复了平静。她用一种夹枪带棒的口气对我表示祝贺，祝贺我竟然和巴黎那些乌七八糟的地方有来往。
“是你自己提出来要去的。”我抢着说道。
“反正我玩得倒是十分开心的，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
“糟透了，”格雷说，“想起来就叫人恶心。索菲也真够可怜的。”
伊莎贝尔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
“你能想起她来吗？”她问我，“你第一次到我们家吃晚饭时，她就坐在你身旁。那个时候，她的头发是原色，即浅棕色，没有染成现在的这种可怕的红颜色。”
我回想了一下当时的情景，记起了一个年龄不大的小女孩，一双蓝眼睛带点绿色，说话时把脑袋一偏，挺招人喜欢的。她并不漂亮，但活泼、坦率，同时带几分腼腆和唐突，让人觉得很有意思。
“当然能想起来。我当时就喜欢她的名字，因为我有个姑妈也叫索菲。”
“她嫁给一个叫鲍勃•麦克唐纳的小伙子。”
“那小伙子挺不错的。”格雷说道。
“在我见过的极为英俊的小伙子里面，他算其中的一个。我简直不明白他看上了索菲的哪一点。我刚结婚，她也结了婚。她的父母离异，母亲改嫁给了一个在中国工作的标准石油公司的人。她随父亲一家住在马文，我们经常见面。不过，她结婚之后，便淡出了我们的朋友圈。鲍勃•麦克唐纳是个律师，挣钱却不多。他们住在北区的一座没有电梯的公寓楼里。不过，这也没什么。他们相亲相爱，那种热乎劲真是少见。即便结婚已经有两三年而且生了一个孩子之后，他们上电影院时，还是像一对情侣—他搂着她的腰，而她把头靠在他的肩上。他们一时成了芝加哥谈笑的话题。”
拉里听伊莎贝尔说话，中间未置一词，脸上带着一种叫人捉摸不透的表情。
“后来怎么啦？”我问。
“一天晚间，他们开着自家的敞篷汽车返回芝加哥，孩子也和他们在一起。他们出去总把孩子带上，因为家里没人帮他们照料。反正索菲干什么事都自己来。再说他们也片刻离不开孩子。有几个醉鬼开着一辆大轿车，以每小时八十英里的速度和他们迎头相撞。鲍勃和孩子当场死于非命。索菲被撞成了脑震**，还断了一两根肋骨。大家千方百计瞒着她，不让她知道鲍勃和孩子已经死了。瞒到最后，也只好将实情告诉了她。据说，当时的情景可怕极了。她差点没发疯，哭天喊地，声音能把房子都震塌。不分白天和黑夜，都有人看着她—有一次，她差点没跳楼自杀。我们能做的全都做了，但她好像恨上了我们。出了医院之后，又把她送进了疗养院，在那儿疗养了几个月。”
“是个可怜的人呀。”
“一旦放松了监管，她就开始酗酒，喝醉了，谁要她，她就跟谁睡觉。她夫家的人身陷窘境。他们都是些老老实实的本分人，十分痛恨她的丑闻陋行。起初，我们还想帮她一把，但无济于事。你请她吃饭，她来时就已经喝得醉醺醺的了，不等散席便不省人事了。后来，她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交往，我们只好和她一刀两断了。一次，她因醉驾而被捕。车上还有一个人，是她随便勾搭上的一个混混儿，结果发现此人是警方通缉的逃犯。”
“她靠什么生活呀？”我问。
“有鲍勃的人寿保险呢。和他们撞车的那辆车的车主上了保险，她获得了一些赔偿。但那点钱没多久便花光了。她挥霍无度，花钱如流水，不出两年就一贫如洗了。她的祖母不肯让她回马文去。她夫家的人说，如果她到国外定居，就给她寄生活费。我想，她现在就是靠这笔钱过日子呢！”
“这可真是命运的大轮回呀。”我说道，“想当初，我们国家把害群之马流放到美国去，而今你们美国则将害群之马送到欧洲来了。”
“我真是为索菲感到惋惜呀。”格雷说。
“是吗？”伊莎贝尔冷静地说，“我却不这么想。当然，那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按说，我比任何人都同情索菲。我们俩可是知根知底的。不过，一个正常人总是能够恢复过来的。她一蹶不振，只是因为她有这方面的劣根性。她在本性上是不健全的。就连她对鲍勃的爱情都超过了正常的范围。假如她性格坚强，便可以重新爬起来，继续生活下去。”
“人和人是不同的……你是不是太严苛了些，伊莎贝尔？”我咕哝了一句。
“恐怕并非如此。我觉得应该保持理智，在看待索菲这件事上实在不应该感情用事。上帝知道，谁也没有我对格雷及两个孩子的感情深，如果他们死于车祸，我会发疯的，但迟早会重新振作起来。格雷，你是愿意让我重新振作起来，还是愿意叫我夜夜喝个大醉，然后随便跟巴黎的哪个混混儿上床睡觉？”
格雷的回答很妙，可以说是我听到他所说的最幽默的一段话：
“当然，我倒愿意让你穿一件莫利纽克斯服装店的衣服跳进我的火葬堆陪葬，只是现在不准这样做了。所以，我想你最好的出路就是打桥牌了。请你一定要记住：不要急于求成，不要一开始就出王牌，而应该等到手中有三叠半到四叠牌再说。”
此时不是时候，我不便向伊莎贝尔指出：她对丈夫和孩子们的爱是诚挚的，但并不怎么热烈。也许，她看出了我心里在想什么，于是略带挑战意味地问我：
“你是怎么看的？”
“和格雷一样，我为那女孩子感到惋惜。”
“她不是女孩子了，都三十岁的人了。”
“我想她的丈夫和孩子一死，就等于世界末日的来临。至于她自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她已完全不在乎了，于是便陷入堕落的泥潭，酗酒和**。她认为命运之神对她过于残酷，于是便借此进行报复。她本来住在天堂，现在天堂失去了，却又住不惯平凡人的平凡世界，因此，绝望之余，一头钻进了地狱。可以想象得来：既然再也喝不上天界的琼浆玉液，那她情愿喝厕所里的小便。”
“这是你们作家在小说里讲的一套大道理。完全是无稽之谈，是瞎胡扯。索菲陷入泥潭，那是因为她喜欢那儿。丧夫丧子的大有人在，谁也不像她。并非一次事故就会叫人变坏；坏并不是由好变过来的，而是本身就存在。车祸冲破了她的防线，于是她就露出了本性。你可不要怜香惜玉，浪费你的感情，她现在这个样子，其实就是她的本来面目。”
在这段时间里，拉里一句话也没说。他似乎在思考着什么，我们的话恐怕并没有听进耳朵里去。伊莎贝尔说完话，一时谁都没有再吭声。后来，拉里开了口，声音古怪、单调，不像是对我们说话，而像自言自语，目光仿佛飘向了如烟似雾般的过去的岁月。
“记得她十四岁的时候留着长发，头发从额头朝后梳，在后面打一个黑蝴蝶结，脸上有雀斑，表情沉稳。那时，她是个谦虚、高尚、充满理想的孩子，什么书都喜欢看。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诗论文。”
“什么时候呀？”伊莎贝尔把眉头微微一皱，问道。
“哦，就是你和你的母亲出外从事社交活动的时候。我常到她祖父家，我们就坐在他们家的大榆树下读书，有时我给她念，有时她给我念。她喜欢诗歌，写了许多诗呢。”
“那个年龄的女孩子都喜欢写写诗，都是些蹩脚的歪诗。”
“当然，那是许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我不太懂诗，看不出来优劣。”
“那时候，你顶多十六岁。”
“当然喽，她的诗都是模拟之作，许多地方学的是罗伯特•弗罗斯特。不过，我觉得那么小的孩子能把诗写成那样，相当了不起。她心思细密，写出的诗很有节奏感。乡间的声音和气息—早春柔和的芳香以及干旱土地在雨后散发出的气味，都能引起她的共鸣。”
“我从来不知道她写过诗。”伊莎贝尔说。
“她守口如瓶，生怕你们会取笑她。她遇事比较害羞。”
“她现在可不害臊了。”
“我从战场上归来时，她几乎已长成个大人了。关于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她读了许多这方面的书，在芝加哥也有所耳闻目睹。她痴迷于卡尔•桑德堡的诗，自己也拼命写自由体的诗，反映穷苦人水深火热的生活以及工人阶级受剥削的情况。依我看，她的诗平淡无奇，然而却感情真挚，满怀同情之心，充满了热忱。那时，她想当一个社会工作者。她那种对公益事业的献身精神让人感动。我觉得她很有能力，头脑一点不糊涂，遇到问题不会感情用事，而给人一种纯洁可爱、心灵高尚的印象。那一年里，我们经常见面。”
可以看得出，伊莎贝尔越听越恼怒。拉里全然不知自己在拿刀子捅她的心窝，每说一句话，就像是用刀子在她的伤口上搅动了一下。不过，轮到伊莎贝尔说话的时候，她的嘴角却挂着笑容。
“她怎么会选中你，对你推心置腹呢？”
拉里用坦**的目光望了望她。
“我也不清楚。你们都是有钱人，而她家很穷，我和她都不属于你们那个阶层。我到马文去，只是因为纳尔逊叔叔在那儿行医。也许，她觉得我们俩在这方面有共同之处吧！”
拉里举目无亲。一般人都有些堂兄堂妹什么的，虽然并不熟悉，却至少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是一个家族的成员。拉里的父亲是独生子，母亲是独生女；他的祖父是教友派教徒，年纪很轻时就在海上遇难，他的外祖父没有兄弟，也没有姐妹。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数拉里最为孤单了。
“索菲爱你，这些你可曾想到过吗？”伊莎贝尔问。
“从没想到过。”拉里笑了笑说。
“哦，她是爱你的。”
“拉里是战场上负了伤的英雄，当年返回故乡时，半个芝加哥的女孩子都迷上了他。”格雷以他那种坦率的语气说。
“索菲不仅仅是迷恋，还崇拜你。可怜的拉里，她的感情你难道一无所知吗？”
“我当然不知道。我也不相信。”
“也许，你把她想得太高尚了。”
“我仿佛仍能看见那个瘦瘦的小女孩，头发上扎了个蝴蝶结，表情严肃，读起济慈的颂歌来，声音有点发抖，眼里涌出泪水来，因为济慈的诗写得太美了。真不知那个小女孩今在何方。”
伊莎贝尔微微吃了一惊，带着迷惑不解的神情把拉里看了一眼。
“时间太晚了。我累得都不知道怎么样才好了。咱们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