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自己定义
蒋红安
蒋红安出生在一个条件极好的家庭，又是独生女，可以说是父母倾注心血悉心教养的女儿了。少女时代，她家的沙发上永远铺着浆洗过的白色蕾丝盖布，父母永远穿着一丝不皱的军便服。这样家庭的女孩，工作后大致方向便是教师、文职，都是安稳有保障的好工作。找对象更不必提了，大把根正苗红的好青年攥在介绍人手中等待着她的父母点头。
蒋红安决定要做一名保育院老师。按理说，父亲打一打招呼，她就可以到离家很近的单位附属幼儿园去。那里的领导、孩子的家长都是父亲能说上话的人，自然用不着她受一丝一毫的委屈。
可她偏偏想要去一所普通的幼儿园。那里的家长都是普通工人群众，条件挺不好，孩子又多，工作又忙得不得了。
还没等父母同意，她已经凭借优秀的幼教水平被那边录取了。父亲也没什么好反对的，固然怕她吃苦，可她这样有志气，深入群众有什么不好？
就这样，十八岁的蒋红安便成了“红星幼儿园”的一名保育员。其他教师都是四十岁以上的大姐，有着丰富的幼教经验，她们也不知道这个新来的小姑娘是什么家庭背景。问起她来，只说是普通教师家庭的子女。一开始，她十分快乐，孩子们都特别喜欢这个年轻漂亮的“姐姐老师”。可是干着干着，她开始觉得不安了。
孩子们每天在园里的活动都十分严格，上午做手工，中午午休，下午做游戏。午休醒来，一排排的小孩子就像工厂流水线上的商品，一个接一个接受老保育员们粗暴地穿衣、梳头、灌水。对“不听话”的孩子，大姐们凶极了，班里有一个最顽皮的男孩子还被踹过好几脚。她们重男轻女，对待男孩子满口赞扬，班里各种杂事都交给女孩子去做。她们还拿孩子取乐，当着孩子们的面便讲出许多不合适的批评和造谣来。
蒋红安不知为什么，那些大姐看不到被呵斥、被误解的孩子们眼中的恐惧和受伤，她们对待孩子就像对待盛在铁饭桶里的大锅饭，一勺一勺，都要老老实实，只要干起工作来轻松省事就好。这些也还算好，大部分幼儿园恐怕都是这样。
最让她难受的是老师对不同家庭条件的孩子的区别对待。
班里有一个名叫董建的小男孩。蒋红安了解到，他的父亲是一个劳改犯，关进去之后亲生母亲就跑了。奶奶是个盲人，看不住孩子。他两岁时，跑进厂区，手臂被卷进机器里，现在只剩了一只手臂。他在幼儿园里永远极安静，也懂事，从不做老师不允许的事，小小一个人隐藏在孩子们之中，仿佛害怕被人看到。可他破旧的衣服、空****的袖子，又总是那么引人注目。老师们却总是有意无意地给他穿小鞋。比如打饭时只给他一个馒头，装作忘了给他打菜。比如当着他的面大声地议论他的父亲犯了什么罪，他身上穿的那些破烂又是何等寒酸。
一天，蒋红安正在给班里的女孩轮流扎小辫，听到了男孩子那边传来凄厉的哭声。她冲过去一看，一个壮实的小男孩正哇哇大哭。他指着董建说：“他揍我！他要杀我！”
董建没有为自己辩解，可是他脸上一大块红肿，一看就是被打过，衣服上也满是尘土。
“真是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一个老师一边尖声骂着，一边拧住他的耳朵，“你还打人？早晚也是个劳改犯！”
“干什么啊？！”蒋红安大吼一声，其他老师都吓了一跳。她推开拧着董建耳朵的老师，蹲下身来对着他说：“你跟老师说，你为什么要打他？是你先动的手吗？”
董建紧紧咬住自己的嘴唇，小脸皱成一团。他拼尽全力想忍住眼泪，但毕竟年纪太小了，眼眶里不争气地涌满了眼泪。
蒋红安见他这样子，心疼得顾不得别的，对那些老师吼叫起来：“别的孩子父母俱全，一个爸爸四个叔叔都在车间一线，所以他就不可能先动手吗？董建除了眼盲的奶奶一个亲人也没有，他就活该被打被骂被冤枉？！”
蒋红安把他上下检查了一下，发现在他完好的那只手臂上，有一个牙印。下口极狠，隔着衣服都流出了血。
“走，老师带你去医务室。”
“大夫今天不在。”其他老师都冷冰冰地看着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姑娘。
“那就去外头的医院。”她用瘦瘦的手臂一把抱起董建，带着他离开了这里。她忍着一腔怒火跑了老远，累得不行了，把孩子放下来时才发现他泪流满面。
“怎么了？哪里疼？还有哪里受伤了？”
小男孩用受伤的手臂搂着蒋红安的脖子，委屈地说：“是他先打我的，他说要把我的胳膊咬下来！”
“好了，好了，老师相信你。”蒋红安轻轻拥抱住这个可怜的孩子，“你的胳膊要疼好几天了，老师买好药，就送你回家，你好好地休息。”
到了董建的家，她第一次见到了董建的奶奶。老人像一截枯木，只能凭着记忆完成日常生活的自理。家事做完后，就安静地坐在**，仿佛跟屋子融为了一体。
蒋红安本来想告诉奶奶，孙子在幼儿园挨了欺负。可见到奶奶的模样她便没有说，说了又有什么用呢？
“怎么回来啦？你又闯祸啦？”奶奶狠狠打了董建两下，看起来手臂挥得挺高，其实只是轻轻地挨在孩子身上。
“没有，没有。董建是最乖最懂事的孩子！”蒋红安忙不迭地说。
“我这孙子，可怜哪。跟着我老婆子连饭也吃不饱。”蒋红安给董建上药时，便耐心听着奶奶絮絮说着孩子的命苦。说到董建从前老从幼儿园里把馒头带回家来，被老师抓住了，说他是个小偷。
怪不得她们现在连菜都不给他打。
蒋红安下班后回到家，沉默无言。她心中酝酿着一个计划，年轻的心正在尽力地运筹帷幄，等到想得周全后，她对父亲说：“爸，我想自己开一个幼儿园。”
“什么？！”
“我想开一个幼儿园，所有的孩子都是平等的，不分家庭是干部工人，也不分资本家劳改犯，不分男女。孩子们可以随便玩耍学习，还可以尽情地说话，不管对谁有意见都可以大胆地说。女孩子也可以爬树，男孩子也可以用花手绢，不管是谁的孩子都能吃饱饭，不管是哪家的孩子都不能欺负人。老师不打骂孩子，而是好好地爱每一个孩子。”
“你胡说什么，现在哪里不平等了？咱们本来就是平等的。再说，老师光知道爱算什么教育，那不乱套了？还有组织纪律吗？”
蒋红安的爸爸完全不赞成。一来，她太年轻，才当了几个月保育员就要自己开幼儿园了，胡闹。二来，她的想法不切实际，胡闹。第三，开个幼儿园谈何容易，即便是她爸爸这样的人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打通关系的。蒋红安没有气馁，她一边上班，一边收集各种故事回到家讲给父亲听，可大概是她还太稚嫩，父亲怎么也听不进去。正在她觉得这幼儿园大概只能靠未来真的资深的自己来开办时，转机却出现了。
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此人跟她自然门当户对，而且还留洋归来。两人谈了几回，蒋红安就讲了自己的想法。谁知这人十分欣赏。碰巧他家里就有亲戚专管批幼儿园文件，于是便承诺要支持她的梦想。
他是个斯文的人，话没有说出口，但蒋红安却明白，这样的大忙可不会帮不相干的人。如是，两家谈好，领证成家，请客吃酒。接着，她接手一家幼儿园，各种审批辛苦跑下来，在蒋红安十九岁这一年，成立了“幼苗幼儿园”。她年轻没经验，婆婆是一位在教育部门就任多年的老干部，便兼任园长。蒋红安做“教育园长”。至于生源，夫家和娘家面子很大，便招来了不少双方单位家属的孩子。蒋红安自己先与董建的奶奶商量，他立马转学过来，当然没什么可说的，也跟原来的幼儿园里一些受到“特别对待”的孩子家里谈了，请他们转到自己这里来。办幼儿园是蒋红安的梦想，丈夫全力支持，怎么样教育当然由她说了算。可真的做起来，实在是难。
幼儿园分为两拨孩子，家里介绍来的孩子出身好，态度也高傲，又是关系户，认为蒋红安自然会特别关照他们。这些孩子耳濡目染，仿佛也懂得自己的金贵。他们在家里被寄予很高的期望，是盼着长大考大学的。
另一拨孩子，在原先的幼儿园里都算是弱势群体。他们的家长往往因为种种事情顾不得自己的孩子，更不要提学着关爱他们了。
蒋红安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教会孩子们：“你们大家都是一样的。”“我的爷爷可是局长！”当一个孩子这样说的时候，蒋红安要告诉他：“是呀，你的爷爷非常厉害。他的爸爸也很厉害，能爬到很深很深的锅炉里去！”孩子们彼此相熟之后做了朋友，便有家长来找她，说：“蒋老师帮着管管我家的孩子，让他尽量跟好孩子交朋友。”蒋红安又要跟这样的家长说，我们这里的孩子都是好孩子。
她还不到二十岁，对她的工作来说，长得又过于漂亮、娇嫩，缺乏威严。许多家长尊敬她，一来是看在她教师的身份，二来也是看在她婆家的面子。她年轻气盛还为此恼火过一阵子，可后来她想，既然有帮助，就是好事。然而既受婆家荫庇，婆婆又是园长，什么事情都得要对婆婆交代清楚才好。尤其每天来自家长和孩子大大小小的冲突矛盾不断，一切的观念都还在磨合之中。
蒋红安说每个孩子都是平等的，婆婆便教育她说：“人和人生来就有差别。别的不说，咱们社会主义的孩子跟美帝的孩子，肯定就不一样呀。我们做教育要因材施教，你说的平等太理想化了。”蒋红安说要用宽容的爱来培养孩子，婆婆又说：“教育要赏罚分明，如果一个孩子只得到爱而没有惩罚，只会成长为一个废物。”
每件事都做得举步维艰，蒋红安年纪轻轻，常有撑不住的时候，撑不住了就躲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哭一场。一天她正在哭的时候，有人敲门。
“蒋老师，我是董建。”
董建转学到这里时，已经五岁了，是全校最大的小孩。来到幼苗幼儿园，待在蒋红安身边，他像变了个人似的，个子最高，最懂道理，每天帮着蒋红安忙里忙外，像幼儿园的小主人。有时候很小的孩子好奇他的断臂，他也会坦然地掀起袖子来给人家看。小孩子问他“你还疼不疼呀，你的胳膊还会不会长出来呀”，他也会耐心地一一作答。
这一天他敲门进了蒋红安的办公室，看到她眼睛红红的，就问：“您是躲在这里哭鼻子吗？”
“是呀，我需要在这儿哭一会儿。”
“我能跟您一起哭吗？”小小的小伙子红着眼眶问。
师生两个彼此拥抱着哭泣了好一会儿，蒋红安问他发生了什么事。董建说：“王兴军问我的爸爸犯了什么罪，是不是要偿命。”
“那……我去找他谈谈。”
“没关系，我只是想我的爸爸了。奶奶说爸爸还有八年就出狱了。蒋老师，八年有多长啊？”
蒋红安听得一阵心酸。“八年对你来说，大概很长很长。”
董建难过地低下了头。
“但我想你爸爸也像你想他一样非常想念你。”
“真的？”董建抬起头来，瘦小的脸蛋上满是惊喜。
“嗯。”
两年时间眨眼过去，董建就要升入小学了。把他送走前，蒋红安问他将来的理想是什么。
“我的理想是爸爸出狱回家。”
蒋红安听了说：“这不算理想，理想是指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小伙子认真地说，“我想成为跟你结婚的人！”
蒋红安哈哈大笑：“这也不算理想呀。”
“那……那我的理想就是，要当一个又勇敢又好的好人，就像你一样！”
办幼儿园日子稍久，蒋红安感受到，教育孩子只是工作的一小部分，而对上说服婆婆、对下沟通家长才是最重要的工作。可自己再怎么坚定无畏，所谓的威严和阅历都不是一朝一夕能获得的。若想获得话语权和尊重，恐怕只能学习更多的知识了。
她一边工作，一边读书，把国内外先进的幼儿教育、心理发展方面的书无论好坏都读了个遍。她一边读书，一边写心得，学得用心，当然也扎实。有知识就有了底气，再跟家长们谈起话来，她便越谈越好。婆婆是个理性稳重的人，冷眼看着蒋红安日日夜夜做的一切，逐渐开始佩服她。在蒋红安哪些事处理得不够圆融、成熟时，她也毫不客气地插手点拨。如此几年过去，一切努力终于有了成果。讲道理的家长越来越多，于是也有了越来越多开朗、健康的孩子从她这里毕业。
可是随着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她的“后院”起火了。她的年纪日渐接近三十岁，却还是没有当上妈妈，家里人都坐不住了。说起做妈妈，蒋红安并不抵触，可她不知怎的就是怀不上。丈夫三天两头要她去检查身体、扎针灸、做理疗，可她工作忙得不得了，基本的检查做完了，其他的就反复推拒。父母更不满意，干脆在上海给她找了一位名中医，要她去调理半年。可她一时一刻也放不下她的幼儿园和孩子们。这下可好，父母直接赶来劝她。他们说她身体要是没有毛病，那就是工作压力太大闹的。女人还是要顾家，岁数也不小了，生个孩子才最要紧。丈夫心里不满，跟她三天两头地打架，这样一打架，种种不满都吵了出来：“哪儿有像你这样的妻子，我下班了你还不下班，到了家里连饭也不烧，只知道当个蛀书虫。我的衣裳脏了你也看不见，叫我到单位被人家笑话！”
蒋红安方寸不让：“妇女能顶半边天，难道我这半边天就是生孩子、烧饭、洗衣裳的？”
家里只有一个人没有劝她放弃工作，就是她的婆婆。她既没有劝自己儿子理解妻子，也没有劝亲家夫妇，只是一切如常。蒋红安知道，婆婆自己也是一个很有思想、热爱工作的女性。可虽然她也热衷于事业，到底没有耽误了生养一个有出息的儿子。既不顾家又不生育的职业女性，不管怎么说都理亏。
吵到她三十三岁这一年，丈夫突然不跟她吵了。她回到家里，丈夫一个字也不跟她说。憋了一阵，终于摊牌：丈夫在外面有了女朋友，人家才二十三岁，已经怀孕了。
明明是丈夫犯了错，可亲戚朋友、左邻右舍，要说同情蒋红安的，恐怕连一个也没有。公公当着她的面教训儿子说：“不管怎么样，你这样也不道德呀。”“不管怎么样”这几个字，却是在指责蒋红安了。
蒋红安心里很痛苦，多么希望哪怕只有一个人能站在她这边。她和丈夫闹得不可开交正到了矛盾顶峰时，婆婆突然对她说：“我快退休了，这个园长我就不干了。让给你吧。”
三十四岁时，丈夫的孩子出生了，她也离了婚。这一次的离异无疑给父母抹了黑。见了面，他们都没有别的话，只一味劝她赶紧找对象再婚，女人没有丈夫是不行的，不要再那样专心忙工作了。更何况，她本来就怀不上孩子，如今岁数也大了。
蒋红安被介绍了无数对象。她如今中年离异，还是很漂亮，“身价”却暴跌。无论对方长什么模样，做什么工作，带不带孩子，蒋红安一见面总是先问：“我要专心忙事业，你能不能接受？”
“你这是怎么回事？”老父亲气得够呛。跟她见过面的人回来都说，她这个人气质好，又是教育领域的，就是实在是一个女强人，高攀不起。这话说得客气，实际上就是在说她不顾家，态度不好，瞧不起人。“你干脆别干了！别的女人做幼教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给自己今后的孩子提供好的条件。谁不是结了婚就把生活重心放在家庭？你倒好，本末倒置！”
蒋红安不跟父亲争执，她知道观念不一样，争也是白费工夫。她说：“我也不是不想再找，是人家真没看上我。”
就这样一位接一位相亲过去，时光飞逝，她已经三十七岁了。
个人生活没着落，毕业的孩子却桃李满天下。董建年年都来看她，小伙子越长越高，性格也越来越好。他小学毕业时，已经比蒋红安还要高了。他在幼儿园里陪着小孩子玩闹，给他们读书讲故事，蒋红安眼前一花，倒觉得他像一位不错的老师。放学了，董建留下帮她打扫幼儿园，整理书本和玩具，十几岁的孩子绷着个脸，倒像有心事的样子。
“蒋老师，我爸爸回家了。”
“真的？！”董建最大的愿望就是爸爸能回家。他的奶奶在几年前去世，如今他寄养在舅舅家。连妈妈都跑了，舅舅更不待见他，他名义上由舅舅抚养，实际上一直一个人生活在奶奶留下的空屋里。现在爸爸终于回家了。“你一定很高兴吧？”
“我很高兴。”董建说着，脸上却没什么高兴的神色，“我问了爸爸好多问题，他犯了什么罪，为什么会坐牢，原来他是为了给朋友出一口气才打伤了别人。我爸爸不是坏人，我真的很高兴。”
“太好了，我也为你高兴。”
“但是……”他难过地捏着衣角说，“我爸爸要带我到深圳去发展。我们马上就要走了。”
蒋红安听说深圳是个生机勃勃的新城市，董建爸爸这样计划，确实有道理。“那你为什么这么难过呢？”
“我走了就不能回来看你了呀。”董建皱着眉头说，“不过你对我说过的话我会永远记得。”
三十七岁时，朋友介绍了一位性格十分腼腆的男士。他一见到蒋红安就倾慕不已，她的善良和聪明，她的气质外貌出类拔萃。他又听了她做事业的想法，佩服得不得了。蒋红安说：“我工作很忙，能把自己照顾好就不容易了，再要照顾家恐怕就力不从心了。”男士说：“用不着你照顾家，我会把你照顾好。”她又说：“我已经过了岁数，再想生孩子恐怕不可能了。”男士又答：“咱们两个人好好地过日子，没有孩子我不在乎。”
她就这样再婚，丈夫温柔极了。他的承诺全都兑现。一日三餐、按摩调理、出行办事，他事无巨细把蒋红安照顾得妥妥帖帖。“蒋老师的老公好爱她”，连小朋友们都看得出，“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眼睛里全是星星。”
蒋红安便安心忙着自己的幼儿园。她把幼儿园一步一步地扩大，不光做得十分完善，也把自己多年来读书和工作的心得写成了书。这些书都是给家长们看的。她已经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沉稳。她知道每一个暴躁的家长、自私的家长、冷漠的家长，都有自己的问题。他们也需要一个温柔的老师。而她的年纪渐长，也终于有了这样的资格。
四十五岁这一年，发生了一个意外。
蒋红安竟然意外怀孕了。
谁能想到，一辈子甭管怎么努力也怀不上孩子的人，已经是个“老太太”了，竟然怀上了。丈夫开心极了，他原本就把蒋红安视如珍宝，如今更是捧在手里怕摔了。这么一来，蒋红安便觉得十分难开口。纠结了许久，她好好跟丈夫谈，不想要这个孩子。
年纪太大，生孩子的风险太高。幼儿园这时正面临着迁入新园区，环境、教师、招生，海量的工作等着她去做。一本新书正在孵化，她也不可能躺着不动。
谁知丈夫这样一个向来对她言听计从的人，这回却咬死了不同意。见到蒋红安拼命坚持的样子，他哭了。他说自己为蒋红安做了这么多，只想要一个孩子，只要她给自己生一个孩子。
蒋红安心软了。她约好了诊所的时间也没有去，丈夫勒令她卧床休息，她也照做。可那一天下午，幼儿园打来电话，说有个孩子爬树摔下来骨折了，她便杀到幼儿园去，谁知从幼儿园回来的路上，便感觉到了不同寻常的热流。
这孩子，还不如不来。他来了又走了，夫妻俩相亲相爱的日子再也回不来了。他们又开始争吵，互相指责。蒋红安发现丈夫心头有很多积怨。原来这么多年她以为的理解和关爱竟然是建立在缺乏沟通之上的。失去的孩子就像打开了他的一道闸门，使这些挤压的怨气十倍二十倍地喷薄了出来。每当她尽力想要跟丈夫好好谈谈时，丈夫便说：“我这样的态度都是被你逼的！”
她只好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工作，夜里也躲在幼儿园里读书写稿。一天傍晚，孩子和老师都离开幼儿园了，保卫却说有人来找她。她远远地看到来的人高高的个子，却有一只袖筒明显地空空****。蒋红安很高兴，招手喊他：“董建！好久没有你的消息了！”
董建上初中后，跟着父亲去了深圳，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也是个中年人了。可他站在那里的样子还是当年的小朋友，而蒋红安向他招手的样子，好像又变成了十九岁的少女老师。
“老师，我回来创业了。”做这个决定很艰难，但他提起要做的事情，眼睛里闪闪发光，又自豪又不好意思，“您一切都好吗？”
“挺好，挺好！”蒋红安环视着这个倾注了自己毕生心血的幼儿园，“你看，我们现在有这么大的教学楼了，孩子也很多了。”
“那您自己呢？身体好吗？”
“没什么不好的！”实际上，身体的损伤和婚姻生活的煎熬使她气色很差，谁都看得出来。董建担忧地望着她，蒋红安就叹了口气说：“人哪，劲使在这个地方，忽略了那个地方，就要漏气。我是天天年年地忙着办幼儿园、做教育，家里呢，吵翻天了。”她自嘲地笑了一下，“一个女人，事业成功，家庭失败。你说，这算是成功还是失败？”
董建听了没有作声。他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我不知道别人怎么定义您成功还是失败。在我心里，您是天底下最成功的老师。我记得您当时对班里的小女孩说，你是最棒的，谁说女孩子不如男孩子，你都不用听。因为他们说得不对。您也是，凭什么家庭失败了，作为女人就该是失败的呢？”
四十八岁，蒋红安终于结束了第二段婚姻。父母也老了，他们对她再失望，到底也无法再说她什么了。她又工作了十年，退了休，一个人住，一个人买菜、做饭、看看电视。实在闲得难受时，她就到幼儿园里去溜达溜达。看看年轻的老师有什么难处，看看小朋友们好不好，看看幼儿园门口的家长们见到自己孩子时的笑容。
一天，当她站在那里笑眯眯的时候，一位妈妈扑了上来。这家长也三十多岁了，可她却一把抱住蒋红安的胳膊，扭股糖似的撒起娇来：“蒋老师，你还记不记得我呀？”
蒋红安定睛一看，是她年轻时教过的一位小朋友。“丹丹！是丹丹吧！”
“是我！是我！我把我的小孩也送来了！”
毕业的学生回来看她的多得很，他们也源源不断地把自己的小孩送进蒋红安的幼儿园。这个叫丹丹的毕业生却特别能撒娇，因为她没想到蒋园长竟然已经退休了。小孩来了好几天，终于逮到蒋园长。
她揪着自己放学的小孩一路黏着蒋园长，把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啊，有时候又累又沮丧，真想再回您的幼儿园当几天小朋友，充充电，打打气。”
这句话明明只是撒娇，却在蒋红安心里扎了根。她有时到幼儿园去，看到门口堆着的家长。他们工作了一天，站在这里等着接孩子。他们的脸上写满了疲惫和压力。
要想当好家长，首先得做一个快活的人呀。他们想不想当幼儿园的小朋友，充充电，打打气呢？
已经退休的蒋红安，又开始有新的想法了。给已经长大成人的人办一所幼儿园，让他们重新当一次小孩子。重新爱他们，重新鼓励他们。大人来当小朋友，既不用哄也不用抱，但却比小孩子更难接纳教育，更难接受自己。有些学生在她的幼儿园里一待就是一年，几乎算赖着不走。蒋红安心里倒挺高兴。
这里不光是疗愈他们的地方，也是疗愈自己的地方呀。
一个周末，蒋红安家里的大米生了虫。她正在家里戴着老花镜艰难地捡米虫，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董建。
自他从深圳回来创业后，每年总要抽时间来看看自己的蒋老师。无数创业公司前仆后继地倒下，董建却越做越大，“企业家”“成功人士”“年轻有为”，当然还有“身残志坚”“白手起家”等一个个标签贴得满身。可他到了蒋老师这里却蹦蹦跳跳，一进屋就抢遥控器。“快看快看，电视上在采访我！”
他把蒋老师的大米桶抱在身前帮她挑虫子，并献宝似的给她看他上电视接受专访。
女主持人问他：“您小时候家里很贫困，据说您是盲眼的奶奶一个人养大的，还因此出了意外。而且您的学历也不算很高，可是很多人都说，在您创业的过程中对抗风险和竞争时做出的决策显得超乎常人地冷静和有条理，而您在创业路上面对道德抉择时又总是顾全人权和人伦，感觉您受过很高水平的教育。”
“你说对了！”董建在电视上笑逐颜开，“不要看我家里困难、身体残疾，学历还不高，我还真就受过很高水平的教育。我这一辈子，既不怕艰苦，也不怕失败，就是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遇到过一位老师，幼儿园老师！”
听到幼儿园老师，女主持人和现场的观众都笑了起来。董建也笑着说：“我这位老师，当年才十九岁就自己开办了一所幼儿园。我到现在都觉得，她开这幼儿园，完全是为了我！”
四十多岁的成功人士满脸孩子似的自豪。所有人又笑起来，蒋红安坐在电视机前也笑了。
电视里的董建说：“她创办了这所幼儿园，教给像我一样的所有孩子，爱自己、爱别人，要有自信，要有勇气。她教我的这些东西，就是我这一辈子最珍贵的财富！”
蒋红安没有说话，她悄悄抹去了一滴眼泪。坐在身边的董建也莫名地不好意思起来。过了一会儿，蒋红安对他说：“你说得没错。我这幼儿园，当初就是为了你才要办的。”
“哈哈哈，我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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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很难摆脱来自社会和他人的定义。然而当自己足够坚定有力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支撑着自己逆水行舟，为理想和目标不断奋斗了。
对自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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