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所有大城市里，有着一个个独立的社会圈子，彼此互不交往，在偌大的一个世界上构成了若干小世界，关起门过自己的日子，内部的成员相互依存、抱团取暖，犹如一座座孤岛，岛与岛之间隔着无法通航的海峡。根据我的所见所闻，没有一座城市比巴黎更是如此了。在这座城市里，上流社会很少允许外人涉足圈内；政客们自成一个圈子，过着糜烂的生活；大大小小的资产阶级相互之间你来我往；作家和作家欢聚一堂（在安德烈•纪德的日记里，有一点很突出：他好像很少跟自己行业之外的人交往），画家和画家结伴，音乐家和音乐家为友。伦敦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只不过不那么明显罢了。伦敦城内，虽也是“人以群分”，但与巴黎相比就不那么讲究了，有那么十几户人家，餐桌上既能看见公爵夫人，也可以遇到演员、画家、议员、律师、服装设计师和作家。
我的人生际遇使得我在不同的时间段里游走于巴黎各类社交圈子，甚至还通过艾略特进入过圣日耳曼大街那个封闭的世界，但我最喜欢的是以蒙帕纳司大街为中轴的那个小社会—这个小社会在我心目中的地位要超过现今叫作福煦大道的那个拘谨保守的小圈子，要超过经常光顾拉鲁埃餐馆和巴黎咖啡馆的那些国际人士，也超过蒙马特尔区那些吵吵闹闹、蓬头垢面的追欢族。年轻时，我曾经在贝尔福狮子咖啡馆附近的一个小公寓里住过一年。我的房间在五楼，视野开阔，可以眺望到那片公墓。蒙帕纳司在我眼中仍旧具有当初它特有的那种外省乡镇的静谧气息。走过阴暗、狭窄的奥德萨街时，我会怦然心动，会回想起我们经常聚餐的那家寒碜的餐馆。我们中间有油画家、插画家和雕塑家，除过阿诺德•班内特偶尔来这里外，在座的就我一个作家了。我们在那儿一待就待到很晚，一块儿讨论绘画和文学，一个个情绪激昂，语气激愤，样子荒唐可笑。如今走在蒙帕纳司大街上，看一看那些和我当年一样的年轻人，以他们为蓝本构想几篇故事，仍不失为人生乐事。无事可做的时候，我就搭乘出租车去多姆咖啡店怀怀旧。昔日的景象不复存在，它已不再是**不羁的文化人聚会的场所，而成了附近小商小贩的啜饮之地，顾客中也有塞纳河对岸跑来的外乡人，他们怀着一线希望，想看看一个已消亡的世界留下的痕迹。当然，来的人中间仍有学生、画家和作家，但多为外国人。坐在这里，既可以听到法语，也可以听到俄语、西班牙语、德语和英语。我有一种感觉：他们的话题跟我们四十年前的话题基本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们谈的是毕加索而非马奈，是安德烈•布勒东而非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对这些人我有一种亲切的感觉。
来到巴黎后，大约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了。一天傍晚，我去多姆咖啡店小饮，露台上人多，只好在前排找一张桌子坐下。天气晴暖，法国梧桐树上叶子的苞芽待出，空气中飘**着巴黎所特有的那种闲散、轻松和欢快的气氛。我的内心一片宁静—这不是呆滞的宁静，而是充满了活力的宁静。突然，一个男子从旁边走过时，却留住了脚步，咧嘴一笑，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冲着我打招呼道：“你好！”我白了他一眼。此人瘦高个，没有戴帽子，乱蓬蓬的深棕色头发早就该剪了，上嘴唇和下巴被浓密的棕色胡须遮得严严实实，额头和脖子被太阳晒成了紫红色。他穿一件破衬衫，没有打领带，一件旧旧的棕色外套，下身穿一条褴褛的灰裤子。看他的模样像个叫花子，我坚信自己和此人素不相识。在我看来，他就是那种流落于巴黎街头的混混儿，八成会编出一套落难的故事，从我手中骗几个法郎去吃顿晚饭，找个住宿的地方。他站在我面前，双手插兜，露出雪白的牙齿，黑眼睛里含着笑意。
“你记不得我啦？”他问。
“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你。”
我准备给他二十法郎把他打发走，可又觉得无法容忍他撒谎，好像我们以前认识似的。
“我是拉里。”他说。
“我的天呀！快请坐！”
他嘿嘿一笑，趋前一步，在我旁边的空椅子上坐了下来。
“来杯喝的！”我冲着跑堂的侍者喊了一声，然后又对拉里说道：“你满脸的胡子，怎么能叫我认出来呢？”
侍者走过来，拉里点了杯橘子水。我仔细打量拉里，想起了他眼睛的特别之处—那虹膜和瞳孔的颜色一样黑，让他的目光显得专注和神秘。
“你来巴黎多长时间了？”我问。
“一个月。”
“预备待下去吗？”
“待一段时间吧！”
我一边问话，脑子却转个不停。我注意到他的裤腿已毛了边，上衣的胳膊肘处有几个窟窿眼，一副落魄相，跟我在东方港口碰见过的流浪汉没什么两样。那些日子，人们对经济大萧条的后果久久难忘，于是我便觉得一定是1929年的经济大崩溃使他成了个穷光蛋。我不喜欢绕着圈子说话，此时干脆开门见山地问道：
“你是不是落了难？”
“哪里的话。我挺好的。你怎么会这么想？”
“哦，你看上去像是吃施舍饭的，身上破衣烂衫，还不如扔到垃圾箱里好。”
“有这么糟吗？这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其实，我计划着添几件零用品，可就是没有付诸实施。”
我觉得他是难为情或者放不下架子，所以不愿意再听他支吾下去。
“别充好汉了，拉里。我不是百万富翁，但也不穷。如果你缺钱，就让我借给你几千法郎吧！这不会叫我破产的。”
他哈哈大笑起来。
“多谢。不过，我并不缺钱。我自己的钱都花不完呢！”
“经济大崩溃中没受冲击吗？”
“哦，那次大崩溃没有冲击到我。我把所有的钱都买了政府公债。不知道政府公债是不是也贬值了。我没有打听过，只知道山姆大叔仍一如既往地支付着利息。实际上，这几年我的花销很小，手头宽裕着呢！”
“那么，你是从哪里过来的？”
“从印度。”
“哦，我听说你去了那里，是伊莎贝尔告诉我的。她好像认识你在芝加哥那家银行的经理。”
“伊莎贝尔？你是什么时候见到她的？”
“昨天。”
“她不会在巴黎吧？”
“实际上，她在巴黎呢，住在艾略特•邓普顿的那套公寓里。”
“太好了。我想见见她。”
我们说这些话时，我一直在留意观察他的眼神，发现他的眼睛里有很自然的诧异和喜悦，没有复杂的成分。
“格雷也住在那里。你知不知道他们结婚了？”
“知道。鲍勃大叔，也就是我的监护人纳尔逊医生，曾经写信告诉过我。他几年前过世了。”
我想起纳尔逊医生可能是他和芝加哥以及那边的朋友之间的唯一联系，如今这条线一断，他大概对这几年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于是我告诉他伊莎贝尔生了两个女儿，亨利•马图林和路易莎•布雷德利离开了人世，说格雷已经破产，还讲了讲艾略特的义举。
“艾略特也在巴黎吗？”
“不在。”
四十年来，艾略特第一次不在巴黎过春天。尽管看上去显年轻，他毕竟也是七旬老者了。在这古稀之年，他经常感到周身乏力，身体欠佳。除过散步，他把别的锻炼项目都逐渐放弃了。他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深感忧虑。他的医生每个星期来探视两次，在他的两边屁股上轮流打针，皮下注射一种当时流行的针剂。每次吃饭，不论在家里还是在外面，他总要从口袋里掏出个小金盒子，取出一粒药片吞下去，就像履行宗教仪式一样郑重其事。医生劝他去蒙特卡蒂尼疗养，那是意大利北部的一个温泉疗养场。这之后，他提出想到威尼斯去寻找一个圣洗池，准备安放在他的那座罗马式教堂里。他对巴黎的钟爱已大不如从前了，原因是他觉得巴黎的社交生活一年不如一年。他不喜欢年纪大的人，遇到有人请客，请的都是他这般年纪的人，他就觉得心中不快。而见了年轻人，他又觉得他们浅薄。装修他出资建造的那座教堂，如今成了他生活中主要的兴趣所在；在这上面，他大量购买艺术品，宣泄自己对艺术的那种根深蒂固的热情，同时感到心安理得，觉得是在为上帝效力。他在罗马找到一座蜜黄色石头砌的基督教早期的祭坛，又在佛罗伦萨花了六个月时间讨价还价，买了一块锡耶纳画派的三幅一体的浮雕图，将浮雕图镶嵌在祭坛上方。
随后，拉里问我格雷喜不喜欢巴黎。
“他在这儿恐怕有一种失落感。”
我试图向他描述格雷给我留下的印象。拉里听着，眼睛一眨不眨，死死盯着我的脸，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不知怎的，我觉得他不是用耳朵在听，而用的是内心深处一种更为敏感的器官。这让我觉得怪兮兮的，感到有点不太舒服。
“不过，你还是自己看看吧！”我末了说。
“好的。我很想见见他们。在电话簿上，我想是能够找到他们的住址的。”
“不过有一点：假如你不想把他们的魂都吓掉，不想吓得孩子们喊起来，劝你先去剃个头，把胡子刮刮。”
他一听笑了起来。
“我正打算这么做呢。显然没有必要使自己这么招眼。”
“除此之外，你还应该给自己弄一套新衣服。”
“我这一身也许真算得上衣衫褴褛了。临离开印度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只有身上的这套行头了。”
拉里说到这里，看了看我穿的衣服，问我是哪家裁缝做的。我告诉了他，但又补充了一句，说这家裁缝在伦敦，可能无法为他效力。我们撇开此事不提，又聊起了格雷和伊莎贝尔来。
“他们俩我是经常见的。”我说道，“他们把日子过得十分幸福。我一直没机会跟格雷单独交谈，其实就是单独交谈，他也不会跟我谈伊莎贝尔的。不过，我知道他对伊莎贝尔的感情非常深。静下来的时候，他表情阴郁、目光茫然，而一看到伊莎贝尔，他的眼睛里便有了柔情爱意，见了令人感动。我有一种感觉：在那些风风雨雨中，伊莎贝尔始终站在他身旁，坚如磐石，此恩此情他终生难忘。见了面，你会发现伊莎贝尔变了样。”我没告诉他，伊莎贝尔现在之美是以前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的。以前的那个漂亮的高个子女孩已经变成了一个端庄典雅、仪态万方的美少妇，这一蜕变的过程谁知道他能不能辨得出来。世间有些男人，他们只喜欢天生的丽质，而不喜欢修养出来的美。“她对格雷很好，尽了最大的力量帮助他恢复自信心。”我继续说道。
说话间，天色渐晚，我问拉里愿不愿跟我到街上找个地方吃晚饭。
“不了，我就不去了。谢谢。”他回答说，“我得走了。”
他站起来，亲亲热热点了个头，抽身离去，出了咖啡店，走到了人行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